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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7 ,nb 四十八、黄帝为什么“令伶伦作律吕”？ ,?y7 ,nb ,?y7 ,nb ,?y7 ,nb 《吕氏春秋》、《前汉书》等，俱言黄帝时的乐官为伶伦，并说黄帝曾令其作律吕、铸黄钟等。如《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令伶伦作律吕。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陯（昆仑）之阴，取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匀）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日少舍。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官，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y7 ,nb 黄帝为什么令伶伦作律吕？其历史原因是什么？这种史事记述的可靠性如何？虽然，我们不是神话中那样的神人、仙人，其寿几千年、几万年乃至不死，可以亲见亲闻很多史事；也没有前知五千年、后知五千年的本领。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对我国音乐发展史作一番考较，尚不难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y7 ,nb 在这方面，我们与古代研究史事的人们相比，有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y7 ,nb 其一，是有了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研究。甲骨文是商代的通用文字，它的创造，以及字形上的史事反映，至少为夏代以前的事； ,?y7 ,nb 其二，是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有了飞速发展。40年来，已有大批古文物发现，这又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我们以古文字的反映、古文物的发现，去与古史记述相对照，便可知道史志记述的可信程度。 ,?y7 ,nb 要准确地判断黄帝令伶伦作律吕是否可信，首先是要看在黄帝时期乐器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y7 ,nb 一、我们先看史事记述资料。《礼记·礼运》载：“篑桴而土鼓，犹可以致敬于鬼神。”《明堂位》言：“土鼓、篑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伊耆氏者，按熊安生言，即神农。由此可知，远在神农时期，已有了苇龠与土鼓这种乐器。苇龠，即用竹管排编而制成的管乐；土鼓为打击乐，以陶为框而蒙皮。篑桴，即束草或用泥捏的击鼓之槌。如《周礼·春官·龠章》云：“掌土鼓豳龠。”郑玄引杜子春语，注曰：“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大约，这种最原始的鼓，烧制而成的陶框易碎不说，且不很响。故到了轩辕黄帝之时，就进行了改革，改用木框，蒙以鼍皮，《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为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 ,?y7 ,nb 《山海经》因是古巫史所记古帝王祭祀山川内容之书，述事荒怪为其特色。然依我的应用实践证明，倒越是古怪荒诞、以今人见识难解其意者，才成文越早，而混杂有战国秦汉之际已形成的典故者，则为后人补进的痕迹。这一条记述中的“一足”二字，似系后人据“夔一足”的误传而羼入经文。其实，此文中之“夔”，即鼍鱼类，今名“扬子鳄”，是已经灭绝的古恐龙活化石。鼍，古代又称为鼍龙，商代青铜器上的夔龙纹，其形状正是扬子鳄：四足，有尾，其鳞因图案线条化而不见，头形似牛而无角。又，陆佃于《埤雅·释鱼》中引晋安《海物记》云：“鼍宵鸣如桴鼓，今江淮之间谓鼍鸣为‘鼍鼓’，亦或谓之鼍更；更则以其声莲蓬然如鼓，而又善夜鸣，其数应更故也。”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鼍”和“夔”原指一物。《山海经》经文描绘其“状如牛，苍身而无角”者，是以其头形似牛，四足、有尾、体形较大、且牛皮也作蒙鼓之用的诸相类之点而言； ,?y7 ,nb “东海中有流波山”，当是对水陆相间湖泽区的记述。今扬子鳄也同样是生活在湖泽之中；至于言“其(叫)声如雷”，黄帝用其皮所蒙之鼓，又用其骨为鼓槌，击之则“声闻五百里”，显为极言其响声之大的夸张之词了。由是，轩辕黄帝所制之鼓，即“鼍鼓”无疑。 ,?y7 ,nb 古打击乐中的磬，也在黄帝之时就有了。《说文解字》曰：“古者，母（贯）句氏作磬”。《明堂位》注引《世本》曰“无句氏作磬”。此两者不知何为正、何为误。磬字从石，是因古磐为用石制成，悬挂以击。制磬的石料称“磬石”或“乐石”。例如《山海经·西山经》云：“小华之山……其阴多磐石。”郭璞注曰：“可以为乐石”；《吕氏春秋·古乐》载：“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 ,?y7 ,nb 管乐的产生也很早，《博雅》引《世本》言：“女娲作笙簧，笙，生也．象物冒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按许慎言：笙为十三簧。有大、中、小之分。“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小者谓之筠。”而三十六簧者，则称为竽了。管乐中的箫，产生也早，“其形参差，象凤翼，长二尺”…… ,?y7 ,nb 弦乐，按史书所载，在轩辕黄帝之前种类也很多，大都是说伏羲时代作瑟，神农时代造琴，黄帝又对瑟进行改造。如《世本·作篇》载：“庖牺氏作瑟，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古人以琴为禁，用以清心而修身，以剑为胆而壮志，用以行侠而仗义。故对琴极为重视，古文士常以随身。如薛能《送冯温往河外》诗：“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舜有娥皇、女英二美妻，和一张心爱的五弦琴。其后母所生之弟象，心心念念想把舜害死而夺之，曾多次与其母一起说服他的瞎眼父亲这样做，但都未能如愿。一次，象又出了坏点子：让舜去掏井，打算在舜将井筒掏深了之后，于他在井下挖土不防之际，以土填井，将舜活埋于井底。一天，当舜在很深的井底下挖土之时，象及其父亲在上边就猛往下面填土，直到将井筒填实为止。这一下，象以为舜必死无疑，不用说有多高兴了！就对其父母说：“出这样的好主意的是我。舜死了，他的两个妻和那张琴归我，剩下的牛羊，财物归父母！”于是，就兴冲冲地跑到舜的住处，取了舜的五弦琴，兴致勃勃弹了起来。他却根本想不到，舜早就看穿了象所使的诡计，在他掏井的往日，早已悄悄挖好了一个旁洞通于地面。当象下毒手填井之时，舜早躲入旁洞之中，从另外通向地面的地方挖透钻出来了。当象正“鼓其琴”的时候，舜已站到了象的跟前。这使象非常惊愕，他急不择语地说：“我……很想你，正鼓琴郁思之……”舜说：“哦，也许你重视手足情义了！” ,?y7 ,nb 这些，都说明按史书记载，早在轩辕黄帝之前，很多乐器已经出现。到了黄帝之时，不仅有了打击乐的鼓、磬等，也有了管乐笙、籁、筠、竽等，而弦乐的琴瑟之类，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作为音乐欣赏，抒发情感的常用之物了。 ,?y7 ,nb 二、我们再来看看古乐器在文字上的一些具体反映。 ,?y7 ,nb 打击乐中的鼓，图形文字为，甲骨文简化为“”。由字形看，这鼓是放在鼓架上的，鼓上面还有装饰物，以求美观；磬作“”，是悬挂于木架之上，木架上亦同样饰有装饰物。这证明人们对乐器是极喜爱、极重视的；商代以前的钟，称为甬，即甬钟。甲骨文中的“”实即甬钟。甬钟是祭器，先时还做不到铸出供悬挂用的纽来，只在甬钟底部铸以缺口和凸出在缺口中的铜嘴，用以拴绳悬吊。后能铸出供悬吊的钟纽之后，即变为“”，这就是后来的“甬”字。以不同音阶的甬钟编排悬吊于木架之上的，就是后来的编钟。故甲文中的，虽今释为“用”字，但似不能以今用字的涵义作释。甲骨文中的字，莫不包涵有“祭以”、“享用”之义。而甲骨文中的“、”，即“以”字的古字“”，才具有“用以”的涵义。 ,?y7 ,nb 管乐，甲骨文“龠”字，作“”，像编管之形；有“”，实即“和”的古字，为和以众乐之声。其中“”是编管，“”为吹奏的地方，“”为禾苗之禾，加在此处作为形声之用。故，甲骨文中“”既是“和”的本字，又是和声以古乐器之称；而吹奏管乐之“吹”字，甲文作“”形，正是一个张了口往一乐器吹孔吹气的形象表示。 ,?y7 ,nb 弦乐，甲文中有琴字“”，像张丝弦于木制器物上，以手弹拨之形；有“”字，像手执弹拨之物拨动张于物上的丝弦而震动发声之状，大约是为“弹”的本字；至于乐器之“乐”，则作“”，示意张丝弦于木上即为乐。晚金变做“”，简化以前的繁体乐字“樂”与金文一样，去甲骨文“乐”字原形也不远。 ,?y7 ,nb 从古文字的反映上看，夏代以前打击乐、管乐、弦乐也都有了。 ,?y7 ,nb 三、出土文物中的古乐器已经很多。打击乐中的鼓，钟、磬都有。山西陶寺遗址，有五座墓出土鼍鼓，石制特磬和异型陶器，异型陶器或即古籍所载之土鼓。鼍鼓，是以树干挖空为鼓框，彩绘，高一米多。鼓面原蒙之鳄鱼皮已朽，鳄鱼骨板散落于鼓腔内外；同鼍鼓一起出土的大石罄，通长95厘米，有供悬吊用的钻孔一个，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石磬之一；与鼓、磬出于一墓之中、疑为“土鼓”之异型陶器，状如细脖大肚的巨形花瓶，通长约1.5米，有用于悬挂的两耳，两孔。据测定，这座墓葬距今约4400多年，上距轩辕黄帝生活的时期约为二三百年左右。此证明黄帝时期有土鼓，鼍鼓，石磬等打击乐器是千真万确的。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复合范铸造成型的铃型铜器，似甬钟之初型，铃中有加工的穿孔一个，当是作为悬吊之用的。其“铜的纯度较高，将近98﹪。……从冶炼和铸造铜器的技术水平，可以看出当时的冶金铸造工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984年第十二期《考古》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此外，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发现的铜器已经很多。如河北唐山大城山的两件穿孔小铲，含铜率分别为99.33%和97.97﹪；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铜刀和铜锥，含铜率分别为99.63﹪ 和99.87﹪；严文明在《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一文中说：“根据某些迹象，我国发明铜器的时间也许比龙山时代还要早些。”这些，都证明轩辕黄帝生活的时代，已是金石并用时代了。古文献记载黄帝命乐官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的事，是极有可能的。 ,?y7 ,nb 目前，在田野发掘中，虽还未发现商代以前的管乐器和弦乐器，但古文献记载不少，甲骨文中也有管，弦乐器之字。此，当为考古发现中的一个缺环。因为，周代管乐、弦乐器物的发现，已是非常可观的事了。这些，当亦不是无源之水，一出现就会很完备，而是自有它发生，发展、逐渐完善提高的过程的。例如，1978年3月，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出8件编镈及镈架，9件编钟及钟架，漆雕木鼓1件，漆木鼗鼓1件。同时，还出土漆雕木瑟6件；同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不仅出土8组64件大型编钟和32件编磬外，还出土有笙5件，排箫2件及竽等管乐器。其中笙分为12管，14管，18管3种．笙斗用匏做成，笙管中都使用了竹簧发音；排箫是13管，按长短依次排列。曾侯乙墓的下葬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固始侯一号墓出土的乐器，按铭文。所记，是宋景公给他妹子勾夫人的陪嫁物，死后又作了随葬品的。因此，其乐器的制作时间，当在公元前516至451年之间。特别是，不论固始侯一号墓出土的编镈，还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等，都音律准确，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不仅能演奏古今乐曲，而且能演奏采用和声、复声以及转调手法的各种乐曲，早在2500多年以前，我国的乐器制作和音律之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它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非凡创造能力，更说明我国音乐发展历史源远流长。 ,?y7 ,nb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自古就对音乐极为重视，认为美好的音乐，可“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馆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正是因为音乐的倍受重视，历代史书，都要将音乐的发展情况，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详细记入史册。 ,?y7 ,nb 我们已知在轩辕黄帝之前，我国已有一些打击乐器、管乐器、弦乐器。但是，在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之前，运用各种乐器合奏乐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建立了国家制度之后，举行重大的庆典以奏乐，没有律吕之制，则又根本无法协和钟、鼓、磬、管、琴，瑟等各种乐器以共鸣，从而达到“钟鼓鍠鍠，磬管锵锵”的实际音乐效果。所以，轩辕黄帝令乐官伶伦作律吕，不是什么可信不可信的事，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y7 ,nb 那么，伶伦的音律制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定制呢？因为轩辕黄帝之时，数以崇五作制，故音律亦自然地受此影响，分为5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是为五音；而所谓伶伦十二律者，即将5个音阶分作12个不同的音程，即12度。其中，宫与羽，角与徵之间，各为小3度；而官与商、商与角、徵与羽之间，则各为大2度。这12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依次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又，对奇数各律，称之日“律”，而对于偶数各律，则谓之以“吕”。总其称呼曰“六律、六吕”，简而称之则言之以“律吕”。此种5音阶12度的音律之制，夏、商两代沿用不变，到了周代，则进行了改革，在原五音阶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音阶，从此变成了七音阶。为什么要做此改变呢？《国语·周语》对此有一个说法。那是周景王在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五二二年）想铸“无射”大钟，因此问律于伶官州鸠：“七律者何？”州鸠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姬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 ,?y7 ,nb 按着州鸠的说法，周代改五音阶为七音阶，是以武王伐纣时的岁时天象而论，按周先祖之德而定的。因为，周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岁指岁星，即木星。木星运行规迹，在黄道带的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这十二宫每年经过一个，周而复始。古代以木星纪年，故称岁星。这一年，岁星正在鹑火宫经过。鹑火与二十八宿相配，为柳、星，张三宿，这一年岁星在张宿；月在天驷，天驷为二十八宿中的房宿，有星四颗，即天蝎座中、ρ、δ、β四星。房宿属黄道十二次的大火之宫，在十二辰中为卯，为日出之时。晨与辰通。驷即马。故房宿、心宿又称为“辰马”。清晨赶马，是为农事的象征，由是谓之农祥之兆。周之先祖后稷，能殖百谷百蔬，是帝喾之子，帝喾妃姜嫄所生，为尧、舜时的农官，有农功。以天象而比附人世之事，武王伐纣，岁在鹑火，为周室有天下之始。故鹑火一宫为周之分野；月在天驷，象征周室之兴。从鹑火张宿到房宿（即天驷）为张、翼、轸、角、亢、氐、房七宿；又，“星在天鼋”，指水星在天鼋一宫的位置，星有金、木、水，火、土，水星代表水之德性；天鼋即玄枵，今称曰宝瓶。《尔雅·释天》曰：“玄枵，虚也，颛顼之虚。”邢昺疏：“颛顼水德，位在北方。”颛顼帝业传之帝喾，帝喾生后稷，故周室之兴出于水。天鼋为齐之分野。周文王之母为齐地女，此亦算得姬氏所出为“水”。天鼋与十二辰相配为子，鹑火与十二辰相配为午，自午及子，又为午、未、申、酉、戌、亥、子七辰。因为音律之制，是用以和声悦于人，用以合数以敬天、以昭祖德的。于是乎就改五音为七音了。 ,?y7 ,nb 周之七音阶，是用黄钟为官，太簇为商，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也就是说，原来的5音阶12律吕，本来是“姑洗”一律正合五音阶的“角”，角与徵这一个音阶中分为小3度音程，中间有“仲吕”、“蕤宾”两律，到“林钟”一律才合于5音阶中的“徵”。而周改5音阶为7音阶，则是在原宫与羽、角与徵之间的小3度各加1个音阶，从而使“蕤宾”作为一个音阶。于是，便称蕤宾为“变徵”。同样，宫与羽之间，也在“应钟”一律变成一个新的音阶，称作“变宫”。也有将变宫称为“和”、变徵称作“缪”的。 ,?y7 ,nb 七音阶既定，十二律吕亦存，古代的乐器制作也都按此而来，这就使古代乐器具有了准确的音律和丰富的表现力。但此种音律之制在实际记谱和使用中，不够简易。大约到了唐代前后，就用“上尺工凡六五乙”七个字依次而记七声，高音加立人旁表示，低音除六、五，乙改用四、合、一外，其余用字的最后一划带撇以示低音记号。对于节奏，则用“板眼”表示。正是由于这样，我国的400多个剧种各具特色的浩繁音乐曲调以及民间歌曲等等，才得以发展和准确地记载，流传，成为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y7 ,nb 至于周代改5音阶为7音阶，是否就因为周武王伐纣时的岁时天象而定？这倒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总观历史资料的记述，周景王这位头脑发热、不按观自然规律办事的天子要“铸大钱”、“铸大钟”，都遭到了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既没有实际需要、又劳民伤财的事。只不过，别的朝臣们是直接了当地对景王提意见，谏其不要干使“民失其资”的“离民”之事。而州鸠则是在向景王直接了当地提了意见后，景王不听，又以他知天文、通历史，晓音律、懂心理的才智，以强调“数合声和”的角度，进行旁敲侧击地规劝的。当景王不听他的意见，“卒铸大钟”，伶人告以“和”之后，景王又召问他：“钟果和矣？”州鸠则愤然而答：“令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 ,?y7 ,nb 不过，州鸠所讲的武王伐纣时的岁时天象，则是历史事实。周朝立国之初就对音律进行改革，也是历史事实。因为在当时，人们对于音律的掌握和应用，已经到了相当成熟而又有精辟见解的程度。就连景王所铸的大钟，也果如州鸠所预料的那样，与各种乐器不和。后敬王居洛阳时移至洛阳城中：秦始皇时又将它运到长安；刘裕建立南宋政权，又将这口大钟搬到了建康；历宋、齐、梁、陈，到了隋文帝杨坚平陈之后，再运大钟回长安。不过，这口“无射”之钟，则始终“无用”于音乐演奏，只好置之于太常寺…… ,?y7 ,nb 我们无论是从历史记载，古文字研究，以及考古研究中的乐器发现，还是中国音律发展变化历史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黄帝令伶伦作律吕，史事可信。 ,?y7 ,nb ,?y7 ,nb ,?y7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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