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是历史上著名的塞外山城
张家口是历史上著名的塞外山城，居内地至西北之要津，清末明初为陆路口岸与著名商埠。它虽处燕地之西北，但有着独特的有别于燕赵之风的富有个性的地域文化色彩。历史记载的“口外”、“口里”和“蒙汉互市”之说，其文化内涵的渊源与昌盛就很引人深思，但谈起来却往往难以详释。
食物、土壤、地形。长期文化基因的传承和积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秦岭——淮河一线把我国分为南北两方，这是我国的气候、土壤和作物的分界线，气候上一月零度等温线及750毫米等雨线正在这里，从而使此线经北的干冷和以南和温湿形成鲜明的对比。北方土地辽阔，气候干燥而寒冷。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性情多是强悍豪爽、厚重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气候温暖湿润的环境造就了人们柔婉温顺、灵巧精明的性情。鲁迅就说过，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人是这样，进而引申出南、北城市的拟人化特点：北方的城市大体是男性化的，像粗犷豪放的汉子，豁达开朗的爷儿们，威严慈祥的父亲，而南方的城市多半是女性化的，什么厦门是纯情少女，苏州乃小家碧玉，杭州为大家闺秀，上海像雍容少妇，重庆成了半老徐娘……
从“口”说起
要知张家口，就得先从“口”说起。
因为张家口是先有“口”，后有“张家”，尔后才有“张家口”、“张家口堡”、“张家口市”的。这个位于长城之上的重要关口何以冠上“张家”二字呢？原来在明初洪武年间，这一带“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充之”。（见《宣府镇志》）据马建章先生推证，“其中有张姓人家迁来的隘口附近定居。”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人们便称此“口”为“张家口”了。到了明宣德四年（1429年），正是明朝为抵御残元势力而大规模建设边墙与堡寨相结合的长城防务之时，万全右卫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岸修筑城堡（今桥西堡子里），于是“姓张的在张家口一带修的城堡”的说法传遍乡里，通过人们长年的“口耳相授”，便称其为“张家口堡”了。由“口”到“堡”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地区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
首先，张家口堡的兴起标志着宣府镇辖区防务体系的建成。当时明朝廷先后在长达1.2万多公里的长城上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并全部修复长城，建筑城、堡、墩、台，设立都司、卫、所等军事机构，采用卫所兵制，军队平时种田、训练，战时作战，耕战结合。这样既大大加强了周边力量，又促进了边地的开垦，可谓军事促开发，带来了边城的兴盛。
明末清兵入关前，由于地处东北的后金国（清）与明敌对，急需内地的多种物资而不得，除了不时突袭关内进行军事掠夺外，便通过蒙古地区和张家口的贸易市场来取得。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朝廷通过张家口有名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太等八大商人垄断了对蒙贸易，时称“皇商”，并在张家口设章京衙门统管对蒙贸易。从此，这些“皇商”倚仗朝廷给予的种种特权，凭借熟悉蒙民习俗和长途贩运经验，打着大清国的商旗，拉着骆驼，赶着牛牛车，满载着内地的各种货物，走出大境门，上坝出口外，沿着张库大道，开始了漫长的旅蒙商历程，历三百余年而不衰。
另外，明长城上四十八个关口把南北分成口里、口外。山西以西为西口，沽源以东为东口，中间张家口这一段为北口。北口、东口一线横亘着岗峦起伏的大马群山和苏克鲁山，清时俗称大坝，原来蒙语“打八”是“岭”的意思，与“大坝”音近，经长期口传便约定俗成为“坝”。清直隶总督孙嘉淦在写给乾隆皇帝的《请于开平、兴和添驻满兵奏札》中就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大坝正在张北——围场高原的南缘，成为中原和大漠的天然分界线，划南北、割寒暖，成了地貌和气候殊异的坝上、坝下两个天地。
解放前，这一带的人们往北逃难找生计，不叫走北口或走东口，而叫出口外。虽然山西的二人台“走西口”在这里脍炙人口，大人小孩都能来两句，可就是改不了叫出口外，你说怪不。现在没有逃难的了，“出口外”变成了“上坝”，就是在官方文件或报刊上也称口外叫坝上地区。看来“口外”二字已成了旧时代的专用名词。
（三）
寻根问祖哪里来
历史上，张家口一直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朝以降，匈奴、乌桓、鲜卑、蠕蠕、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一直在这一带与汉族杂居。朝代的更替、民族的兴衰在这里演绎成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战争。我们的先人在挣扎和呻吟中顽强地生存、繁衍，不同的民族在敌对中融合、共存。
由于连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人口流动性很大，除了这些州、府、县所在地之外，百姓聚落很少。到了明代，朝廷为了加强对残元势力的防御，创立了特有的卫所兵制。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屯田分地，耕战结合，同时从各地移民到边塞开荒种地。张家口一带也就成了兵民结合，官、兵、民一体的典范。据《宣府镇志》载，洪武元年（1368年），宣府镇辖区内共有州2个，卫所21个，如按每户5口计，也不过65万多人。人口实在稀少。为了给驻军生活提供条件，就需要更多的民户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因此在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山东等地大量移民，这样既可增加兵源，又可增加田赋。到了清代，流民自发地出边垦荒和后来朝廷开禁招民垦种以及允许八旗携带家属及游牧者来关内定居等情况都促使张家口一带的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尔部驻牧宣化、大同边外。沽源县为正白、镶白旗群牧厂，人丁日众。此时人口大多来自辽宁边外”。万历年间，西北地区因饥馑造成回民大量东迁，不少散落到张家口一带居住。“雍正初年，招民垦种，授士兵以地，招佃种之，人口来自于绥远一带”。《张家口市志》载：“民间有张家口人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移到张家口之说。”《万全县志》载：前明募卒戍，各路佥发，故万全右卫，张家口沿塞居人多，并晋间语，土人传其始。”《赤城县志》载：“明朝时，皇帝为发展边塞经济，实行屯田戍边政策，从山西内地大量移民塞外，与当地土著人融为一体。多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尚义县志》载： “境内古代为游牧区，人口来去无定。明末清初坝下始有定居渐成聚落。坝上直到清末民国初年才全部放垦，内地移民逐年增多。”《沽源县志》载：“民国年间，战祸连年，坝下临近各县人民苦于生计逃到沽源，多来自赤城、崇礼、丰宁、四海、怀来、阳原、蔚县、怀安以及山西北部灵丘、广灵、大同、天镇、阳高等地。” 还有明人丘睿所著《区处畿甸降夷》一文中说到明代初期，“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以上史实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农耕民族发生战争冲突之后，汉族地区特别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都要经历一次汉族人口相对减少，少数民族人口相对增多的过程，战争平定之后，再逐渐增加。每一次反复之后，移居张家口的各族人口一旦更易姓氏，就很难再有民族上的区别。积习一久，两相忘怀，融为一体。这也证明了历史学家的论断：“进入北方汉族地区的游牧民族，最终要接受汉化，并在血缘上与汉民族相融合。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迁移、融合，后浪推前浪，不间断地脉脉相传，最后的结果就像远古时期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融合一样，谁为黄族，谁为炎族，已不复可分。但是概括地说，河北地区的人口中各民族血缘融合的成分，在全国各区域中应当是最高的，”而张家口一带明清时期人口变动最大，移民大量增加，且来源较广，西北、东北、江南的都有，以山西省较多。民族有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以汉族为多。少数民族有一直保留其族姓的，也有易姓为汉族的。
另一方面，由于张家口一带坝下地区各县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落都是在明初形成的，而坝上各县区多是清末明初建村的，因而延续到现在的张家口人的“根”和“祖”，当然就是那时期来这里定居的人。其实，读者看到这里，已经清楚了：张家口人的“根”就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就是经过民族大熔炉融合了的中华民族！
（七）
张库商道行路难
张家口这个陆路商埠的兴盛与繁荣，自然是得益于旅蒙商的经营有方和张库商道的道路畅通，可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拉骆驼的、赶牛车的和只身跑“大囫囵”的劳苦大众。正是他们的日夜劳作和茹苦含辛给国家和商户带来了白花花的银子，而这些劳苦大众都是土生土长的张家口人！当张库商道衰落以后，那些旅蒙商户们大多离张家口而去，而拉骆驼、赶牛车的和到库伦做生意、耍手艺的“本乡地土人”只有另寻生机，养家糊口。然而，“跑后草地”的经历却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和性格，“做买卖”的实践赋予了他们“商业精神”，从而丰富了张家口人的精神世界，浸润了张家口的文化品格。
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商贾之路实际上有东、西、中三条，虽然路途经过的地方不同，但都是由张家口出发，上坝出塞后穿越内、外蒙古草原和沙漠地带，抵库伦后再赴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长约三千里路。这条路虽无高山大河阻隔，但恶劣多变的气候、险象丛生的环境却是非亲身经历而难以体察的。难怪当年张家口传唱的《提起个拉骆驼》小调引发了多少妇女、老人的眼泪。
赶驼车、牛车到库伦做生意、耍手艺的也是一样的艰辛。他们风餐露宿，找不到水源时靠畜尿解渴；寻不着引火的，一口炒面一口雪。凄凉的处境、艰苦的生活砥砺着这些张家口人的意志，也滋养了“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特质。
张家口以养驼搞运输经商为业的多是回民，也有的是阿拉伯、波斯人的后裔。元朝时他们随成吉思汗来张搞建筑，后定居下来，其后代干起拉骆驼的营生。他们中的大多数祖籍在宁夏、甘肃一带，清咸丰年间迁居来此，重操旧业。张家口、宣化两地有养驼户百家以上。养驼户一般都承揽运送货物，挣脚钱。随着旅蒙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为商户和养驼户做中介人以及供驼队吃住的骆驼店。驼店揽活招人，提供食宿，成了拉骆驼人的栖身之处。也有怀来沙城人办的驼队常住张家口的。还有蒙古人经营的驼队，他们住在张家口黑达子沟，运货时使的是驼车，俗称“旱板车”，从车身到轱辘，都是木制的，车身很长，可放四箱茶叶，走起路来比较缓慢。
经营“老倌车”的，以怀安、万全、崇礼和张家口郊区农村为最多。无论是驼队还是车队，在跑后草地的路上都是夜行昼宿。夜间上路以看北斗星确定方向，随着三星升起而起程，三星落而休息。每到运输繁忙的季节，常常是数万峰骆驼和上千辆牛车相随，首尾望不见，但闻驼铃声清脆而悠扬，牛铃铛声沉重而徐缓。这缕缕不绝的铃声飘荡在千里旷野，越发显得梦幻般地悲壮。当朝霞从东方射出道道金光的时候，他们都停下来生火做饭，继而进入了梦乡。
长途跋涉使人畜吃苦受累不说，最让人担心的是土匪的绑票和抢劫。从民国初年起，坝上出现了土匪，后日渐增多。于文龙先生所著《张家口的骆驼队》记载：“坝上的土匪种类繁多，小股土匪仨一群、俩一伙地拿着棒子、独角牛土枪来抢拉驼人的钱财及货物。大股土匪三四十人的，也有一二百人的，他们捉住拉驼人以绑票为主。”据说，张家口黑达子沟村的丁老五养着三十多峰骆驼，民国十年往后草地送货时遇到一股土匪，劫了货物还嫌财少，又割了他的一只耳朵，派一拉驼人送回他家，让交一千块大洋赎人。丁家东借西凑备不齐钱，可限期到了，土匪们把丁老五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土匪头子问他：“坐船走还是骑骆驼走？”丁老五以为放他回家，慌忙说：“坐船走吧。”结果被土匪活活扔进滚烫的油锅里炸了。
然而，苦难和劫杀没有吓倒这些张家口人。他们和命运抗争，抹掉眼泪穷乐呵，在张库商道上边走边唱：“火车快，出不了大门外；牛车慢，能到大囫囵。”就是这些张家口人，在1945年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又纷纷拉起骆驼给八路军运送军用物资，他们从张家口驮上布匹、医药器械往内蒙贝子庙和后草地喇嘛囫囵等地给八路军驻地送货。解放战争时，驼队在为我军运送物资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八）
察哈尔匪患
如果说清朝以前张家口人安居乐业的最大危害是兵燹的话，那么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令察哈尔地区百姓深恶痛绝的则莫过于土匪之祸。
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廷在张家口设立察哈尔都统，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设特别行政区，1928年改置察哈尔省，到1952年新中国政务院撤销省建制，历经191年。综观这段历史，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替并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是张家口人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翻身得解放的过程。老辈子的张家口人一提起察哈尔往事时，大多首先控诉匪事之灾，其痛心疾首，含泣带血之状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家口的近代史也就是察哈尔的历史。察哈尔的匪患始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已是“无地不有匪踪，无日不有匪警，无人不受匪害”。坝上、坝下、城镇、乡村都成了土匪施暴逞凶之地。翻遍察哈尔的地方史志，都有关于匪事的记载。咸丰年间，“匪首刘金鱼带匪数十人多在小蒜沟一带抢劫，乌里雅苏台千总胡尚士率汛兵兜剿，被土匪打死”。土匪起事时叫“拉杆子”，大股的曰“杆子”，小伙的为“二棒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土匪，即以抢劫钱财、绑架勒索、欺男霸女为主；第二种为政治土匪，除干经济土匪的坏事外，还与官方或日寇勾结，与共产党和抗日民众为敌，此类土匪一般势力较大；第三种就是“二棒手”散匪。通常是两人合谋或三五人成伙，没有什么好武器，多于边远偏僻处拦劫，常在夜间出没。
坝下的土匪大都是民国十五年前后出现的。像万全县北部、西部山区和坝头一带，蔚县南山、北部与阳原县接壤的山区，宣化县与蔚县交界的山沟等都是土匪巢穴。巨匪王大美、王二美兄弟俩1927年在蔚县北山聚集六十多名匪徒拉起了杆子，在阳原、蔚县、涞源和山西省的天镇、广灵、浑源一带抢掠绑票。万全县的土匪头子张文贵更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1921年当上了国民党万全县警察局的巡长，日伪侵占后又拉起杆子为匪，不久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任孔家庄自卫团团长。由于匪性难改，觉得当团长不如当匪首“自由”，于1943年又上山为匪。日本投降后再次投靠国民党当上了县保警团新兵营营长，更加疯狂地与人民为敌。怀安县东山区是土匪出没之地，日军侵占县境后，匪势日趋发展。到1943年，先后出现了牛拐子（牛石枝）、黑老大（张忠义）、黑老三（张忠礼）、四元子（张明宝）、八元子（张明会）等大小杆子土匪六百多人。经常活动于赤城、龙关境内的土匪有几十股之多，如李景春、张锦、张心猿、“小明字”等便是恶名远扬的匪首。《赤城县志》上记载着他们的累累罪行：1926年张心猿匪部洗劫县城；1927年张锦抢劫龙关城；1937年“小明字“、李景春血洗中堡、清泉堡……
察哈尔的匪势，相比较而言，坝上地区要比坝下更为凶险。这是因为塞外草原地域偏远，地广人稀，使得股匪、大杆有较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回旋余地，而且产马匹，多良驹，能为其提供方便的交通工具。这样察北就成为各路土匪的麇集之地。
坝上土匪在民国二三十年最为猖獗，有七十二杆之多。“一杆”少则三五十人，多则千儿八百。巨匪、悍匪、惯匪、女匪一应俱全，一个比一个凶恶。什么东北杆、山东杆、热河杆像苍蝇觅血一样流窜于此，和本地土匪串通一气，时来时去，此消彼长，闹得察北竟成了土匪肆虐的天下。坝上臭名远扬的匪首白三阎王，他从热河流窜至察北，最多时有匪兵三千多人。“一根葱”李景春乃天津人，常率匪徒二百余人在沽源、康保、张北一带抢男霸女、其刁钻毒辣，令人不寒而栗。女匪首中有人称“女司令”、“盖七省”的等等，都是如此放荡的悍妇雌枭，百姓一提起她们，莫不切齿痛骂。
张家口这块燕赵之地，曾是英雄好汉们创造伟业的舞台，也是土匪、流氓肆虐作恶的场所；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家口人经受了多少苦难浩劫，正是这血与火的多次历练，才锻造了百折不挠、坚毅顽强、忍辱负重、豁达大度的性格和品质。你说，在这血脉相承的张家口人面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十四）
质朴淳厚赵北地
张家口人生活的这个地方，位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带，正是清世祖玄烨《赵北口》诗“赵北时巡至，燕南古戎闻”中所说的赵北之地。这里，阴山、燕山和恒山的余脉环抱四周，北高南低。张北高原的南缘把南北分为坝上、坝下两个迥然不同的地貌单元。小五台山、灵山、海陀山和黄羊山雄踞四野，桑干河、潮白河、滦河水系的河流流布其间。清高宗乾隆一次到任丘巡游，望着如画的千里沃野，兴致大发，信口吟道：“我爱燕南赵北间，溪村是处碧波环。”他四下里一瞧，总觉得缺了些什么，不免有些沉吟，这时不知身边谁轻轻说了一句：“若把察哈尔的山移来就好了。”乾隆马上高声吟道：“若教图入横披画，更合移来几迭山。”
张家口一带天高地阔，在北温带阳光的照耀下，大地显得苍茫而辽远。坝上是高原气候的天然牧场，坝下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和盆地。这里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多风、少雨，寒冷而干旱。原来是荒凉的边地，游牧民族放牧的地方。经过历代的开发，人口大增，聚落遍野，也不乏风景秀丽、肥田沃土之地，但是与中原和江南相比，还是显得山干水瘦、空旷朴素。人们要生存繁衍就得付出较大的代价。高寒给人们的衣食索取和日常生活带来了艰难；干旱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变得单一和低效，一年只能种一茬，产量也低。旱作农耕只能种谷黍、莜麦、土豆等主粮作物。但这里与南方相比，却自有它的优势。清乾隆进士、宣化县令黄可润就说过：“其地极寒，寒则气凝，气凝则觳；其地极圹，圹则气达，气达则物之无疵疠。”意思是说，这里虽然高寒，但土地并不瘠薄；这里地势开阔，风大、空气流畅，不易生毛病、闹瘟疫。黄可润是福建漳州人，深知南方山林间无风阴湿潮热蒸郁致人疾病的厉害，所以在他的眼里塞外自有塞外的好处。他还以更高的站位说明保护和治理口北三厅所属地域的重要：“呜呼，此三厅之所隶不独有裨于宣郡，有裨于京师，实有裨于国之民生国计而不可以荒徼视之。”他一定是有感而发，才这样动情地大声疾呼。
说话间，二百多年过去了。张家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库大道上的驼队和牛车已被钢铁巨龙所取代，旱码头的铃声已变成阵阵笛声，张家口已成为一座高楼林立的工业城市。但是这寥廓高寒的空间地域没有变，多风少雨的气候没有变，频繁而至的旱灾没有变。自然环境仍然很差，张家口还是欠发达地区。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就得付出更大的努力。
多少年来，罡风从冬天刮到春，未到深秋又来临。刮来了大漠里的黄沙，带走了云翳中的水分。旱魃从坝上走到坝下，从深山行到草原，吸吮着泉井河淖。干旱是张家口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春旱和夏伏旱出现的机率最高。史载：从宋朝到民国的九百八十六年中，有记载的旱灾共发生了114次，其中大旱、大饥年57次，有十三次出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载道、人相食的严重灾难。连年干旱的时候也不少，短则二年，长则连旱五年。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1989年的40年间，全区旱灾面积占总耕地面积50%以上的严重歉收年有九年，旱灾面积占30%以上的歉收年有六年，而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仅有十年。干旱是张家口人的大敌，干旱成了制约张家口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寒冷干燥的气候给张家口人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也激发了人们顽强的斗志，培育了质朴淳厚、坚韧耐劳的特质。正是这种质朴淳厚、坚韧耐劳的特质使人独具一种魅力，使得张家口这个燕赵的北地，长城的北口，在数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成了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接触的桥梁，特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更是北方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抢眼的舞台。这里的边邑关隘不仅是屯兵和争战的场所，也是联系汉地农耕地区和北方游牧地区的门户。战争和融合促进了燕赵文化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张家口地域文化的形成。
（十五）
张家口民俗文化的特色
张家口民俗是张家口地域文化的具体体现。当地人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并不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也不觉得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造成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
张家口地域文化脱胎于晋、冀、蒙的交界地带，衍生在高寒干燥的塞外赵北之地。从“千古文明开涿鹿”起始，历经古代国于七国之先称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革新、元代“腹里”中都的繁盛、明朝宣府镇边关的建立、清北方陆路商埠的形成、民国察哈尔设省、抗战时期成为晋察冀边区首府等一系列的沧桑变迁，逐步成为燕赵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分支。
张家口地域文化与燕赵文化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不断积淀自成一色，又不断与周边其他特质的文化进行交融，提升自己的品位，亮丽自己的色泽。明代以来得以发展，清末民初得以整合，从而形成了以燕赵文化为核心、山西民俗为重要内容、含有察哈尔蒙古游牧文化特点的张家口传统文化。这一时期成为张家口地域文化成熟定型的时期，各种相同的和异质的成分，或被吸收或被淘汰或被变形运用，并与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巨大的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张家口人性格和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以传承。
综观张家口传统民俗和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慷慨悲歌与粗犷豪放相交融。张家口地域文化属于以燕赵文化和三晋文化为主，兼容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复合。历史地理的条件决定了张家口地域文化具有兼容性的特色。张家口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频繁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汉族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游牧族相互融合的后代，因而许多民俗都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政权的更迭、战争的频繁又带来了大量流离失所的流民和从各地迁徙来的移民，自然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习俗，从而丰富了张家口传统文化的内涵。
二、 具有浓厚时代气息和政治色彩。张家口在历史上有过声名显赫的繁盛时代，也有过衰微颓败的屈辱岁月，而张家口地域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局势的发展和稳定水平，但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的变革。作为北方重镇、塞外商埠和京师锁钥的张家口曾目睹了无数次的朝代更替和社会变迁。这里所展示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十分贴切。
三、 教化淳厚，质朴不矫饰。张家口一带山干水瘦，雨少高寒，与华北平原和中原以及江南比，是个贫穷的地方。司马迁说过：“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史记·三王世家》）
张家口地域文化也可以说是山的文化、仁者文化。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疏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可见，仁者、智者的品德情操与山川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了乐山乐水之情。张家口地域文化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就是那种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重德操、讲信义、正直大度、古道热肠的阳刚之气。
（十六）
说说咱们张家口人
重土恋家。张家口人离不开自己的家乡，依恋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像南边人为了挣钱天南地北闯荡。人们在粗朴、
重感情讲义气。张家口人为人处事遵循人情法则先于理性原则。爱面子讲荣誉感，顾及影响有道德感，尊老爱幼有责任感，将心比心有同情感。重视报恩，对别人施与的好处定要回报。与人交往感情相投，亲如一家，较少功利色彩。远的不说，在20世纪的百年里，张家口人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品质分外鲜明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义和团里活跃着张家口人的身影，“五四”运动中有张家口籍的青年学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这里就有了工人支部和农村支部，抗日战争
张家口人遇弱不强，遇强不弱，不欺生不排外。虽然表面上不那么热烈有加，甚至有些待理不理的，但内心里却翻腾着烈火，只有在适当的时机才喷涌而出。当然，张家口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在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那种诚挚的友情，侠义的心肠一度有所淡化；有些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戴上了面具，学会了“变脸”，但毕竟还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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