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中国五处不同地理位置的桥山黄帝陵孰真孰伪，依照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判断方法，有四条标准可以遵从：
其一，应与其都城等相关遗址遗迹、死葬之因相联系，以能说明其所葬之地的可靠性；
其二，应依历史记载早晚上做考量，历史记载早而详者为真，历史记载晚而模糊不清者为伪；
其三，应依历史祭祀时间早晚为指标，这是历史上的人们历史认知的实际记录；
其四，要从陵庙遗址、遗迹、历史文物上做判断，因为，即使科技再发达，历史文物也照样难以伪造。
其五，需要客观地、历史地、真实可信地说明五处不同地理位置之桥山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原因。
按照上述五个方面的判断标准，我们已经进行了四项。其结果是非常清楚的：
其一，河北涿鹿桥山是与温泉宫、轩辕之丘、蚩尤城、阪泉、历山尧、舜庙、舜都潘城等一大批古遗址、遗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遗址，绝非一个与黄帝史事不相关联的孤立历史遗址和历史记载。黄帝寿命很长，他晚年之时已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战乱与意外政治变故，他也不是如舜、禹赴外地巡视而死，而是受涿鹿大地震自然灾害而亡。黄帝南巡，其正妃嫘祖死于衡山，黄帝尚且命嫫母监护于道，运回都城安葬，黄帝死后，又正值地震大灾之后急需救灾安民之际，有什么理由不安葬于都城西北的古有熊国穹山陵地，而要劳民伤财地运往千里之外的陕北或者甘肃去安葬呢？
其二，中国历史上在战国以前没有桥梁之建，所以，在战国以前的历史上没有“桥”字。因此，在汉代以前、至少是战国时代以前，没有“桥山”这样一个实际的历史地名，黄帝的葬地是“穹山”，《山海经》记之为“穷山”，太史公“北过涿鹿”依实际所见穷山山峰桥样天然孔洞，按“穷山”之音，依所见之实，用当时已有之“乔”字而记作“乔山”。这已从商代祭祀“先穹”黄帝庙之刻辞、《山海经》所记穷山黄帝葬地地理位置、历代正史关于涿鹿县“乔山”、“桥山”的史籍记载，以及北魏帝王明确无误地祭祀轩辕黄帝于涿鹿桥山的大量史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其三，河北涿鹿桥山有历史文字记载可查的、对轩辕黄帝祭祀为三千四百多年以前至元代末年；陕北阳周、甘肃正宁、子午岭三处所谓“桥山黄帝陵”都没有一次的祭祀历史记录；而陕西中部县桥山从明洪武四年至今，其祭祀年代只有六百三十年的历史。孰真孰伪，岂不明白？
其四，河北涿鹿桥山黄帝庙古代建筑基址尚存，已发现龙山时期石斧之类石器、陶片。依其文物所见其建庙年代当为仰韶文化末期、龙山文化初期，其后商、周、战国、汉、北魏、辽、元都进行过修葺，与见于文字祭祀记载相合，如此，在中华大地上的五处不同地理位置所记载的桥山之中，孰真孰伪，已是明明白白的。
那么，既然河北涿鹿桥山为真，其余四处“桥山”为伪，这种历史上的作伪活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黄帝葬地“桥山”这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是怎样以假乱真的呢？历史上都有谁参与了这一起历史性的造假活动了呢？现在，我们就来一一点其大名：
1、先说班固
班固与司马迁，人的思想素质不同，政治观点不同，述史目的也是不同的。司马迁出于太史世家，然其年轻时却无意为史官、著史书，他是在其父出于职业之责、史命之感的教诲之下，“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古文观止》卷之五—），给后世留下鉴兴衰、知兴替之镜，而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述史的。故考信实录，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是其使命感的自然体现。所以，他对于随时都能够结束自己性命的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同样以历史的眼光而作审视：对于武帝的开疆拓土之功给以肯定；对其信神弄鬼、重用方士、兴封禅一十三载的作为，就作批判性的记录：对其相信方士言轩辕黄帝长生不死、大兴封禅一十三载之事，专以《封禅书》篇详细记载，而其全部历史作为则在《今上本纪》中记之。在专记五帝史事的《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并以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禹赴江南会诸侯而崩，葬于会稽之事以相对照。用以说明：—
第一，黄帝是死于都城，葬于都城所在地的桥山，且有墓冢可据；
第二，以崩于外地和崩于都城的不同角度历史记载，说明史事之实；除此之外，司马迁记述武帝以前的几百位帝王及诸侯史事，并不一一记其葬地。又在记汉武帝北巡祭黄帝于桥山，见到黄帝墓冢而惊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此为用事实来否定武帝兴封禅以求长生不死的愚蠢活动，以警示后世信神弄鬼，有可能给百姓带来祸患者：“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由此）具见其表里！”
而班彪、班固父子原非史官，父子相继私下著述史书者，充满了个人名利思想：一为通过美化汉代帝王讨好汉室，得到加官晋爵的好处；二为借述史青史留名。如此，班固在其父死后，因被人揭发“私改作国史”（—《后汉书•班固传》—）②而入狱。班固之所以后来不仅得到明帝的赦免无罪，而且迁为兰台令史，由偷偷摸摸变为堂而皇之的述史者，绝不仅仅是由于其弟班超为其说情。重要的是，明帝知其述史之意乃为美化汉帝如尧舜者，及至取其史稿以阅，果然如此，因而高兴，不仅赦其罪，而且加官，使其专志述史的。
然而，班氏父子要达到通过述史以美化汉代帝王，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就必然成为他父子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
其一，是《史记》不仅忠实记录了汉武帝以前的所有西汉史事，而且传世之后，社会影响很大，一些当时博极群书的名人“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裴駰：《史记•集解序》引—）
其二，是《今上本纪》等篇对汉武帝事基本记完，尤其是汉武帝相信方士公孙卿所言黄帝长生不死，因而改元大兴封禅活动，在祭桥山黄帝陵时亲眼见到黄帝冢虽很尴尬，却仍不改其荒唐之举，这是班氏父子很难为汉武帝进行美化的。所以，班氏父子所要做的，就是要使用一切手段给后世造成一种太史公述史不实的印象：“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后汉书•班彪传》—）。如此，班氏经精心策划，采取了毁史籍、改史事、笔移桥山等一系列不光彩的手段。其中光是为了笔移桥山，就采取了四项措施：
第一项：笔移桥山。
班固把本在上谷郡涿鹿县的桥山笔移到了上郡阳周县，在《前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下记曰“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
为什么班固要把桥山从涿鹿笔移到上郡阳周县，而不是别的地方呢？这也是经过精心选择而动的手脚。
其一，是其时的阳周县早已废除，东汉早已没有这样一个县地。如此后世就较难查对；
其二，是它与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所经路线接近，在记述汉武帝史事中好做手脚以篡改部分史事；
其三，是阳周县南有一个五龙山，山上有西汉滥建的“五龙山仙人祠”，此祠在西汉成帝时废而不祀，后世见有古庙遗迹也就可以以假乱真，免人生疑。
对此我们不妨多说几句：汉武帝死后，其子孙们做了皇帝，也家风不改，敬奉鬼神，滥建祠庙，滥行祭祀，劳民而伤财。其中“五龙山仙人祠”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询（汉宣帝）滥建的。其时滥建的还有“帝原水祠”等。所谓“帝原水祠”就是一个河神庙。今之无定河，战国时叫作“生水”，秦汉之际称作“帝原水”，东汉以后叫作“奢延水”。这种西汉滥建的祠庙，到了成帝刘骜之时所祠者，已多达六百八十三所。所以，匡衡、张谭就奏请成帝曰：“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重复，请皆罢”。于是，经成帝同意，包括五龙山仙人祠、帝原水祠等在内的滥建祠庙皆罢而不祀（—《前汉书•郊祀志》及《西汉会要》—）。这些，又都是班固所熟知之事。做起来可谓得心应手。
班固在《地理志》笔移桥山这一笔之记，就又耍了三个小花招：⑴ 肤施县，原为战国之际魏国所置，后来，秦置上郡于此，西汉沿秦制而未变，东汉废除。西魏置为上县，为安宁郡治所在。唐置绥州，宋改绥德城，金、元皆为州治。其故城遗址当在今陕西省榆林东南、绥德县北的鱼河堡或沙家店附近。班固为了将桥山黄帝陵笔移到西汉的阳周县，就把本在阳周县南的“五龙山仙人祠”北移200里左右，记于肤施县；⑵西汉的阳周县，原为秦始皇所置，西汉因之，东汉废除，宋置安定堡，元改安定县，1935年因纪念谢子长而更名子长县至今。西汉之五龙山，当为今之蟠龙山，班固既将五龙山暗指为“桥山”却并不明指，只说“桥山在南”。其本来是以仙人祠为影子，却不言祠庙，而只说“有黄帝冢”；⑶西汉末年，王莽所建之“黄帝园”又称“上林畤”，此本在秦汉之际的上林苑中，其旧地当在今陕西户县、周至附近，班固为了给他笔移的“桥山”拉伪证，竟又指鹿为马地说他笔移的这个子虚乌有的桥山，就是什么“上陵畤”。
第二项：篡改史事。
汉武帝元封元年冬之北巡，目的有二：一是针对其时匈奴时常入扰北边，汉武帝由此而亲率大军北巡边地以震慑匈奴，所以就将此次北巡定名曰“振兵释旅”；其二是汉武帝既然听信了方士公孙卿关于轩辕黄帝长生不死的胡说，曾激动地说：“嗟呼！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史记•封禅书》—）由此而改元“元封”，决心在往桥山祭黄帝之后，开展大规模的“封禅”活动，以像黄帝那样，能“成仙而不死”。武帝此次实际巡幸路线是：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朔方、至五原，临北河，出长城，北登单于台，遣使警告闻讯北逃的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尔后，由单于台继续东行，越野狐岭，经鸣泽，到涿鹿，登桥山，祭黄帝，过协阳关，历代郡，入河东，回归甘泉。
班固既要笔移桥山于陕北阳周县，那么，武帝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就不能不加篡改以与他笔移的“桥山”相合了。于是，班固就将武帝巡幸路线改为：“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遣使告单于曰……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班固：《前汉书•武帝纪》—）。
班固对汉武帝北巡路线的篡改，只可以瞒得粗心的读者，然则既瞒不了细心的读者，更瞒不过研究史事者。因为其篡改，就事实上违背了武帝此次巡幸的实际，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暴露了出来：
其一，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振兵释旅”，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其进行大规模 “封禅”活动开始之前，威慑一下匈奴单于，以确保其封禅活动期间不致发生战事。如此，他遣使警告单于应该是在到达单于台，发现单于北逃之时做出的。而班固为了将武帝北巡路线改得与他笔移了的“桥山”所在地望暗合，就得将武帝从单于台之后所经野狐岭、鸡鸣泽、涿鹿、协阳关、代郡、河东等地名一律删除，只好将出发所经地名写到回归途中，如此，照班氏之记，则成了武帝回归至北河之地，才又想起遣使警告单于。这样就出现了不合事理的矛盾：汉武帝为什么不在“北登单于台”之时遣使警告单于，而回归500多里，也就是从今呼和浩特以北返回到今乌加河之时，才又想起遣使警告单于的事来？莫不是这汉武帝得了“健忘症”？若如此，当武帝所派遣之使节再从北河返回到单于台并继续向北去找到单于提出警告，说单于如果自以为能战，汉“天子自将待边”之际，汉武帝不是早该回到他的甘泉宫去了么？如此还有何“天子自将待边”之实？
其二，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巡北边”而欲威震匈奴，为什么又如班氏所记路线，不是“巡北边”，而是一到单于台就又原路返回呢？原路返回还称什么“巡北边”？
其三，桥山既如班氏所记在阳周县，那么，为什么汉武帝不在一出云阳，在到上郡之前，就祭桥山黄帝陵以壮军威，而是偏要在“巡北边”中，又原路返回再祭桥山，走这种背工路呢？原因就是对班固障碍最大的《史记》篇《今上本纪》等可作不得已的“有录无书”处理，但总不能将《史记》全部毁掉。如此，《封禅书》等篇记载武帝是巡北边回归途中祭桥山的，因而，他也只能在武帝回归途中以使武帝“行军路线”与他笔移的“桥山”相合。
其四，也是更重要的，若依班氏之记的武帝巡幸路线，就成了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先后四次渡黄河，不是“巡北边”，而是在黄河上绕圈圈了！
第三项：述史避用“涿鹿”二字。
汉武帝多次北巡，从来就没有像班固所记元封元年冬那样原路返回过，其大致路线多为或自云阳，或从雍畤出发，沿秦修“直道”北上，经高奴、阳周、肤施、五原、云中、飞狐、上谷、涿鹿、代郡、太原、河东，从蒲坂、临晋处渡黄河而归。也就是说，汉武帝的北巡，基本上都走得是秦修的大道。如此，北巡而取道河东归长安，涿鹿则是必经之地。然笔移桥山的班固就像做贼者心虚一样，述史一直避用“涿鹿”二字，实在避不开的，宁用“独鹿”二字以代，也绝不直书西汉的重要县地“涿鹿”。如元封四年冬十月的北巡，所走的路线与元封元年冬十月的振兵释旅一样，因在代郡、河东都有史事不记载不行，班固就是以“独鹿、鸣泽”记载，绝不使用“涿鹿”二字。
第四项：毁史灭迹。
太史公所述之史，上起轩辕，下迄天汉（前100年～97年），在当时是记述长达两千六百余年的通史。其于《五帝本纪》中记以“黄帝崩，葬桥山”，并不像记舜、禹葬地指“九嶷”、“会稽”在何地者，是因桥山就在涿鹿，加“涿鹿”二字就为多余。何况，他在《今上本纪》中记述汉武帝振兵释旅中祭桥山，自然会一一记明所行路线、所经地名的，因为太史公就是扈从武帝北巡的官员之一，如此桥山在何处不就更加明白？也正因如此，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才离奇古怪地缺了《景帝本纪》、《今上本纪》等十篇书的。
太史公与汉武帝辞世时间差不多，所以他已将汉武帝史事基本上记录，而太史公又明言，此书共有正、副两部，一部“藏之名山”，一部“传之其人”（—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古文观止》卷之五—）。“藏之名山”者，自在名山；“传之其人”者，正是其外孙杨恽。太史公去世多年后，杨恽才传讲《太史公书》，世人才知有《史记》著成。此后，杨恽被腰斩，《太史公书》自然被查抄入官，这就是传世的那一部《史记》。当年，西汉末、东汉初的刘向、扬雄所读到的《史记》也正是存于官府的这一部。然刘向、扬雄盛赞《史记》，并无一人言《史记》有缺，而到了班固述史时，一方面大抄《史记》为己著，另一方面却说《史记》有“十篇缺，有录无书”（—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
怎么说呢？保存于皇家的史籍还有人偷？有老鼠咬？偷也好，咬也罢，不是偷、咬某一部分竹简，而是专门挑选《景帝本纪》、《今上本纪》这些影响班固笔移桥山、美化汉代帝王的篇章偷或咬。说白了，班氏郑重其事地宣布《太史公书》残缺，正是其毁掉史籍的一种掩盗之证。笔移桥山的目的就是想达到后世之人找不到桥山，以此而疑太史公述史不实，抬己而贬前贤。
2、次说魏收。
北齐的魏收，是位恃才自傲且又做事很不认真的人。他一方面很看重述史这个“权”，甚至以此为打击仇家、抬高自己的法宝，“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另一方面，魏收述史则懒于动脑子，照史料而抄，连文字修饰都不作。如其记魏帝幸桥山，而不言祭黄帝，只言祭尧、舜庙；或于魏帝登历山时只言祭舜而不提祭尧，就是很好的实证。因为，在桥山只有轩辕黄帝庙，而无尧、舜庙；在历山，不仅有尧庙，也有舜庙，尧庙与舜不仅在一山、在一梁、而且一上一下，中间只隔“丹墀地”一段的距离，何以会发生祭尧不祭舜、祭舜不祭尧的怪事呢？同样，尽管其照着北魏皇宫保留下来实录资料，一再照抄北魏帝王“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庙”，然而其在撰写《地形志》中，则又照抄《前汉书•地理志》的山水古迹之注。如此，稀里糊涂地就将班固笔移到阳周县的一座桥山，又移到了甘肃省正宁县！原因是：班固所记的西汉上郡阳周县，在班固述史时就已经废而不存了。此后再没有恢复这一建置。到了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北魏又在赵兴郡辖地置了一个“阳周县”，其地在甘肃子午山以西，即今之甘肃省的正宁县。
如此，说魏收是有意笔移桥山，那是冤枉他。魏收实在是述史不用心，稀里糊涂地又让班固造出的假桥山再搬了一次家。
3、再说萧德言、李吉甫等人。
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四子魏王李泰，为投其父皇所好，广招门客编撰《括地志》一书，此书虽署名为李泰，但事实是出于萧德言等人之手。北魏时的阳周县，在隋朝改称罗川县，唐朝又改称真宁县。萧德言等人若按班固在西汉阳周县下所记：“桥山在南”，而于真宁县“南”找“桥山”就找不着，因为甘肃真宁县南没有可以称作“桥山”之山。怎么办呢？书是受命而编，不能不写，于是就只好强拉子午岭来顶替。就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唐宪宗时又有个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县图志》，不仅重复《括地志》之误，而且为之圆场：“子午岭，亦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之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宁州•真宁县》—）。
至此，子午岭又变成了“桥山”。班固笔移的“桥山”在阳周县“南”，这里改变了方位，而在县之“东”；班固因心中有鬼尽可能打蒙混，不指出“桥山”的确切地理方位和距县城里数，萧德言、李吉甫则言之凿凿，“在县东八十里”。此后的又一次由帝王授意而故意附会桥山，则又同涿鹿桥山的黄帝庙修葺和祭祀直接有关了……
4、最后谈王钦若移山始末。
王钦若移山，是个受命而为的人物，却非决策人物，决策者是北宋皇帝真宗赵恒。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石敬瑭也很想过把做皇帝的瘾，就认了比他岁数还小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想当个“儿皇帝”的人，自然是不要祖宗的。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儿皇帝将幽蓟一十六州地连同祖宗陵地一起送给其小父亲为礼物。是时的古涿鹿地在唐末已改称新州矾山县，契丹接收后取崇奉上古圣贤之意，改新州名为“奉圣州”。辽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壬辰，辽圣宗耶律隆绪下诏修庙以时而祭，奉圣州桥山黄帝庙、历山尧 、舜庙并得修缮。
谁会想到辽帝修桥山黄帝庙以时而祭的事，慢慢传到了刚即北宋帝位的赵恒耳朵里，使这位既无能振兵收复失地，又一贯想以正统自居的北宋帝王，受到不小刺激。于是就搞起了什么“天出云瑞”，“地长芝草”，改元“大中祥符”，谥孔子，修庙宇，兴封禅的闹剧。
正统者不能祭桥山，失地又无力收回怎么办？赵恒就命王钦若、杨亿赶快编撰《历代君臣事迹》一书，搞出一个地在宋辖的桥山黄帝陵来，好建庙以祭。但编书非一日可成，修庙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于是，心急火燎的赵恒就用做梦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的一天，赵恒对他的辅臣们说：他做梦见到一位天神和其他六位神人降临宫中，“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宋史•礼志》—）于是，就在皇宫设牌位以祭黄帝。
此后，王钦若等所编撰的《历代君臣事迹》总算是脱稿了，其编谎说：“唐大历四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王钦若等这个谎编得是很不圆的：唐代祭祖不祭陵地，唐代史料无此载，此是凭空虚构。此其一；唐大历年间，只有《括地志》一书才把桥山从陕北移到甘肃的子午岭，就连《元和郡县图志》也还没有开始编撰，黄帝陵就连一移再移的假名儿也离坊州远着呢！此其二；王钦若等虽假借唐人之口说黄帝陵在坊州，而坊州下辖有鄜城、中部、宜君三个县，到底这轩辕黄帝陵还是在坊州上空飘着的，并未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县地。此其三。不过，心急而又脑袋瓜聪明的宋真宗既已用做梦的办法解决了祭黄帝的难题，对于王钦若等编谎圆与不圆的问题，也就不在意了。于是就赐书名曰《册府元龟》，以行刊刻了事。
王钦若等编谎不圆，没有难住宋真宗，倒是为难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欲以国家礼制祭历代帝王陵庙，则又一时难以搞清各在何地？“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议以进礼”（—《明史•礼志》—）。并“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明史•礼志》—），洪武二年、三年，又“遣使访先代陵寝，乃命各行省具图以进。洪武三年十二月“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明史•太祖纪》—），却未祭轩辕黄帝。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黄帝陵在哪里。这是由以下几个实际原因所致：
先说涿鹿，虽自古有桥山黄帝陵，有黄帝庙，有供帝王祭祀时驻跸的“温泉宫”，而且在995年重修了庙宇。就连蚩尤庙、炎帝庙也都作了修葺。有意思的是，修庙者特地在炎帝庙依轩辕之丘至庙方向，按“三点一线”栽下了极具隐语性的“松”、“槐”、“榆”（隐喻“孙怀榆”：孙，指公孙轩辕；怀，为关怀；榆，指姜榆罔）三棵树。元代亦依“通祀”之制进行祭祀。但是自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遭受两次毁灭性大地震后，1339年又发生大瘟疫，虽更名为“保安州”（—《元史•顺帝纪》及《保安州志》—），实际上一州之民除山区者外，死亡几绝，其州制“洪武初废”（—《明史•地理志•保安州》—）。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才又开始“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成祖纪》—）屯垦建村，这种移民一直持续到明朝的景泰三年（1452年）。这就是真正的桥山黄帝陵所在的保安州，根本无人在洪武初“具图以进”，说明黄帝陵所在的具体原因；
再说陕北阳周桥山、甘肃正宁桥山、子午岭桥山，自班固、魏收、萧德言等相继笔移后，只有刘劭、王象、裴骃、郦道元、李吉甫等少数人有过不辨真假的附会，且不外于纸上说说，在当地既无陵，又无庙，更无祭祀，甚至人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有谁能“具图以进”呢？
最后，我们来说说陕西坊州，虽王钦若、杨亿在《册府元龟》上有了一个附会，然只附会到坊州，那么，其时的坊州叫作鄜州，下辖洛川、中部、宜君三县地，该哪一个县“具图以进”，说明黄帝陵之所在呢？恐怕这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直到洪武四年年底，又到了该祭历代帝王陵了，这才由“礼部定议……中部祭黄帝”（—《明史•礼志》—）。当时，无陵、无庙、无具体地点，是设坛以祭的。此后，中部县经三易其地，确定在城北谯石山，这才开始修陵建庙活动的。就连其后三县县令共同修庙时，也还是在对这种荒唐之举于诗词中提出质疑。这都是记载于《中部县志》里的事实。所以，陕西中部县之“桥山黄帝陵”，既无明代以前历史遗址、文物、建筑，又无明代以前的祭祀记载和碑石。到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由中部县提出申请，报陕西省批准，并报民国玫府内务部备案，才改称中部县名为“黄陵县”（—《黄陵县志》—）。这就是今陕西黄陵县“桥山黄帝陵”由史官笔移大山、附会而来的源流史。
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陵四次大搬家的具体历史原因，都是有大量历史证据可以充分证明的，真正的桥山轩辕黄帝陵在河北涿鹿县城东南的温泉屯村西南、小矾山村东北。有不信者可去实地看看其庙所建遗址的历史有多么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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