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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涿鹿]“胜王败寇”是颠覆史志文化的歪理邪说——   一驳wangsiqing6先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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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王败寇”是颠覆史志文化的歪理邪说
——   一驳wangsiqing6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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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此为批判央视所播纪录片《中华三祖堂》中李学勤、宋镇豪两位先生之文,原文写于2012年,此论坛于2019年11月21日,发表了wangsiqing6先生的《世人都知炎帝、黄帝,蚩尤的贡献也不小》一文,此文一开始便重弹李、宋老调,给中国的史志文化扣上一顶“胜王败寇"的大帽子,因此重发此文以为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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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在2012年9月2日《探索·发现》栏目中播出的纪录片《中华三祖堂》中,李学勤与宋镇豪两位先生,一唱一和地为历史上因发动叛乱,被轩辕黄帝于涿鹿之战中镇压了的蚩尤评功摆好,甚至不惜对中华史志文化进行攻击。例如,宋镇豪先生接过“三祖文化”始作俑者任昌华胡吹蚩尤是“战神”,“他是在所谓正统思想中被定位成一个反面角色”的话茬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有这样一个观念。他(蚩尤)败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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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王败寇”论,是对我中华史志文化的污辱与颠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不能够容忍的!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史、志图书是其极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在历经五千年漫长的物换星移,风雨苍桑,人为地焚烧历史典籍,以及历代战争的洗劫后,还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很丰富的史料,能够有五千年较为全面的文字记载,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这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之根。我们党现在要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由史书、志书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攻击自己的民族历史记载,无异于毁坏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根。
          一、史志文化有着明确的伦理、道德、是非、价值观念
          史书之作,并不是始自春秋,而是远在黄帝之时就已开始,并且定之为一项制度。述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传向后世,以为后世治国者从前人的经验、教训、历史变化、自然变化之中,吸取借鉴,总结规律性的问题,以便将治国诸事做得更好。从而,达到一个“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得失,知兴衰,辨是非,定犹豫,以便更好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百姓,福泽于子孙,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当中集中体现的,正是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忠实述史,以便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总体哲学观点。
           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记载,原本就不是为甚么人歌功颂德,而要求的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于历史事实之中求其是。因此,史书之撰,不仅是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广泛性历史记载,更要求述史者要不畏权,不惧势,不为亲者讳,不加仇者罪,而是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记功臣,赞贤良,辨是非,一切都做到持中以观,依实而记。对于那种杀父弑君、败坏人伦、祸国殃民、蝇营狗苟者的丑恶行径,要给予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所以,黄帝任命了史官仓颉造字述史,而鬼神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然,述史而虚美曲笔,通篇唱赞歌,便是毫无意义的空文。    
          公正持中以述历史的起源之早,在古文字之造上有着明确无误的表意反映:“史”字之造,便是以“手”持“中”而为其字。今所见到的甲骨文,都是如此。如:,至于,则更像执中而书写的表义。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事职也。”这是很正确的解释。因为,中即正,与公、平、中庸、执中不偏的涵义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所置,述史记事之早,在古代典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论衡》言:“仓颉……为黄帝史”;《吕氏春秋》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出”;《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国之六典”。古代史官又有左史、右史的不同分职。如《玉藻》所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就是为什么在记载春秋史事的典籍中,《左传》重记行动,《国语》重记言论的历史缘由。
         正因为古代述史存在着严格的制度,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所以,在中国才有当官者做好事,欲“青史留名”而不愿做坏事,害怕“遗臭万年”的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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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乙》3350,《合》281。
         ②  《人》3016。
         ③  《前》732,《合》422。
         ④  《摭续》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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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司马光,将宋以前历代重要史事,集录为一部书,书名就叫《资治通鉴》,若变成现在的白话,就是说:这是供治理国家者通用的一面镜子。
          而宋镇豪先生的“成王败寇论”,则抹杀了中国史志文化方面所固有的伦理观、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若照宋先生“胜王败寇”是中国人的观念这种理论,则是不管用什么卑鄙、下流、邪恶的手段,只要取胜就好。这种论调难道符合我中华的历史实际吗?此论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有什么好处吗?
            二、“成王败寇”论是对历代史官与史学家的一种污蔑
            中国的史官一职,自其设置之始,就对充任此职的人员有其特殊的严格要求,并赋予其某些独特的权力。凡此,又都是紧紧围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述史,以体现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精神而产生的特殊人才、特殊品德之需而提出来的。
            第一,史官须是高级人才
           首先,史官必须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精音律、明历法、通法律、懂军事、能文章,善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贯通古今的“高级知积分子”,不然,他就不能胜任述史的工作。
            第二,史官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人
            因为,只有个人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无私,不图名,不谋利,不畏权势,不计个人恩怨,才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为历史负责,而秉笔直书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然,其笔下的史事记载,便不可能成为供后世资治、借鉴的一面镜子,反而会成为遗害于后世的祸根性文字。正因为如此,在先秦历史上,史官一般都为世袭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充任此职的。这也是造成一种从小就能接受特殊教育,从而达到博学,砺志,树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第三,史官享有一定的特殊权力
            历史上,为了保证史官能够忠实述史,历代都对史官给予一定的特殊权力:
            首先,是朝廷中的各种事件,包括帝王的言行、起居,内廷之事等等,凡所有发生过的事,史官都有知情权和如实记录的权力。这些史料记录有的叫做“起居注”,有的称之为“实录”。虽然,帝王们对一些事并不想让史官们给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他们却无权阻止史官这样做,也无权令其作伪或更改。
           其次,是史官有评论上自帝王、下至百官是非功过的权力,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有无此权。当然,自春秋以来伴随着帝王独裁专制的不断强化,史官们的特权也受到削弱,其地位也一再下降,但其权毕竟还不能与其他朝臣相提并论。例如,唐朝中宗时,宰相韦安石看过史官朱敬则写的史稿后,叹道:“世人不知史官权重于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不然,何有“以茶代酒”典故的产生?
           第四,史官须有特殊的献身精神
           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忠实述史,除了给史官以一定的特殊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官必须具有不怕打击、报复,必要时甚至为忠实述史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史官是很多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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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新唐书朱敬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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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48年五月甲戌日,齐庄公被其臣崔杼杀死,太史依实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对此非常愤怒,就把太史杀了。但是,太史的二弟见其兄被杀,记好的竹简被毁,便又于简上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太史之二弟同样被砍了头。此时,太史的三弟、四弟闻其两位兄长被杀,就进宫当着崔杼的面在竹简上再一次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盛怒之下的崔杼又将太史的三弟杀了。太史最小的弟弟不惧必死之祸,照例如刚刚被杀死的三位哥哥一样,提笔挥毫于竹简:“崔杼弑其君”!
           崔杼在杀了齐君庄公之后,还一连杀掉很多敢于哭祭庄公的大臣,可是,他在史官这种毫不畏惧,毫不退缩,毫不犹豫,坚守职责,秉笔直书事实的气概面前,最终让步,任凭史官依实记述其弑君的事实。其时,南史氏闻知崔杼连杀太史的消息后,就急忙怀抱竹简前往,准备继太史兄弟之后,当着崔杼的面照录崔杼弑君的史实。当他跑到宫门外,“闻既书矣,乃还”
           在中国的历史上,秉笔直书史事,可以说是自轩辕黄帝之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个述史传统,正是有这些历史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株连家人的史官们,前仆后继,秉公述史,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上下五千年的珍贵史志,使后来的人们,能够从历史的兴衰中得到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知道历史的公正!惟其如此,贾谊就说:“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太史之任也”
            我们不要要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现任所长,为什么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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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左传鲁襄公二五年》。
          ② 《新书传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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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中国的史志文化历史事实,而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有这样一个观念”的呢?这种话,不仅为篡改历史、颠覆历史、恶搞历史、为蚩尤、为秦桧之流翻案者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无数献身于史事记录的史官、秉笔述史的史学家的一种污辱!
            三、持“胜王败寇”论者何以指导历史研究?
           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正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以供后世借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是一只船。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以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有着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路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根脉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宋镇豪先生作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在央视制作节目的镜头前,竟然大谈什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歪理,这样的领导人,到底是如何领导史学家们研究历史的,我们实在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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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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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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