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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大三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1-02

义和团血液中的DNA

2010年05月17日16:56《看历史》十年砍柴我要评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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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世纪中，义和团运动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集体性格中所具备文化基因，那样明白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对于义和团运动，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或许过于轻浮.

尽管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民风不同，华北平原的义和团兄弟和两广、东南沿海、两湖和西南的农民，由于经济、地理、基层社会结构的差别而有差别，比如南方的宗族势力更强，乡绅的作用更大。但从根本上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地不分南北的农民是有其共同性格特征的，将辛亥革命时期人文荟萃的浙江农民、渴望跟着白盔白甲的复明义士闹革命的阿Q放到华北平原义和团的队伍中，也没什么不协调。由此可见，畏洋还是恨洋，反清还是扶清，并非义和团的天然特征，本质上，他们和信洋教、灭清妖的太平天国兄弟，以及跟着士大夫卫道的湘军兄弟没什么不同。
在几千年改朝换代循环中，形成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依附性强的中国农民集体性格，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具有这类集体性格的中国农民，受到的冲击之巨大，不亚于受过教育的传统士大夫。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中国，接踵而至的是经济、文化的侵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品涌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督教的传入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纲常。对这些完全不同于古代胡人的洋人，中国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的是空前的，他们既恨又怕。这种自然的情绪再加上中国人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低、人身依附性强、普遍的从众心理，使广大乡村的普罗大众容易盲从，盲从那些许诺给他们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大人物”。
因此，我们看到，两广以及两湖的一些老百姓，相信带头大哥洪秀全、杨秀清给他们描绘的“天堂”、“天国”，他们信奉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洋教，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不能因此判定中国农民是崇洋的，是反传统的。
同样，另一拨两湖的农民跟着家乡有出息的读书人曾国藩、左宗棠，捍卫孔孟之教，捍卫大清江山，也不能因此判定这些农民就是护传统的。义和团运动亦是如此，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获教会庇护。基督教教会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不能秉公处理，造成教案。这种因教案引发的排外风潮，和因经济侵略导致中国本土传统产业的凋敝以及赤裸裸军事侵略，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
这种屈辱感无法消除，必然产生仇恨，而一种群体性的仇恨情绪一旦发酵，容易导致非理性，进而符号化。因为对某些洋人的不法行为的痛恨，演化为对所有贴洋标签的事物的普遍仇恨，不仅对所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也包括他们带来和创造的一切工具及文化产品。义和团在最疯狂的时候，连携带钢笔、眼镜这类“洋货”的人也视为鬼子诛杀，这种心态和极左时期学外语、听外国音乐被视为崇洋媚外是一样的。
这也是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之必然，在目标正当的旗幡下，违背人道主义起码规则的暴力行为被原谅、纵容甚至美化。只是不同时期对暴力正当性的表述有差别：反抗满清朝廷有理，那么所有的旗人和为朝廷效力的官吏都该杀；因为扶清灭洋有理，那么所有和“洋”字沾边的都该毁灭；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而革命是正义的，那么不赞成己方的任何人都可视为反革命打倒；而某国在外交上对本国造成伤害，那么该国生产的商品乃至拥有的商标都有原罪，应该加以抵制。
这样的逻辑，能说是民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是民族意识觉醒还是阶级意识觉醒？都不是，而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大汇合。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还不是怀着“靠朝廷，帮朝廷，不受外人欺负”的传统臣民心态？真正的民族意识觉醒，必然伴随的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而现代公民人格的养成，必定要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在分清楚群己边界，明确单个人的权利前提下，才谈得上一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责任。
奴性汇聚不成现代民族意识，由具备现代公民人格的一群人组成的民族，在历史的关头，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显然，义和团的大多数参与者不具备这样的人格。不单在中国有义和团这样因屈辱感导致仇恨符号化，因仇恨符号化导致滥用暴力被正当化的集体性格养成路径，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只是，“二战”以后的日、德两个民族，培育出正常的现代公民文化，逐渐告别了导致两个民族几近毁灭的集体性格。而义和团运动过去快110年了，义和团式的集体性格对今日中国，尚有影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