曲辰著《轩辕黄帝史迹之谜》全书连载涿鹿论坛-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10-14

— 本帖被五台一散人执行置顶操作(2012-03-06) —

共2条评分

望宇重楼	金钱 +50	精彩	2011-10-15
五台一散人	金钱 +10	喜欢	2011-10-14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分享到 淘江湖新浪 QQ微博 QQ空间开心人人豆瓣网易微博百度鲜果白社会飞信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105楼发表于: 2012-08-29

回江山美的帖子

江山美: Q x}\[
曲老好，好长时间没联系了，有时间看您去。 Q x}\[

好！谢谢您！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江山美

张家口高二

只看该作者 104楼发表于: 2012-08-26

曲老好，好长时间没联系了，有时间看您去。

战旗飘飘

张家口小学

只看该作者 103楼发表于: 2012-07-22

在涿鹿真正为炎黄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首指曲晨先生！

温柔的小菜

张家口小学

只看该作者 102楼发表于: 2012-06-04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101楼发表于: 2012-04-02

感谢大区版主与作家的称赞！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秀灵的人

张家口初一

只看该作者 100楼发表于: 2012-03-13

fc1399

总版主

只看该作者 99楼发表于: 2012-03-07

中华文明从涿鹿走来！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98楼发表于: 2012-03-07

后记

        《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一书虽已脱稿，但我的心中总觉得不安：
     我自己学识浅薄，本非研究轩辕黄帝史迹这样重大课题之料。此实在是于不知不觉间，自己将自己逼到了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的。先是，读了一些论述黄帝事迹、历史地名不准确或存有明显错误的文章，存有凡事爱刨根问底之癖的我，便专门研究一些有关资料，并疯疯癫癫地一次次到有关遗址进行调查。这样，发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继之，办刊物10年，偏偏又被指派为分管介绍当地历史、人物、风土人情方面的专栏编辑。于是，在这个方面就越陷越深了。当工作之余，写了一些东西散发于学术研究刊物之后，便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地步了：
     对于积累下来的一些研究所得，虽然认识粗浅，总觉得扔了吧？可惜；不扔吧？要整理出个东西来又因学识粗浅，资料奇缺，精力有限，做起来很难。有位很有远见的著名历史学家曾劝我罢手，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没听老先生语重心长的忠告。这不？就这样走了这条艰险之路！不过，艰难也好，危险也罢，这都搁在其次，关键是我没能将这个东西写得满意些．因此而于心有愧，愧而不安，此其一。
     原先，作何写法，我有自己的打算。但同朋友们交换意见，很多人劝我写成趣味性强、可读性强的通俗性读物。朋友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却没有才能做好。不能很好地将学术性与趣味性统一起来，顾此失彼，于是就搞成了现在这么个样子。此为于心不安之二。
     既然力图比较正确地介绍轩辕黄帝的史事，业绩，这就不能不辨是非，不痛不痒、哼哼唧唧、圆里圆滑地做文章。于是，不论古今，哪一位名人、学者的观点，说法，自己认为对的就赞成，认为错的就指出，并力图指出其客观根源。这样，驳了当今名人、学者所论之处，如有不当，人家自会提出反批评，以纠己误，从而求真，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好事，无不安之处。唯思驳之于古人，古人已不能著文澄清历史是非，若自己由于条件所限，学识所致，批评错了，岂不又造成新的谬误？此其三。
     以上三点，都是关系到能否尽量客观地、比较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历史，正确地研究和认识轩辕黄帝伟大历史功绩的大问题。有鉴于此，我恳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以使因我学识粗浅而造成的谬误，得以改之，正之。

                                       作者
                                       1989年4月21日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97楼发表于: 2012-03-07

六十、中华民族为什么尊黄帝为始祖？

            现在，我们谁都知道，人类是由古猿类进化而来的，这，距今大约已有一千多万年的漫长历史了。所以，且不说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个具体的现代民族，绝对不会是由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后代繁衍而成，像中国这样一个共有50多个不同民族的大国，就更不会依血缘关系而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了。
     那么，从古至今，举凡中国人，无论他漂洋过海，定居何洲何国，又都承认轩辕黄帝是自己的祖先，并自称黄帝子孙。现在，则更有很多爱国志士利用各种机会回国观光、寻根问祖，推动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时代大潮滚滚向前。因为，一句“同是黄帝子孙”的口号，便会喊出所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声，激发出无比强烈的爱国热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即是说，中华民族共尊黄帝为先祖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实际涵义是什么？它又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形成的呢？
     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很清楚的，甚至有些人还很不清楚。只不过，历史上有人这么讲，现在也这么提，别人这么喊，自己也这么说罢了。也正因为实际情况是如此，所以，长期以来，有人怀着极其明显的恶意辱我祖先，否定黄帝其人，其事的历史存在，我们却不能做出及时的，有力的驳斥，甚至还有人附和其陈词滥调，自辱祖先；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尊黄帝为祖，自称其子孙，另一方面则有人说黄帝是神、是仙、是传说，在报刊书籍中大谈黄帝乘龙升天，铸鼎成仙，不能准确地介绍轩辕黄帝在我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上所做的伟大贡献。甚至，连修词上有毛病的，现在通用但却违反历史上习惯称谓的“炎黄子孙”一词，也不能做出必要的及时修正；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轩辕黄帝只是汉族的祖先这一极不符合事实，缺乏最起码历史常识的说法，我们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
     有鉴于此，在这本通俗读物的结尾，我们就不能不对中华民族为什么尊轩辕黄帝为祖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了。
          一、轩辕黄帝既非“神话”人物，又非“传说”人物
     现在，学术界对于轩辕黄帝的史事记载，认识不太一致，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说法。例如：一方面说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伟大，有着近5000年的文明历史。而在另一方面则又不承认古史料所记载的轩辕黄帝史事是历史事实。有的说轩辕黄帝史事是神话，黄帝是神话人物；有的说：黄帝的史事记载是历史传说，黄帝是传说中人物，不一定可靠，不一定实有其人。
     我以为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黄帝既非神话申人物，也非历史传说中人物，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诚然，在中国，确有以神话充作历史的现象，如开天辟地、神通广大，死后身体又变为日月星辰，江河草木的“盘占氏”，以及用黄泥巴造人类的“女娲氏”，就是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回事。先秦诸子百家谈论历史，都没有说到过有什么“盘古氏”，“女娲氏”．他们是汉代以后才被人们编造出来的。
     中国的历史也确实存有历史传说，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历史阶段，是确实曾经存在过的．我国先秦史家述史，就将这种人类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依其主要特点命名一个形象化的名称以作历史分期，这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认识中，是大体一致的。自轩辕黄帝起，少暤、颛顼、帝喾、帝挚、唐尧、虞舜、大禹……这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真实历史人物。
     判定什么是神话传说，什么是历史传说，什么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虽然可以有很多方法，但主要的应该注意如下的一些问题：
     神话是原始思维的产物。它是人们不能唯物地、辩证地、科学地认识人类发展进步以及自然现象的时候，以主观唯心的想象编造出来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自然界变化的，以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故事。神话故事、神话人物的行为，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受唯物的，科学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检验。如“盘古氏”用自己的身体将天和地撑开，死后一目变为太阳，一目变成月亮，“女娲氏”用黄泥巴造人类等等。
     历史传说与神话传说截然不同，历史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的。如先秦吏家们认为人类之初不仅没有上下、长幼、君臣，礼仪等区分，更无衣服、房屋，而是白天结群拾橡栗等野生植物果实充饥，晚间为避猛兽之害，就筑巢予树上，在树木上或山洞中栖息，因此叫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为“有巢氏之民”，称这个时期为“有巢氏”。到了发明钻木燧取火，改生食为熟食的阶段，就命名为“燧人氏”时期……这些说法，基本上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情况。为什么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其原因就是依人们口耳相传的传说而来。也正由于是传说，所以此种说法就很粗略，举不出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更无完整的故事。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神话传说、历史传说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的。凡历史人物，一般都有姓，有名，有生存年龄，有世系之载，其历史活动都有时间，有地点，甚至有历史遗迹可考。他们的事迹绝不像历史传说那样粗略，而是比较详细，但却没有神话故事中那种超越历史现实、不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怪异功能和行为。轩辕黄帝即如此。他的事迹史志有载，他的子孙后代中，有人组织、治理并以此形成的民族，现今通过古遗址、古文物的发现，并结合史料记述进行考证，也得到了证实。他曾经生活、战斗、建都的地方，不仅历史沿革清楚，更重要的是至今尚有大量遗址、遗迹存在……所以，说轩辕黄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错误的。
     二、尊轩辕黄帝为祖是悠久的历史上形成的
     中华民族尊轩辕黄帝为祖而自称其子孙后代，并不是哪一个个人提出的，也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而是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形成的，是从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一开始，就以创建国家的始祖崇拜、祭祀而沿习下来的。
崇祖、祭祖，缅怀祖先的功德，并勉励后代子孙发扬光大，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早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大约就是5000年前某一部落方国的祖庙。自轩辕黄帝创建国家的最初制度后，历代帝王的祭祖活动就成为国家的最重要大典，称之为“禘”，不称王不为帝者，都没有举行此种重要大典的资格，即所谓“不王不禘”。历史上，将夏朝之前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称做“五帝”，就是由祭祀而形成的称谓。三代之际，因为距五帝之时历史还不太久远，所以，在五年一“禘”，三年一“袷”的盛大祭典中，以谁为祖，以谁为宗，是要按世系而推，分一下远近薄厚的。这就是“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的原因。
     商代帝王对于轩辕黄帝等“五帝”的祭祀，在甲骨刻辞中，为着不与皞天上帝相混同，就将他们称做“五后”或“五人王”。三代之后，由于距黄帝之时历史越来越久远，国家祭祖按世系相推，开列历代帝王名单以分等级，不仅事实上做不到，而且也无必要。于是，不论是哪一个古代民族领袖立国称帝治理华夏大地，在祭祖中都是采取以近祖配五帝的办法进行祭祀的。
          三、我国尊黄帝为祖的实质是推他为民族的文明始祖
     尊祖、祭祖，是为了缅怀祖先的功德，激励后人奋发有为。若以我们的现代用语表述，就是以祭祖的特殊形式进行传统历史教育。所以，自古以来，在国家举行的祭祖大典中，并不是只要是自己的祖宗先人就都进行祭祀，而是以他们之中谁对建国、治国、对人民所做的贡献大小，来决定是否列入祭典而行祭祀的。这一原则《国语·鲁语》中所载甚明，这就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无此功绩者，即使是出生所由的近祖，也不进行祭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世代尊轩辕黄帝为祖先，是以他为有国家之始，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
     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而言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地区和哪一个民族，都曾经经历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尔后才先后过渡到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允许人们，并且充分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更多地创造和占有社会财富。但却绝不许可用损害他人的手段去获得。既不允许偷，更不允许抢，而是倡导人们讲礼仪、守道德……这一切，便是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区别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主要标志，就是国家制度的建立。我们说中华民族有着近5000年之久的文明历史，就是以轩辕黄帝始建国家最初形制为始的。
        四、轩辕黄帝绝不单是汉民族的文明始祖
     有人说，轩辕黄帝只“是汉族的祖先”，这是不懂历史，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说法。
     1．依词义而论，祖宗一词并不是以血缘关系而言，而是指初始有道德而受人尊敬的先贤。
先说祖字。《尔雅·释诂》云：“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说文解字》曰：“祖，始庙也。”段玉裁注：“始，兼两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始。”《诗·大雅·生民》序：“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
     再看祖宗一词。《礼祀·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孔颖达疏：“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祖的涵义为始，为先，后来才引申为父母以上的尊长；祖宗，是最初以自己的道德、品质、行为或做出了历史贡献，受到了后人的尊敬，才称之为祖宗的。
     1. 始祖及祖先，也同样是初创事业而有益于后人的先贤之意，并不是要按世系相推，没有血缘关系，就不可以称作始祖或祖先．举例而言，鲁班是木匠行业所尊的始祖，你能说所有木匠行业的人，都与鲁班在家谱、族谱、血缘关系上有联系吗？同样，造纸行业以蔡伦为始祖，也不必按蔡氏族谱去查，凡不是蔡氏所出，便不准许他们干造纸这个行业，就是干了，也不能称蔡伦为始祖。——如此，岂不成了笑话？
     2. 任何一个民族，哪怕是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也绝对不会是由一对夫妇的后代繁衍而成。一对夫妇的后代繁衍的人们，称作家族，则不是民族。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族，并不是依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也不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开始就有的。民族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居住地域，共同的自然环境、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交往等诸种因素，逐渐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字、共同风俗习惯、共同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人群。民族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它也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交往，在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中，逐渐缩小其差别，而最终又归之消亡。按照斯大林所提出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予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又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民族人民经济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在我国，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就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固然不可以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不承认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汉、满、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因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也不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族的形成。尽管现在有些学者在民族学研究中，有将中国各民族形成的历史越说越早，甚至有将古代的氏族，部落也称之为“民族”的个别现象，但大多数的史学家们都认为，在秦以前，中国是没有实际形成不同的民族的，就是汉代之际或稍后的中原人，似亦不可称之为“汉族”。那么，从轩辕黄帝到秦统一中国，这中间就有近3000年的漫长历史。岂有汉族在还没有实际形成的近3000多年以前，就会有了区别子其他民族、唯自己所独有的文明祖先之理？此，岂不荒谬？
     3. 中华各民族的形成，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了不断的迁徙、易名、分裂、融合等复杂的演变过程，才形成了现在的不同民族的。在这个过程中，轩辕黄帝的子孙因受封到边地，形成了历史过程中有别于中原的氏族，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少数民族；而原来并不属于黄帝、炎帝后代的其他氏族，则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战争、迁徙、与中原民族融合，则最后成为今天汉族中的成员。对此，我们只要稍举几例，便可说明问题。
    《魏书·帝纪序》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同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
     大鲜卑山，即今之大兴安岭，鲜卑族即由轩辕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受封于大鲜卑山，以山为号而来。鲜卑族中的“拓跋”一姓，意为“黄帝的后代”，属于以纪史事而为姓氏者。鲜卑族中有一部分在后世不断南迁，经过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到达“匈奴之故地”，尔后，又分成拓跋鲜卑、秃发鲜卑、铁弗鲜卑、宇文鲜卑、慕容鲜卑等许多部族。其中，“秃发”、“铁弗”，即是“拓跋”一语以音而译的不同写法。这些部族在历史上建立过西秦、南凉、北魏等政权，都尊黄帝为始祖。其中尤以北魏祭祀黄帝最勤，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濬曾先后6次“幸涿鹿，登桥山，……以太牢祠黄帝庙”，孝文帝在忙于迁都中，还记着下诏修葺黄帝庙。
     历史上鲜卑族自己以世代传说，说自己是黄帝的后代受封于鲜卑山，依所在之地而形成其族，这不仅与先秦史书《国语》、《左传》所载相符，甚至连巫史所记祭祀山川的《山海经》，也与其说相合。《大荒西经》云：“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日始均，始均生北狄。”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等同志，根据《魏书·礼志》所载，在大兴安岭找到了鲜卑族旧居之地的祖庙“鲜卑石室”，发现了刻石祝文和不少文物，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物证。
     鲜卑族从原居大兴安岭有一部分南下后，留在原地的鲜卑人，则被中原史志称之为“室韦”，“契丹”等名称。周清澍在《蒙古和蒙古族的形成》一文中，据其研究考证而指出：“目前占主导的意见是：最早的蒙古人来源与东胡，东胡是匈奴以东许多族属相同的部落联盟。”并说，“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室韦只不过是鲜卑不同的译音(Serbi，Sirbi，Sirvi)，室韦人就是留在原地较原始的鲜卑人，也是一个包括许多部落的联盟”。
     按《旧唐书·北狄·室韦》所载，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等部在俱伦泊（即今内蒙新巴尔虎右旗东北之呼伦湖）以北，傍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居住。其后，室韦人西渡呼伦湖，沿鄂嫩河到今乌兰巴托北的肯特山附近居住，逐渐繁衍而形成蒙古族。《蒙古秘史》也说：“成吉思合罕之根源：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营于斡难河源之不峏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此记述中的“腾汲思”，在突厥语中意为“海”，当指呼伦湖而言；“斡难河源”即鄂嫩河源头；“不峏罕”的语意为“高山”，系指肯特山；“哈勒敦”者，意为山峰。《蒙古秘史》所记述的成吉思汗之祖先迁徙过程，与中外文献完全吻合，证明蒙族先祖是为室韦人，即古代的鲜卑人。唐朝以后，史书将蒙古族的先族分别记之为：蒙兀室韦、毛褐室韦、蒙瓦室韦、萌古子、蒙古斯、梅古悉、盲骨子、蒙古里、朦骨……其实，都是“忙豁勒”一语音译的不同写法罢了。到了元代，方以“蒙古”二字将族名固定下来。
     《史记·五帝本纪》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日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日帝颛顼，帝颛顼（即高阳）父曰昌意”，昌意之父即轩辕黄帝，昌意之母即是西陵氏之女，名嫘祖，是黄帝正妃。所以，虞舜是黄帝之七世孙。正因为如此，“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晋书·载记十六》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也为羌酋。”古之西羌即现在的藏族。藏族在文化、风俗等很多方面与汉族有着极其相似和相同的地方。如藏历也同夏历一样，以月之圆缺定月，只是藏历重望而不重朔，即“望”必须在每月的十五日，而“朔”则不一定非在每月的初一。藏历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配，以代十天干。以十二属相代替十二支，如夏历的干支纪年法。藏历与夏历比较，则更显古老，我们从中正可窥见到夏以前的中国古历法；藏医治病，内服药有催吐、攻泄、利水、清热等法；此外，有针灸、拔罐、放血、灌肠、导尿、冷热敷等；在医学理论上，认为“龙”是维持生命、肢体活动、气血运行、食物消化、支配呼吸与生殖功能的；在语言上，藏汉同属一个语系。
     汉族的历史成分是最为复杂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融合进了匈奴，鲜卑、白狄、高句丽、乌桓、羯、氐、羌、契丹、女真、蒙、满等许多氏族和民族。倘若在尊轩辕黄帝为祖的问题上，真去按血统而论，依族谱世系相推，按史志记载为证，倒是蒙古族，藏族等实为黄帝后裔，而汉族则大有问题了！如说黄帝只是汉族的祖先，则汉族就事实上成为不顾历史事实的一种霸道了。
     民族的历史形成，不是以血缘而来，而是依所居地域的地理、自然、气候，以及物产等客观条件，而决定了区域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俗习惯等所决定、所区分的。例如蒙古族的吃牛羊肉、喝奶茶、住毡房和游牧等，便是地处寒冷的大草原所决定的。蒙古族的较深眼窝与颧骨处的皮肤发红，亦是由于在寒冷的风沙之中劳动，行路需要眯细眼睛及颧骨上毛细血管为保护皮肤而发达的缘故。中原民族若迁住于草原上，也必须放牛羊、吃肉、喝奶，住毡房，时间久了，他的颧骨处皮肤也要发红；反之，蒙古族迁至中原，自然也不必非要行游牧，住毡房，而须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这难道不是极明白不过的道理么？
     我们的国家，自轩辕黄帝肇造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统一，有分裂，各兄弟民族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也互相翻脸，直至开兵见仗。这样的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中华各民族，若追溯其历史渊源，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为血肉相连的关系。
     4. 按民族一词，有狭义和广义的不同用法和所指。狭义的可具体区别为蒙古族、满族、汉族、藏族、苗族等；广义所指，则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以及阿拉伯民族，中华民族等。在我们看来，中华各兄弟民族是在我国的特定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轩辕黄帝始建的国家制度，他所开创的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并不属中华民族中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我们中华各民族所共有的共同历史，中华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继轩辕黄帝之后，都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轩辕黄帝理所当然地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明始祖，这不仅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是我们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的骄傲！
     我们尊历史上的轩辕黄帝为文明始祖，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就是国家的认同，历史的认同，文化的认同！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96楼发表于: 2012-03-07

五十九、中国的考古将出“怪事”

            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我明显地感觉到这样一个问题：伴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未来的田野发掘所发现的古文物及其研究，将会出现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即实实在在的出土文物证明我们原先认为属于“神话传说”的古史记述，实为真实的历史；即使确实为神话传说的，亦原有历史事实为依据……老实地说，这样的“奇怪”现象已经在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只不过，它还尚未普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罢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一则货真价实的神话故事为例，对其进行分析，然后论及其他，用事实做出结论。
    《太平广记》第230卷辑录了《异闻集》所载的一则神话，说是隋朝时候，汾阳人侯生是一位天下奇士，当时的王度对其十分尊敬，以师礼而事之。这侯生在临死之前，赠给王度一面古铜镜。此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状。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划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这侯生还告诉王度说，若持此镜，则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都将畏惧而远避之。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怪事，都证明了侯生所说的话不差。
     王度是大业七年五月罢御史之职而归河东时，遇侯生病故而得此镜的。六月，他到长安的途中路过乐坡，曾住宿于一个叫做程雄的家中。主人答应留宿之后，王度便行洗漱而整衣冠，届时，便取出铜镜自照。他却万万没有想到，程家有一极其端庄美丽的婢女走过之际，看见了这面铜镜，吓得跪在王度面前叩头触地，血流满面，而不敢停歇。这使王度十分惊奇，便问程雄这个婢女是怎么回事。程雄说，是在两个月以前，有一位客人领着这个婢女从东而来，因为当时这个婢女病得很厉害，已难于行路，便寄留在这里，说他过些日子就会再来将她领走。谁知，直到现在也没见到那位客人的踪影……于是，王度就怀疑这个婢女是妖精鬼魅，就要用镜子照她，要她变回其原来的本形。吓得婢女连忙说。“若掩镜不照，饶奴家小命，即变原形。”王度掩住镜面说：“你先自叙由来，然后变还本相！若如此，可饶你性命。”女婢拜谢了饶命之恩，便叙述了她自己的身世。
     原来，这个女婢本是华山神君庙前古松下的一只千年老狐狸，因为羡慕人间的生活，便苦苦修炼，终于能够变化人形了。但兽类变人，自古认为是不合常理，是要惑世害人的。她能变化人形的事被华山神君察觉后，便要捕其治罪。这样，她就逃命到了河渭之间，认下邽陈思恭为义父藏匿了下来。陈思恭对这个养女十分好。大约是因此女说话乖巧之故，取名日鹦鹉，择婿嫁于同乡的富人柴华为妻。可是，柴华放浪，对鹦鹉薄恩而不谐，鹦鹉便逃出柴家，欲寻求知音良侣。谁知旅途之中，又落入了行人李无傲的手中。这李无傲十分残暴，带着鹦鹉游历数载，折磨得她重病缠身，行到此间，已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所以就被李无傲丢弃在这里。万万没有料到，刚脱暴虐之徒手掌，便又遭逢天镜，此想来是在劫难逃了！王度问鹦鹉道：“汝本老狸，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鹦鹉说：“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王度又问鹦鹉：“欲舍汝可乎？”鹦鹉对王度之言表示感谢。但她觉得原先幻想到人间寻求幸福，不过是一种痴心妄想。繁华的人世之间，原来也不过是处处隐伏着险恶的。与其如此，还不如一死干净。且自己答应了变还其原形，是不能食言的。就是不变，被宝镜一照，也得立刻显露原形的。然而，久为人形，再复故体，那也是一种羞辱，受羞辱之后，再生存于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就恳求王度藏镜于匣内，以延缓数刻性命，以尽一生之欢，能够得到大醉之后变还原形而死，便是一种幸运了。王度对鹦鹉的恳求还是很不相信，说：“缄镜子匣，汝不逃乎？”鹦鹉听罢此言，凄惨地笑道：“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缄镜而走，岂不终恩？”于是，王度将铜镜放回镜匣之中，招程雄全家及左邻右舍之人俱到，摆以酒宴，与鹦鹉尽相戏谑。鹦鹉尽情大饮，很快便显醉态，起而飘飘枭枭舞于席前，作歌唱道：“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罢，向王度深深一拜，化作老狸而死，满座人见之且惊且叹。
     作品中，还以这面古铜镜为线索，串联了灭蛇精，杀猿精，龟精，擒鱼精，开水道，治鼠妖等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凡此种种，自然是不可能有的事情，而是志怪小说作者想象出来的。但是，这种文学创作依托的黄帝铸铜镜，以及对古镜外形和奇异特点的描述，则有可能、或者是完全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
     其一，除《异闻集》这则志怪小说、我们今天通称为神话故事的作品里，有其创作所依托的黄帝铸铜镜之事外，其他古书如《黄帝内传》、《稗史类编》、《格致镜原》等，都有关于轩辕黄帝铸铜镜之载。只不过，都记黄帝“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与《异闻集》所说略有不同罢了。此证明、《异闻集》中《王度》这篇神话故事的创作所依托，是有历史事件的记载为据的；
     其二、《吕氏春秋》已有“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的记载。《史记》有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的记述。凡此，都说明当黄帝之时，已发展到铸用铜器，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了；
     其三、现在的考古发现，已证明早在四千一二百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能铸造铜器，此距黄帝时期不过晃三四百年的时间了。如70年代，在甘肃省广通县齐家坪和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铜镜，就证明我国用铜镜的历史，至少是在4000多年以前。王仲殊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载1981年第四期《考古》杂志）一文中，据此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铜镜的国家之一。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国铜镜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载1984年第十期《考古》杂志）一文中说：“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我国至迟在将近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这就比解放前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而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3296号墓中，发现的铃形铸造红铜器，经科学测定，不仅其含铜量纯度已高达97.86%，而且其墓中人骨的年代“应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至于随葬品的铃形铸造红铜器，当然不至于是墓主人死时临时铸造，其年代自然比墓中人骨的年代要更久些。这就比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铜器又提早了一二百年。所以，考古发掘中发现距今4700年左右历史上的铸铜器物，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至于《王度》这篇神话故事中所描绘的这面“黄帝所铸第八镜”，上有“龟、龙、凤、虎，依方陈布”等纹饰，以及“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等，则是作者依据西汉以后的铜镜流行纹饰及“透光镜”所写。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汉代“透光镜”，以日光照射镜面，折射到墙上，则能把镜子背面的所铸纹饰清晰而分毫不差地反映到墙上的镜影之中。外国人称此种古“透光镜”为“魔镜”，不知其所以然。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经过多年研究，终于揭开了“透光镜”这种科学制造方法的千古之谜。
     当然，既然是后人依据古史事记载而行编造传奇小说、神话、仙话故事，总是难免会有一些破绽露出来的。就我们以上所举《王度》这篇故事中对所谓黄帝所铸的铜镜外形描绘，其纹饰、其透光的奇异性能是依汉铜镜所描写；对其镜背所铸文字，“文体似隶”，“非字书所有”，则知作者是力图以此描绘得越古而越能使人相信其真，但作者所知道的最古老字体只是秦以后的隶书，或者秦篆。再往前历史上的古字字形如何，是一点也不知道了。所以，也就只好描写为“文体似隶”“而非字书所有也”。现在，我们根据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标本，知道我国有文字的历史已有大约6000多年，轩辕黄帝之时已有文字，但其字体绝不会是“似隶”，就连我们已知的商代文字，同隶体字也相差很远了！这也正如后世依黄帝战蚩尤的历史而编造蚩尤形貌为“铜头铁额”，一个“铁”字露出汉代人附会的马脚是一样的。
     通过以上分析，《王度》这篇神话故事，当是依轩辕黄帝铸铜镜的历史记载为背景进行创作的。它所依托的，极有可能为历史事实。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却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有明显规律的历史事实。比如：先秦史籍《世本》、《吕氏春秋》载有“黄帝命羲、和占日，常羲占月”，“大挠作甲子”，并明确记载“帝喾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仪(同羲)”。甲骨文、考古发现以及《国语》、《左传》等史籍，都证明这些记载是有历史根据的，其中黄道十二次之一的“嫩訾”，即以常羲所出之“娵訾氏”而命名曰“娵訾”；直至明末欧洲天文学传入后，“娵訾”次才被称作“双鱼”。可是常羲这位负责占月的历史人物，到了汉代的杂家著作《淮南子》一书中，则被描绘为嫦娥及奔月的神话故事了；
     同样，由于我国很早就有了天文学中各种星官、天区以及二十八宿的名称。按《国语》、《左传》所记载，这些至迟在商代就是普遍为人所知所用的天文知识。如《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武王伐纣时的木星、日、月所在天区时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牵牛即二十八宿中的牛宿。现在，天文学家、历史学家们按天文学知识以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推算，认为《国语》对武王伐纣时的岁时天象记载是准确的。若商周之际无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及准确用以纪事，史书便不会有如此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在汉代以前，即使是诗人们以形象化、拟人法的比喻而描写牵牛和织女星座，但也未形成什么神话故事。直到汉代以后，才有了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等先秦史志有“仓颉作书”之史事记述，到了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便才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的故事；正是因为古史书中有黄帝迎日推策、获宝鼎等记述，汉武帝时方士公孙卿之流为投好鬼神、求不死的武帝信任，以求富贵名禄，才信口开河地编出了黄帝铸鼎成神化仙的离奇故事；先秦典籍《易》经、《庄子》、《商君书》等等对神农、炎帝的记载，分得极清楚，但到后汉班固的笔下，便合而为一，变成一个人了；在甲骨卜辞中，殷人称天神为“帝”，对五帝称“五后”，  “五人王”。春秋以后历代正史都称太微五星为“五天帝”，称历史上轩辕黄帝等五位历史人物为“五人帝”。区分得极为清楚。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人将轩辕黄帝看做“神话传说中人物”……
     总观古代各种书籍的记载，汉代以前的书籍，如《周易》、《逸周书》、《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尚书》、《春秋左传》、《吕氏春秋》、《国语》、《庄子》、《韩非子》、《商君书》、《孙膑兵法》等等，在记载轩辕黄帝事迹中，没有多少怪异的说法。就连《山海经》这部巫史所记之书，以专言怪诞之事而出名，也是将轩辕黄帝当作历史人物记述的，并没有黄帝成神，成仙之说。将黄帝史事附会为神话故事，是从西汉开始的。关于黄帝事迹的怪诞记述，俱出自汉以后的杂家、道家、阴阳家、志怪小说家们的著作。如《淮南子》、《龙鱼河图》、《述异记》、《初学记》、《苏氏演义》、《列仙传》、《列异传》、《路史》、《太平御览》，《绎史》、《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梦溪笔谈》等等。就连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也是出自三国时候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并不是汉代以前就有。
     这就是说，中国的情况与外国不同：在外国，如印度、埃及、希腊等，一般都是在原始思维的影响下，先有古代神话传说，尔后才有历史记述。在中国，则是先有古代的历史记述，然后才有神话故事的产生，而绝大部分又是自西汉以后才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在外国，神话故事一般都无具体的历史事实为依托。而在中国，绝大部分神话故事都依托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如：先有了武王伐纣的真实历史，然后才有《封神演义》的神话故事；有汉武帝好神仙的真实历史，然后才有人伪托班固作《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及伪托东汉郭宪作《汉武洞冥记》，而言神仙鬼怪；有三国时代关云长其人，然后才有关云长显灵及关帝庙的建立；有了陈玄奘取经史事，才有《西游记》的神话小说；就连《穆天子传》也并不一定是西晋时地下所出。按历史记载，汲县所出竹简有数十车之多，后经整理，共有书75篇，为何别的书绝大部分佚失，不能保存下来，而只有《穆天子传》能丝毫无损地保存至今呢？所以，有人怀疑它很有可能是秦汉甚至西汉作品，也不无道理。即使它真正为汲竹书，亦是按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的史事记载而附会出来的神话故事。
     所以，在中国，绝不是什么“神话转化做历史”，而是古代很多历史事实附会成了离奇的神话故事。而这种将历史转化为神话的工作，直至今天，还在有人“理直气壮”地从五帝到夏，商、周，秦有“系统”地做着！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上古时代神话较少，而到了汉代以，后才出现将大量历史转化为神话的特殊情况呢？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很长，至今已达6000多年之久；
     二、中国国家制度的产生很久，大约在五千年前的时候，已有若干部落方国的实际存在。至轩辕黄帝之际，已形成土地广阔的国家雏形，并有了一定的典章制度；
     三，在进入文明时代的同时，中华民族已摆脱了原始思维的思想束缚，产生并形成了一种唯物、辩证的本原哲学思想，它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科学技术在古代就很发达、进步，很多方面都居于世界遥遥领先地位的极重要思想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记载史事的书多，而神话故事却产生很少；
     四，秦始皇。汉武帝等好神仙、求不死，重用方士，敬事鬼神，给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上好之，民风尤甚”。在一些人以专言鬼怪神仙为能事而一时暴富的实际社会影响下，民族思想意识由原先的唯物，求实，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唯心，迷信空气较浓了。由西汉的方士说教流行，到魏晋南北朝神话、志怪小说创作大起，直到明以前集其大成，这就是中国神话的发展历史，神话故事，志怪小说，固然是一笔民族文化遗产。但是，从一个民族文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由唯物求实而变得重于唯心和迷信，无论怎么说，这都不能说成是民族思想史上的进步，而是倒退。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不能只看一时的物质贫富，还应当看其思想和精神面貌如何。有什么样的思想，便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思想上唯物、求实，行动上便勤劳，勇敢，富于发明和创造；反之，思想上唯心、迷信，行为上自然就落后，守旧，听天由命，不求进取。虽然，思想进步与落后，对于物质的创造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奇异效果，但它总是要影响于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的。正是由于汉魏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倒退现象，这才导致了唐朝以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放慢了脚步。再加上宋以后的战乱，到了清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终于落后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汉以后盛行起来的神话或者叫志怪小说的创作，一定要都附会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身上呢？这个原因也是很自然的：方士谈神说鬼以骗人，自然依托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搞得真假难辨才能使人相信。道家，阴阳家等等为立己说以使人相信，亦如此。至于志怪、神话小说的创作，其作品虽然能引人好奇之心，但越奇怪就越难使人尽信，而依托于一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便会收到奇效。这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规律，中外都如此。富曼诺夫谈小说创作技巧之时，就一再强调：“一定要了解历史环境：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等等，“要引用信件，摘录日记（信件和日记是可以‘找到’的），引用报纸上的消息片断”等，是好办法。
     所谓“怪事”，即出于人们所知、所料之事。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即使是生活在古代社会里的人，也并不见得对当时的社会史事全都了解，我们生活在今天社会上的人，对几千年前的史事了解就更少。再加上秦始皇的“非秦纪皆烧”，大肆毁灭古史料，汉代以后又将很多古代历史、特别是轩辕黄帝的史事附会为离奇古怪的神话故事，宋以后由辨伪而走向疑古之偏，至“五四”由反封建而一古脑否定古代历史和文化，这就使今人正确认识古代历史的真面目增加了很多不利因素。由此，人们先是认为商代属于传说时期，未必有史书所载的那样真实历史。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随着商代各遗址的发掘，人们这才认识到司马迁等所记商代历史不谬；但还坚持认为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夏王朝。伴随着对夏文化的探索，现在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已经没有疑问了，只不过在夏文化的分期问题上还有些争论。但很多人，甚至是学术界的不少人们，仍然认为五帝时期属于历史传说。对于轩辕黄帝则一面承认他是民族的文明之祖，而自称其子孙后代。一面，则不承认他的历史存在，坚持黄帝是神话传说中人物。对于黄帝时期的诸多发明创造也一概不承认。这种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自相矛盾而又很固执的学术观点，没有实实在在的出土文物来证明，是很难改变的。而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地下文物则又绝不会等到人们承认了它才出现。所以，当出土文物证实了原先认为是“神话”的竟会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时，岂不就感到“奇”，认为“怪”了？但是，事物的产生又自有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思想认识为转移的。出土文物证明“神话传说”的“怪事”已经开始发生，并将越来越多地发生下去，这，又是顺理成章而又极其自然的事情！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95楼发表于: 2012-03-07

回吹皱一池春水的帖子

吹皱一池春水:
希望能上这个栏目，宣传一下张家口 -\!"Kz/

         哈哈！我说的，初看先生的文笔，就觉得具有史学家风格呢，原来，先生就是正儿八经地搞历史研究的人；
         先生说谈大跃进之文是您同学记其母事。如此，则我猜测先生经历曲折传奇为误。
         愿先生能开拓事业视野，做一番自己喜好而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之事！看您文章、回帖至此，我感到无比高兴。这个布谷先生，好眼力！是能做导师的人物！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吹皱一池春水

论坛版主

只看该作者 94楼发表于: 2012-03-06

回栋哥的帖子

栋哥:中央电视台马上要推出一档节目《文化中国》希望到时能与当地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咱们张家口的文化特色做成栏目 (2012-03-06 13:01) -\!"Kz/

希望能上这个栏目，宣传一下张家口

秀灵的人

张家口初一

只看该作者 93楼发表于: 2012-03-06

hao

栋哥

荣誉会员

只看该作者 92楼发表于: 2012-03-06

中央电视台马上要推出一档节目《文化中国》希望到时能与当地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咱们张家口的文化特色做成栏目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91楼发表于: 2012-02-29

回布谷的帖子

布谷: lrj&60R`w
此书我拜读不下十遍，最近还是有新收获！ lrj&60R`w

谷先生是从研究的角度读的。事实上需要回答的历史问题，还有很多没写，没说。也还有我做的不到位、乃至错误的东西需要纠正。这余下来的事，就该仁兄率领你的人马，去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地做好了！这个接力捧就交给你了！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90楼发表于: 2012-02-29

回吹皱一池春水的帖子

吹皱一池春水: lrj&60R`w
曲老师，历史的功臣，您辛苦了！ lrj&60R`w

先生过奖了，“历史的功臣”不敢当。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小事，不足挂齿。
只有涿鹿历史文化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动员、团结起涿鹿的志士仁人，一起奋斗，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做“历史的功臣”！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吹皱一池春水

论坛版主

只看该作者 89楼发表于: 2012-02-28

曲老师，历史的功臣，您辛苦了！

布谷

张家口大一

只看该作者 88楼发表于: 2012-02-28

此书我拜读不下十遍，最近还是有新收获！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7楼发表于: 2012-02-27

回望宇重楼的帖子

望宇重楼: lrj&60R`w
感谢曲老无私的奉献[表情] lrj&60R`w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只是，有些古文字字例无法在网上显示，觉得很遗憾。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望宇重楼

监督

只看该作者 86楼发表于: 2012-02-27

感谢曲老无私的奉献

曾经欲望重楼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5楼发表于: 2012-02-27

五十八、黄帝的“封禅”说明什么？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黄帝灭蚩尤，战炎帝，东
征西杀，南战北伐，建立地域广阔的国家，定都邑于涿鹿。置百官，监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那么，黄帝的封禅于山川是怎么回事呢？它又说明一个历史上的什么问题呢？对此历来就众说不一。尤其是秦汉之后，由于受秦皇汉武为求长生不死而敬鬼神、兴封弹的实际史实影响，由于公孙卿等一班投武帝所好而信口开河附会黄帝封禅之举，有些解释黄帝封禅的说法，就去史实较远而近于失真了。
   封禅之“禅”古为“墠”。筑土为坛谓之“封”，除野外土地之杂草是曰“墠”。如《毛诗·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传》曰：“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封禅，即是对土地山川的一种祭祀。此是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到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生产阶段，出于对土地的热爱。又由于受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所限，尚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顺自然规律而改造自然，以有效地抗拒旱、涝、风、雹、病、虫等自然灾害而确保丰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祭土地山川以祈求丰收的一种活动。此种活动，大约早在六七千年前，伴随着农耕已为主要经济生产的实际社会情况而产生，大约到了五六千年之前，就已形成一种礼制。即在中国大地上已出现部落方国之际，各部落方国在所都之邑的郊外，封土为坛以代表土地，以五谷之中的“稷”这种耐旱作物为五谷的代表，进行祭祀，称为“祭社稷”。辽宁牛河梁遗址所发现的大约5000多年以前的类似于北京社稷坛的古祭祀遗迹，便是此种祭祀活动已形成一种礼制的极好实物证明；而古代帝王巡幸各地时封土以祭山川大地之举，则称之为“行封禅”。
   祭社稷与行封弹，其祭祀对象都为土地及土地所生长的五谷与万物，非为祭天。它是一种祭祀内容的两种作法而已。就是说，祭社稷即祭社稷坛，它是筑土为坛，上按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以象征五方土地，上面再封覆以黄土，以象征中央集权统治。祭社稷，是一种不能遍祭的象征性祭祀山川万物之法；而封弹于山川林泽，则是一种遍祭的祭法。对此，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社稷篇》里说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五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地；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成书或许比《白虎通义》稍早一些的《孝经》在《援神契》篇中也说：“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之中能长五谷之祗，故立稷而祭之。”轩辕黄帝之后，此种祭社稷随朝代更迭，其实际祭祀对象所指，也各有不同说法。先是，黄帝之时曾设有土官一职，即为土正。后世便称大地为“后土”，以与“皇天”相对应。又指“社神为“后土”。“后土”为谁？有指颛顼之子祝融（即黎）的，有说为共工之子句龙的；稷，本指黍类植物，用以代表五谷。后来，夏代之前则祭为炎帝之子“柱”，因其能播百谷百黍，被尊为稷神；到了商周之际，则祭帝喾之子、周人先祖“弃”为稷神了。因为祭社稷历代都为国家大典，认为这是“建保邦国”之大事，故后来“社稷”二字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至于遍敬土地万物的封禅，因秦始皇、汉武帝俱登泰山以修封，则解释中也出现了偏差：先是服虔说：“封者，增天之高，归功于天；禅者，广土地。”应劭亦云：“封为增高，禅为祀地。”这种解释就已错了一半。本来封禅于各地的山川林泽，只为遍祭大地万物。而服虔、应劭则解释为封为祭天，禅为祭地了。至于张晏之说，则更加离谱了。他说：“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又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张晏的说法，完全错了。他是将祭山川大地混释为祭天神了。古代的祭天神，是以“禋祀”之法。“禋”者，烟也。祭祀之时，是将祭牲置于柴上而燃烧，使之冒烟而升达天空，以昭告天神。而封禅则为封土以祭山川大地。如《周礼·大宗伯》概述祀地祗之吉礼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这，是周代的实际作法。而在商代，则祭山有五山、十山之举。如《殷契粹编》72：“……卜，又于五山，在……”；《殷契拾掇》376：“……求于十山”；《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其卜辞还有“九山”，3184：“……辰卜……九山雨”。对此，如何能以“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冀近神灵”作解说呢？
   如果我们将轩辕黄帝的封禅于山川，与其他历史记载相联系而进行分析，其义所指就更加明白。史传黄帝作《归藏》，即不以乾卦开头，反以坤卦为始，以象征大地生育万物，而“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的道理；而命人占日、占月、占星，造历法，以“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等，同他穿了象征土地之色的黄衣黄冠，遍祭山川林泽一样，都是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相一致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管仲中国本原哲学，对轩辕黄帝的思想，理解是最为精到的，同时，从《管子》一书历史谈论而言，显然管仲掌握有很多古史料，因此谈史符合历史实际，符合情理。对于轩辕黄帝的封禅始举，也讲得很明白。
   《管子·地数》篇说：“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
   这就是说，黄帝的遍封山川，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保护自然资源，以作有计划的开发利用的意义。此也说明，轩辕黄帝旨在保护自然资源，以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封禁山川林泽，筑坛以祭，与后来秦始皇，汉武帝为梦求长生不死的封禅之举，是有着目的不同的根本区别的，因此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汉武帝时，方士们所说的黄帝以封禅而成仙，则更是胡说八道了。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4楼发表于: 2012-02-27

五十七、为何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特别多？

       史载黄帝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注重解决与人们衣食住行的各种有关问题，播种百谷草木，节用木火材物，淳化鸟兽虫蛾；披山通道，造舟楫，做车辆，服牛乘马而引重致远；论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探讨医理而著《黄帝内经》，总结养生之道；铸鼎、铸钟、铸镜，制礼仪，做冕服，为华盖，以明上下；黄帝命人占日、占月、占星、造历、做甲-子、造文字、定律吕、制弓矢、做臼杵、设重门以防暴客；嫘祖养蚕，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对这些，古代的人们多信而不疑；现在的人们则疑而不信，认为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太多了！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这也是一种“迷”，即只迷于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对本质的分析与认识。这一系列史事，严格地说，也并非完全都是什么发明创造，有的是黄帝时期以前已有，到了黄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是黄帝时期开始做，开始设置专人进行研究；只有少数才是真正的发明创造。
     取得重要成就也好，开始研究也罢，或者是一些发明创造，这本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并没有什么奇怪。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与国家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对此，我们不妨也举出个一二三四，以供大家思索，看其有无道理。
      一、人类为了生存，就需要吃、穿、住、行，为了生活得更好，就需要占有一定的社会财富。因此，人们的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产生变革、或前进或后退的根本力量。假如，腊玛古猿在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改变之后，不是为着生存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那么，便不可能逐步进化为人类；假如现在，做工的不想学技术，不想当八级工或工程师；种地的也不希望他的土地多产粮食；当兵的不想立功，不想当将军；经商的也不想去赚钱；小学生也没有升高中、上大学欲望；当作家的写东西也不指望发表……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进步。
     当然，个人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欲，也会造成破坏，甚至使社会的发展发生倒退。比如在无政府、无法律的状态下，人们为了满足占有社会财富的个人或小集团的私欲，就会去偷，去抢，不但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甚至会疯狂地杀人，放火，毁坏社会财富；即使是有法律，有制度，也有国家机器运转来执行这些法规，但这法规是保护一些人不择手段地、以危害他人、危害社会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有人披以“合理”、“合法”的外衣去这么干，其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也同样会停顿、会倒退。历史上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轩辕黄帝之前，虽然已有一些部落联合、兼并而形成的部落方国。但其地域范围很小，基本上是比氏族或部落组织更大一些的社会集团，它们基本上仍然是为着掠夺别人的财物而形成的一种较大范围内的武装力量集团。这种时候，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不是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而是为掠夺社会财富而互相攻伐。所以，此时不仅不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而是表现于对社会的破坏，这就是恩格斯所称的“野蛮时代”。“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当着轩辕黄帝灭蚩尤，败炎帝，南征北战，建立了国家的最初形态之后，则不容许各部落之间再发生攻伐、抢掠的事件。对于那些抢掠别人财富、危害社会安定的人，就绳之以法而治其罪。当着这种时候，人们为着占有社会财富，就只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正是因为如此，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就多了。也正因为黄帝所建的国家制度，是从野蛮时代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这样，与以前的历史上相比，其发明创造之多也就因对比强烈、明显，在后人眼里，就觉得这个时期多了。
     二、正因为轩辕黄帝所建的国家，是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故有百事待举的实际历史状况。比如，在中国已有文字，的历史已有6000多年。当黄帝之时，有文字的历史已过去一千几百年了。可文字最初，是人们你一个、我一个地创造出来的，中华大地上各处人们所用的简单文字，一是不足以用之记史述事、行文发布政令，再是绝不会自然地形成统一的文字。这就需要指派仓颉之类的具体人去做文字统一和再创造的工作；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虽然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会自行地观察、总结出一些零星的经验。但绝不可能有有系统的、较大规模的观察、研究、计算和数据积累。而天文历法的研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又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则不具备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有系统的长期研究的客观条件。而当轩辕黄帝建立国家之制后，着手进行此类研究，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再如车辆的发明、制造，大道的修筑，也只有国家制度建立之后，才更显得急需，也只有这时才能有这样做的条件……
     三、社会发展对于社会分工的制约。我们知道，在国家制度未诞生之前，社会生产已有了一些分工，这主要是围绕社会生产，如种地的、烧陶的、制革的以及商贩等等。但不属于直接生产性质的社会分工，则不可能出现。比如专门观察日月运行以研究天文气象，制定历法，改革文字，制定音律等，既不可能短时间内见以成效，又不可能用以换饭吃，换衣服穿。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便根本不可能进行。试想，有谁能不吃，不喝、不穿衣服而生存，而搞非直接生产性的科学研究？这些，只能是在有了国家制度之后，有了税赋之制之后，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去长期以此为职业而进行。
     四、历史记载可能会有一些附会之词，但必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就是捕风捉影，也当有点“风”、有些“影”才能捕，才可捉。比如，古史所传有“有巢氏”时期。但只传其始作巢而居，别的则连附会也附会不出来。历史上传有“燧人氏”时期，但也只传其始用火而已。轩辕黄帝时期的史事传说或者叫做记载为多，也是同有了国家之制，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当时的一些如史官之类的人物作了一些记述有着极大关系。只不过因为历史太久，人们难知其详罢了。不然，为什么人们记述轩辕黄帝之前的历史就少得可怜呢？为什么记述黄帝以来的史事就比较地有系统呢？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岂虚哉？”此，自黄帝以来，有系谱，有年代，而在此之前却没有，也是与黄帝始建国家之制，有史官之记分不开的。
     以上一二三四所举，虽可从各种角度以说，但九九归一，都与国家制度的建立有关。所以，我觉得古史记述轩辕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虽多，但并不奇怪，此乃必然而又很自然的事情。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3楼发表于: 2012-02-27

五十六、黄帝时期有无刑法？

      轩辕黄帝建立国家制度之后，有没有刑法？古代典籍记载轩辕黄帝，多称其仁，多赞其德，却并不言其刑治。那么，是不是黄帝时期就没有刑法，是真正的“刑不用而天下治”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虽然我国的古籍对此不载，但我们相信黄帝时期还是有刑法的。因为，我们有以下理由可以作这样的认识和判断：
     第一、与轩辕黄帝大战于涿鹿之野的蚩尤，在胁迫九黎族跟他兴兵为乱时，是制定有刑法的。《尚书·吕刑》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行，并制。”
     第二、尧让舜摄政之时，也有刑法。《尚书·舜典》载：“五刑有服”。又曰：“（舜）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五刑，本来是墨面，割鼻、断足，阉割和幽闭生殖器官，处死。舜觉得这五种刑法太严厉，就以流放这种处罚来宽宥该处以这五种刑法的人。而以官审民事之中对于有罪者可以鞭挞；对不精于学业者可以扑打；对于虽犯罪但有悔改之意者，可允许出金（铜）以赎其罪；因过失而本非有意造成灾害，触犯刑律的，可以赦免处罚；只有对那些怙恶不悛、屡教不改的罪犯，才处以死刑。并以此作为宽宥五刑的一种补充。
       尧舜以德治世，虽行宽宥，但还是有刑法的。黄帝之时的蚩尤是滥用刑法，以逼人跟他兴兵为乱，也是有刑法的。何以黄帝治理国家而无刑法以施？
       前面，我们已经在《黄帝管四方，“手里拿条绳子”干什么？》一节中，在指出袁珂先生以附会来解释《淮南子·天文训》的一段文字记述时，也指出了《淮南子·天文训》这段记述性文字的本身就是一种附会。我们之所以说《淮南子》的这段文字是附会之词，其一，是它以《礼记·月令》关于古代帝王郊祀五方五帝的内容而解释黄帝以法治四方，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种祭祀对象中的句芒、祝融、颛顼等人，都是后人按五方、五行、五色选择而配的，有的不是黄帝同时代的人，而且也不是黄帝之时的实际官员；其二，是《淮南子》将此又列到《天文训》中，并未将这些人物作为生活在大地上的历史人物，而是将他们视作了“天神”。因此而说《淮南子》此文是附会之词。但它所说的“（黄帝）执绳而制四方”，而“四方”之官执“规矩”以“权衡”，则多少有那么一点道理。因为，《淮南子》关于黄帝以绳（法度）制四方的解释，是按汉代的《郊祀歌》而来的．而汉代的《郊祀歌》则又是沿袭了古《郊祀歌》中《歌黄帝》的基本内容的。其歌词如下：
    帝临中坛，四方承字。
    绳绳意变，各得其所。
    清和六合，制数以五。
    海内安宁，兴文匽武。
    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对于《歌黄帝》的全文，这里没有逐一解释的必要。我们单说“绳绳意变”这四个字：此句中第一个绳字，作执行解，如“绳之以法”；第二个绳字，作准绳、法规解；变即变通。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说，轩辕黄帝制定了总的法规，让四方之官去执行，在执行中可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以更符合客观实际。这也就是说，古人也认为当黄帝之时，其治理国家是有着一定的法规的。法规并不等同于刑法，而指各种典章、制度、法律、规则等，其中当然应包括刑法在内。
     第三，古代，有一种刑法叫做“涿鹿”，即墨刑于额上。《太平御览·六四八·尚书刑德考》谓：“涿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马羁笮人面也。”注：“郑玄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伤人，墨布其中，故后世谓之刀墨之民也。’”其实，所谓“涿鹿”，实即后世所称的“金印”，它以刺额为记而代黥面之刑，较刺面为轻。后世将刺额以记改成刺字，又同发配充军之刑加在一起实行，因而遂称“刺配”。是否这“涿鹿”之刑即是黄帝之时改蚩尤墨面一刑而加实施呢？因黄帝都于涿鹿，后世为将刺额与笮人面相区别，就称刺额曰“涿鹿”，而称笮人面目为“黥面”、“墨面”呢？我以为，这也许是可能的。
     第四，国家制度的建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虽然是古代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种必然和自然的事，但它的本身却是一种飞跃。国家制度的产生作为人类文明社会开始的标志，正是因为国家制度一旦建立，它就与先前的部落方国乃至氏族社会制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其一，原先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方国，是以血缘关系，联姻关系、居住地域为限制、为组织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制度。人们往时受此约束和局限，一般只能在这个小圈圈之内活动，而不可能作地域较广的自由流动；国家制度建立之后，这种氏族、部落、部落方国之制已不再起作用，人们可以有较大范围的流动了。所以，原先的一切制度都已经事实上不可能再实行了，这就要有国家制定出一种相应的治理措施；
     其二，原先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方国，可以自己组织武装力量，对相邻之族实行掠夺。国家制度建立之后，则绝对不能允许这类抢掠他人财物而危害社会安定的事情发生；
     其三，原先的氏族、部落、部落方国内部，可以对危害氏族、部落、部落方国内人们利益的行为人，采取各行其是的处理措施。而国家制度一旦建立，它则不允许各种不同的、各行其是的处理。而是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指派官员按着这种统一的法规去加以实施。如此等等，没有各种行为的法规、包括刑法在内的统一制定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轩辕黄帝之时，应当是有刑法的。只不过，人类文明社会最初的刑法．绝不会像后世那样动辄几十章，上百条，洋洋万言，而是极其简单的几项而已。
     那么，中国古代的史册为什么都不载黄帝之时的刑治情况呢？这也是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因的。
     其一，我们知道，黄帝之前的历史上，正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前所必经的“野蛮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一定剩余，氏族族长们在物质引起的贪欲面前，先对内进行剥削，进而对外抢掠，由此引起战争，并导致氏族联合为部落，部落联合和兼并而形成部落方国。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深刻历史原因。轩辕黄帝生当其时，他先是“习用干戈”以自卫，后由各部落方国慑威而宾服，在战蚩尤、战炎帝之后，看到乃有威胁自己安宁的部落方国存在，和平安宁就不可能实现。于是就东南西北从而征之，这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国家雏形。经过了长期战乱，乱极而治，人们已经厌恶极那种互相攻伐、抢掠的情况，故一旦国家之制诞生，社会将出现空前安定的局面；
     其二，轩辕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等等，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大战，一旦胜利，人们自然慑于黄帝之威，在一定阶段不会再去干扰乱社会自取灭亡的蠢事；
     其三，由于黄帝建立国家之制的本身经历，就会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关系到国家安定的重要大事。故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措施，使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虽有刑法之制，而实际用之较少，后世人又因敬重黄帝，多为歌颂黄帝仁德，遂不提及黄帝之时的刑法如何了。
     综上所考，有了国家制度，就必有刑法。黄帝之时，有刑法实施，是肯定的。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2楼发表于: 2012-01-13

五十五、黄帝时期的兵制如何？

              黄帝时期的兵役制度如何？由于古史料无此直接记载，现时考古发掘也还未见到此类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文字记述资料，故此难以详知。此，亦可算得历史之谜，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发现去进行证实。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可以通过已知的一些有关资料，作一个大概的推断。
      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中，生产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占主要位置，并已有家禽家畜的开始饲养，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私有制度已开始萌生。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各遗址中，不仅从墓葬中普遍发现有贫富不均的实际社会状况，同时也发现有用以殉葬、祭神、奠基的奴隶存在。奴隶，不是从本氏族的剥削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中自然产生，而是从野蛮的氏族间相互掠夺中产生，即奴隶产生的根源，是一氏族对另一氏族发动掠夺性战争中所俘获的他族成员。也就是说，奴隶即战俘。属于仰韶文化系列的半坡遗址中，就发现有用人头奠基的实例。由此可知，在中国，战争并不始于轩辕黄帝战蚩尤，而是早在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的历史上就已经发生了
      按古史记述，考古发现的资料推断，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的大地上已出现了部落方国，它是由氏族间的互相掠夺造成氏族间联合、部落间联合的历史产物，是介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与文明的国家制度之间一种社会组织。如《战国策·秦策》苏秦所说的“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所言的“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诸侯相侵伐”，辽宁牛河梁遗址所发现具有国家形态建筑物遗迹等，都是此种部落方国存在的证明。
      不过，那时候大约不会有什么常备兵员，也不会产生后世所具有的各种兵役制度。而是每个部落里的人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设有部落军事首领以统率。此，当为最原始的“全民皆兵”。由于兵即是民，其所进行的战争又仍为部落掠夺和兼并，故亦不存在什么税赋之制。
     到了轩辕黄帝之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所实行的，已不可能再是“全民皆兵”，也不可能没有最原始的税赋。这是因为：
     第一、按《山海经》、《晋太康地理志》等书对轩辕之丘及蚩尤城的记载，以及我们对这两处现存古遗址的调查看，黄帝同蚩尤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年两年而解决问题的，而至少是相持了几年的时间。不然，《山海经》所记轩辕之丘已有方形防御工事之建的实际域郭外貌，以及《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对蚩尤城的记述，就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就连蚩尤兵败，也绝非一役而定。否则，应龙于灵山沟蓄水冲毁蚩尤城后，一役而擒杀蚩尤，他就不会再建蚩尤三兵寨了。既然战争的进行，持续了一定的年代，也就自然不会是“全民皆兵”，因为那时限于生产水平，绝不会有能够不种地而吃多少年的存粮。这就必然是青壮年打仗、老少及妇女们种田。
      第二、黄帝战蚩尤及炎帝后，“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这，也绝非一年两年之功。且长途远征，不要说老弱者及妇女儿童难以从行，若都去打仗，则必然无人种田而因缺粮难以将战争进行下去。这是因为，黄帝此时所进行的战争，已不再是部落方国那样的掠夺财物，而此时，主要军事目的是为着征服“有不顺者”。氏族之间或部落方国之间的战争，是就近间进行，是掠夺和征服弱族；而黄帝此时对宾服于自己的弱者，则是“平者去之”，这与以前强者征伐弱者为掠夺弱者财富的的战争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故，黄帝征伐所用的粮物，也不会是来源于掠夺。因此，按《史记》等书所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及与炎帝战的情况推断，黄帝之时的兵员当是按氏族、部落所征，以原氏族为制编队，以氏族或部落首领率各该部，黄帝自己作为总统帅而进行战斗的。其各氏族所出兵员的给养，当由各氏族负担。
     按《山海经》关于轩辕之丘有“四蛇相绕”，《史记》有黄帝“以师兵为营卫”的情况，黄帝之时成许已有少量担任卫戍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常备兵员。同时，按《五帝本纪》所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以及《世本》等书所载的黄帝命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臾区占星气，容成造历，大挠作甲子，伶伦作律吕，仓颉作书等等，证明黄帝建立国家制度之后，设置有很多治理国家及从事天文、气象、历法、音乐、文字等研究改革的各种官员。这些官员们为着做自己的事，便不可能去种地。但他们不吃饭、不穿衣是不能生活的。因此，黄帝时期当已有税赋制度。不过，这种税赋的主要形式，很可能不是摊派，也不可能有什么税收之法。这些税赋，当为各种部落进行贡献这种形式来完成。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1楼发表于: 2012-01-13

五十四、我国的大路之筑始于何时？

      《神异经·西北荒经》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是，在西北海外，存在着巨人，其个子特别高大，身长用尺不足以计，用丈不足以量，只可用里以言。因为他的身高足足有2000华里！要是量一下他的腹围，也有1600多华里。至于这个人迈的步子，那当然是更为可观了。因为，其“两足中间相去千里”，迈一步至少有2000里之遥。因此，这巨人的名字就叫“无路之人”。唐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引《神异经》此文时就说：“言无路者，高大不可为路”，此话说得极是。“无路之人”即使周游地球一圈，也不过迈上40来步，何用道路？就是那有名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若让这“无路之人”踩上那么一脚丫子，说不定会由此而变成一个世界上出名的山间盆地！
      不过，神话，神话，神其说话而已。世界上既不存在什么“无路之人”，人们身高不过2米，迈一步也不过5尺，无道路可通，是难以越山川，过险阻，而交通各地的。那么，人间的道路是怎么来的呢？鲁迅先生说，地上原本无路，走得人多了，便踩出了道路。此，为哲理之语。凡哲理性语言，于理近而去事则远。不错，人们的双脚是可以踩出道路来的，我青年时期种地于荒野，砍柴于深山，所走的羊肠小道就是这种踩出来的路。即或如此，光用脚踩也是不行的，逢山崖、遇陡坡，也得凿石、刨土，方能通过。若单靠人的双脚去踩，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山川大地土踩出能通车马的大道来。是大道则必为人修筑。
      那么，我国的交通大道修筑，开始于什么时候呢？按司马迁的记述，此举是轩辕黄帝擒杀蚩尤，被各路诸侯尊为天子之后的事。《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此中的“披山通道”，即是言为着征伐的军事目的，开辟山岭而通之以道路。
       但是，由于太史公是以古史料记述古史事，便以古字而表述古义，后世学者对此不究其详，则进行了曲解。先是，晋末徐广对《史记》一书考以异同，作《音义》13卷解释《史记》。他说：“披，他。本亦作陂字，盖当为陂。陂者，旁其边之谓也。”尔后，南朝宋之裴駰为《史记》作《集解》注释，又引徐广之语，重复了这种错误的说法。若如徐、裴两家这种错误的解释，则轩辕黄帝的开山筑路之举，则成了旁其山边而通行了。此，岂不谬哉？到了唐朝司马贞为《史记》作注的时候，解释“披山通道”，比较接近了一点历史事实，说“披音如字。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并指出：“徐广音波，恐稍迂也。”其实，就司马贞此种解释，也不过是说，“披山通道”即是分开山林草木而通道以行。这同劈山筑路的本义尚有一定距离。但是，清代的段玉裁则又对司马贞进行了错误的批评。老先生在《说文解字注》中说：‘“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此则司马贞不知古义之言，盖俗解训披为开。”由是，轩辕黄帝开山修路之事，也就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了。
     轩辕黄帝的“披山通道”，即是开山筑路，这是我国修筑交通大道的最早史事记载。对此，可由以下几点证实。
      一、“披”字，本义作开辟解释。
      披字，在图形文字中作“、”，像以手执铲之形；现在所发现的商代通用文字仅为甲骨卜辞，由于占卜内容所限，未见此字，金文作“”，大约因铲上有用于悬挂而用的小环之故，周晚期石鼓文铲柄之形开始弯曲，其字作“”，显然，这是为着字形美观而作的变动，不是实用物之铲柄真正变成弯曲的形状；小篆讹变较大，作“”；隶书作“”，这就是现在的“皮”字。皮字的古义，当作劈开之“劈”解，因秦统一文字之际，“皮”已成为皮革之专用字，故另造“披”字以代“”字古义。因此，“披”当开劈、劈开、剖露作解。如“披心”作剖心以示人解释，成语中“披心沥血”、  “披肝沥胆”、“披荆斩棘”等，尚存劈开、剖开的古义。以后，才借指为覆盖或搭以肩背，如披衣、披星戴月等。凡以覆盖、搭以肩背上之意作解的成语，都较晚才形成。“陂”也非古字，作山坡解。正因为如此，《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轩辕黄帝的“披山通道”，记述夏禹的“披九山，通九泽”，其“披”都应作“劈”解释，“披山”即劈山；
      二、轩辕黄帝大规模修筑交通大道，是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期的必然。
      其一，为行军征伐之需；其二，为巡幸、治国的便利；其三，为互通财物的必要。而在此之前，各部落形成的部落方国长期割据一方，则此种需要相对地说，未有后来之大。正因为交通大道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物资交流和治安统一，所以它自有了国家制度之后，就一直倍受重视。周代，就专门设有官员负责，称“合方氏”。《周礼·夏官司马》载：“合方氏掌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同共数器，一其度量，除其怨恶，同其好善。”可见大道已多。
      三、轩辕黄帝始筑交通大道，从其他史事中亦可证实。如：“黄帝造车”，无宽而平坦大道可行，则造了车也难以发挥作用，这证明了黄帝之时，就已有车行的大道。到了虞舜之时，已是平常事了。舜命禹治水，“（禹）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史记·夏本纪第二》)奔波于九州大地之上。
      综上所考，轩辕黄帝的“披山通道”，实为我国大规模修筑交通大道的开始。故，我国大路修建历史，至今、已有4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80楼发表于: 2011-12-17

五十三、车的发明者究竟为谁氏？

            在我国，车的发明和应用的历史是很久的。但车的发明者究竟为谁？古史料虽有记载，但存在着说法不一的地方，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轩辕黄帝造车。《太平御览》引《释名》谓：“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前汉书·古今人表》曰：“黄帝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何谓“轩冕之服”？《说文解字》释“轩”云：“曲辀藩车也。”辀，即小车之曲辕，藩即屏蔽乘车者之物。古代的木制轮舆马拉车虽与现代汽车不同，但也有大车小车之分。
     小车专供帝王和士大夫乘坐，不仅装饰豪华，镶金嵌银，并有屏蔽装置。其中帝王所乘的“小车”是舆中竖起一柱，撑起伞状屏蔽物于头顶之上，曰“华盖”；而士大夫乘坐的“小车”则是在车舆四周立柱以支车顶，从车顶垂下帷幕。这种小车都是舆中间一辕与车轴连接。为了行车时车舆平稳，这种车辕做成曲辕，前辕高仰，以绳钩搭于马背之上。这种曲辕就称之为“轩”，盖取其向上高仰之状。将曲辕之车及舆中像皇冠“冕”一样的华盖相联而称，就谓之“轩冕”。服，即用，故谓”轩冕之服”。轩冕之服并不是专门乘车而穿的衣服。有的学者，将“轩冕之服”解释为“古时卿大夫的车服”，这是错误的解释。华盖，据《古今注·舆服》载，亦为轩辕黄帝创制：“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此“五色云气”后世传得“神”了些，实则涿鹿盆地中黄阳山因地方性特殊小气候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和景观，今天也依然如此。
      古时候的“大车”，是作运物、战斗而用的，故与帝王及士大夫们所乘坐的“小车”有两处显著不同的地方：一是大车为两根直辕于车内侧接于车轴；再是车舆形制较大，且舆上不做屏蔽之物。因之，古人称小车的一根曲辕为“轩”，而对大车的两根直辕，则称之为“辕”。由是，对大车、小车的通称，则谓之“轩辕”。古人说，黄帝之名称“轩辕”盖由他造车而得，说不定，这或许也有点道理。
     二，奚仲造车。《世本·作篇》、《荀子·解蔽》俱言：“奚仲作车。”《元和郡县志》亦云：“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奚仲者，何许人也？据史料所载，为轩辕黄帝的后代，出自任姓。《古今姓氏书辨证》说：夏车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而为奚姓之始；《姓源》载：夏车正奚仲迁于邳，其后遂称奚氏；《左传》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元和姓纂》亦言：黄帝25子，一为任姓，裔孙奚仲居薛，至仲虺为汤左相，代为侯伯，历三代，凡64世，周末为楚所灭。公子登仕楚，怀王赐沛邑，为大夫，遂以国为氏。望出河南、新蔡，沛国、高平。此，虽为释奚、薛之姓的来源，一为奚仲的后代以奚仲之名为姓，一为以封地为姓，奚仲为黄帝25子中的任姓一支后裔，推其源，奚、薛二氏实为黄帝之子孙。但也都无一例外地说奚仲原是夏代的车正，即掌管造车的官员。
      三，吉光造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那么，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较为合乎历史实际呢？这样的历史悬案，在考古学业已发达的今天，是不难判定的。
      首先，在商代以前形成，商代通用的文字中已有车字，作“、”及断轴车“”和车舆翻倒在轴下的车“”等，证明在商代以前的历史上，车辆已普遍使用，不为奇物；
      其次，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发现殷代墓葬中车马残迹之后，50多年来，我国已发现了殷墟、后冈、候家庄、小屯、孝民屯、白家坟、大司空村等不少地点埋于地下的殷代车马。在考古人员不断积累经验，精心研究，提高起取、复原技术的情况下，已成功地起取腐朽成泥的木车残迹，并进行了复原，使我们看到了殷代车子的原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殷代贵族葬具的车子，自然是他们生前所乘坐的那种独辕小车，埋入地下是供这些死去的贵族们的灵魂继续享用。而专门用作运输货物的双辕大车，是不必作为葬具埋入地下的。其殷代的双辕大车如何？还有待于今后的出土文物进行证实。从这些已经发现的殷代实物车辆看，虽然其型式各有不同，但在轮径、轨距等方面，则相差不多。显然此时制车，已有了一定的规范。同时，车子的各种构件也趋于合理。这说明殷代的车辆，在其不断发展、改进、完善方面，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以前的夏代早已有了车辆使用是无疑的，古籍中记载奚仲为夏禹时的车正是可信的。
      既然夏代已有车辆、并设有车正这样的官职，就说明奚仲不是车的创造者，奚仲与其子吉光造车之说，很可能是在对车辆的改进方面做出了贡献。唐代的杨倞在《荀子·解蔽》关于奚仲作车”的注释中说：“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西晋杜预在《左传》集解注中亦云：“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然则非奚仲始造车也。”杜预和杨倞关于“奚仲造车”问题上的辩证之语：是很有道理的。联系到史志所载黄帝战蚩尤时造指南车等，黄帝始造车是为可信。
      车辆是陆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也是战争中的重要兵器。《吕氏春秋·简选》记：商汤灭夏，其主要军力是良车七十乘”；《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攻灭商纣，其主力是其所“率戎车三百乘”。由于战车威力巨大，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都极为重视战车的制造。在著名的“城濮之战”中，晋国拥有“战车七百乘”，战马装备有、靷、鞅、靽各种皮件，在当时这也就很了不起了。但是，仅仅过了104年，晋国竟发展到拥有“甲车四千乘”之多！正是由于战车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就成了衡量一个诸侯国实力的标志。所以，在春秋时期就以“千乘”代指诸侯，以“万乘”而指帝位。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为人类所利用的交通工具或进行战争的军事装备，自然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随着钢铁的生产发展，在火车、汽车，装甲车面前，古代的木制战车和运输车辆，那当然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历史陈迹了。但是，就其应用圆形车轮滚动前进而载重的基本原理，还仍然未变。万丈高楼固然壮观，但无平地垒起的砖石，它则不能耸之于高空。我们祖国发明车辆之早，用车的历史之长，说明这个民族自古就有一种伟大的创造精神。在今天，在今后，要使民族振兴，要使祖国强大，不是也同样需要发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勤劳，勇敢、智慧，富于发明创造的伟大精神吗？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79楼发表于: 2011-12-17

五十二、黄帝造舟楫的可信程度如何?

               陆地交通靠车马，水上交通靠舟船。我国在造船和航海事业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我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造船，在我国究竟起源于何时？按《帝王世纪》、《易·系辞》及《拾遗记》等记载，都说始于轩辕黄帝之时。如《拾遗记》说：“轩辕变乘桴以造舟楫”。《易·系辞》言：“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那么，这种记述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呢？对此，我们只有从考古学的角度，以唯物辩证的研究态度，通观我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演变历史，才能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断。
      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情况，我国水上交通工具的始创与应用，其历史已极为久远，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便有了编竹木为排用以载人渡水的交通工具“泭”了。《尔雅·释水》曰：“庶人乘泭”。郭璞注云：“并木以渡”。《说文》释泭亦言：“编木以渡也”。 “泭”，也书之为“桴”。例如《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到了黄帝、尧、舜时期，就开始制作挖空大木的独木小船了，并称之为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钱山漾遗址发现的四五千年前船桨实物，就是历史的证明。再稍后，大约在夏代，便有了用木板制作的小船。因为，商代通用的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其字形作等形。可见，这已非“刳木”而做的独木小舟了。木板船的出现，是同用以切割粗大木材的锯子发展密不可分的。若无锯这种工具出现，木板船的制造便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从考古发现知道，我国用锯的历史已经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中，已多处发现。如山东邹县南关出土的石锯，陕西渭南县出土有蚌锯等。但这些蚌锯、石锯之类，是不足以用之切割粗大木材的。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铜锯便开始被造出来，普遍得到应用。殷周时期出土的各种青铜锯，前些年就已有60多件。其中有刀锯、削锯、夹背木柄锯、长条形单刃锯、双刃锯等。金属锯的出现和应用，为切割木材创造了便利条件，这就为独木小舟向木板船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甲骨文中以舟渡为义的文字不少，如等，这是舟船已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一种客观历史反映。为了加大载重量，古人还有将两只以上的舟并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况，并呼此类舟曰“方舟”
      在战争中，渡水运兵是一大难题，故春秋战国时代，舟船的制造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仅以古籍所载，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用途不同，名目繁多的各类战船。如小翼、大翼、突冒、桥船、楼船、余皇等等。有的大战船，可载50多人和3个月的口粮。以至于我们现在发现的战国青铜器上，也有以多人划桨、多人执戈战斗的船战文饰。
      秦汉之际，我国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有了巨大的发展。1975年，广州发掘到的秦汉时期造船遗址，就有3个造船台。那时候所造的船只，已根据不同用途而造成不同的类型，如运输船、客船、战船、渔船等。其中，最大的战船分为三层，高达10余丈。船上有橹、帆、楫、纤绳等各种设备。又由于有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所以，秦汉之后的船只，不再是只作内陆河湖和近海的航行了，而成了乘风破浪，远航万里，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重要交通工具。
      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以人力踏动木制叶轮作推动器的“车船”。这种“车船”，克服了以风帆航行时遇逆风逆水行驶艰难的缺点，是中国造船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于是，“车船”的制造和使用，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
      到了宋代，已通过海上运输，中国同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各国有了频繁的贸易关系。当时，阿拉伯和波斯人东来，都乘坐中国的商船。宋代的商船、战船，其船体已经很可观。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的一艘宋代商船，船身总长34.55米，最大船宽9.9米，排水量约374.4吨，共有13个船舱；南宋初，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军首领杨么督造的战船可载千余人；宋代所造的“车船”中，最大的船身长36丈，宽4丈多，有22个木叶轮推进。这，事实上已是原始形态的轮船了。由于中国在船舶制造上设计科学、精密，结构上合理，坚固，航行上性能良好，故亚洲、欧洲一些国家，多仿效中国船型造船。公元1605年，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就主持制造过大批中国型式的船只。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记载、古文字上的反映、考古中的文物发现，以及中国造船和航海的实际历史情况，都说明中国的造船历史已可上溯到轩辕黄帝时期，甚至是更往前的历史上。对于史料所载的“轩辕黄帝造舟楫”，我们不可按字面死凿，硬说那是黄帝本人的发明创造。事实上古人的记述也不会是那种意思，但轩辕黄帝时期已有舟楫之造而应用于水上交通的记载，则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78楼发表于: 2011-12-17

五十一、黄帝淳化的“虫蛾”指什么？

            司马迁所著《史记》，行文简略、质朴、而且微有古奥，故古代为之作注者甚多。这对于后人读《史记》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是，纵观各家注释，各有长短，仁者仁，智者智，不免又互有抵牾，人为地造出了一些不必要的迷乱。甚至，有些地方又都未说到点子上，有望文生义作解，轻引他典作释，造成历史之谜留于后人的事。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淳化鸟兽虫蛾”。裴駰说：“淳化，广被及之。”并将虫蛾解释为“一作豸豸”。而张守节则又离开解释《史记》原文，倒为裴駰之语作注释，说蛾音为蚁，又音豸，“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
      这种解释，不仅将“淳化”解释为黄帝将自己谆朴敦厚的高贵品德广施之以“鸟兽虫蛾”之类，已为错误，而且将“虫蛾”解释为长翅的大蚂蚁。这就离太史公“淳化鸟兽虫蛾”
一语原意很远了！
      那么，这个记载中的“虫蛾”究竟是指什么呢？“淳化”又是什么意思呢？“淳化鸟兽虫蛾”一语，又是指的什么历史事件？人们读《史记》至此，大约都会对此产生类似的疑问。
      其实，淳的涵义不仅为质朴敦厚，也同纯而用。这里的“淳”应作“纯”理解，有如现代育种学中的“提纯复壮”。化，即驯化。鸟兽，指畜禽。虫蛾即蚕蛾，指黄帝之妻嫘祖养蚕之事。
      如果，我们结合其他史料记述，对此进行印证，就会豁然贯通。《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颖达日：“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又，《后汉书·礼仪志》记：“祀先蚕，礼以少牢”；《隋书·礼仪志》载：北周（557—581年）尊嫘祖为“先蚕”；《通鉴外记》曰：“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后纪五》引《蚕经》所载而言：“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祀为先蚕。”那么，这些“淳化鸟兽虫蛾”、“垂衣裳”与“先蚕”的有关记述，又是说明了一种什么历史情况呢？
       综合古史料所载，大都是说，在很远的原始社会中，人们最初是没有衣服可穿的。如《吕氏春秋·恃君览》言：“昔太古……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衣服、履带、官室……”到了后来，才以兽皮为衣。自古以来，凡衣食住行，这都是关系到人们生死存亡、国家安定的大事。当轩辕黄帝以战争的手段止息野蛮的掠夺性的战争，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形制之后，他自然懂得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生活中物质条件的极重要意义。于是，命人占日占月，“迎日推策”而造历法，以顺天地之纪，适时播种百谷草木，节用水火材物，劳勤心力耳目，千方百计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他的妻子嫘祖（古书亦书作雷祖、傫祖等）则带头养蚕，倡导于民，以丝帛取代皮革麻布，改善人们穿衣条件。人们身有衣，腹有食，温饱问题比原先有了改善，天下自然安定。这便是黄帝以衣食而治天下的历史故事。也是后世人们将黄帝的妻子嫘祖尊为“先蚕”之神，进行祭祀的由来。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被诸侯尊为天子之后，“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而黄帝之妻嫘祖随黄帝南巡途中，病死于衡山，就埋葬在那里。清代李元度重修《南岳志》时，引《湘衡稽古》一书记载云：“雷（嫘）祖从帝南游，死于衡山，遂葬之。今岣嵝有雷（嫘）祖峰，上有雷（嫘）祖之墓，谓之先蚕冢。其峰下曰西陵路，盖西陵氏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也。”虽然，古代史志之载，也有不尽一致之处，但人多以嫘祖始养蚕为信。在周代，人们效法黄帝与嫘祖之事，从天子到诸侯，都必须有自己养蚕的蚕室；到了晋代，还有以侯爵之妻6人为掌管养蚕业的官职，称之为“蚕母”。同时，还有皇后亲自搡桑枝以授“蚕母”的礼仪，以象征黄帝之妻教民养蚕而有天下太平之史事。如《晋书·礼志上》记：“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又，“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悉以桑授蚕母。”
      我国养蚕，是否真像史料所载那样，开始于黄帝时代呢？这，就得从考古发掘方面来得到证实了。
      北京周口店发现距今18000年以前的山顶洞人遗物中，就已有缝制衣服用的骨针。这说明早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人们已经开始缝制衣服以御寒冷了。不过，尚未发现有织造物的痕迹。这证明，那时候人们穿的衣服正如古史料所载，是皮革；
      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制的、陶制的纺轮已普遍出现。所谓“纺轮”，并非安装于纺线车上的什么零件，它是以一圆形石块中间钻以小孔的或者陶制的带小孔圆形陶片，以此安一个细棍于小孔之上，即可用以捻线。此，即正是过去农村妇女用的捻线砣。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麻布的痕迹。这证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已有纺织品出现。不过，那时的纺织品大约是野生植物的纤维，这就决定了其纺织品不仅粗陋，而且由于原料少及原始的纺织方法，其产量肯定是不会很大的，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穿衣之需而取代兽皮；
       不论中外古今，凡对人们生活所必需的重要发明创造，只要它一经出现于人类的生活之中，就必将受到高度重视，得到飞速的发展。纺织和养蚕亦如此。严文明在《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一文里说：“仰韶时代的麻布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一般为6×9至12×15根，而齐家文化则可达30×30根。良渚文化中最细的麻布是20×30根，而且还有丝织物的发现，其密度竞达到47×47根（即每英时120根）。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距今已有四五千年，而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和饰有蚕纹、编织纹的牙雕小盅，则距今约6000余年。到了夏商之际，养蚕和纺织丝绸，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不仅甲骨文中早有“桑”、“蚕”、“丝”、“帛”等字，而且从桑，从蚕、从丝的字已多达105个。同时，从毁墟出土的青铜器上丝绢印痕看，此时不光有平纹绢织物，还有菱形图案的精美织品。凡此种种，不仅证明黄帝时期确已养蚕，而且我国开始养蚕的时间可能比这更早。所以，嫘祖养蚕，极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次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倡导之类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历史记载已被证明是毋须怀疑的了。
     中国的养蚕和丝绸纺织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并且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大约在公元初年，此种纺织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其养蚕之法也在公元7世纪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传到法国……这，也是勤劳智慧、古老的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之一。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77楼发表于: 2011-12-04

五十、“干支之谜”说明了什么？

           干支，即天干和地支。天干有十，称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此称作“十天干”；地支为十二，呼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此谓之“十二地支”。以天干与地支相配，可得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个不同之组合，即“六十花甲子”。中国自古用干支以纪年，纪日，并用十二支记时，称“十二辰”。
      干支和干支纪法是谁创造的？历史记载都说是轩辕黄帝“迎日推策”以作历法之时，命其臣大挠造作。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吕氏春秋·勿躬》记：“大挠作甲子”；《世本·作篇》曰：“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汉代宋衷注云：“皆黄帝史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言：“黄帝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过去，人们都对此信而不疑。即使是宋代之后，疑古之风甚烈，也未对此提出过怀疑之词。自清代江苏丹徒马建忠撰《马氏文通》一书，间有以拉丁语强解汉语后，随之出现了中国古代向外国人学字的说法，甚至用以纪年的天干地支22个字也是来自罗马，来自巴比伦。马建忠因为自己信奉天主教，就说天干地支是中国学自罗马；也有人据巴比伦是文明发达较早的古国之一，就说天干地支是来自巴比伦，连郭沫若也持此种论点。于是乎，天干地支也就成了众说纷纭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谜题。
       那么，天干地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大约还是让天干地支22个字自己形成的历史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
       一、考天干。
       甲，是由作战防身的盾牌之形造字而成。古图形文字有“、、”，是形象的盾牌形状；此后，甲骨文分别作“、、、”形，作“田”形者，释为甲字。小篆变为，楷书为今“甲”。甲字字义尚被释为坚硬的外壳，如龟甲、鳖甲、指甲、盔甲、铁甲等。而清末的马相伯则正是依篆文甲字字形“”，说与罗马文的“A”相似。其他如乙、丙、丁、申也与罗马字I、B、T、S读音相近，故言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是来自罗马。
       乙、以物之第二位符号形成。早在6000年前，西安半坡
人遗物中已有十进位古数码，书作“、、、X……”对此，我在《“仓颉造字”是怎么回事？》中已经谈到。“”之横书，则是今“二”字，作为第二位的符号，则可横书而连笔，作“”。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器上已有此字刻形．在甲骨文中，作“”，金文为“”，小篆变“”，楷书几乎恢复此字原始形貌，书作“乙”。今乙字仍作第二位的代称，如乙级，乙等、乙方等。
     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方谓东南西北中，十天干与五行五方相配，则各以两字为一组。故，甲乙与五行五方相配，代指东方，属木。
      丙、是按古代炊器的陶鬲形状造字而来。甲骨文作“、”，金文作“、”，篆文亦未走了大样，变作“”，今书为“丙”。
      丁，是以古代冶炼的铜锭之形造字。甲文作“、”等，金文一律以实体，作“、”等，只有小篆讹化较大，作“”，今楷书作“丁”。
       不论是炊器造饭，还是冶炼铜锭，都离不开火，故，丙丁除以十天干的排列顺序，分别代表第三、第四位，还作为火的代称。例《吕氏春秋·孟夏》：“其日丙丁”高诱注：“丙丁，火日也。”若在阴阳家们的口里，则说得更具体，谓：“丙寅、丁卯，炉中火。”古以南方为火，故以丙丁代指南方，指夏日。
       戊、是以古代保卫皇宫卫士所用兵器“钺”造字而来，钺后来也以玉制作，为象征皇权的礼器。戊字在图形文为“”，甲骨文为“”，金文作“”，小篆作“”，楷书为“戊”。
       己、按字形似像以低头跪着的人形造字而来。甲文作“”，金文亦相同，小篆作“”，楷书为“己”。字义指自己。
       戊己与五行五方相配为中，为土。用阴阳家的术语，即“中央戊己土”。
庚、是以秋收时搧粮食中糠枇、杂质的脚踏搧车造字。甲骨文作“、、”，金文变化不大，其中“Y”是用簸箕往车内倒粮通往风口的漏斗形状。“”为车身的简化，“”为车身外为加固圆形车身的木条。小篆讹变较大，作“”，楷书作“庚”。因为秋收是一年一次，故，庚也当年岁、年龄解。如年庚、同庚。
       辛、则是专用搧粮食搧车上的倒粮漏斗造字，即甲文，金文“”字中的“”．金文亦作“”，小篆变作“”，今天的楷书写作“辛”字，是以一个汗点摔八瓣的一年辛勤劳动，才能赢得一次收获，故辛字的涵义便是艰辛、劳苦，又引申为辛酸等；五谷成熟是为田野呈现金色之季，天气转凉，西风吹拂。由是，庚、辛二字与五方五行相配，便代称西方，属金，这就是“西方庚辛金”的来历。
       壬、是以纺线工具“八吊”之形造字。它和陶纺轮是一类。陶纺轮即“捻线砣”，用以捻细线；而八吊是用来打绳的。壬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今写作“壬”。捻线打绳是冬季农闲时节妇女们的劳动。古人认为冬季为阴阳相交之时，故《礼记·月令》对其曰“壬癸”，郑玄注云：“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时万物怀任于下，揆然萌芽．”壬字加以“女”为“妊”，即怀孕之际，称“妊娠”。
       癸、是由雪花之形造字。6000年前已有此字，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画文字中“”似为此字。甲骨文作“，”，金文也大致相同，小篆作“”，楷书为“癸”。
       雪花为水汽所凝结而成，见于北方寒冷的冬季，故古人以“壬癸”与五行中的水、五方中的北相合，代指北方为“壬癸”。
       二、释地支。
       子，为初生婴儿之形造字，甲文为“、”，金文的子字字形变化亦不大，作“、”，此是裹在襁褓中只露头和两手的幼儿形真实写照。
      丑、甲骨文作“”，金文我没有机会见到丑字的实际字形，小篆书作“”，像用手扭动物体之状。
      寅、甲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是知寅字乃由燕子之形而造字。小篆变作“”，楷书为“寅”。
      卯，甲文作“、”，像烟筒冒烟之状。篆文书作“”也未失其形。疑“卯”即“冒”字初文。又，卯时正为日出之际，亦正炊烟冒天之时，故用为时辰，正其时义。
      辰、，甲文作“、”，金文作“、”等形，当为以公鸡叫鸣之状造字，即表示鸡司辰之意。小篆作“”，楷书变写为“辰”。
      巳、似为以蛇形造字。甲文作“、”，金文作“、”等形。小篆书作“”，楷书成“巳”。
      午、甲文作“、、”，金文作“、，小篆作“”，楷书写作“午”。此字按木杵而造，以言午杵。约取其像日光直下，或“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之意。
      未、取禾苗之形而造字。在甲骨文中，木字作“”，果作“”，禾作“”，叶作“”，区别清楚。其特点是木枝直、禾叶曲，禾为已出穗之庄稼，未为尚未出穗之苗，即还没有的意思，作“、”形。
      申、是以电光之形而造字。甲文作“、”形，金文为作“”形，秦篆作“”，楷书为“申”。“申”即古“神”字，因申字用为十二地支中专字，故又造神字，作“”。
      酉、是按酒坛之形而造。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篆文变作“”。
      戌、亦由钺一类武器造字，甲文作“”，金文作“”，小篆作“”，楷书写作“戌”。
      亥、即猪，分公母而造，母猪甲文作“”形，公猪作“、”形，后“”演变为“豕”，“”演变为“亥”。这就是十二生肖中“亥猪”的来历。
       三、说干支。
      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制约。故农耕之族，就特别重视对天文历法的观察和研究。我国早在6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发展到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生产的历史时期了。所以，肯定地说，早在6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对天文气象的观察和研究。这在考古发现中，已渐渐有了一些材料证实。至于史书记载轩辕黄帝“迎日推策”，（《史记》），“黄帝命羲、和占日，常羲占月”（《世本》），“大挠作甲子”（《吕氏春秋》），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古人观察到一年之中，太阳和月亮沿黄道运行一周，要会合12次。而每次会合的天区位置不同，时令亦异。故将黄道周天360度分为12段，每段30度，称为12次。并以不同星座作为标志，分别称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其中“娵訾”即以帝喾妃常羲之名命名的星座。如《世本》载：“帝喾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仪（同羲），是生帝挚。”而这种命名，以《国语·周语下》及《左传·鲁昭公》所载史事，确凿无误地证明，至少是在商代，或者商代以前。人们因为知道了一年12个月的不同节气变化，就以子丑寅卯等12个字以代表12个月。如：子为十一月，丑为十二月，寅为正月，卯为二月……同时，也观察到木星每12年运行一周天，每年在黄道12宫中经过一个，周而复始。故，就以甲乙丙丁等1 0个字和子丑寅卯等12个字配合，用以纪年，纪日，称做“甲子”，又叫做“干支”。
     干支者，以像树干与树枝也．在中国古代的本原哲学概念中，以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子丑寅卯等12字既用以代月，就称做“十二地支”。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甲乙丙丁等10个字就自然称为“十天干”了。这，是干支之称的来历。
      四、正讹误。
      综上所考，天干地支中的22个字，本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依自己生活中的常见事物而造，并不是从那一个外国进口；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以陕西西安半坡所发现的古文字为指标，距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天干地支22字，商代通用的文字中已有，并用以纪年、纪日。
      对此，我们只举小屯南地甲骨刻辞中的一片即足以证明不虚。如660片①“壬戌卜贞王其田亡”；②“甲子卜贞王其亡”；③“乙丑卜贞王其酋亡”；④“戊辰卜贞王不田亡”；⑤“辛未卜贞亡田”；⑥“乙亥卜贞王其田丧亡”；⑦“戊寅卜……王其”；⑧“辛卯卜贞王田酋亡”；⑨“…贞王田亡”。
     商代通用的文字，其所造，自然在商代之前。我们现在未能见到夏代的文字材料，但由夏王朝帝王世系中的“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孔甲”等名，知道天干地支在夏朝已有。自夏王朝再往前推600年左右，即是轩辕黄帝时期。所以，史载黄帝为“迎日推策”作历法，以“顺天地之纪”，命羲、和二人占日，命常羲占月，命容成造历，命大挠造干支，是可信的。
      在中国，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自相矛盾之说：一方面抱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太少，有那么一点也很零星、片断，不成系统，没有蔚为大观，不能与希腊相媲美；另一方面，举凡谈到中国古代的文明历史，则一概说那是“神话传说”。倘如此，有记载，有世系，有年谱，有系统的故事，岂不是“神话”很丰富的么？其实，对于神话的理论研究、对于中国古代为什么神话故事不发达的历史原因，人们却不太热心探讨。神话是什么？神话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在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尚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以及自然界各种纷纭复杂的变化，而受原始思维的影响，因而用各种非科学的幻想故事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话。因为这种“话”都将世界上人类本身及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原因都归结为看不见、摸不着、变化莫测的“神”主宰的结果，故谓其“神话”。神话时代，世界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史上，都经历过，只不过有迟有早而已。这是一般规律。但在中国，却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因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很早，在轩辕黄帝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质朴的，唯物辩证的本原哲学思想，并运用它来研究天地万物及其变化的规律。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很多，有的先于世界一两千年。天文历法也如此。但是，正由于这种本原哲学思想产生早，受到了历史发展的限制，所以它后来非但没有发展到更高级的程度，反而因唯心思想的影响，倒转为谈神弄鬼者所利用。于是，就出现了先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事实，而后又在这种科学的历史事实上附会出神话的事。
      如：黄帝命羲、和两人占日，常羲占月，大挠做干支以后，大约有人用形象的画来解释十天干，就画一树，其枝上画以十日之形。于是，到了巫史所记的《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述：“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海外东经》又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又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而《大荒西经》更记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到了汉代编的《淮南子》中，神话便造得有情有趣了。《本经训》言：“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而《览冥训》又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就这样，科学的历史三变两变，越变越离奇，越附会越荒唐了：夏朝夺太康帝位而自立为君的羿一下子变成唐尧时代救国救民的“英雄”不说，羲与和两人也合而为一，由男变女，成了帝喾之妻；而帝喾之妻常羲，则又长生不老，熬过了唐尧、虞舜、大禹、夏后启，到了太康年代变成篡位夺权者后羿的妻子，并且偷吃西王母给她汉子的长生不死之药，奔上了那寒冷的月球之上！甲乙丙丁等10个字居然也变成了10个太阳而害人！这种神话，产生于周穆王西游故事传世之后，是极为明显的。
       至于欧洲天文学传到中国，则是明朝末年的事了。做一篇什么文章，硬说中国用了几千年干支纪法是来自外国，固然也算是标新立异的“创建”。但是，是否符合中国的客观历史实际？大约这种创立新说的人本也没去考虑。
       所谓“干支之谜”说明了件么？读者如有兴趣，也来自己研究考证一番，自然也会得出自己有见地的结论的。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http://www.zhangjk.com 访问内容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关闭您还没有登录，快捷通道只有在登录后才能使用。立即登录还没有帐号？赶紧注册一个

帖子

[文化涿鹿]曲辰著《轩辕黄帝史迹之谜》全书连载 [复制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