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爱国、爱民族、爱家乡，尊老敬祖是做人的根本！作为一名张家口人更是如此！最近针对涿鹿的文化资源大家争论的沸沸扬扬，不乏面红耳赤之人，此心此情当可理解，体现我张家口知识渊博者大有人在！未来有望！但是充斥的一些低劣的狂妄的人身攻击者却时时显现，太不应该！丢我张家口人的脸！张家口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它建设得越来越美好，此乃上下之共同心愿！张家口弘扬中华始祖文化，在市区竖立三大始祖塑像，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有据，代表了大多数中华儿女的心愿！本人作为张家口一名普通的公民亲自见证了中国历史考古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对张家口、对涿鹿文化的具体评价，这些专家学者是当今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的领头人和学术权威！我们无意拉大旗、扯虎皮，但是他们对涿鹿先秦历史研究的成果和最终评价结论，却是我们在弘扬张家口历史文化中不得不尊重的客观依据！现在客观真实地发表出来，没有一点水分，本人也愿负法律责任！同时也愿与所有的张家口人、所有的中华儿女共享！期望在争论中以正视听，还我张家口大好河山本来面目！ aeqz~z2~8s 请看涿鹿弘扬三祖文化大揭密之二： aeqz~z2~8s aeqz~z2~8s 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冯征对涿鹿的评价： aeqz~z2~8s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冯征同志在1995年9月25日的全国首届炎黄蚩三祖文化论证会上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讲话，现将全文刊发如下： aeqz~z2~8s
酝酿已久的中国首届涿鹿炎帝、黄帝和蚩尤“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今天开幕了。这是炎黄文化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我受周谷城会长、萧克执行会长的委托，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各位来宾，特别是来自海峡对岸的亲爱的台湾同胞，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积极筹备这次会议的先秦史学会、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张家口市和涿鹿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和深切的谢意！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说的炎黄文化，就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神农氏炎帝和轩辕氏黄帝为代表的我们的人文始祖所开创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了包括九黎、苗族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千古文明开涿鹿”，据史书记载：涿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和文明史起点之一。是我们的先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及其部族征战的地方同时也是互相融合的地方。是黄帝打败蚩尤、炎帝后被各氏族部落拥戴为天下共主而建立的“都城”。由此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形成了涿鹿为中心的东至于海，西至空桐（今甘肃平凉），南至于江、登熊、湘（今湖南），北至塞外荤鬻（匈奴）的大一统局面。这在氏族社会中当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两次涿鹿大战的结束，黄帝一统局面的出现，为各氏族部落人民，协调一致，提高生产能力，战胜自然灾害，摆脱野蛮进入文明时期，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人文始祖所创造的从黄文化，作为古代文明的象征，通过神话传说，以及后来的文字记载，流传开来。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神农尝百草、种五谷、寻医药、兴集市；黄帝造车船、制衣衫，抚万民、治天下；蚩尤八十一个兄弟部族黎民南下，勤奋劳作、发展农业，炎帝、黄帝作为科学家、发明家，蚩尤作为军事家，在部族人民中享有盛誉。他们在涿鹿征战和融合劳动中，创造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勇于改革、厚德载物、无私奉献等原始共产社会的风尚和美德逐步形成，而且深入人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阶级国家的出现，经过夏、商、周和春秋战国，以炎黄文化为标志的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得丰富多彩，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呈现了繁荣的局面，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今天我们亿万炎黄子孙，创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世界的文明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和黄帝、炎帝、蚩尤角逐涿鹿、黄帝统一中原是分不开的。“炎黄子孙，不忘如祖”（陈云）。今天在欢庆伟大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新中国建立46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古涿鹿圣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涿鹿三祖文化”进行探讨，研究如何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统一大业，显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aeqz~z2~8s
首先，肯定我们先祖涿鹿征战和实现统一历史贡献。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氏族社会中，人类为争生存、求发展，部落之间发生争执、格斗是很自然的。涿鹿之战以及最终形成的大统一，符合生产力的要求，为人类战胜野蛮进入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传说和文字记载表明，人们对于分裂、抢劫、征战和惨杀是反感的、厌恶的，渴求和平统一，发展生产，过上好的生活，分久必合是人心所向，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这是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中人们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信念。由黄帝成为共主实现各部族和民族的融合，追求消灭战争残杀的和平幸福生活为人民所向往，受到先民拥护。这就是后来孔子提倡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最初标志。从《五帝本纪》和《正义》解释中可以看到，黄帝、炎黄和蚩尤三大部族的领袖，蚩尤比较强悍，黄帝联合各个部落才打败了他，并借助蚩尤的形象和影响，把蚩尤部族收编起来，后来人称被打败收编的蚩尤部落的人是黎民，以后黄帝又打败了炎帝，但没有杀死他，让他继续发挥领导的作用，共同创造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司马迁的笔下，这段历史和夏、商、周三朝都是大统一**，其实黄帝时代还是原始共产社会，构不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司马迁赞扬的黄帝大统一思想从那时起代代相传，影响很大，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汉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的统一统治者也维护和宣传这一思想。五代、十六国时匈奴人建立了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认为自己是刘邦的后代，要恢复汉朝的正统。这两个匈奴小国，建立时间并不长，统治地区也不大。但大统一的思想是很强烈的。这可以看出从黄帝到现在，大统一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这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蒙古族和满族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蒙古族和满族统一了中国，都使统一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保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其中元代的成吉思汗和清朝的康熙、乾隆，在坚持传播大统一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巩固、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方面都作过重大贡献。清朝统一中国后，一支流落在欧洲和中亚的拥有十万之众蒙古群体，仍然冲破一切艰难险阻，不远万里回到了中国。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3000年的阶级社会中，分裂时间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时间是统一的。分久必合，而且越合越大，凝聚力越强。历史证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代表了中国各言辞人民的最大利益。大统一思想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巩固祖的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已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坚定的信念。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也是任何侵略者难以破坏的。我们的探讨和研究应紧紧围绕这一点并做出成绩来。 aeqz~z2~8s
第二，探讨和研究从涿鹿建都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抓紧主流和精华，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贡献。我们今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中，曾以“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为主题，在北京和曲阜举行了影响较大的学术讨论会。我们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的爱国主义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国人民最强大的民族魂。它代表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土壤。扎根于人民群众和几千年来思想和实践之中。爱国主义的内涵是爱国、爱民。包括热爱祖国的山川田园，热爱民族的传统文化，热爱国家的主人——人民，父老亲人、骨肉同胞。爱国主义作为现代术语时间并不长，但是热爱群体、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思想却源远于国家的形成之前，前边提到的以黄帝、炎帝代表的我们的祖先所创立的古代文明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德，都有充分的体现。黄帝、炎帝代表的我们的祖先所创立的古代文明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德，都有充分的体现。黄帝、炎帝、尧舜、大禹……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风格，他们勇于求索和改革的精神，光照千古，现在和将来都是需要倡导学习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国家的出现，屈原的铮铮铁骨，忧民忧民，孔子讲的“仁爱”，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王昭君、文成公主的和亲睦邻；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的“精忠报国，还我河山”，文天祥的“视死如归”，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败侵略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坚持抗英保卫祖国的林则徐，以及抗日战争中涌现的许多英雄，都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体现的精神和思想，已经超越了时间和阶级局限，作为道德意识，代表着国家和民族尊严，具有神圣的号召力，深厚的感染力，不可分割的凝聚力和坚强力。爱国主义作为强大无比的意识形态，谁也不敢违反，谁也违反不了。不管你是什么人，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旦违反不了。不管你是什么人，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旦违反了它，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受到历史的征罚，弘扬了它，就国运亨通，国富民强，受到人民的拥护和尊敬。我们党在本世纪30年代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并且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创造了延安精神，为新中国创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绘制了蓝图，摸到了经验，在亿万人民心目中铸造了一块永垂青史的丰碑。面对21世纪的到来，我们在塞上名城涿鹿探索我国优秀文化的源渊，从中得到启示吸取教益，“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未来，这个课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该为此加倍努力。 aeqz~z2~8s
最后，我还要提到涿鹿、张家口地区是革命老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里就有党的的组织活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里是革命根据地，对打败日本侵略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聂荣臻、彭真、萧克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经在这里战斗过，和这里的人民有血肉联系和深厚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地区仍然比较贫穷，我们在考察、探索和弘扬涿鹿三祖文化的同时，应该和如何把这一地区经济建设尽快搞上去的任务联系起来，两个文明一起抓，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涿鹿和张家口地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新的贡献。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张家口和涿鹿地区的人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孟世凯再析涿鹿之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孟世凯在1995年9月25日全国首届炎黄蚩三祖文化论证会上发言，论述从涿鹿之战看涿鹿，现整理摘要如下：
“涿鹿之战”的两次战役是见于正史最早且记载较详的战争，关于这一战争其它传说的情况也见于一些先秦文献。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氏族部落既然在5000年前已纷纷在叩文明社会的大门，他们在彼此犬牙交错而处的中原地区必然要发生部落冲突和联合而形成华夏族，产生奴隶制的文明国家。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场的，因而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端。”
一般称我国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所指的就是自黄帝、炎帝、蚩尤在涿鹿交战后开始。故可以说“涿鹿之战”是我国向文明时期过渡的前奏曲。由于农耕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氏族社会的发展，在黄帝、炎帝、蚩尤以前，遍布于祖国大地的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已在多种形式的组合，由地域为主的部落联盟相继产生。这些部落联盟都形成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如古东夷，虽然不能认为古东夷就是一个部落联盟，但属于这一区域的各个氏族、部落都属于相同的文化，即“东夷文化”。可以说从南到北，从东至西都可以根据其原始文化的特点划分出若干区域文化。这里所说的“原始文化”指的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这些原始文化当与历史文献记载相映证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历史文化，在炎黄时代的农耕文化，较突出的是南方炎帝文化，是继承神农氏的农耕文化发展而成，其覆盖面比较大，因炎帝部落迁徒的地方较多，其覆盖面比较大，留下的传说记载也就不少。
我国自古称礼仪之邦，就是自古形成一套礼仪制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上自帝王下至平民，都要以相应的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我国礼乐文化起源最早，可以说与原始宗教仪式同步。由于人们对自然界许多现象的不理解，于是产生自然界一切都有神灵的迷信，天、地、山、川有神灵，人死后也有神灵。为了自身的生存，社会生活的安定，凡遇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等等都要祈求神灵富佐，祈求的方式由自然形式发展为有固定的形式；由自发的祈求发展到有人神之间中介人——巫，有了巫来代神言事，就产生一定的祭祀仪氏。以氏族社会最初祈福或禳灾的祭祀仪式为基础，发展为与祭祀有区别的礼乐制度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的礼乐即有继承，也有所删增。从夏上溯，可以说自黄帝时期就有礼乐制度，故黄帝时期的文化，是以礼乐文化为主。也就是这种有悠久历史的礼乐文化，才有强大而牢固的凝聚力。黄帝族将四面八方的氏族、部落凝聚为华夏族，进一步发展，创造出中华民族丰富的礼乐文化世代相继传于后世。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在战胜蚩尤和炎帝之后“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这段文字是研究黄帝活动的主要根据，但是历来有不同的认识，如崔东璧的《补上古考录·黄帝氏》，对这段文字的评论，在先秦史学界影响较大，他认为：“余按：此皆战国、秦、汉之间方士异端所述，所谓有黄老家言，阴阳家言是也。盖既托其术于黄帝，因伪撰黄帝之事以实之耳。尧自举舜以前，其事尚不可详考，况黄帝踪迹之所在乎”！在先秦史研究中，夏以前的历史按传统的划分法是传说时代。既是传说，当然是由古人口耳相授，代代相传而被后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在相传过程中，又搀杂不少的神话，所以又可称为“神话传说时代”。但是这部分最古的神话传说资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份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是研究上古史的主要资料探讨黄帝时期的人和事当然不能对神话传说全部照搬，必须剔除神化的成份才能看得出较为可信的资料。如果将其这部份含有上古史料的资料不加分析的否定，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司马迁编写《五帝本纪》，特别是有关黄帝的事迹，不仅参考过先秦古文献，还亲自到有关各地去作过考察，访问长老。所谓“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最后是“择其言尤雅者”编写有关黄帝的事迹。故黄帝在涿鹿战胜蚩尤和炎帝以后，才征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是否亲自到过东西南北四方，并不一定。因黄帝文化影响所及，各地皆传当年黄帝曾去过。所以司马迁就将他所到之处写为黄帝曾去过。但“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应当是有可能。因为在氏族社会中，谁的势力大，谁能行仁义，就会得到其他氏族、部落首领（诸侯）和成员的拥戴。故黄帝在北方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召集诸侯大会，订立盟约，宣布建立更大的部落联盟。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这些“黄帝臣”，就是一些加盟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氏族、部落首领。这个部落联盟的根据地就在两大战役的涿鹿。所谓“邑于涿鹿之阿”，就是黄帝在涿鹿山下建立城邑，作为部落盟的根据地。其后伴随黄帝部落联盟的发展壮大，向南进入中原地区，在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先后加盟黄帝部落，最后形成最早的华夏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个群体。
“合符釜山”，曲辰先生认为“符”是调兵的兵符。黄帝“在釜山大会各路征归来之诸侯的‘合符’之举”。符作为调兵遣将的凭证可能是后起之事，最早也应是统一王朝建立后才可能产生。在黄帝初期还是“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黄帝战蚩尤就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协助征伐。“徵师诸侯”的“徵”字，意为求助，请求。简化字变为“征”，则成为征调之意。黄帝初期时还不可能有如此大之权力。故我认为“合符”之“符”就是一种“符瑞”，是天帝所赐，以此来代表黄帝是受天帝之命，团结各地诸侯，建立一个联合体。直到商代，商王凡事必祭祀占卜，祈求上帝保佑，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的“帝命雨”，“帝命风”、“帝命雷”等等。商王是代表天帝来主宰人间一切的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反映得淋漓尽至。两千年后的商王朝后半期尚且如此，难道黄帝时期的迷信思想就会比商人少？那种认为黄帝时的就有“符瑞”是战国时阴阳家的东西更是想当然，如此，难道商代甲骨卜辞也是战国时的吗？前面所说黄帝创造了原始的礼乐文化，就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合符”就是内容之一。
“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广平是曰阿。涿鹿山名”。即黄帝在涿鹿山下广平之地建立的城邑。
“涿鹿之战”的两次战役之古战场、黄帝在战胜和炎帝之后，“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这些地方在今天的何处，历来有不同之说。目前在先秦史学界中仍有不同的看法，这都是研究先秦史的学者众所周知的问题，如景以恩先生就认为：“鲁地之涿鹿、空桑，既为炎黄争战之所，又是炎黄为都之地，实华夏核心之都也。细考史籍，乃一地而两。地在今济宁市”。古地名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传说时代的帝、王，即氏族、部落首领的族居、活动地往往变动很大，故传说不一。但到了黄帝时期较大的部落联盟已经产生，炎帝、黄帝、蚩尤这些部落联盟，其活动地域已有一定的范围，在涿鹿的两大战役是统一之战，对后世影响颇大，故传说的战场不会与今地相距太远。王北辰和曲辰两位先生多年以来，对河北涿鹿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有关的古文献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后，在有关论述中认为《五帝本纪》及先秦文献中的涿鹿就是今河北涿鹿县。在其它地方没有考古资料证明以前，我认为王、曲二位先生的论述是可信的。
据《轩辕黄帝在涿鹿》一书介绍，在涿鹿现存的遗址和遗迹有：涿鹿山、涿水、涿鹿之野、阪泉、阪泉之野、蚩尤三寨、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坟、定车台、釜山、黄帝城、桥山等。在涿鹿有如此多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遗迹，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未予重视，缺乏有力的宣传，加以学术界又有不同的说法，因此鲜为人知。如果允许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作为炎黄子孙则愧对自己的祖先。
今天的涿鹿是个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地方。全县农业产量人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种果树繁多，尤其是“北国明珠”之称的良种葡萄，种植数量达五万余亩，是华北最大的葡萄种植园。以其质量享誉海内外，冠以“龙王帽”美称的甜杏仁，其出口总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畜牧业也较发达，是养猪的基地。工业发达，许多现代化的工业产品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由此我们可知，早在距今5000年时，黄帝部落选择这里为其根据地，可能在当时的这块土地上，就有发达的农耕和畜牧业，在这里可以蓄集力量向四方发展，其后因黄帝部落南下中原，此地方被遗留的氏族经营而不再著名。
涿鹿县在工农业方面有一定基础，就可以充分的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来促进经济、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应对现已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加以妥善的保护，然后有计划的用其来开展历史文化旅游，同时将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开辟为对炎黄后裔进行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在此过程中要加大宣传的力度，使海内外炎黄子孙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和战斗过。开发历史文化旅游是一项专业课题，此与自然景观和旅游应有所区别，其中有许多历史问题要经过研究而定，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只要领导者有决心，考古专家和历史学者作出奉献，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这个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涿鹿县，将会为世人所向往
七、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文物鉴定委员李先登对涿鹿的评价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文物鉴定委员李先登在1995年9月25日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华炎黄蚩三祖文化论证会上，指出“黄帝是信史，帝都在涿鹿”，现将全文整理如下： aeqz~z2~8s
根据汉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是是中国古代五帝之首。姓公孙，名曰轩辕，邑于涿鹿之阿。黄帝一生有两件大事，其一是经过阪泉大战，打败了炎帝，从而建立炎黄联盟。其二是经过涿鹿之战，擒杀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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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来史学界的研究，黄帝所处的时代大约距今4000年前，处于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即中国古代文明的前夜。黄帝打败炎帝、建立炎黄联盟并擒杀蚩尤以后，统一了中国古代自然优越、文化发达最早的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黄帝（确切地说是炎黄蚩尤）的统一，又促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更迅速地向前发展。经过五帝时期的发展，终于在距今4000多年前进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也就是说，黄帝的统一，使华夏文明初曙，进入了文明的前夜，并为尔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即为后世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言而喻，黄帝的统一对于后世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伟大意义。因此，黄帝受到了中华民族历代亿万子孙的极大尊敬的崇拜，不但被尊为“帝”。而且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正因为如此，至今海内外的华人皆自称为“炎黄子孙”，以表达对于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认同、崇敬和自豪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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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记载、发现与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与世界各国古代历史一样，都经历了传说时代，西方或称之为英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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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我们认为，首先，黄帝是信史。黄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是距今约5000年前主要居处于今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地区的黄帝族的领袖。并且经过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成为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部落联盟的盟主，他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的前夜。并且，我们认为，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五帝本纪》时，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亲自到黄帝等五帝当时居处活动过的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并与汉代时尚且存在的古代的文献记载《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互相印证，然后，“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了《史记·五帝本纪》。其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记述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些情况，司马迁也早已在《史记·五帝本纪》最后的“大史公曰”中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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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的疑古派对于黄帝及中中古史的传说时代曾加以否定。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古代“东周以前无史”。我们认为，疑古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批判也必然是否定过头的，他们对于古史传说时代的批判也必然陷入了“将小孩与洗完澡的脏水一起泼掉”的错误。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疑古派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清理的有用成果，而更主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把被疑古派否定的真实的中国古代历史与其文献记载重新肯定下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新史学。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于黄帝的古史传说时代予以重新的肯定。这也是学术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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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也有力地证实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客观真实存在。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大地至少从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时代已有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劳动生息。从此以后，中国大地一直有人类在此居住生产、创造历史。尤其是到了距今5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时期，即古史的传说时代，即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时代，我们祖先经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磨光石制生产工具斧、锛、刀、镰的制作技术及锋利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耜耕农业有了新的发展。铜器冶铸也有了发展，达到了金石并用时代的高峰，晚期在先进的中原地区则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初期。制陶业更达到了原始社会的最高峰，采用还原焰烧制黑陶与灰陶。所有这一切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组织已发展起来，成为当时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因此，部落联盟普遍出现，社会历史发展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即已达到了文明的前夜。这一切也正与上述《史记·五帝本纪》等所记述的黄帝时期的历史情况相符合。即黄帝是信史，是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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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黄帝时期的两件大事，一件是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根据河北省涿鹿县先生们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西南上七旗村口，位于黄帝城遗址西南3公里上。另一件是黄帝在涿鹿之野擒杀蚩尤。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因此，涿鹿之野应即涿鹿山下平野之地。又据《汉书·地理志》：“上谷郡，（秦置）……县十五，……涿鹿。”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那么，秦代所置之涿鹿县当然与涿鹿山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司马迁在写作《史记·五帝本纪》时所述的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涿鹿之野，自然指的就是自秦代以来的涿鹿县所在的地区。而自秦代以来的涿鹿县之所在，根据学术界历来的研究就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城东南的矾山镇地区。这一点不仅在学术界没有歧义，而且业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调查所证实。这就是《大明一统志》等古代文献记载的位于今河北省涿鹿县城东南约25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的“轩辕（黄帝）城遗址”。根据自本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调查，城址位于涿鹿山北面的一个黄土丘陵之上，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510—540米，东西宽450—500米。城墙夯筑，残高3—5米，底宽10米，上宽2.5米。从城墙夯土的包含物及夯筑特点来看，为战国时期所筑。城内地面散布有丰富的战国及汉代的筒瓦、板瓦、兽面纹瓦当等遗物。说明此城始建于战国，沿用至汉代，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当为秦汉时期涿鹿县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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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历次的考古调查工作中，在黄帝城遗址内还采集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的石斧、石锛、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铙、细石器、蚌器以及彩陶盆、钵、绳纹陶鬲、陶斗、篮纹钗形器等。说明这里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是一处重要的先民集居之地。尤其是作为军事首领权力象征的龙山文化石钺的出土，与黄帝所处的时代和性质相吻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黄帝城附近的黄帝泉、蚩尤城、蚩尤三寨、蚩尤泉等历史文化遗迹，我们认为黄帝城遗址可能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之所在。如果今后能开展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予以最后确定主人，那么，黄帝城就是中华第一帝都，不仅在中国古代史上，而且在世界古代史上都将具有非凡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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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既然炎黄阪泉之战及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都发生在今河北省北部地区，既然黄帝之都在今河北省北部张家口市涿鹿县境内；既然居处在今陕西等省的炎帝族以及居处在今山东地区的九黎族蚩尤的都来到今河北省北部地区与黄帝族大战；那么，显而易见，黄帝族当时主要居处在今河北省北部地区，这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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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帝族主要居处在今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地区，还有其它的重要证据。首先，周武王伐纣以后，除分封同姓诸侯以藩屏周以外，还分封了一些古代著名的各族之后。如封商人微子于宋（今河南商丘地区），即将商人的后裔分封于商人的老家。而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又“封黄帝之后的于蓟”蓟在今北京市地区附近。这就说明直至西周时期黄帝族仍然居处在今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地区。那么，这自然也有力地说明在古史传说时代黄帝族主要居处在今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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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今北京市平谷县山东庄有黄帝陵与黄帝庙，这也是黄帝族原来居处于今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地区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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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帝都涿鹿，除上述“轩辕（黄帝）城”的考古发现以外，还有一些考古文物的发现可以为证。根据建国以来河北省及张家口地区、涿鹿县文物部门进行的考古调查，在涿鹿县及其西邻的蔚县均已发现了距今6000年至4000年的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例如在涿鹿县城南30公里下水磨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遗址在距下水磨村。0.5公里的一个土岗上，清水河在遗址北面自东向西流过。地遗址上发现有灰坑等，出土有泥质红陶钵残片等。又如在涿鹿县城东南15公里的龙王塘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在村西约100米，北临桑干河，面积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75米。龙山文化遗址被压在汉古城之下。采集的遗物有石斧、石纹轮、泥质红陶篮纹陶片、泥质黑陶磨光陶片、夹砂灰陶绳纹陶片等。又如在涿鹿县城南约15公里的西湘广也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在村西北0.25公里处，南邻小沙河，西靠通往县城的公路。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00米。遗址亦压在战国至汉代的城址之下。采集的遗物有石斧、石凿、石环、石环、石镞及泥质灰陶篮纹陶片、绳纹陶片及蚌器等。此外，在涿鹿县城西南蔚县的三关、四十里坡、庄窠、筛子绫罗等也发现了大面积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上述这些遗址均位桑干河南岸坝下半山区，均属于古代涿鹿范围之内。上述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今天的涿鹿县很可能就是古代黄帝族活动的中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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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今天研究黄帝，恢复黄帝为信史、帝都在涿鹿，还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客观的真实面目，其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为增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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