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爱国、爱民族、爱家乡，尊老敬祖是做人的根本！作为一名张家口人更是如此！最近针对涿鹿的文化资源大家争论的沸沸扬扬，不乏面红耳赤之人，此心此情当可理解，体现我张家口知识渊博者大有人在！未来有望！但是充斥的一些低劣的狂妄的人身攻击者却时时显现，太不应该！丢我张家口人的脸！张家口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它建设得越来越美好，此乃上下之共同心愿！张家口弘扬中华始祖文化，在市区竖立三大始祖塑像，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有据，代表了大多数中华儿女的心愿！本人作为张家口一名普通的公民亲自见证了中国历史考古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对张家口、对涿鹿文化的具体评价，这些专家学者是当今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的领头人和学术权威！我们无意拉大旗、扯虎皮，但是他们对涿鹿先秦历史研究的成果和最终评价结论，却是我们在弘扬张家口历史文化中不得不尊重的客观依据！现在客观真实地发表出来，没有一点水分，本人也愿负法律责任！同时也愿与所有的张家口人、所有的中华儿女共享！期望在争论中以正视听，还我张家口大好河山本来面目！ 3*2&Fw!B 请看涿鹿弘扬三祖文化大揭密之三： 3*2&Fw!B 3*2&Fw!B 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对涿鹿的评价： 3*2&Fw!B 3*2&Fw!B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在1995年9月25日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华炎黄蚩三祖文化论证会上指出“涿鹿两战定中华”。现将全文整理如下： 3*2&Fw!B 3*2&Fw!B 按照传统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距今五千年前，是传说中黄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田野考古证明正是从这时，或更准确切说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地区进入了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及野蛮高级阶段时说“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代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在中华大地，也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却不是铁剑时代，而是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 3*2&Fw!B 所谓“英雄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推崇勇敢善战的英雄，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所谓“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时代结束了。出现了“强则是分钟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的形势。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古多次揭露出被毁弃的聚落，里面有砍下敌人头颅作战的头盖杯，也有被敌人杀戳的男女老少尸骨，层层枕藉的青壮年尸骨上还封上一层红烧土，使他们永世不能返回人间施行报复。销后，毁于战火的村落更多了，被焚毁的房子里有很多日用器物，尤其是被倒塌墙体砸碎的陶片，四下飞散，甚至还有身首异处的老人以及儿童的骸骨。暴力甚至殃及大型墓中的死者，把他们从坟墓中拖出来，捣毁或洗劫墓中的财货。很明显，战争增多了，但是世代口耳相传有声有色的大战却屈指可数，而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是其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 3*2&Fw!B 这不是隅然的，因为这两场大战是英雄时代两桩重要的里程碑。黄帝、炎帝的阪泉之战是华夏集团内部争雄争长的战争。有人说他们既然都是少典氏和有蟜氏之后，同源共祖，阪泉之战不可能发生在黄、炎之间，这实是历史的误会，因为，第一，阪泉之战距离这两个部落的先祖从同一个母系氏族中分裂出来，又沿着不同路线东迁的时代已非常遥远了。这时私有财产的发展已经瓦解了血缘亲属同生共死的古老团结，远缘亲属部落为争雄而战，在英雄时代应不足不奇。第二，这场战争在传统中虽有反复较量，“三战，然后得其志”，却没有残酷杀戮的记忆，也可证明是一场内部争雄的战争。战争以黄帝胜利而告终，此后，黄炎两部落连同他们的从属部落一起形成了一种超越亲属部落联盟的共同体雏形，拉开了英雄时代，亦即黄帝时代的帷幕。华夏集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益强大起来，为对东夷、苗蛮集团战争的胜利，奠下基础。 3*2&Fw!B 涿鹿之战晚于阪泉之战，战争过程有有关暴风雨及其后旱灾的记忆，可能反映距今4700年前后气候从平稳到发生的波动。战争起于东夷集团的蚩尤九黎部落联盟西向发展，这支繁荣昌繁、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华大地走在前列的古族，进入华夏集团活动地区，所向披靡，炎帝无法抵挡，疆土全无，转向黄帝求助，引发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华夏、东夷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因而进行得分外激烈，留下很多神话传说，最后以蚩尤被擒杀、黄帝获得最后胜利而告终。战争大大提高了军事首长的威望，以黄帝为首的黄炎部落联合体通过征伐与盟会，“合符釜山”，并“监于万国”，与更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建立了联系，形成松散的地域性联盟关系。最高军事首长产生，权力日益强化，终于形成王权，礼仪制度萌芽了，扈从制度出现了，氏族制度的机关开始被改造，逐渐脱离了它在人民大众中的根了，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成为“治民”的工具……涿鹿之战为作这些深刻社会变革开端的标志，成为英雄时代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3*2&Fw!B 这座里程碑所标识的还有部族集团界限被打破，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关于涿鹿之战失败者蚩尤，曾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把他说成是“兽语人身”、“食沙石子”的怪物，“诛杀无道，不仁不慈”，“帅魑魅”作乱的恶人，所以黄帝的盛德与功绩就是诛灭蚩尤才成为文明始祖。这是在阶级社会正统思想影响下对历史的误解。以涿鹿之战为代表的英雄时代早期的战争，有别于其晚期的掠夺与奴役的战争，更不宜用对阶级社会战争的认识来看待它，原始战争虽然也有残酷的厮杀、对生命财产的玻坏，却也对打破民族、部落狭小界限给以强有力的推动。在一些传说中，蚩尤是不死的，如说“伏蚩尤后，天下复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在历史上蚩尤曾与黄帝一起并列为战神。在民间，四面八方都有他的“纪念碑”：如东夷故地有高大的蚩尤冢和肩髀冢，世世受到民间的祭祀。在南方，传说宋山上的枫香树是他被擒杀后的刑具所化，在今山西支城盐池“鹵色正赤”的池水长久被百姓传为“蚩尤血”。蚩尤的不死是因为他所代表的部族集团早已融入了中华文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正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知道，在东夷之地距今5000多年至4000年间，文化的发展非但没有中断，而且径直走向了鼎盛时代，经济文化的某些成果，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不断加强对四处的影响及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进入龙山文化时代，黄河中下游古文化面貌同一性增强了，居民体征的差异缩小了。可证涿鹿之战后，东夷，华夏两大部族集团解仇结盟，加速了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共同形成了后来华夏族和华夏文明的核心。 3*2&Fw!B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考古学前辈学者苏秉琦先生十多年前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华文明相对世界其它文明发生中心而言是独立起源，即中华文明相对世界其它文明发生中心而言是独立起源，本土起源的；就中华本土而言又是多源多根系的。在广阔的中华大地，通过各个地区文化的不断的组合和重组，在不同文化的交汇、撞击中获得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最后形成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格局。正因为这样，中华文明有区别于其它文明古国的特点，获得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成果表明，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格局奠基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不仅这时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民族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创造了条件，不断增多的原始战争，实际上也是一种撞击，文化的交流、融合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的方式：人口的迁徒、交换的扩大、技术的传播，而以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为代表的这类原始战争，对阵的双方经过较量消释前嫌，形成新的联盟关系，为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开拓了道路，成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一次组合和重新组合的标志。这是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世代流传的重要原因。 3*2&Fw!B 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形成的道路具有以上特点，那些标志着历史进步的事件不公流传于它的发生地，更随着文化的交流融合，人们的迁徒被带到四百八方，如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及记述传说的遗迹几乎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关于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战场也是众说纷纭，如解州说、曲阳说、彭城说、保定说、涿鹿说、延庆说等等，至今未有定论。其中以涿鹿的民间传说和遗迹最为丰富，虽然不是信史，却应看到这些传说折射了真实历史的影子，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3*2&Fw!B 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相当于中山文化阶段的陶器特征不仅与目前所知的几种龙山文化区别显著，而且和目前所知河北境内同时遗存也有差别。石器中更有其它龙山文化遗址所不见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些特征性质表明，张家口蔚县一带是古代文化交汇的“三岔口”，这一地区西南的仰韶文化、东北辽宁的红山文化、西文的河套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发生了转折变化，而由于文化撞击而迸发出的“火花”，无论对东北辽宁，还是对黄河中游都发生了巨大影响。可以想见，在“以力为雄”的英雄时代，这些不同文化传统、不同部族集团文化的撞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战争的形式。在筛子绫罗出土的大量细石器中，石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个坑中曾发现50多件石镞等细石器及数百件尚未加工成型的石镞和石片。这固然可能与经济形态有关，但从生产工具组合看，不能排除大量的石镞（此外还有矛形器等）是作为武器而制作的可能。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在黄帝时代，在冀西北的桑干河流域，作为一个文化交汇的中心，不同文化的撞击、组合与重新组合也是在战争与和平方式交替中进行的。 3*2&Fw!B 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既然是这种方式的集中体现，在涿鹿用这两座纪念碑记叙该地所发生过的历史，将中华文明形成的道路传之于后代，无疑是很自然的。 3*2&Fw!B 3*2&Fw!B 九、 河北师院历史系教授沈长云教授对涿鹿的评价： 3*2&Fw!B 3*2&Fw!B 在1995年9月25日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华炎黄蚩三祖文化论证会上指出“涿鹿是黄帝发祥之地必定无疑”。现将全文整理如下： 3*2&Fw!B 一 3*2&Fw!B 《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与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为帝为姜。”如果相信《晋语》的说法，我们确实可以得出黄帝生长发育在西部渭水流域的结论。我个人过去也持这种看法。但问题的关键是，《晋语》的这项记载明显是出于晚起的传说。即以姬姜间的婚姻关系来说，根据可靠的文献，它只建立在周人的祖先公你率领族众进入歧下的周原这个时期。试观周人自己的歌颂其祖先的诗歌《大雅·绵》的载述：“绵绵瓜。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 3*2&Fw!B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爱及美女，聿来胥宇。
诗言“民之初生”时期的周人祖先公父自其原一居住的漆沮河流域，循着水边西行至于歧山之下，适遇见姜姓女妇，因而安顿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庭。是姬姓周族人与姜族的姻亲关系才始建立于文王的祖父公父时期，并其居住在歧山下（盖即“姬水”所在）的时间亦不是在此之前。
如果我们相信《大雅》为周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则《晋语》的记载就只能视为周人迁居歧下之后才兴起的传说，所谓炎黄二族共居于歧水边的记载，亦反映了公父之后周姜二族的关系。
《国语·晋语》还记载有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据说这黄帝的二十五个嗣中，“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葳、任、荀、衣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学者分析说，黄帝诸子同父却异姓的现象，实表明其时虽已进入父系时代，却仍然残留着母系社会遗帛，故有的子嗣继承父姓（如青阳与苍林氏），有的子嗣却继承母姓，此亦表明作为姬姓族的黄帝娶此十二姓族之女为婚，故有子分属十二姓注。查这十二支与黄帝能婚的姓族中，有姓一支，证明《左传》所谓后稷娶姓女为“元妃”之事不误。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二支族中却无姜姓。炎姜在古代社会为著铭姓族，并且在周代是与姬周族世通婚姻的，而此项记载与黄帝氏族通婚的姓族中竟无姜姓，这只能表明关于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来源于较西周（公父之后）更早的时代，并在这更早的时代尚无姬姜通婚的事实。当然，也同时反衬出《晋语》关于炎黄二帝共同生长在姬姜二水边的记载为后起的传说。
二
既姬周族的并非始居滑水流域，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种说法是周人来自晋南地区。
我现在认为周人出自夏后氏后裔的说法实出于误会。周人姬姓，夏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古代“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谓周人出自夏人首先就会碰上这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与此相应，我们在文献中又不止一处地看到周人自别于夏人，不把他们当作自己族类的作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公三十一年的一则记载，那上面说，卫成公“梦康督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何事？’”，明言夏后氏族与周人非同一族类。这则记载还谈到作为夏后氏的后裔只是杞、二国，查阅《左传》，则更见杞在百秋时期往往遭到以周人为首的华夏族人的贱视，称之为“夷”。并且这“杞夷”的称呼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挂在周人的嘴上了。近年发现的作于西周孝王时期的《史密》就已如此这般地称呼站在周人对立项的杞人。
有人说，夏人与周人一样，都是黄帝的后裔。这是不可信的。此说所根据的都是晚起的文献，那时黄帝已奉为华夏九州人们的共同的始祖。故而有了如《大载记·帝系》（包括日后的《史记·五帝本纪》）中那样的古帝系的安排，这种系谱不能反映古代氏族部落的相互关系，是没有疑义的。在较古的文献中，黄帝仅是西方姬周族人的祖先，作为鲧禹部落的祖先，是近东地区（古河济之间）奉为宗教首领的帝颛顼。颛顼与黄帝不出自一个系统。我们看所谓黄帝十二姓中本无东方氏族部落的姓氏，而传为颛顼后人的姒姓（夏后氏属之）、姒姓（有虞氏属之）及所谓祝融八姓，也不与西方氏族部落的姓氏相混淆，即可明了其中的道理。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体会到，那生长在古代河济之间并由治水起家的鲧禹部落，本与西方不发生于连；他们与居住在晋南地区所谓“大夏”并不是一回事。换名话说，晋南地区的所谓“夏墟”亦本不是夏后氏的故居，“大夏”与“夏后氏”也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过去往往把文献中这些名同而实不同的具有“夏”这个称呼的共同体都混为一谈，实在是一种遗憾。
比较可信的，看来还是一些学者主张的周人来源于分布在晋陕之间的狄族的说法。已故徐中舒先生于此说主张最力。他认为后稷与其母亲姜姬的传说实起于周人与姜族通婚并从姜姓母家那儿学得高等农业以后。周人真正的祖先应自不开始，而不以下直至公父之前周人皆居于长林茂草野兽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即古代的原），从事着粗耕农业，兼以采捕游猪为生，其风俗习性皆同于戎狄（注）。徐先生的说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周人出自戎狄，作为他的祖先的黄帝自然也出自戎狄了。在这一点上，田昌五先生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的代族和部落》中，他便将奉黄帝为始祖的部落归入古戎部落之首（注）。他还注意到文献中包含着这样一些说法，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谈到：“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白狄”《大荒北经》亦言：“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窗牡，是为犬戎。”是表明黄帝后来的戎狄（包括白狄）之间的渊源关系。需要对先生补充说明的是，上述与黄帝有着渊源关系的仅是戎狄部落中属于姬姓族的白狄，出身于姓部集团的赤狄与来自西方的姜戎氏族是不应算在其中的。这其中须要考察的是所谓犬戎。在许多的的印象中，犬戎与先前的狁及日后的匈奴是同一族别，这是没有根据的。过去王国维仅从犬（畎）字发音及其居于“大原”这一点即作出这一断，是不足为凭的。仔细斟酌文献，人们即可发现，所谓犬戎实际往往就是居住在骊山下的骊戎的另一种称呼。《潜夫论·志氏姓》说：“隗姓赤狄，（姬）姓白狄……短（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自黄帝。”说与《山海经》同，并直以犬戎属于姬姓。是犬戎与骊戎相同姓氏。《史记·周本纪》言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它书中，骊戎多作“犬戎”。如《遗周书·王会》：“犬戎文马，文马赤缟身，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驿史》卷十九引《六韬》支：“玉公与散宜生以千金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文马……”。此外，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说文》等皆有此说法，是表明犬戎与骊戎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史记》记载，当姜姓的申侯与周室关系融洽时，曾与骊山氏互通婚姻，后来申侯与周室闹翻，便召来犬戎灭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这里变可见所谓犬戎即居住在骊山下的骊戎。
综观上面所举到作为黄帝后裔的姬姓白狄、姬姓犬戎（犬戎是否可以与白狄划上等号，尚可进一步考察）乃至早期的姬周族分布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主要居住在东至太行山、西至陕北高原，南到渭水之滨、北到晋东北与冀西北交界处的广大范围之内，这正是我们考察黄帝氏族发祥地的基本出发点。
三
关于黄帝氏族的发祥地，除了我们上面列举的陕西渭水说之外，目前尚有中原新郑说（谓黄帝出生在河南中部的新郑）、古寿丘（即今山东曲阜）说和古涿鹿（在河北涿鹿县境）说几种。第一种说法，我们已分析了它的晚起的性质。中原说和寿丘说实际上比第一种说法产生更晚。比较可信的，还应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说法。
众所周知，“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说法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在这篇专记古帝王生平的传记中，太史公一则曰，“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再则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正义》曰：“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但是我们的前人往往习贯于华夏族自古以来即居于中土的思维模式，他们想象作为华夏族的祖先，并且以“土德”王的黄帝也一定居住在中原或其它文明发祥充分之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黄帝要在涿鹿那片塞外苦寒之地建立自己的都邑，因而他们宁愿想念黄帝居于渭水流域，或居于中原新郑，或生于曲阜鲁地的传说，而对太史公的记载抱将信将疑的态度。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证实了黄帝后裔多属于戎狄，黄帝本身乃众狄之祖的说法。这一问题似乎已将近得到解决。因为戎狄自古以来好被人视为塞外的当然的居民。但为了使问题得到更加完满的解答，我们愿意继续与大家一起探索当年司马迁之所以认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大约应是有关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历史记载。按周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始见于《礼记·乐记》，然而《史记·周本纪》却说是“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似乎《乐记》的记载有问题。但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却又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是仍当以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说法不误。诸书记载黄帝的后人直到周初仍居住在蓟这个地方。蓟的所在，位于今北京市的西部。其西面即今京西的西山山地。山中有古漯水（即今永定河，其上游称桑干河）流出，经蓟城城南流过。在山之西北西。即古涿鹿城，桑干河亦从城南流过。今天北京西北面的官厅水库，原亦是古涿鹿人生息繁衍的场所。不难想象，居住在涿鹿一带的古黄帝后裔的一支，不知何年何月顺桑干河流而下，越过西山山口，来到山东南麓的蓟城住下，因而在周初有幸成为受周武王封的诸侯。
说黄帝及其后裔在这一带生活，还可以找到不少旁证。上文提到，居住在雷水和雷首山附近的黄帝后裔戎氏的一支，便在这一带居住。据《穆天子传》，他西征的路线是从成周出发，自南往北，先要经过漳水、鐦山（今河北井陉一带），再“北循滹沱之阳”，才到达犬戎所居住的雷水地区。滹沱河原出今晋东北，东出太行后，流入今冀中石家庄地区。顺着滹沱河上游往北行走到达的雷水，应该便是发源于晋北而后又东流至冀西北境内的桑干河，故雷水应即漯水，雷首山好今晋北雁门关附近的累头山。有关地理考证，过去唐兰先生及顾实的《穆天子传讲疏》已分析的明明白白，勿庸多虑。
我们还注意到，前人盛称的黄帝“正妃”嫘祖，应当也当居住于这一带。她的名字显然便因漯水而起。实际上，这位嫘祖的真名应叫方雷氏。《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汉书·古今人表》：“方雷氏，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可见为黄帝生下嫡系长子青阳的方雷氏便是黄帝的正妃嫘祖。方雷氏的得名应当很早。西周初期的铜器《师旗鼎》铭曰：“唯三月丁卯，师旗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可见《国语》关于方雷氏的传说并非向壁虚造。方雷氏的所在，又可与同时期的《吕壶》铭文加以比较。其铭曰：“唯三月，伯懋父北征，唯还。”两器铭文内容皆涉及征伐，时间皆在三月，并皆有伯懋父（即卫康叔子康伯髦）主持其事，显然所叙述的是同一次征伐。由是可知方雷氏在伯懋父北征的方向。伯懋父为卫国封君兼王朝卿士，则处在其国北方的方雷氏自应在今河北省境内。唐兰先生考证此方雷氏即《穆天子传》“东至于房”的房，在今河北省中部的高邑县境内（注）⑤此说虽未必，但大致方位是不错的。其他与冀西北的涿鹿县境已相去不远。或者方雷氏至周初已稍稍沿太行山麓南移，但仍在距其故地不远处栖息。
穆天子（即周穆王）所到过的房国，文献记载它正属于皇帝十二姓之一的祁姓。《国语·周语》说“昭王娶于房，曰房后”。《通志·氏族略》、《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皆以房为祁姓。如将以上线索联系起来看，则“黄帝妃”方雷氏所在的姓族亦正属于祁姓。此亦证明有关黄帝与方雷氏的故事并非虚拟。此外，《大戴礼记·帝系》还提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氐水。此书中西陵氏与嫘祖所生的青阳降居于氐水。氐水所在，亦在河北中部高邑附近，此由近元氏县发现的周初铜器臣谏簋可证。
今河北北部乃至中部一带，是上古时期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往来交融的地区。考古文化，包括分布在这一带的上至龙山时期、上至与中原夏商时期相对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许多遗迹，皆可提供之方面的事实根据。黄帝所处的时期，一般认为应在龙山文化时期，其时冀西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细石器遗存，说明这一地区应属半农半牧式的经济类型。这正与传说中黄帝氏族的戎狄身份相对应。其后，燕山南北地区整个纳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畴，其文化类型仍旧继承了前一时期的半农半牧性性质。从各地出土的陶器制作水平看，甚至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还有所下降。不少遗址都发现了北方系统的青铜器和相关器物，如铜镞、铜刀、铜耳环和铜指环之类，它们都应是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化遗存一直南渐到河北中部保定地区，而与此地的先裔文化交错并存（注）⑥。这种现象，是否与黄帝氏族后裔的南移具有某种相应的联系呢？
过去说黄帝发源于渭水流域的学者，多主张黄帝氏族的氏裔自渭水东移，过晋陕间的黄河，入晋，再经由太行山各处山口东出至华北大平原，一直到今燕山山脉的南麓。而今经我们的考证，黄帝氏族的迁徒路线倒是与此正相反，它由冀西北这块发祥地南移。或向南，沿太行山麓，入于今河北省中南部的地区；或由桑干河上游向西南方向，越过管涔山，而达于秦晋高原，再由秦晋间的黄河及北洛水、泾水诸水系而最达于渭水流域。相必人们还记得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的坟墓在陕西境内的桥山之上，此桥山，今人皆认为在今陕北的黄陵县，实则在汉阳周县境、即今子长县境内，比黄陵县更北偏东数百里。过去人们不明白生长在渭水流域的黄帝为何要将自己的坟墓留在陕北的荒原上，而今看来，这陕北高原正是黄帝氏族由北而南迁徒的一个中转地。当年黄帝氏族曾经长期居住在这一地区，因而留下自己的遗址。如此理解问题，岂不是对所有有关黄帝的传说都顺利地得到清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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