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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桥东生活]怀念蔚县前县委书记黄绍雄(转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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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20-11-08
《代国代郡通志》出版前后
——怀念蔚县前县委书记黄绍雄(二)
張懷遠


我与黄绍雄的频繁接触,是他从县委书记任上退下来之后。担任了县政协主席,肩上的责任减轻了许多,时间也充裕了许多,可以从从容容讨论文事了。
文事方面,黄绍雄不像我那样杂七杂八,他的志愿就是治史——编纂一部以今日蔚县为核心区的地方通志。他有这样的说白:“退休后……经过七八年研究考证、资料缀辑,实现了一半愿望,写出一本《代国代郡通志》,于20088月出版。”(同上,第343页)该书虽不仅以才得之,仍以力得之,我更愿意把它说成一部天才之作。以我七十余年的阅世经验,发现世界上在某个领域有独到见解建树的人,往往是少数,或者是极少数,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人。历史就这样从近五十万蔚县人众选中了黄绍雄,把编纂《代国代郡通志》的使命交给他。谈及计划中的下卷《蔚州通志》时,黄绍雄留下这样的话:“倘能生存,我会继续研读史书,以期全部实现自己的心愿。”(同上,第343页)可惜呀可惜,天不假年,徒使英雄泪满襟。我奇怪,为什么早在2010年,他竟然发出“倘能生存”的悲凉之声呢?
《代国代郡通志》见书后,我非常高兴。同年1013日,我撰写了评论文章《一部难得的代国代郡信史:喜读黄绍雄先生史学新著〈代国代郡通志〉》。同年1222日,我又撰写了题为《把追真求正精神向全社会推开去:再评黄绍雄先生新著〈代国代郡通志〉》,先后在《今日蔚州》小报发表。2010223日,我又向县相关部门递交了《关于提议组织召开〈代国代郡通志〉座谈会意见书》。遗憾的是,我的奋力之推,并没有导致别人的响应之动,座谈会未能如愿举办。
按说,可以撰写蔚县地方史书的人,应该有很多。因为其所依据的史料已经存在,虽不能凭空地增加,也不会无端地减少,只要视野足够开阔,研究方向对头,肯下功夫寻找搜罗,别人也可以撰写出同样题旨的志书来。治史工作本可以多家着手,多视角呈现,不必一言堂。但是,很遗憾,在我有限的视野内,尚未发现有志于此者。直至今天,黄绍雄依然处在孤军治史的境地。
《代国代郡蔚州通志》的上卷《代国代郡通志》已经出版,下卷《蔚州通志》又该倩何人续出呢?
我问苍天,苍天无语。只有黄绍雄在撰述和出版《代国代郡通志》过程中,与我切磋交流的丝丝缕缕涌上心来。
黄绍雄退休以后,我常到他的宅邸拜访畅谈。一般是先拨打一个电话去,询问有没有时间,他答应后,我即从机关四楼我称之为静也轩的办公室下来,向南穿过我称之为小观园的机关后院,出后门,很快就到了。
在客厅甫一坐定,双方的话匣子即刻打开。而且一谈起来就忘了时间,猛抬头,看到墙上的挂钟快指向12点,考虑到他呼吸困难,身体不支,我就站起来,做要离开之状;他也站起来,两人近相站立,继续交谈,如此又过去了半点钟。我执意往外走,走到门口,他送到门口,还要接着交谈,结果又过去了半点钟。在这样如胶似漆的主客面前,郭大姐委婉的逐客令往往失去了作用。
此刻,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心潮起伏难平,不禁溢出这样语无伦次的诗句:一旦无常君行后,欲抒胸臆可寻谁?
关于治史,我们两人共同的理念是务求真实。他很推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倡导的十条正统派学风,其中明确提到“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等。为了持守务求真实的原则,他从两个维度向前掘进:
一是从史料中挖掘,阅读了大量的史学论著。他还多次专程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披阅图书。有一次我们见面时,他从内室取出一沓子卡片,捏在手里,晃动着让我看,说这就是他近年来先后办理的阅读卡。因为一卡只管半个月,不得不重复申办,故手里积攒了很多。为了精读二十四史,他专门购置了一套现代翻译版的,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盛放这套书的书橱,立在他卧室的触手可及处。
二是尊重考古新发现。我注意到,他在述说代国代郡的历史时,将考古发现放在重要地位,我非常赞佩。因为让地下文物出来说话,更接近历史真实。
为了宣扬黄绍雄的治史功绩,也为了记录论史时我的所得,2010年我撰写了一篇两万字长文《治史要怎样才会好:由黄绍雄先生史学新著〈代国代郡通志〉所想到的》,总括了治史的“五法十则”。“五法”是:一曰心志,即怀有求真之志;二曰爱好,即具备此种天赋;三曰功夫,即狠下求真之功;四曰发现,即拥有独到的发现;五曰方法,即依据治史的规则(即下述十则)。“十则”是:(一)在进步思想烛照下治史,穿透历史迷雾,发现历史的真谛;(二)要尽量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从前人止步的地方起步,尽量站到前人的肩上,决不能匍匐在前人脚下;(三)不唯多数是听,不迷权威是从,只唯历史真实;(四)孤证不轻弃,成说不轻信,必先考证,尔后入史;(五)言出必据,拒绝传说入史,拒绝任何杜撰;(六)以逻辑演绎,用考据说话,杜绝估计猜测模糊类比之类;(七)治史为公,摒弃狭隘的爱国()意识,决不扭曲或伪造历史;(八)治史宜用史笔,慎用花笔,忌用任何影响内容准确的词语;(九)人名、地名、水名、物名、专用名以及年限(包括生卒年、起讫年)等必须说准;(十)概念的同一性与论题的确定性虽是最普通的常识,却是撰文编书的首则。
该文的末尾,我特地补充了三句话:
“此文是为《通志》而作,却又不仅仅是为了《通志》。本文谈的是治史,也不单单是为了治史。希望我们这些饱受苦难折磨的一代人,能尽量多地留下一些对当代有助益,对后世有裨益的文字。”
文后,还附录了我编拟的《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谈学风》,包括《梁启超:正统派学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胡适:凭证据说话》。
对于治史,我还有一些意见,当时跟黄绍雄谈过,好像并未引起他的注意。我以为,研究中国历史,最好注意到外国的相关著述,比如《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等,以便站在世界知识界的角度看蔚县历史。因为“二十四史”的治史理念和方法,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皇帝。熟读“二十四史”,终不过是在皇家院内兜圈子。当然,我理解黄绍雄读史书,是为了从中淘出与蔚县地方史相关的东西,或许从中国的史书中容易些。但中外史书的治史者秉持的是不同的理念,影响到史料的公正。好在我们在看待陈寅恪上还颇为一致,他赞扬陈说,大家就是大家。
黄绍雄编纂《代国代郡通志》,我对他没有帮助,因为蔚县地方史学不是我的治学方向,我不敢贸然发言。却也在文章体例方面给他提供参考。据我的日记记载,2005321日,在我到黄宅看望时,我们两人就讨论了他的书稿的排印问题。
322日,两人谈论这部书稿时,我问他书名,他说是《蔚县古史考缀》,拟分上下卷:上卷为《北方一郡国》,写到南北朝时期;下卷为《千年古州》(案:指蔚州),从蔚州名称出现写起。如同其他著作者一样,敲定书名时往往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黄绍雄也是这样。到了该书即将付梓,他将书名改定为《代国代郡蔚州通志》,《代国代郡通志》是其上卷。后来,他又决定“统名《蔚州通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代国代郡时期,下编为蔚州时期。”(《代国代郡通志》,中华书局,2015年第二版,第313页
还是在2008年第一版出版之前,他敲定章节目录的时候,突然问我:
“怀远,我想在书稿第一章之前,加一个《序章》,你说行不行?”
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复:“当然可以,我已经这样使用过了。”
我说的是,2000年,我写成《月西沉:祖父的故事》,就在第一章前面加了《序章:无法忘却的记忆》,而在最后一章后面加了《跋章:为祖父招魂》。我认为,文章的体例格式是人创造的,只要是顺势而为,恰到好处,就可以打破常规,大胆尝试。古今中外如花似锦的文章格式就是这样出来的。
于是,黄绍雄在《代国代郡通志》第一章《商至春秋时期的代国》前面,加了《序章:壶流河流域商以前的居民》一章,却没有在后面加《跋章》。20088月的第一版就是这样,20154月的第二版依然是这样。内容的完美与形式的完美之结合,乃是书稿的完美,也是黄绍雄的追求。
中国社会造假成风,当代为甚。体现在治史上,很多史书实际上是文字垃圾。为了扭转这种劣风,黄绍雄生前,我就有过一种设想,让他带出本地的一班有志于此的学生。这个考虑尚未提出,黄绍雄人已不在。于是,我又设想,假如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带领一班学生,相互学习,起码在文字领域实现我摒弃作假弄邪作风之志愿,也将我终生的所得悉数传授,免得带进棺材,岂不美哉?但我也明白,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
黄绍雄的治史务实精神,还折射在坊间传为“安黄之争”的一起文化事件上。
                                 20190222日,静也轩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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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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