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山考辨（曲辰）涿鹿上古文化-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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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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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转自光明论坛——曲辰《桥山考辨》

        本人无意窃取他人劳动成果，转载本文旨在宣传涿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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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山考辨—曲辰

    太史公述史，注重考信实录，他以“北过涿鹿”（—见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实地考察所见为据，于《史记•五帝本纪》中载明：“黄帝崩，葬桥山”。

    本来，依古代礼制及史籍、文物之证，自有虞氏至西汉，涿鹿桥山黄帝陵一直为国家大禘时的祭黄帝处，山下建有“温泉宫”（—见《魏书•高宗纪》—）供历代帝王祭黄帝时驻跸、斋戒、沐浴，并无岐议。然自东汉改制，大禘改为于帝都明堂设牌位祭黄帝后，帝王就不再亲到涿鹿桥山祭黄帝，这就给竭力攻讦太史公述史“是非颇缪于圣人，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见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的班固，提供了篡改史事、笔移桥山，欲陷太史公于“述史不实”的好机会。于是，班固将黄帝葬地桥山从涿鹿笔移至千里之外的陕北，在《汉书•地理志》上郡的阳周县下记曰：“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亲手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例假案。
    此后，北齐的魏收，唐朝的萧德言、李吉甫，北宋的王钦若等，又相继转抄、附会、编造，因而在中国的史、地著作中，自东汉以来又相继出现了阳周、真宁、子午岭、坊州等不同地理位置所指的“桥山黄帝陵”记载。自古“假做真时真亦假”，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历史之谜，就这样扑朔迷离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许多不同地点的“桥山黄帝陵”记载，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黄帝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进而怀疑黄帝史事的真实性。其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的葬地只能是一处，多了就有假；历史人物的葬地，必与他生前的居住、生活紧密联系，特别是与其临死之前的活动有关，说不清死葬原委，而用乘龙升天说作释是无济于事的。每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人能成仙不死。同样，用什么“衣冠冢”、“纪念墓”为解，自也不能服人，因为谁都会内心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有其人，何无真墓？”所以，在有许多“桥山黄帝陵”存在于不同史、地书籍记载的情况下，不加研究考证，不分真假的祭祀活动，其祭礼再隆重，也很难起到感召、激励、凝聚民族情感的应有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祭祀自己民族的文明先祖，竟然连个真假陵寝都不分，那样的“祭祖”活动，也就是个徒有虚名的形式，而毫无实际意义了。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桥山黄帝陵作一个考辨，以澄清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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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桥山地名考

    凡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汉字是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立的具体字音与字义，与外国的拼音文字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文字是一个永葆历史青春活力的文字系统，它是历史上有什么事物就造出什么文字来使用，并且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依其固有的应用偏旁部首、示意、形音规律以造新字、以表达新生事物，而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旧有的事物消失，其历史用字也就退为不常用的“冷僻字”，进而随着不用而自行消亡。因此，中国的文字发展变化之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史书上不载的历史信息。由此，中国文字就有了一个独特的、了不起的科学功能——考古。
    战国以前，中国没有桥梁建造，因此，其时的中国字中就没有“桥”字。如《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辞类书，它就没有“桥”字；战国以前的所有古代典籍中也同样没有“桥”字之用，更不用说“桥山”这种历史记载了；
    同样，有着明确记载的史例，也说明了古无“桥”字之用的问题：周文王娶商帝之妹，曾在渭水河上用木船并联，造过一座临时用的浮桥，但这在当时也并不叫做“桥”或“浮桥”，而是呼之以“梁”。所以，《诗•大雅•大明》颂其事时就这样说：“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浮桥，是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建成于山西蒲州黄河上的，当时也同样叫作“梁”。即使到了秦末，中国已有石桥、木桥之建，但在当时亦不称作“桥”，而是谓之以“飞梁”。桥字之造和使用始于西汉，但当时在一些典籍中都记之为“乔”，就是到了东汉之际也还如此，不然，历史小说中也就不会写诸葛亮利用曹操《铜雀台赋》中“揽二乔于东南兮”之句，大作文章以激周瑜了。
    既然，中国在战国之际的历史上尚无桥梁之建，也无实际的“桥”字产生和使用，那么，远在战国时代以前的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上，怎么就会跑出“桥山”这样的历史地名来呢？此岂不是怪事？
    考之以商代祭黄帝的甲骨刻辞、《山海经》、《楚辞》、《春秋命历序》、《隋书》等典籍，黄帝葬地原名穹山，《山海经》、《楚辞》、《春秋命历序》记作“穷山”，是太史公依汉代通用字记作“乔山”的。而汉以来其他典籍如《隋书》、《辽史》等，也都记作“乔山”。其地名演变过程为：穹山→穷山→乔山→桥山。如： “戊戌卜，侑伐，父戊用牛于穹”（—见《乙》五三二一—），此为商王大戊之子卜问以父大戊陪祭穹山轩辕黄帝庙之刻辞。其中“戊戌”是卜问日期；“侑”原字为“ ”，即“有”字，此中用为“侑”这一古祭名的通假字，如“侑祠”义；“伐”指杀牲为祭品，按古祭祀礼制有猪、牛、羊三种，谓之“三牲”；“父戊”指商王大戊，《史记•殷本纪》中书作“太戊”。因为，古“大”、“太”所用为一个字，如“大学”即“太学”，“大一”即“太一”，祭礼中的“大牢”即“太牢”；“穹”指“穹山”，也就是《山海经》、《楚辞》、《春秋命历序》中所记载的“穷山”黄帝陵。又如：“贞帝穹”（—《乙》四八三二—），其中的“贞”为卜问之辞；“帝”当为祭名“禘”的通假字。自古，不王不禘。禘者，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祖大典，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礼，不祭天神，不祭地祗，只祭先祖。届时先在国家举行盛大典礼的专用建筑“明堂”中举行祭礼，各代帝王以自己的五位近祖配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人帝，设牌位或画像进行隆重祭奠，尔后再到五位近祖、及五位远祖的陵地进行祭奠。
    “穹”指穹山黄帝陵庙。“贞帝穹”的刻辞，就是卜龟以问大禘穹山（穷山）黄帝陵的刻辞。“穹”字，其文刻作“ ”，甲骨文中凡房屋类有穹窿形物体，都一律刻作“ ”不分穴字头和宝盖头；“ ”是个“弓”字，而非“ ”字。“ ”字是刻作“ ”的。所以，有甲骨学家将“穹”字误释为“官”字，再进而解释为旅馆的“馆”字，这种解释就是错误的了。商王仲丁住旅馆是既用不着占卜，又用不着提及其父名讳，更用不着祭祀、献以祭牲“牛”的。
    祭品献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猪为“馈食”，献牛是最高的祭礼。正因为穹山为轩辕黄帝葬地，商代祭祀的甲骨刻辞中也称作“先穹”。例：“辛未卜，亘贞乎先穹”（—《存》二•四八四—）。
    此条刻辞中的“辛未”是占卜日期；“亘”为贞人名，是“武丁时期的贞人，也即武丁朝史官”（—孟世凯：《甲骨学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因此，这一条刻辞是商王武丁祭涿鹿穹山轩辕黄帝陵之前，让史官“亘”占卜的历史记录。“先穹”，即“先祖穹山轩辕黄帝陵”的省称。如果将“先穹”释作“先馆”，在整条刻辞语义上就说不通。
    依据我们的考证，桥山轩辕黄帝陵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温泉屯乡以南，小矾山村以北，也就是在黄帝都城“轩辕之丘”遗址西北约10公里，其坐标为东经115°21′，北纬40°18′，主峰海拔1091米，其东峰上有一天然形成的酷似拱形石桥样穹窿孔洞，“穹山”山名即由此天然景观而得其称。穹山、穷山、乔山、桥山，虽以中国文字发展而历史记载用字有变，但其名称与这一山顶上的天然石桥孔洞之景，却始终紧密相联系。更有意思的是，穹、穷两字的涵义，则又是与穹山这一天然石桥孔洞和其所处地理形势相联系，这大约与黄帝时的史官苍颉造字不无关系，因为我们发现，在一些产生早的、表述自然物的文字中，存在着很多与涿鹿风物相合的字例。
    穹，指物状屈曲隆起而又中空之貌，如穹窿、穹苍、穹卢等；穹山之拱形天然石桥在山峰上，故穹又指事物高大貌。《尔雅•释诂》曰：“穹，大也”；穹山主峰海拔1091米，而山北则是涿鹿、怀来、延庆盆地中桑干河、洋河、清夷水相汇处，海拔为460～500米。如此，从穹山高峰下流之山洪，流经4公里左右就可注入桑干河，由于流水落差大，保持下切山体岩石的势头就很猛，其所下切形成的山谷就成为幽深的“一线天”。所以，又有“穹谷”一词，指幽深的山谷；穹山之穹窿，镶嵌于山巅，故“穹”亦作穷尽解；有“穹嵌”一词，专指山势高险貌。如王昌龄《奉赠张荆州》诗：“邑西有路缘石壁，我欲从之卧穹嵌”（—《全唐诗》一四一—）。大约是后来因穹字之用日渐宽泛，而又专造“穷”字以称黄帝陵所在之山。故，“穷”字的主要涵义作“极”、“尽”两义解，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见《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一作朱斌诗—），“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在古代“穷”并不指没钱，没钱曰“贫”，而不谓“穷”。只有将“贫”与“穷”相联为词，以“穷”为加强语义用字，言其“贫”到了极点之时，穷才具有“贫”的义含。即使到了现在，言“贫农”、“扶贫”、“脱贫”，而不说“穷农”、“扶穷”、“脱穷”。中国语言中使用字、词，是很讲究的。同样，司马迁也是“北过涿鹿”考信实录，又扈从汉武帝祭穷山黄帝陵，亲眼看到了穷山上的石桥，才依当地人所呼之穷山，而记作“桥山”的。山顶上无石桥者，怎么能够称之为“桥山”？
    《史记•正义注》曰：“《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是为曲说。《尔雅》成书于战国以前，是时中国既无桥梁建筑，又无 “桥”字的产生，何来“桥”字之释？查《尔雅•释山》中所释者，乃为“峤”字，它与“桥”字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字。就是到了今天，也没有人会理解“山锐而高”就是“桥”，也找不出这种解释的科学历史依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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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桥山地理位置考

    见于中国史、地著作记载的桥山，计有：河北涿鹿桥山、陕西北部阳周桥山、甘肃真宁桥山、子午岭桥山、陕西坊州桥山，这些个桥山，其地理位置不同，近者相距二百里，远者相隔上千里，我们从其历史记载先后、源流上略加考证，孰真孰伪，自见分晓。

河北涿鹿桥山：
    历史沿革：有熊国时为青丘所在的“诸沃之野”；五帝时期为轩辕之丘所在之冀地；夏、商、周为冀州涿鹿之野；战国时期为燕国上谷郡地；秦为上谷郡地；西汉至三国魏末，为下落、潘、涿鹿三县地；西晋为广宁郡下辖的下洛、潘、涿鹿三县地；北魏时期为广宁郡下辖之广宁、潘、涿鹿三县地；北齐为北燕州怀戎县；隋为涿郡下辖之怀戎县；唐初为妫州怀戎县；唐光启中改置为新州，下辖永兴（治今涿鹿城）、涿鹿（因涿鹿古城废而治于矾山镇，唐末，又因涿鹿县久治矾山，改称矾山县）二县地；辽为奉圣州永兴、矾山两县地；金代为德兴府下辖的永兴、矾山二县地；元为顺宁府下辖的永兴、矾山二县地，至元二年（1265年）省矾山县治，并古涿鹿县地入永兴县；明、清为保安州；辛亥革命后，恢复古涿鹿县建置名称至今。此举“桥山”历史记载如下：
1、《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都），穷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八百岁。”
2、《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指灵山）在女丑北……群巫所从上下也。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丘’应作‘台’）。”
按：《山海经》所记载的十巫上下之灵山，即今河北省涿鹿县城南100多里的灵山。有东、西两个高峰，西峰称西灵山，海拔2420米，东峰称东灵山，海拔2303米，是涿鹿县与北京市的界山；灵山北40多里是轩辕之丘遗址；轩辕之丘遗址西北20里是轩辕黄帝葬地穷山。
3、《国语》、《左传》、《楚辞•天问》的印证。
中国古代对于列入国家祭祀大典享祭的先祖，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有一个标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即使是国君的生身之父，也不能列入国家祭祀大典而行祭祀。这个标准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祭典。”（—见《国语•鲁语》—）
    夏禹父子，不仅破坏了五帝时期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选贤任能帝位禅让之制，建立了变天下之公为一家之私的父传子、家天下独裁政权，更破坏了五帝时期的国家祭祀之制，以个人私愤，在国家祭祀中排除了唐尧、虞舜，又以私亲，将其因罪被杀之父鲧列入了国家祭祀大典而行祭祀。这就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礼记•祭法》—）的历史事实。
成为罪人是可耻的，祭为有功之祖是荣耀的。但是如何才能将治水无功被杀的鲧变成国家之功臣呢？于是夏后氏就编造神话，美化鲧以欺骗世人。这个弥天大谎是这样编出来的：说是鲧被处死于羽山后，其尸三年不腐，神人以吴刀剖鲧腹而生禹，禹继父志而治水成功。鲧悔自己治水不成而欲再建新功以补己过，就化作黄熊向西北行，到了穷山轩辕黄帝陵前求黄帝在天之灵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由是，在黄帝神灵的指点下，向南行到灵山，被灵山十巫以药治活后，鲧就到轩辕之丘以北的诸沃之野，教涿鹿百姓播种小红黍，织蒲编，立了大功。因而，鲧符合“以死勤事”之列，合当列入国家祭祀大典而享祭。这类神话的片断，分别见于《归藏•遗爻附》、《山海经•大荒北经》、《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晋语》等书中。举凡稍有点头脑的人，就不会相信这一套鬼话。战国时的屈原，就对此提出了全面质疑：“顺欲成功，帝何刑焉？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鲧腹禹，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见屈原：《天问》—）
屈原的质问，不仅是对夏后氏所编欺骗世人谎言的全面戳穿，对其以亲情而祭有罪之鲧的有力否定，同时也客观上是对穷山所在地理位置作了一个印证。“徂穷西征”数语，一因今本“徂”误作“阻”，二因今人不知“穷山”为何地，三因夏后氏所编谎言今人不知，四是今人只知颂禹治水之功，却不知禹之历史罪恶，故历来为《天问》作注者，对以上诸事不知所以，自唐兰先生发表《天问“阻穷西征”新解》后，学者们才豁然开朗。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这样说：“鲧所被‘阻’之‘穷’，确即此穷山，因巫咸国在其南，去此不远也。”（—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4、《春秋命历序》：“轩辕，有熊之子也……兴于穷山轩辕之邱。轩辕之邱在穷山之西南。”（—见朱氏补刊《黄氏遗书考》本—）
按：《春秋命历序》此说，误“东”为“西”，错了一个字。轩辕之丘在穷山之东南。
5、《前汉书•刑法志》：“黄帝有涿鹿之战”。文颖注曰：“涿鹿在上谷。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
6、《后汉书•郡国志•上谷郡•涿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
7、三国《魏土地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
8、北魏的郦道元惑于班固之说，既在《水经注• 水》篇引《魏土地记》，记载了涿鹿桥山，及桥山下温泉、温泉祭堂，又在《河水•奢延水》说阳周县南有“桥山黄帝冢”。虽然北魏历代帝王六次到涿鹿桥山祭黄帝庙，但《水经注》之载，则为中国地理著作中出现不同地理位置所指的“桥山”开了一个头。
9、《隋书•地理志•涿郡怀戎县》：“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北”字，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桥）山，历（山）、（黄）阳山，大小翮山，涿水，阪泉水。”
10、《辽史•地理志•可汗州•怀来县》：“有妫泉在城中，相传舜嫔二女于此。又有温泉、阪泉、磨笄山、鸡鸣山、乔（桥）山、历山。”
按：《辽史》的编撰者，只知辽时的怀来县是由唐初的妫州及下辖的一个怀戎县演变而来，然却既不知唐武则天长安二年以前，妫州及怀戎县治在100里以西的汉潘城，又不知到了辽代原怀戎县已划为奉圣州、归化州、归地州、宏州、可汗州及西京下辖的文德、望云、怀安、永宁、永兴、龙门、怀来七个县地，因而就将原唐初妫州怀戎县的名山、古迹都记到了怀来一县地之内。是时，妫泉（妫泉之名为误，本名为“潘泉”）、桥山、历山在奉圣州永兴县，温泉、阪泉在奉圣州矾山县，鸡鸣山在可汗州怀来县，磨笄山本就不在唐初的妫州境内，属于唐代史书的错记，此山在古代国境内，辽时在蔚州下辖的定安县境内。不过，《辽史•地理志》之记，在大致的地望上还没有错。
11、《辽史•圣宗纪》：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壬辰，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祭之”奉圣州永兴县桥山黄帝庙、历山尧庙、舜庙并得修缮（—《续资治通鉴》—）。《元史•祭祀志》：“元贞元年（1295年）初，命郡县通祀……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是时，永兴县桥山黄帝庙、历山尧、舜庙均得祭祀。因有元代诗人鲜于枢赋《桥山》诗。诗曰：“旁通日月上星辰，有路遥应接玉京。仙弈未终人世换，秦鞭不到海波平。当时混沌知谁凿？他日崆峒强自名。枯树重荣事尤异，欲从樵者问长生！”（—《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六一•宣化府部•艺文五》及《保安州志》—）
12、《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保安州》：“桥山上有黄帝祠，后魏主嗣泰常八年如涿鹿，登桥山，遂如幽州也。《魏土地记》：‘下落城东南四十里有乔（桥）山，山下有温泉’……《水经注》：‘乔（桥）山下有温泉，能治百疾’。”
13、《清史稿•地理志•宣化府•保安州》：“府东南六十里……南：涿鹿山、桥山；西南：釜山、历山；东南：羹颉山……古阪泉”。

陕北阳周“桥山”：
历史沿革：古为雍州地；商代为鬼方；战国时为秦国上郡地；秦置阳周县，东汉废；三国时为魏国地，无州县之置；西晋时为匈奴地；北魏时无行政建置；隋、唐无行政建置；宋为安定堡，元置安定县，明、清沿元旧制；今为子长县。
1、东汉班固故意笔移涿鹿桥山至此，于《前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下记曰：“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
2、《水经注•河水•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

甘肃正宁“桥山”：
历史沿革：古属雍州地；战国时为秦国地；西汉为北地郡泥阳县，王莽改称泥阴；后汉复称泥阳；北魏太和十一年于此置阳周县，属赵兴郡辖地；隋开皇十八年更名罗川县，属北地郡辖；唐初改属宁州，天宝元年改称真宁县；五代至元沿旧制不变；明代改属庆阳府辖；清乾隆间为避胤祯名讳，改称正宁县至今。
1、北齐魏收撰写《魏书•地形志》，错误照抄《前汉书•地理志》于赵兴郡阳周县下曰：“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
2、《隋书•地理志•北地郡•罗川县》：“旧曰阳周，开皇中改焉。又，西魏置显州，后周废。有桥山。”

子午岭“桥山”：
1、《括地志》：“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阳周，隋改为罗川。”（—《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注》引—）
2、《元和郡县图志•宁州•真宁县》：“子午山，亦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之处。《史记》曰：‘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于桥山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上仙，群臣葬其衣冠，故有冢。”

陕西中部“桥山”：
历史沿革：中部县，古为雍州地，春秋为翟狄地，战国为秦国北地郡属地，汉置翟道县，东汉废，魏、晋，未有建县，十六国时，后秦始置中部县；隋改称内部县，唐武德元年为鄜州辖地，武德二年复称中部县，划属坊州辖地；宋沿唐制，明复隶鄜州，清沿明制，1944年由中部县呈请陕西省更名黄陵县至今。
1、《册府元龟》：“唐大历四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
2、《明史•鄜州•中部县》：“州北有桥山，亦曰子午岭。”
3、《清史稿•鄜州•中部县》：“城北有桥山”。
4、《读史方舆纪要》：“桥山在县治北，亦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沮水至县北穿山而过，因以桥名。相传黄帝葬衣冠于此，汉武帝巡行朔方，还祭黄帝于桥山，王莽更名上陵畤也。”

    从上面中国史、地著作中对桥山黄帝陵的记载中，我们就已经不难看出，涿鹿桥山的历史记载为最早，依商王仲丁祭穹山黄帝陵甲骨刻辞为计，距今至少为三千四百二十多年；陕北子长县“桥山”，依班固笔移时间算起，距今为一千九百年左右；甘肃正宁“桥山”，按北齐魏收误抄算起，距今约为一千四百五十年左右；子午岭“桥山”，始见于《括地志》，依成书时间计，至今为一千三百五十多年；中部县“桥山”依《册府元龟》始作附会算起，至今为九百八十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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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10-01-03

第三节桥山黄帝陵祭祀考

河北涿鹿桥山及轩辕之丘：
1、戊戌卜，侑伐，父戊用牛于穹；
2、贞帝穹；
3、辛未卜，亘贞乎先穹；
    考之于商人祭先祖之刻辞，祭黄帝于穹山，刻辞就称“穹”或“先穹”；祭于黄帝都轩辕之丘庙中者，则刻作“”等。黄帝出生于上古龙崇拜之族，故古有熊国之宗神皆为龙，如《山海经》记载桑干河、汾河流域之神皆为“蛇身人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自单狐之山至于（敦）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是供奉于轩辕之丘庙中龙人先祖黄帝之形，今甲骨学者们釐定为“庞”字。“”是简化了庙形的一种刻法，即今之“龚”字，实为“供”之原字。“”指轩辕黄帝，“后”为中国最古老的国家君主之称，如“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之载者。今甲骨学家将“”释作“庞司”，将“”释作“龚司”，都是错误的：古以右为上，以左为下，故以举右手于口上向众人喊话之形造字为“后”，指君主；举左手于口上向众人喊话之形为“”，指在君主之下各司其职的官署，“后”与“司”，在甲骨刻辞中区分是清楚的。商人分“后”与“司”二字的字义与用法，我们今天释读时“后”“司”不分，岂不错误？
据我们的研究，以下几条甲骨刻辞是商人祭轩辕之丘黄帝庙所供奉的黄帝神像的：
4、贞侑于龚后（—《陈》五五—）；
5、侑龚后御子需（——《续》五•六•六）；
6、古贞我在……奠从龚……受年（—《遗》一六三零—）；
7、丁卯卜，王于龚告（—《后》上九•三—）；
8、己亥妇庞祠二屯宾（—《筩典》四二—）；
9、贞佳庞后妇好（—《乙》七一四三—）；
    为什么祭黄帝会有祭穹山与轩辕之丘黄帝祠的区分呢？究其根源，是由古代礼制所决定的：祭穹山，也就是汉代以来所称的桥山黄帝庙，只有帝王或帝王所派遣的使臣，在国家举行五年一次的大禘之际才可以祭祀。而建于轩辕之丘上的黄帝祠，则不在此限，无论君、臣，可随时祭祀。
10、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司马迁：《史记•封禅书》—）；
    关于汉武帝所祭之桥山，兰草先生以为是“今黄陵县”桥山（—兰草：《轩辕黄帝传说故事》，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此为不作研究的误说。造成桥山问题上出现歧见，源于后汉班固。汉武帝祭桥山之后一百四十一年班固才出生，是时，不用说陕西黄陵县“桥山”没有被附会出来，就连子午岭“桥山”、甘肃正宁“桥山”、陕北子长县“桥山”也都还没有登场。所以，就连王北辰先生依班氏的笔移考证桥山在今陕北靖边县“镇靖公社所倚据的白于山即古之桥山”（—王北辰：《桥山黄帝陵考辨》，载《地名知识》1983年第一期—），也是一种误说。班固笔移的“桥山”坐落于西汉阳周县“南”，西汉阳周县在东汉已废除，其故地为今子长县，言为靖边，去班固笔移又远矣！
11、北魏道武帝于天兴三年（400年）五月己巳日“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帝尧、帝舜庙”（—魏收：《魏书•太祖纪》—）；
12、北魏神瑞二年（415年）明元帝于六月丁卯日“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魏书•太宗纪》—）；
13、明元帝又于泰常七年（422年）九月“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因东巡幽州”（—《魏书•太宗纪》—）；
14、神元年（428年）八月，太武帝“东巡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魏书•世祖纪》）；神三年（430年）春正月“癸卯，行幸广宁，临观温泉，作《温泉之歌》”（—《魏书•世祖纪》—）；
15、兴光元年（454年）十一月，文成帝于“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车驾还宫”（—《魏书•高宗纪》—）；太安四年（458年）正月“乙卯，行幸广宁温泉宫，遂幸平州”（—《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460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唐尧、虞舜）、黄帝”（—《魏书•高宗纪》—）。“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于寿安宫，五月癸酉，葬昭太后于广宁鸡鸣山”（—《魏书•礼志—）；
16、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丁酉，孝文帝诏：“夫崇圣祀德……祀有明典……九在祀令者，其数有五帝”（—《魏书•礼志》—）；
17、辽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壬辰，辽圣宗耶律隆绪“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辽史•圣宗纪》—），“于是……奉圣（州）之黄帝祠、（尧）舜祠，并得修缮”（—毕沅：《续资治通鉴》—），以时而祭；
18、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命祀轩辕黄帝氏，以风后、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元史•祭祀志》—）。

陕北阳周“桥山”：
    找不到任何建庙、祭祀的记载。

甘肃正宁“桥山”：
    找不到任何建庙、祭祀的记载。

子午岭“桥山”：
    找不到任何建庙、祭祀的记载。

陕西中部“桥山”：
1、明“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明史•礼志》—）
2、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明史•礼志》—），洪武三年十二月“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明史•礼志》—），其中没有中部县“黄帝陵”。洪武四年（1371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祭黄帝”（—《明史•太祖纪》—），十二月遣使至中部祭黄帝。此后，为确定黄帝陵应该建于何处为宜，中部县三易其地，最后确定在中部县城北，始建黄帝陵庙（—《中部县志》—）。此后，清沿明制，祭祀至今。

    以上五处桥山黄帝陵，其中陕北阳周（地为今子长县）、甘肃正宁县、子午岭三处“桥山黄帝陵”没有过祭祀记载；河北涿鹿桥山黄帝陵见于文字记载的祭祀上见于距今三千四百多年前的商代之初，下迄于元代；陕西中部县始祭于1371年，距今为六百三十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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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桥山黄帝陵遗址、遗迹、文物考

河北涿鹿桥山：
1、黄帝庙遗址。
    黄帝庙遗址，在桥山主峰正南、小矾山村东北约3里的黄土坡地上，面积约100余亩。黄帝庙大殿基址近于方形，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5米，高8米。庙基表面有大量砖瓦堆积，堆积层中有西汉绳纹砖及板瓦、桶瓦，北魏砖瓦，辽、金砖瓦，多种纹饰瓦当，龙形砖雕。从庙基正南所暴露剖面所见：庙基顶平面0•5米以下，为辽、金砖瓦层，厚30公分，辽金砖瓦层下为75公分厚的夯土层，夯土层下又为汉、魏砖瓦层，汉魏砖瓦层下又为夯土层，再往下的6米多因积土覆盖，还有几层不得而知。由此，可证此庙曾经过多次重修。
1998年春耕时节，小矾山村民魏兴江在距庙基12米之西掘出精美黑色石斧一件，出土时，石斧置于四块板石中间，上面盖有石板一块。若此为黄帝庙西北角之奠基物，则此庙址东西宽为40多米，其始建年代当在龙山文化时期以前。
    大殿基址正南不远处，有一高台建筑物基址，基址东西各约50米分布着两大片对称的文物散布地面，地面所见物有表面磨光、胎壁3毫米左右的黑衣暗纹陶片、灰陶片，红陶极少见到，其陶片都为轮制，其胎壁都很薄，烧制温度较高。可辨器物有鼎足、鬲足、豆足，其饰纹有弦纹、绳纹、附加堆纹等。郑光先生两次实地观察，认为其灰陶年代早的为西周，至于黑衣暗纹陶，因他对北方文物接触较少，在缺乏文物对比的情况下，不敢做时代确定。
在庙址北存有方石凿成的半块石臼，这半块石臼很大，三个人合力才可移动；在黄帝庙址东南的沟壁上，塌露出一眼古井，井筒1米见方，镶嵌柏木板，井深约40米左右。

2、不明建物岩石基址。
    在桥山主峰向南延伸处约100米，有不明建物岩石基址一个：长、宽各1•5米见方，高1•5米的岩石基座，系由山岩凿成，下部与山梁岩石连为一体，不知此是否为《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之“轩辕之台”？因在远处仰首望此，酷似一方石桌安放于山巅，故当地民众呼作“石桌”，言为黄帝与仙人对弈之处。唐人李白《北风行》诗：“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元人鲜于枢《桥山》诗中“仙弈未终人世换”句，都是指此而言。

3、拱型石桥及石室。
   桥山东峰南侧，正与主峰不明建筑物基址对正处，为天然生成的拱型石桥，站在此山下仰首上望，透过石桥孔洞，可视蓝天、白云，鲜于枢《桥山》诗中一开头一句的“旁通日月上星辰”，即描绘此景。石桥东北侧山崖上有人工开凿石室一个，人可攀岩而入其中。石室坐可容十余人，睡可容三、五人，洞口很小，用一捆柴即可堵死。

4、“墓冢”样山体。
    在桥山主峰以南的东、西山谷中，各有天然形成的“墓冢”样独立山丘为四周群峰环绕。东面山谷中的一个，于深谷中兀突耸起，岩石壁立，上生山花、山树、绿草，十分壮丽。峰顶略呈凹形，在其凹陷之处踏之，山体发出沉闷的“空空”声，此山北面岩石中下部，岩石断开一个门洞之形，覆以土及山石，柴草生长茂密；由于此山谷中的小山之北，又有一道从东峰延伸下来的山梁交叉到主峰东侧，山谷中南流山水先被导之西流，尔后折转回到此山后面紧贴似为人工开凿而又覆土处之下流过，故后面山体被人工凿断，出现一处明显的改水豁口。豁口呈“▽”形，上宽约十米，深约十余米。古代帝王常有凿山为墓之例，我们疑此墓冢样有多种异兆体现之山，或即黄帝长眠之处。

5、凿于山顶上的石臼。
    桥山主峰东北山顶，发现有凿于山顶岩石上的石臼一个，这种与整个山体连为一体的石臼当然没有任何人能移动它。这证明凿石臼的古人，有世世代代永住此山的观念。

6、积石冢群。
    在凿有石臼山顶的北坡。有布满山坡的积石冢群，总数约三十多个，直径约1•5米左右，高约0•5米。积石冢群北的山下，即是《魏土地记》所说的桥山下温泉及温泉上雕檐华宇祭堂，以及《魏书•帝纪》中所说的“温泉宫”遗址所在处。

7、温泉宫遗址。
    新近，郑光同当地文物工作者到温泉宫遗址调查，发现了不少龙山时期陶片，证明“温泉宫”与桥山黄帝庙建筑年代同期。前第四节中已列入古城址表中，此不再介绍。

8、桥山北麓古道遗迹。
    桥山北麓现在只有一条小矾山通向温泉屯村的羊肠小道，没有人知道在山柴草丛之中隐藏着一条官道遗迹，这是笔者在十五年前的一次调查中发现的。此道路断续保存的完整处，都是1•5米宽，过山坡修平而砌石舖出路面，坡度较缓；遇山崖则凿石通路，道路保存相对更好。在一处无人居住、没有耕地的荒山中，古代曾有这样宽阔的道路修筑实属罕见。疑此正是从古代的“温泉宫”上桥山的道路。

9、小釜（鬴）山古城址。
    桥山黄帝庙遗址南是一个第四纪洼蚀盆地，盆地内堆积深厚的黄土因水土流失严重，被水冲刷而形成黄土深沟，沟南有古城遗址处即小釜（鬴）山古城，现城墙已无存，唯见红陶、黑陶、灰陶残片，当地农民呼之为“古城地”；小釜（鬴）山古城址南，是一个黄土梁汉墓群所在处，共有汉代大墓冢6个。由于土梁顶部的两座高大墓冢，在十几里外都能望见两个大土圪塔，所以当地人呼其“双圪塔梁”。

10、“陵寝地”与大积石冢。
    在黄帝庙遗址东南约2里多，有处地名叫作“陵寝地”的黄土坡梁，有不知名的古建筑遗址，好地洼村搞梯田建设挖出很多古砖瓦和大石条，此是否为帝王陵寝？是哪代帝王陵寝？难以稽考。“陵寝地”南面是一个山峰，当地人呼之为“台山”，其峰顶正处于桥山主峰与轩辕之丘遗址的中点线上，此山顶现存有一座大积石冢，残高3米，直径约5米。积石冢之南也有一个天然石桥，石桥山下为汉涿鹿县城通向汉下落县城官道的“板桥沟”路段；此道北经陵寝地下一道山梁，地名为“庙山梁”。此梁古代建有何庙，现无人能知。

11、轩辕之丘遗址通向桥山黄帝庙的古道路遗迹。
    自轩辕之丘遗址通往桥山黄帝庙遗址的古道路遗迹有三条：
    第一条为西路，出轩辕之丘遗址向西北，进入一古道路遗迹，顺此向前越一条沙河后，经下榆林村南、上榆林，尔后过仓上村北入一古道，名曰“车道沟”，再经“双圪塔梁”汉墓群下小釜（鬴）山古城址达黄帝庙址。按航拍照片，在上、下榆林两村之间，有一古城遗址。又，“车道沟”受雨水冲刷，深约20 多米。依我们初步观察的印象，此应是轩辕之丘通向桥山的主要古道路遗迹；
    第二条为中路，出轩辕之丘遗址向西北行，经一古路槽越沙河，再经肖家堡村西南，入一古道路遗迹，尔后经由锅帽山东侧、赵庄村西侧，至黄帝庙址；
    第三条为东路，出轩辕之丘后向北，越沙河经山兑村，过马槽沟村向西北入马槽沟古道，再经台山大积石冢东侧之板桥沟古道，经陵寝地下的庙山梁，至“茶坊沟”向西到达桥山黄帝庙。此也可能是通向不知何代“陵寝地”的主要道路，至汉代成为古涿鹿城通向汉下落城的官道，此路废弃晚，所以道路尚未中断。
    依照我们近三十年的调查所见，桥山是一处以桥山为基准的的大型上古帝王陵地。斯处地势奇特，山环水复，气象雄宏，面积达90多平方公里，而极有可能是上葬有少典及其诸妃等先人，中有黄帝及其妃，下有黄帝子孙后代的古有熊国陵寝地，而绝非只葬轩辕黄帝一人之处。
    按照涿鹿桥山黄帝庙址以石斧奠基，汉魏、辽金多次重修及龙山、西周、战国文物的发现，以及参照“温泉宫”遗址发现文物情况而定，涿鹿桥山黄帝庙之建，当在仰韶文化末、龙山文化早期之间，商、周、汉、北魏、辽、金多次葺修，这与今所见到的古籍地名记载、祭祀记载，都是一致的，它比中部县“桥山黄帝陵”要早将近四千年的历史。

陕北阳周“桥山”：
    无遗址，无文物可考。

甘肃正宁“桥山”：
    无遗址，无文物可考。

子午岭“桥山”：
    无遗址，无文物可考。

陕西中部“桥山”：
    在中部县城北1里，山下为轩辕黄帝庙，为明代建筑；有“轩辕黄帝手植柏”，“汉武帝挂甲柏”；庙中过亭内有明、清两代祭黄帝碑刻七十多块；山上，有轩辕黄帝“墓冢”，高3•6米，直径16米。“墓冢”前有一碑亭，碑亭内石碑碑文为“桥陵龙驭”四字；再往前面，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古轩辕黄帝桥陵”石碑一块；陵的南侧有一石碑，上刻“汉武仙台”四字，传为汉武帝祈仙之处。
    此外，见不到明代以前的任何古迹与文物。此山，在明代以前叫作“谯石山”（—《水经注•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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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伪造“桥山”源流辨

        确定中国五处不同地理位置的桥山黄帝陵孰真孰伪，依照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判断方法，有四条标准可以遵从：
    其一，应与其都城等相关遗址遗迹、死葬之因相联系，以能说明其所葬之地的可靠性；
    其二，应依历史记载早晚上做考量，历史记载早而详者为真，历史记载晚而模糊不清者为伪；
    其三，应依历史祭祀时间早晚为指标，这是历史上的人们历史认知的实际记录；
    其四，要从陵庙遗址、遗迹、历史文物上做判断，因为，即使科技再发达，历史文物也照样难以伪造。
    其五，需要客观地、历史地、真实可信地说明五处不同地理位置之桥山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原因。

    按照上述五个方面的判断标准，我们已经进行了四项。其结果是非常清楚的：
    其一，河北涿鹿桥山是与温泉宫、轩辕之丘、蚩尤城、阪泉、历山尧、舜庙、舜都潘城等一大批古遗址、遗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遗址，绝非一个与黄帝史事不相关联的孤立历史遗址和历史记载。黄帝寿命很长，他晚年之时已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战乱与意外政治变故，他也不是如舜、禹赴外地巡视而死，而是受涿鹿大地震自然灾害而亡。黄帝南巡，其正妃嫘祖死于衡山，黄帝尚且命嫫母监护于道，运回都城安葬，黄帝死后，又正值地震大灾之后急需救灾安民之际，有什么理由不安葬于都城西北的古有熊国穹山陵地，而要劳民伤财地运往千里之外的陕北或者甘肃去安葬呢？
    其二，中国历史上在战国以前没有桥梁之建，所以，在战国以前的历史上没有“桥”字。因此，在汉代以前、至少是战国时代以前，没有“桥山”这样一个实际的历史地名，黄帝的葬地是“穹山”，《山海经》记之为“穷山”，太史公“北过涿鹿”依实际所见穷山山峰桥样天然孔洞，按“穷山”之音，依所见之实，用当时已有之“乔”字而记作“乔山”。这已从商代祭祀“先穹”黄帝庙之刻辞、《山海经》所记穷山黄帝葬地地理位置、历代正史关于涿鹿县“乔山”、“桥山”的史籍记载，以及北魏帝王明确无误地祭祀轩辕黄帝于涿鹿桥山的大量史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其三，河北涿鹿桥山有历史文字记载可查的、对轩辕黄帝祭祀为三千四百多年以前至元代末年；陕北阳周、甘肃正宁、子午岭三处所谓“桥山黄帝陵”都没有一次的祭祀历史记录；而陕西中部县桥山从明洪武四年至今，其祭祀年代只有六百三十年的历史。孰真孰伪，岂不明白？
    其四，河北涿鹿桥山黄帝庙古代建筑基址尚存，已发现龙山时期石斧之类石器、陶片。依其文物所见其建庙年代当为仰韶文化末期、龙山文化初期，其后商、周、战国、汉、北魏、辽、元都进行过修葺，与见于文字祭祀记载相合，如此，在中华大地上的五处不同地理位置所记载的桥山之中，孰真孰伪，已是明明白白的。

    那么，既然河北涿鹿桥山为真，其余四处“桥山”为伪，这种历史上的作伪活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黄帝葬地“桥山”这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是怎样以假乱真的呢？历史上都有谁参与了这一起历史性的造假活动了呢？现在，我们就来一一点其大名：
   1、先说班固
班固与司马迁，人的思想素质不同，政治观点不同，述史目的也是不同的。司马迁出于太史世家，然其年轻时却无意为史官、著史书，他是在其父出于职业之责、史命之感的教诲之下，“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古文观止》卷之五—），给后世留下鉴兴衰、知兴替之镜，而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述史的。故考信实录，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是其使命感的自然体现。所以，他对于随时都能够结束自己性命的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同样以历史的眼光而作审视：对于武帝的开疆拓土之功给以肯定；对其信神弄鬼、重用方士、兴封禅一十三载的作为，就作批判性的记录：对其相信方士言轩辕黄帝长生不死、大兴封禅一十三载之事，专以《封禅书》篇详细记载，而其全部历史作为则在《今上本纪》中记之。在专记五帝史事的《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并以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禹赴江南会诸侯而崩，葬于会稽之事以相对照。用以说明：—
    第一，黄帝是死于都城，葬于都城所在地的桥山，且有墓冢可据；
    第二，以崩于外地和崩于都城的不同角度历史记载，说明史事之实；除此之外，司马迁记述武帝以前的几百位帝王及诸侯史事，并不一一记其葬地。又在记汉武帝北巡祭黄帝于桥山，见到黄帝墓冢而惊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此为用事实来否定武帝兴封禅以求长生不死的愚蠢活动，以警示后世信神弄鬼，有可能给百姓带来祸患者：“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由此）具见其表里！”
    而班彪、班固父子原非史官，父子相继私下著述史书者，充满了个人名利思想：一为通过美化汉代帝王讨好汉室，得到加官晋爵的好处；二为借述史青史留名。如此，班固在其父死后，因被人揭发“私改作国史”（—《后汉书•班固传》—）②而入狱。班固之所以后来不仅得到明帝的赦免无罪，而且迁为兰台令史，由偷偷摸摸变为堂而皇之的述史者，绝不仅仅是由于其弟班超为其说情。重要的是，明帝知其述史之意乃为美化汉帝如尧舜者，及至取其史稿以阅，果然如此，因而高兴，不仅赦其罪，而且加官，使其专志述史的。
然而，班氏父子要达到通过述史以美化汉代帝王，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就必然成为他父子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
    其一，是《史记》不仅忠实记录了汉武帝以前的所有西汉史事，而且传世之后，社会影响很大，一些当时博极群书的名人“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裴駰：《史记•集解序》引—）
    其二，是《今上本纪》等篇对汉武帝事基本记完，尤其是汉武帝相信方士公孙卿所言黄帝长生不死，因而改元大兴封禅活动，在祭桥山黄帝陵时亲眼见到黄帝冢虽很尴尬，却仍不改其荒唐之举，这是班氏父子很难为汉武帝进行美化的。所以，班氏父子所要做的，就是要使用一切手段给后世造成一种太史公述史不实的印象：“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后汉书•班彪传》—）。如此，班氏经精心策划，采取了毁史籍、改史事、笔移桥山等一系列不光彩的手段。其中光是为了笔移桥山，就采取了四项措施：

    第一项：笔移桥山。
班固把本在上谷郡涿鹿县的桥山笔移到了上郡阳周县，在《前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下记曰“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
    为什么班固要把桥山从涿鹿笔移到上郡阳周县，而不是别的地方呢？这也是经过精心选择而动的手脚。
    其一，是其时的阳周县早已废除，东汉早已没有这样一个县地。如此后世就较难查对；
    其二，是它与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所经路线接近，在记述汉武帝史事中好做手脚以篡改部分史事；
    其三，是阳周县南有一个五龙山，山上有西汉滥建的“五龙山仙人祠”，此祠在西汉成帝时废而不祀，后世见有古庙遗迹也就可以以假乱真，免人生疑。
    对此我们不妨多说几句：汉武帝死后，其子孙们做了皇帝，也家风不改，敬奉鬼神，滥建祠庙，滥行祭祀，劳民而伤财。其中“五龙山仙人祠”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询（汉宣帝）滥建的。其时滥建的还有“帝原水祠”等。所谓“帝原水祠”就是一个河神庙。今之无定河，战国时叫作“生水”，秦汉之际称作“帝原水”，东汉以后叫作“奢延水”。这种西汉滥建的祠庙，到了成帝刘骜之时所祠者，已多达六百八十三所。所以，匡衡、张谭就奏请成帝曰：“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重复，请皆罢”。于是，经成帝同意，包括五龙山仙人祠、帝原水祠等在内的滥建祠庙皆罢而不祀（—《前汉书•郊祀志》及《西汉会要》—）。这些，又都是班固所熟知之事。做起来可谓得心应手。
    班固在《地理志》笔移桥山这一笔之记，就又耍了三个小花招：⑴ 肤施县，原为战国之际魏国所置，后来，秦置上郡于此，西汉沿秦制而未变，东汉废除。西魏置为上县，为安宁郡治所在。唐置绥州，宋改绥德城，金、元皆为州治。其故城遗址当在今陕西省榆林东南、绥德县北的鱼河堡或沙家店附近。班固为了将桥山黄帝陵笔移到西汉的阳周县，就把本在阳周县南的“五龙山仙人祠”北移200里左右，记于肤施县；⑵西汉的阳周县，原为秦始皇所置，西汉因之，东汉废除，宋置安定堡，元改安定县，1935年因纪念谢子长而更名子长县至今。西汉之五龙山，当为今之蟠龙山，班固既将五龙山暗指为“桥山”却并不明指，只说“桥山在南”。其本来是以仙人祠为影子，却不言祠庙，而只说“有黄帝冢”；⑶西汉末年，王莽所建之“黄帝园”又称“上林畤”，此本在秦汉之际的上林苑中，其旧地当在今陕西户县、周至附近，班固为了给他笔移的“桥山”拉伪证，竟又指鹿为马地说他笔移的这个子虚乌有的桥山，就是什么“上陵畤”。

    第二项：篡改史事。
汉武帝元封元年冬之北巡，目的有二：一是针对其时匈奴时常入扰北边，汉武帝由此而亲率大军北巡边地以震慑匈奴，所以就将此次北巡定名曰“振兵释旅”；其二是汉武帝既然听信了方士公孙卿关于轩辕黄帝长生不死的胡说，曾激动地说：“嗟呼！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史记•封禅书》—）由此而改元“元封”，决心在往桥山祭黄帝之后，开展大规模的“封禅”活动，以像黄帝那样，能“成仙而不死”。武帝此次实际巡幸路线是：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朔方、至五原，临北河，出长城，北登单于台，遣使警告闻讯北逃的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尔后，由单于台继续东行，越野狐岭，经鸣泽，到涿鹿，登桥山，祭黄帝，过协阳关，历代郡，入河东，回归甘泉。
    班固既要笔移桥山于陕北阳周县，那么，武帝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就不能不加篡改以与他笔移的“桥山”相合了。于是，班固就将武帝巡幸路线改为：“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遣使告单于曰……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班固：《前汉书•武帝纪》—）。
    班固对汉武帝北巡路线的篡改，只可以瞒得粗心的读者，然则既瞒不了细心的读者，更瞒不过研究史事者。因为其篡改，就事实上违背了武帝此次巡幸的实际，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暴露了出来：
    其一，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振兵释旅”，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其进行大规模 “封禅”活动开始之前，威慑一下匈奴单于，以确保其封禅活动期间不致发生战事。如此，他遣使警告单于应该是在到达单于台，发现单于北逃之时做出的。而班固为了将武帝北巡路线改得与他笔移了的“桥山”所在地望暗合，就得将武帝从单于台之后所经野狐岭、鸡鸣泽、涿鹿、协阳关、代郡、河东等地名一律删除，只好将出发所经地名写到回归途中，如此，照班氏之记，则成了武帝回归至北河之地，才又想起遣使警告单于。这样就出现了不合事理的矛盾：汉武帝为什么不在“北登单于台”之时遣使警告单于，而回归500多里，也就是从今呼和浩特以北返回到今乌加河之时，才又想起遣使警告单于的事来？莫不是这汉武帝得了“健忘症”？若如此，当武帝所派遣之使节再从北河返回到单于台并继续向北去找到单于提出警告，说单于如果自以为能战，汉“天子自将待边”之际，汉武帝不是早该回到他的甘泉宫去了么？如此还有何“天子自将待边”之实？
    其二，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巡北边”而欲威震匈奴，为什么又如班氏所记路线，不是“巡北边”，而是一到单于台就又原路返回呢？原路返回还称什么“巡北边”？
    其三，桥山既如班氏所记在阳周县，那么，为什么汉武帝不在一出云阳，在到上郡之前，就祭桥山黄帝陵以壮军威，而是偏要在“巡北边”中，又原路返回再祭桥山，走这种背工路呢？原因就是对班固障碍最大的《史记》篇《今上本纪》等可作不得已的“有录无书”处理，但总不能将《史记》全部毁掉。如此，《封禅书》等篇记载武帝是巡北边回归途中祭桥山的，因而，他也只能在武帝回归途中以使武帝“行军路线”与他笔移的“桥山”相合。
    其四，也是更重要的，若依班氏之记的武帝巡幸路线，就成了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先后四次渡黄河，不是“巡北边”，而是在黄河上绕圈圈了！

    第三项：述史避用“涿鹿”二字。
汉武帝多次北巡，从来就没有像班固所记元封元年冬那样原路返回过，其大致路线多为或自云阳，或从雍畤出发，沿秦修“直道”北上，经高奴、阳周、肤施、五原、云中、飞狐、上谷、涿鹿、代郡、太原、河东，从蒲坂、临晋处渡黄河而归。也就是说，汉武帝的北巡，基本上都走得是秦修的大道。如此，北巡而取道河东归长安，涿鹿则是必经之地。然笔移桥山的班固就像做贼者心虚一样，述史一直避用“涿鹿”二字，实在避不开的，宁用“独鹿”二字以代，也绝不直书西汉的重要县地“涿鹿”。如元封四年冬十月的北巡，所走的路线与元封元年冬十月的振兵释旅一样，因在代郡、河东都有史事不记载不行，班固就是以“独鹿、鸣泽”记载，绝不使用“涿鹿”二字。

    第四项：毁史灭迹。
太史公所述之史，上起轩辕，下迄天汉（前100年～97年），在当时是记述长达两千六百余年的通史。其于《五帝本纪》中记以“黄帝崩，葬桥山”，并不像记舜、禹葬地指“九嶷”、“会稽”在何地者，是因桥山就在涿鹿，加“涿鹿”二字就为多余。何况，他在《今上本纪》中记述汉武帝振兵释旅中祭桥山，自然会一一记明所行路线、所经地名的，因为太史公就是扈从武帝北巡的官员之一，如此桥山在何处不就更加明白？也正因如此，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才离奇古怪地缺了《景帝本纪》、《今上本纪》等十篇书的。
太史公与汉武帝辞世时间差不多，所以他已将汉武帝史事基本上记录，而太史公又明言，此书共有正、副两部，一部“藏之名山”，一部“传之其人”（—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古文观止》卷之五—）。“藏之名山”者，自在名山；“传之其人”者，正是其外孙杨恽。太史公去世多年后，杨恽才传讲《太史公书》，世人才知有《史记》著成。此后，杨恽被腰斩，《太史公书》自然被查抄入官，这就是传世的那一部《史记》。当年，西汉末、东汉初的刘向、扬雄所读到的《史记》也正是存于官府的这一部。然刘向、扬雄盛赞《史记》，并无一人言《史记》有缺，而到了班固述史时，一方面大抄《史记》为己著，另一方面却说《史记》有“十篇缺，有录无书”（—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
    怎么说呢？保存于皇家的史籍还有人偷？有老鼠咬？偷也好，咬也罢，不是偷、咬某一部分竹简，而是专门挑选《景帝本纪》、《今上本纪》这些影响班固笔移桥山、美化汉代帝王的篇章偷或咬。说白了，班氏郑重其事地宣布《太史公书》残缺，正是其毁掉史籍的一种掩盗之证。笔移桥山的目的就是想达到后世之人找不到桥山，以此而疑太史公述史不实，抬己而贬前贤。

2、次说魏收。
    北齐的魏收，是位恃才自傲且又做事很不认真的人。他一方面很看重述史这个“权”，甚至以此为打击仇家、抬高自己的法宝，“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另一方面，魏收述史则懒于动脑子，照史料而抄，连文字修饰都不作。如其记魏帝幸桥山，而不言祭黄帝，只言祭尧、舜庙；或于魏帝登历山时只言祭舜而不提祭尧，就是很好的实证。因为，在桥山只有轩辕黄帝庙，而无尧、舜庙；在历山，不仅有尧庙，也有舜庙，尧庙与舜不仅在一山、在一梁、而且一上一下，中间只隔“丹墀地”一段的距离，何以会发生祭尧不祭舜、祭舜不祭尧的怪事呢？同样，尽管其照着北魏皇宫保留下来实录资料，一再照抄北魏帝王“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庙”，然而其在撰写《地形志》中，则又照抄《前汉书•地理志》的山水古迹之注。如此，稀里糊涂地就将班固笔移到阳周县的一座桥山，又移到了甘肃省正宁县！原因是：班固所记的西汉上郡阳周县，在班固述史时就已经废而不存了。此后再没有恢复这一建置。到了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北魏又在赵兴郡辖地置了一个“阳周县”，其地在甘肃子午山以西，即今之甘肃省的正宁县。
如此，说魏收是有意笔移桥山，那是冤枉他。魏收实在是述史不用心，稀里糊涂地又让班固造出的假桥山再搬了一次家。

3、再说萧德言、李吉甫等人。
    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四子魏王李泰，为投其父皇所好，广招门客编撰《括地志》一书，此书虽署名为李泰，但事实是出于萧德言等人之手。北魏时的阳周县，在隋朝改称罗川县，唐朝又改称真宁县。萧德言等人若按班固在西汉阳周县下所记：“桥山在南”，而于真宁县“南”找“桥山”就找不着，因为甘肃真宁县南没有可以称作“桥山”之山。怎么办呢？书是受命而编，不能不写，于是就只好强拉子午岭来顶替。就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唐宪宗时又有个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县图志》，不仅重复《括地志》之误，而且为之圆场：“子午岭，亦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之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宁州•真宁县》—）。
至此，子午岭又变成了“桥山”。班固笔移的“桥山”在阳周县“南”，这里改变了方位，而在县之“东”；班固因心中有鬼尽可能打蒙混，不指出“桥山”的确切地理方位和距县城里数，萧德言、李吉甫则言之凿凿，“在县东八十里”。此后的又一次由帝王授意而故意附会桥山，则又同涿鹿桥山的黄帝庙修葺和祭祀直接有关了……

4、最后谈王钦若移山始末。
    王钦若移山，是个受命而为的人物，却非决策人物，决策者是北宋皇帝真宗赵恒。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石敬瑭也很想过把做皇帝的瘾，就认了比他岁数还小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想当个“儿皇帝”的人，自然是不要祖宗的。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儿皇帝将幽蓟一十六州地连同祖宗陵地一起送给其小父亲为礼物。是时的古涿鹿地在唐末已改称新州矾山县，契丹接收后取崇奉上古圣贤之意，改新州名为“奉圣州”。辽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壬辰，辽圣宗耶律隆绪下诏修庙以时而祭，奉圣州桥山黄帝庙、历山尧、舜庙并得修缮。
谁会想到辽帝修桥山黄帝庙以时而祭的事，慢慢传到了刚即北宋帝位的赵恒耳朵里，使这位既无能振兵收复失地，又一贯想以正统自居的北宋帝王，受到不小刺激。于是就搞起了什么“天出云瑞”，“地长芝草”，改元“大中祥符”，谥孔子，修庙宇，兴封禅的闹剧。
    正统者不能祭桥山，失地又无力收回怎么办？赵恒就命王钦若、杨亿赶快编撰《历代君臣事迹》一书，搞出一个地在宋辖的桥山黄帝陵来，好建庙以祭。但编书非一日可成，修庙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于是，心急火燎的赵恒就用做梦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的一天，赵恒对他的辅臣们说：他做梦见到一位天神和其他六位神人降临宫中，“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宋史•礼志》—）于是，就在皇宫设牌位以祭黄帝。
    此后，王钦若等所编撰的《历代君臣事迹》总算是脱稿了，其编谎说：“唐大历四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王钦若等这个谎编得是很不圆的：唐代祭祖不祭陵地，唐代史料无此载，此是凭空虚构。此其一；唐大历年间，只有《括地志》一书才把桥山从陕北移到甘肃的子午岭，就连《元和郡县图志》也还没有开始编撰，黄帝陵就连一移再移的假名儿也离坊州远着呢！此其二；王钦若等虽假借唐人之口说黄帝陵在坊州，而坊州下辖有鄜城、中部、宜君三个县，到底这轩辕黄帝陵还是在坊州上空飘着的，并未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县地。此其三。不过，心急而又脑袋瓜聪明的宋真宗既已用做梦的办法解决了祭黄帝的难题，对于王钦若等编谎圆与不圆的问题，也就不在意了。于是就赐书名曰《册府元龟》，以行刊刻了事。
    王钦若等编谎不圆，没有难住宋真宗，倒是为难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欲以国家礼制祭历代帝王陵庙，则又一时难以搞清各在何地？“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议以进礼”（—《明史•礼志》—）。并“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明史•礼志》—），洪武二年、三年，又“遣使访先代陵寝，乃命各行省具图以进。洪武三年十二月“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明史•太祖纪》—），却未祭轩辕黄帝。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黄帝陵在哪里。这是由以下几个实际原因所致：
    先说涿鹿，虽自古有桥山黄帝陵，有黄帝庙，有供帝王祭祀时驻跸的“温泉宫”，而且在995年重修了庙宇。就连蚩尤庙、炎帝庙也都作了修葺。有意思的是，修庙者特地在炎帝庙依轩辕之丘至庙方向，按“三点一线”栽下了极具隐语性的“松”、“槐”、“榆”（隐喻“孙怀榆”：孙，指公孙轩辕；怀，为关怀；榆，指姜榆罔）三棵树。元代亦依“通祀”之制进行祭祀。但是自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遭受两次毁灭性大地震后，1339年又发生大瘟疫，虽更名为“保安州”（—《元史•顺帝纪》及《保安州志》—），实际上一州之民除山区者外，死亡几绝，其州制“洪武初废”（—《明史•地理志•保安州》—）。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才又开始“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成祖纪》—）屯垦建村，这种移民一直持续到明朝的景泰三年（1452年）。这就是真正的桥山黄帝陵所在的保安州，根本无人在洪武初“具图以进”，说明黄帝陵所在的具体原因；
    再说陕北阳周桥山、甘肃正宁桥山、子午岭桥山，自班固、魏收、萧德言等相继笔移后，只有刘劭、王象、裴骃、郦道元、李吉甫等少数人有过不辨真假的附会，且不外于纸上说说，在当地既无陵，又无庙，更无祭祀，甚至人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有谁能“具图以进”呢？

    最后，我们来说说陕西坊州，虽王钦若、杨亿在《册府元龟》上有了一个附会，然只附会到坊州，那么，其时的坊州叫作鄜州，下辖洛川、中部、宜君三县地，该哪一个县“具图以进”，说明黄帝陵之所在呢？恐怕这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直到洪武四年年底，又到了该祭历代帝王陵了，这才由“礼部定议……中部祭黄帝”（—《明史•礼志》—）。当时，无陵、无庙、无具体地点，是设坛以祭的。此后，中部县经三易其地，确定在城北谯石山，这才开始修陵建庙活动的。就连其后三县县令共同修庙时，也还是在对这种荒唐之举于诗词中提出质疑。这都是记载于《中部县志》里的事实。所以，陕西中部县之“桥山黄帝陵”，既无明代以前历史遗址、文物、建筑，又无明代以前的祭祀记载和碑石。到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由中部县提出申请，报陕西省批准，并报民国玫府内务部备案，才改称中部县名为“黄陵县”（—《黄陵县志》—）。这就是今陕西黄陵县“桥山黄帝陵”由史官笔移大山、附会而来的源流史。
    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陵四次大搬家的具体历史原因，都是有大量历史证据可以充分证明的，真正的桥山轩辕黄帝陵在河北涿鹿县城东南的温泉屯村西南、小矾山村东北。有不信者可去实地看看其庙所建遗址的历史有多么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