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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沙发发表于: 2009-04-10

有空也看看

只看该作者板凳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二

第一章

　　在美国工作的半年，使我在自身的性格方面接受了多方面的锤炼，基本完成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同时，也对产品开发和管理有了粗浅的认识。最幸运的是，我有幸在周博士，一个近乎天才的人物领导下，亲身经历了一段创造奇迹的时光。

　　本质转变

　　-从学生到社会人

　　初到美国

　　1993年的12月17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如果当时成行，我可能便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做科学研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迹"于商业之中。我当时的身份是总工程师的助手，同机还有三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另一个是我在大学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尽管曾经在悉尼留学两年，但是去美国对我依然是一个新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冷战后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西岸时间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这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

　　飞机下的洛杉矶，看起来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线路板，规则而平淡，完全没有我想像中的国际大城市的样子。但正是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触之后，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我未来十年的工作，始终是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一次在洛杉矶出关的经历，让我至今都对美国海关有一种反感。我们五个人竟然被当做嫌疑犯，被美国海关人员整整查了一个多小时。这可苦了在外面等候我们的TRW的工程师Pete。相比之下，中国人总是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我们的海关对老美们是否太nice了？

　　我们五个人，当时是肩负了公司重任的。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TRW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当时美国的国防企业，在前苏联解体的影响下，结束了冷战带来的黄金时代，也被迫开始了"军转民"。出发前，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电视用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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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三

Pete的启示

　　1993年圣诞节前，作为一个合作项目的副主管，我与领导和同伴来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始了与美国一家著名国防电子公司的合作。刚刚安定下来，中美双方公司的人员便迅速组成了项目组，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双方的工程师却出现了争执-都认为应该是对方负责电路的设计。异常紧张的项目突然陷入了停顿。事实上按合同规定，这项工作应该是美方的责任。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华裔项目经理。他看过合同后说："嗨，这种事在美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了。"随后他将美方的主管工程师Pete找来，将合同请他看一下。Pete看过合同之后，二话没说赶紧去工作了。此事也没对我们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响。双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件事当时并没有让我特别留意。相反，第一次与美国人共事的我们，尽管与对方相处得十分友好，但是我们在背后却常常表现出对美国工程师的轻视。普通的美国人确实有些像大孩子，头脑比较简单，好像不如我们的工程师聪明。

　　半年之后，样机试验完成了，我们回到国内，开始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准备。同时我也成为了部门的负责人。又过了半年，我对管理工作的困难有了许多切身体会。在一次从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飞机上放映了一个史泰隆主演的电影。影片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性格简单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忆起Pete的事情。我不禁问自己：如果Pete是一个中国人，他会那么痛快地服从合同的规定而又不影响下面的合作吗？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伤害？甚至认为是我们故意和他过不去？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别，实在不应该成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以为然的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举世公认，可是这聪明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基本素养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使得我们与那些我们认为并不聪明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像是龟兔之间在赛跑。

　　美国人普遍单纯，自然有其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彼此无端的猜疑，少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内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够就事论事，而较少发生意气用事和情绪化的冲突；在个人行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个性"，更容易服从规范化管理的约束，在整体上保证了大规模协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和情绪上。而这正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国可能由于历史的悠久，人们的心理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相当强的非理性情绪化倾向-敏感、多疑、内向和多变。在相互交流时，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旁敲侧击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的情况少；在工作中，横向攀比的多，按客观标准行事的少；在做事的过程中，喜欢不分场合地标新立异，不容易保持持久的专注和服从管理规范；工作的业绩表现，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自己能力的正常发挥。这些问题，在聪明、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身上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几年来，在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带的团队。随着经验的积累，我逐步通过从小事和容易处理的事情开始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公开、透明、平等的内部沟通机制以及工作和评价管理规范。这使得我后来带的团队成员，逐步适应了抛开个人喜好去就事论事，将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而不是背对背去议论和猜测的共事原则；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团队内部员工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评；部门的内耗明显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许多默契；员工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趋于客观，心理的稳定性得到改善。为了更有效地建立和实行平等、开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员工一样，在开放的办公室的普通工位里工作。有人认为我这是故作姿态，但事实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则，对下属永远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力。那些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种"简单"和公开工作方式的员工，则陆续离开了团队。

　　应该讲，人心理结构的改变是相当困难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见到效果。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当我明确要求员工今后不要将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带到工作中来时，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员工当时就跳了起来，认为这个要求太高，至少短期内他自己做不到，尽管他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正确合理的。理念的认同和现实的行为之间，常常有着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差距。但是，我们这些IT企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在经验、资金和技术积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优势，如果在人员基本素质上再不如他人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参与竞争？许多基本素质的提高，是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完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是管理人员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为我们培养出一代适应未来竞争环境的新人。当别人早就鸟枪换了炮的时候，我们必须抛弃大刀长矛。这是一个不容讨论或讨价还价的问题。

　　（编辑后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0年第17期）

　　现代工业发源于欧洲，繁荣于美国。美国还奇迹般地造就了影响全球的信息产业。百年以来，它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而且与我们相比-美国很多人自己也承认，它确实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但是如果不承认其社会基础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对其百年繁荣强盛所起的核心支撑作用，那几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现代经济是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的。评价文化的优劣，实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当我们必须面对现代经济带来的国际化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我们是否具有了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没有选择，也不能以国情等理由来回避和拖延-那样做惟一的作用便是耽误我们自己发展的时间。

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四

第一次惊吓

　　管理入门之一告别空谈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项目总体上在按预期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项目计划，为了保证大家的工作能够有效配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碰头会，检查进度，布置任务，协调工作，然后再分头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在大学我是学雷达的，对电视可以说一窍不通，因此我便承担了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车熟路。

　　尽管没有大问题出现，但是由于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紧张的任务，而且系统核心芯片的设计，是TRW的人员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时看到进展。其实即使我们能了解，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设计芯片的经验，也是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依然忧心忡忡，看不出来我们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依据在哪里。

　　1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2月4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客户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

　　在他和Pete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核心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可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但是在中间却莫名其妙地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Mitch叫道，他是芯片设计的负责人。瘦小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Greg站在一旁，右手撑着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脸深沉，双眼凝视屏幕，一言不发。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出现在屏幕上。

　　这时谭自强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道黑影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应该没有猜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电视技术多少有了一些认识，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信号，要远比看似神秘的雷达信号复杂。有了这点可怜的基础，我费了一些时间，听明白了谭自强对问题原因的解释。我感觉他的判断是对的。

　　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空气凝重而压抑。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谭自强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倒是相当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发。最后，除了一位年轻的TRW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谭自强的解释。时间已到了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睡眼蒙。周博士准备收场："我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这句话我怀疑是他自谦）。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谭自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是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

　　这便是周博士的典型性格，关键时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担后果。他第一次进大陆之前，是在香港出差。当时他面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如果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将被美国政府终身取消在美国从事国防机密研究的资格；如果不进大陆，自己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梦想将无从开始。在香港犹豫了两天，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2月2日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这次可真的紧张了，万一不成，绝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这个项目命运的问题。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其他人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全面测试。测试表明系统实现了所有预计的功能，我们终于取得了双方合作开始以来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能够完成的任务。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

　　当周博士和Pete把样机展示给北京广电部的客户时，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1993年11月听周博士承诺，他会在1994年2月初完成样机研制的时候，他们认为周博士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甚至有人怀疑周博士是一个国际骗子。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周博士的推动，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混乱"状态下，竟然像变魔术一样完成了！这一切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描述的。世界上的事情，竟然可以这样做，我大开了眼界，也对周博士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个项目立项时，他便多方游说，统一了双方的意见；在项目进行中，他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尽管心存疑虑，却依然在无形的压力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周博士就好像一个功率强大的推土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一往无前，冲破一切困难和障碍。在此之前，我的信念是，越复杂的事情事先越要周密的策划，只有近乎滴水不漏以后，我才会开始行动-事实上常常是没有行动。而这段经历，使我猛然发现，做成一件事情其过程竟然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

　　当我们认为无法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原因会有很多。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的、你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困难，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无法预计而心生畏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战胜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在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未来的不确定性，应该成为我们发挥自己潜力的舞台，而不是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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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五

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计划的周密性永远是相对的。我们更要作好准备在实践中去学习，在困难中去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周博士的领导下，我初步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如何适度地把握计划的周密性的感觉；生出了一种勇气，一种面对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险境，不回避，不空谈，而是去果敢行动的勇气；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是成就事业的基本规律；催生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能把一个平凡的想法变成现实，远比仅仅产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

　　与高手共事过招

　　良师益友之一榜样的力量

　　周博士当时年近不惑，中等身材，粗壮微胖，一副近视镜后面是一对小眯眯眼。可能由于大脑过于发达，头发已经稀少，确实给人一种充满智慧的感觉。他精力过人，当时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对周博士的敬意，使我自然产生了了解他的兴趣。经多方打探，知道了大概。他生于台湾，家境并不富裕。为逃避台湾的兵役制度，后去新加坡读了一段中学。中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大学。为了给家中节省费用，保证妹妹不致中断学业，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读完了大学本科。这是一个我至今还从未听到过其他人能够达到的纪录。博士毕业后，他便进入TRW工作。中间曾和朋友创业，公司成功，但他却又回到TRW。不过创业的梦想在他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我曾经和他经过那家他参与创建公司的办公大楼，看得出，他在望着那栋大楼的时候心中颇不平静。

　　在TRW，他是位置比较高的华人。我好奇地问Pete，作为一个华人，周博士何以在TRW这样一家美国大型国防企业中脱颖而出。"Well，Icannotgiveyouthedetails誧auseweareadefensecompany.（我不能解释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国防企业）"Pete告诉我，"ButIcantellthatheoncedidsomethingthatnobodybelievedit誷possible.（不过可以告诉你，他曾经做成了一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Pete讲的周博士的这段经历，尽管略去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对我的价值观影响非常大。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你认为自己优秀，就应该敢于去做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直接导致了我后来面对各种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1996年的时候，在向一个朋友请教问题时，他对我讲："弄斧一定要去班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固化的时候，能够与一流的高手共事过招，我认为意义极为重大。

　　真正杰出的人，其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尽管后面会有大量的跟随者，但是开创者与跟随者之间的本质差距，不会因为跟随者后来更为出色的表现而减小。

　　先行者与跟随者

　　1986年在IBM苏黎世实验室工作的G.Bednorz及K.A.M焞ler发现镧钡铜氧化物在35K时有超导转变。两人因这项发现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此一发现引起铜氧化物的研究热潮。在很短的时间里，国际上许多国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家们，先后发现了新的高温超导化合物，将长期处于液氦区的超导现象，革命性地提高到了液氮区，使得超导现象终于显现出实用化的前景。

　　在科学界，这种个体实现的突破带来大面积跟进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现象，还广泛地存在于其他行业中，包括企业界和体育界。

　　尽管大量的跟随者后续的工作，远远超过了开创者所做出的成绩。但是，第一次完成突破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可能是后来者永远也无法具备和超越的。当然这里不包括完全靠偶然机遇获得的突破。先行者的成功，并非简单地因为逞一时之勇而去吃了一口螃蟹。

　　先行者通常具有一种持续的顽强，对超越现实的不灭渴望和挑战"不可能"的勇敢。而且，突破的获得，常常脱离了现有的经验和理论，表现出先行者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超越他人的深刻和广博。当然，操作层面的能力，也是实现突破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这不是区分领先者和跟随者的关键要素。

　　先行者的突破之所以能够引发大量成功的跟随者去完成，甚至是更好地完成，最重要的在于先行者用事实为他人提供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可能性保证，再加上一些操作层面上方向性的暗示。这些，已经足够帮助那些有着良好执行能力，但是缺少眼光、洞察力以及勇气和顽强的跟随者完成从零到一的过程。

　　用跟随者后来的成绩，去贬低先行者所具有和创造出的价值，只能说明自己的局限。

　　与高手共事过招，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去研究对方在做开创性工作时的事情起因和过程，而不仅仅停留在对结果的分析上，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许多潜意识中无形的束缚，发现我们自己的潜力，看到存在的丰富可能性。自我束缚常常是我们无法进步的最大障碍。它不只阻碍我们挖掘自己的潜力，而且障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可能。另外，通过与高手一起做事，我们可以学到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做事的真谛。毕竟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相比，在切身的体验以及引发的感悟上是有天壤之别的。

　　回首往事，我非常庆幸自己刚刚走上社会不久，便在周博士这样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工作。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周博士的风格。我回国以后，显然是受周博士影响很大，有一次李平向我抱怨："你怎么像周博士似的？"

只看该作者 6楼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六

周博士无意中帮助我比较快地从一个学生的角色和心态，转变到了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和心态。使我不再自我陶醉地满足于坐而论道或评头论足，而是更看重我自己能否做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学会了作为一个主人，去倾尽全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在遇到问题时满腹抱怨，似乎出错都是别人的，损失也与自己无关。从注重理论和逻辑推演，到注重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学习；从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到用主人的心态，去克服一切困难，这可能是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周博士对我影响至深，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短文。

　　果敢行动

　　近几年来，一直在IT行业做技术管理工作，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是否曾经学过管理。管理上的培训倒是参加过不少，亦有很多收获。但是真正可以称为"学习"的经历，是1994年上半年我结束学生时代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与一个著名的国防公司合作开发项目过程中发生的。

　　那半年的时间里，我有了两个重要的改变。其一是果断行动的习惯，其二是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这实在应该归功于美方公司的项目经理-出生在台湾的周博士。他是我至今亲身见到的惟一一个我认为可以被称为天才的人。由于家境拮据，为了早日自立，他来美国上大学时，竟然只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我自己感觉这要比用两年读完博士难多了。在共事的过程中，他绝顶的聪明得到了我们双方人员的一致认可。项目出现问题如果他不在场，大家心里就发慌。但是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和影响，是他竟然能够将绝顶聪明和果敢行动的作风近乎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在他身上，缜密思考和敢作敢为相得益彰。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想尽办法来解决，而不是唉声叹气犹豫不决；一旦谁有了好的想法，他便马上推动付诸实施。正是他的这种素质和能力，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几次绝路逢生。美方的人员对我讲，他们在公司多年，从来没有做过进展如此之快的项目。出于好奇，我曾问过美方人员，周博士何以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国防公司内得到重用。美国朋友告诉我：周博士曾经做成了一个其他人都认为不可能的项目。这使我对他更多出了几分敬意，而这敬意也是基于自己多年做学生的感受。

　　从小学一直到海外留学，自己都是个"好学生"。随着知识的增长、见识的扩大、对问题思考的深入，"无知无畏"的冒失确实少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和知难而退的毛病。遇到事情，首先是对各种可能的不好后果的盘算，还有个人得失的权衡。潜意识中对失败的恐惧常常最终导致自己放弃应该的尝试，然后用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给自己的怯懦和自卑找一些安慰和借口。在洛杉矶的半年中，周博士带着我们再次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我亲身感悟到了一个早就懂得的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做，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样难。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固然应该深入地思考和全面地分析，但是我们不必退却，不必害怕，也不必自卑。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不断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作为旁观者去指点江山、发表议论。这个世界上需要旷世奇才来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少，我们碰到的恐怕都是我们只要倾尽全力就能解决的。即使失败了，我们依然会有有价值的收获，至少比白日做梦似的空想要有意义得多。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开始，我便逐步摆脱了学生时代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毛病，更蔑视我们小时候就批判了无数遍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哪怕是天大的事情，只要需要，我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尽管实在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又有了许多新的体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固然了不起，但是能够将哪怕是不那么伟大的，甚至是平凡的思想变成现实则更了不起。更重要的是，一个没有能力将思想变成现实的人，其思想可能更接近于空想。因为尽管许多科学知识是可以通过文字学习的，但是对于生活和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却必须从实实在在地做平凡的事当中去感受。也许你感悟到的一切变成文字后，是那样的简单和平淡，有人在用嘴重复着同样的话，有人则不以为然。可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是能够分辨出，同样的道理和语言，表达者是用心感悟到的还是在形式上学到的，在实践中这两者就更有本质的差别了。那些平淡和简单的道理背后，不是小聪明的卖弄，而是真实的生命在燃烧。

　　像周博士那样能够将深邃的思想和果敢出色的操作能力统一在一起的人，在现实中我发现实在不多。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种突出的能力，便由于害怕失败等各种原因，而不愿意再去学习锻炼新的其他的能力。结果，有的人长于"思想"，以旁观者的超脱去评价别人的辛苦，而不知道用心的当事者感悟到的真谛可能远比他自认为懂得的要多得多；也有人忙于行动，满足于自己的时间被不知是否重要的事情全部占满，以逃避独自面对自己心灵时产生的空虚和尴尬，不习惯清闲片刻以反躬自省，去感悟一下世事纷纭背后那些并不复杂的道理。

　　真正能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在一起的人，即做到"知行合一"、"理事圆融"，我认为就是天才乃至伟人了-如果他的思想超越了自我的局限。

只看该作者 7楼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七

1994年年底，周博士离开了TRW回到台湾再次创业，我失去了和他的联系。2000年，TRW的原亚太负责人方先生（也是台湾人），在北京看到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尽管我用了笔名，文中也没有透露周博士的全名，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文章是我写的。他把文章复印后发给了在台湾的周博士。一年后，我在北京见到周博士的同事，得知周博士把那篇文章在公司内部张贴了出来。有我这样一个真诚的崇拜者，周博士可能也颇感自豪吧？

　　负面情绪放大效应

　　秉性的转变之二平等与尊重

　　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设计真正产品的挑战了。原理样机和产品还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最后的产品，图像处理需要设计一个专用芯片，而不能再用价格昂贵的FPGA。这首先涉及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离开国内之前，这个项目并没有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合同条款需要补充谈判。总工程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我不好意思让他太费心，自己便硬着头皮冲到了前面。

　　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谈判经历，更别说与国外企业的谈判了。对方有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作支撑，而我们总共只有六个人，还全是搞技术的，并且主要在做产品的开发工作。英文的法律语言，常常一句话长得可以有十几行，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已经让我有些头痛，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还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风格。人在压力之下或许会有超常的发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次对方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问我是否学过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谈判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不过这段谈判，我却首次体验到了律师做事的风格：提出的建议一定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太过书生气，可是律师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

　　产品开发开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交给了吴志聪。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间也帮助解决一些我搞得懂的技术问题。由于是产品样机，需要实现的功能远远超过了1月份开发的原理样机，软件控制功能也复杂很多。吴志聪的经验不足，工作进展有些拖延，我对他也逐步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大家的工作氛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谢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较有压力，这种状况好像不太对吧？"他客气地提醒我。话很短，语气也不激烈，可是却让我愣住了。是呀，我们这个担负着整个公司希望的队伍，只有六个人，而公司远在国内，很多事情一时都帮不上忙。我们把吃奶的劲使出来，还未必能够完成任务，我有什么理由用一种消极负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工作？没有谭自强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在2月初完成原理样机？没有李平他们前期产品开发的基础，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决产品外观等问题？即使吴志聪缺少经验，但是他任劳任怨，谁给了我权力可以蔑视他的辛勤劳动？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更何况至少当时在经验上，我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别人。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职责是完成公司的任务，而要完成任务，我必须想方设法让大家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应该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氛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的只有眼前这几个人，我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和抱怨，而是要建设性地帮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和做学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学生，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学好，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大家的配合，你通常只能一事无成。

　　其实，当你向别人宣泄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尽管当时你可能得到一种轻松甚至是满足，可你负面的情绪一定会在别人那里引起一定的反应，而且通常会是同样负面的反应。如果你是组织里的一员，这种负面的反应将会在你所处的组织中扩散，最终通常还会以某种形式反馈给你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反馈回来的可能比你当初释放的要强烈许多倍。这种循环，对于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何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去对待你周围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不只是心理的成熟，更需要对这个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世界，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

　　李平的提醒加上当时在国外特定的环境，引发了我最重要的一次秉性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回国后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开玩笑："我女朋友的性格要像你这样该多好。"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秉性的改变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到其必要性，也并非不可能。当然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对于成年人。

　　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的狂妄和傲气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至少我在不停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平等地与人相处，能够给别人带来的是尊重、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阴霾、抱怨或指责。只有播撒阳光，才能收获果实。

　　李平的这次批评，尽管并不严厉，但是对我的成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经历了不同的工作环境，逐渐感到真正时时做到平等与尊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只看该作者 8楼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八

当我们面对领导或权威而诚惶诚恐，当我们面对下级，展示自己居高临下的关怀、大度或者颐气指使，当我们对平级同事百般挑剔，当我们因为自己拥有或者欠缺某些能力、知识、经验、地位、权力或财富而产生优越感或自卑感，当我们因为自认为或者事实上拥有的良好道德修养及社会责任感而自视为社会良知、社会精英……我们需要承认，在这些意识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都可以看到不平等的心态，或对己对人缺少尊重的成分。

　　平等待人，便是平等待己；在一些场合不尊重他人，通常意味着在某些场合对自己的不尊重。

　　平等和尊重，不应该只是对他人的要求。

　　无意的点拨

　　秉性的转变之三学习倾听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使得我们对政治有着天生的兴趣。大家混熟了之后，有时也会和Pete他们胡侃一阵政治。有一次Pete带着大家外出看完电影后，到一个酒吧喝酒聊天。聊到政治话题的时候，李平感叹道："谢耘，你真的应该去搞政治才对。"我在清华大学做了三年半兼职政治辅导员-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后来从政的，大部分是这批人。

　　李平出此感叹，我没有在意，不想在一边的Pete附和道："Iagreethatyoucanbeagoodpolitician.（我也认为你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这倒是让我吃了一惊。

　　"Whydoyouthinkso?（你为什么这么想）"我问道。"Ifindthatyouareagoodlistener.（我发现你是一个不错的听众）""Whyisitsoimportantforapoliticiantolisten?（倾听为什么对政治家那么重要）"我们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理解的政治家形象，好像最重要的是指点江山，而非倾听他人的呼声。我一时无法理解Pete的观点。"Becauseapoliticianhastofacepeoplefromdifferentbackgroundswithdifferentopinions.（因为政治家必须面对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观点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谈论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听众。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自我表现欲，尤其是自认为比较出色的人，这种倾向常常会妨碍一个人去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和看法。我确实不认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但是当时的环境，逼迫我不得不去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是外行，却要领导内行去完成任务-谭自强是当之无愧的电视技术专家，李平有着足够的产品经验，更不用说TRW的人了。从项目管理、产品开发到电视技术，我几乎都一无所知。我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领导"，惟一的原因是我读的书-大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比他们多，并且有一段留学经历和一段做学生工作的经历。

　　Pete的无意点拨，使我从自发进入到了自觉地学习倾听的阶段。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如何理解不同人的不同意见，而不是只喜欢宣传自己的观点，或倾听和自己相同的看法。

　　其实不论别人的话是否正确，甚至包括那些针对你的，你认为不公正甚至是刻薄的批评意见，都一定有其形成的原因。如果我能够理解他人的推理前提和过程以及其背后的原因的话，就会有收获，得到很多益处；没有必要只较劲于他人的话本身正确与否，简单地选择接受或排斥会失去许多宝贵的学习机会。

　　当然，懂了道理并不意味着我总能按道理做到，七年以后，依然有人说我太固执己见。值得庆幸的是，也有同事告诉我，我的一个优点是能听不同人的意见，是一个"听劝"的人。

　　秉性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磨砺的，绝非是一朝之功。在禅宗的故事里，讲过不少已经"顿悟"了的修行人后来再度误入歧途的案例，其缘由是否也在于缺少世事的磨炼？

　　朋友的故事

　　"9·11"发生不久，在北京外国人喜欢的聚会区三里屯，我和一个50多岁，温文尔雅，长期在美国IT行业工作的美国老朋友吃饭聊天。我们已经很熟了，又是只有两个人的聚会，几杯啤酒下肚，便自然谈到了刚刚发生的"9·11"及相关的政治话题。谈到他们的政府时，我告诉他，在中国大家对他们的新总统没有什么好感。他显然另有看法："Atleasthedeliverswhathepromises.Thatisprettygoodforus.Wemissthestrongleaderlikehimformanyyears.（至少他说了就真的去做，这就很好。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强硬的领导了）"我听了他的解释，略感意外。毕竟他是黄毛美国人，所以我没好意思把心中挖苦他的话说出来："你们自己的总统在全世界搞'文革'，你们大加赞赏，毫不认为其行为违背了你们的'民主'原则。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其他国家的'strongleader'（强硬领导）们，只在自己的国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却都被你们这些美国人贴上了独裁的标签，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我看到美国的双重标准，挺深入美国普通人的人心，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的民众恐怕为此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外行领导内行

　　团队建设之一被迫放权

　　改变性格的同时，我也在探索有效的管理方式。和谭自强及李平相比，我对于这个产品的开发不论在能力上还是在经验上，都不如他们，基本是一个外行。如何管理内行便成了突出的问题，因为时间也不允许我先成为内行再开始工作。

　　当时的状况逼着我从一开始便不得不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并且对很多我不懂的事情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去做，而我常常成了配角。做到这一点还是挺不容易的，我必须克服事必躬亲、自己不明白便放不下心来的习惯，去学习信任他人，甚至要把自己的脑袋交给别人去耍。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逼迫我的性格多了一些宽容和大度的成分。在这半年中，有意思的是尽管我是他们的"领导"，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他们教会我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是谭自强教会了我项目管理和电视技术，李平教会了我产品管理。

只看该作者 9楼发表于: 2009-04-10

哈哈，你先慢慢修炼，我要下了，去上班了啊。

只看该作者 10楼发表于: 2009-04-10

先发这一点吧,慢慢看,后面还有

只看该作者 11楼发表于: 2009-04-10

楼主的头像呢？

只看该作者 12楼发表于: 2009-04-10

没有啊

qtf_ctt

张家口小学

只看该作者 13楼发表于: 2009-04-10

那个年代啊

qtf_ctt

张家口小学

只看该作者 14楼发表于: 2009-04-10

Re 七

你修炼成什么样了呀

暴君

张家口博士

只看该作者 15楼发表于: 2009-04-10

连载啊。比我海牛啊。。。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暴君

张家口博士

只看该作者 16楼发表于: 2009-04-10

不服不行。。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只看该作者 17楼发表于: 2009-04-10

呵呵，把年轻时的照片当成头像了啊

只看该作者 18楼发表于: 2009-04-10

修炼到什么级别了啊

只看该作者 19楼发表于: 2009-04-10

还是连载啊

只看该作者 20楼发表于: 2009-04-10

楼主是个文学爱好者啊

只看该作者 21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九

第9节：冲撞
作者: 谢耘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作为外行去管理内行，阴差阳错地竟然成了我后来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日后的这些工作中，我不仅不断地学习新的业务，更主要的是我迫不得已地去总结了一些更抽象、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规律。

　　这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当你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并且你自己也并不是很熟悉的任务时，其实你最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想办法让你的团队中每一个成员把自己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学会放权和信任别人，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去"指导"或"管理"别人。

　　在洛杉矶的半年，是我学习放权的开始，真正有比较全面的体验，还是1998年到联想以后的事情。

　　冲撞

　　难忘的经历之一

　　进入产品开发阶段之后，专用芯片的逻辑设计依然由TRW的工程师负责，而我们作整机和管理系统的设计。当芯片生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一个重大的挑战悄悄地向我走来。

　　这挑战，竟然是来自周博士。

　　芯片的生产，我们原来一厢情愿地希望由韩国的三星半导体来承担，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和三星半导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周博士提出，应该多找几家作一些比较，这样更有利于保证我们的利益。道理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一致同意。整个事情是在周博士一手操控下，由TRW人员进行的。他们向几家候选企业发了邀请，提出了我们的边界条件。反馈的结果，却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家在硅谷的小公司给出的条件最好，不论是价格还是流片时间。这家小公司是专门从事芯片设计的，其生产外包给韩国的LG半导体。

　　由于三星半导体在美国的总部也在硅谷，我们决定对这两家公司作实地考察。我们乘飞机来到了IT产业发源地硅谷。硅谷掩映在一片绿色当中，就像一个大花园，极少见到高一点的建筑。当时泡沫经济还未形成，硅谷远不如现在这样拥挤和繁华。我看到三星的办公楼，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而那家小公司，只有十几个人，租了一个小地方办公。接待我们的是公司的老板，一个颇年轻的越南华裔，尽管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还是感到了一份亲切。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便聊起了过去的经历。原来他也曾在TRW工作，并且与周博士是朋友。听到他这段经历，中国人特有的敏感告诉我，事情好像不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单纯。

　　回到洛杉矶，我们内部马上开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用三星半导体。周博士显然胸有成竹地来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反应让他有些意外。他提出了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用那家小公司，对此我们只能以公司太小、缺少抗风险能力等为由，坚持我们的观点。"可是，"周博士道，"三星承诺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且价格也高。""这样吧，"我们的总工程师建议，"我们和三星总部再谈一下，请他们考虑我们双方的长远合作，重新考虑一下时间和价格问题。"总工是轻易不表态的，周博士只好同意。周博士建议让三家公司进行新一轮的报价。

　　一个星期过后，三家公司的报价都出来了，那家小公司给出了更为优惠的条件。事情有点麻烦。

　　看到这一情况，我们几个人分别与TRW的相关人员谈话，试图劝他们同意与三星半导体合作，但是Pete和Mitch等人态度坚决，希望用那家小公司。整个局面僵持住了。

　　我便找到周博士在这个项目上的行政助手英先生，他也是台湾人，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个项目中，他没有介入技术工作，主要是帮助周博士处理管理协调等问题。他对事情的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也察觉到了事情的蹊跷。"谢耘，我知道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帮不上忙。周博士态度非常坚决，我不敢介入此事。他在TRW内部和很多相关的高层管理人员讲'谢耘是个年轻人，没有经验，说话没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成功，这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英先生的话让我有点吃惊。在美国，工作上的事情是极少涉及"personal"的因素的，否则会被认为职业道德有缺陷。

　　周博士看到我们也很强硬，便又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同时选两家来做。我们再次商议，大家建议我直接去找周博士的大老板，TRW太空电子的副总裁PaulSasaki先生-一个日裔美国人。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我打电话给Paul的秘书，希望能和他有一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当天下午，Paul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阐述了我们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像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用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风险太大，而两家同时做并不现实，因为我们没有人力同时支持两个合作伙伴。我只字未提那个小公司的老板曾在TRW工作，并且是周博士的朋友这两件事情，更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猜测告诉他，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在谈问题的时候，你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根据猜测作判断。否则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Paul只是问了一些情况，说回去会在他们内部开一个会。

　　第二天，英先生告诉我，在他们内部的会议上所有的人都表示，分别选这两家公司，或者同时选这两家，都可以。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博士也是如此，根据他的性格，我原来认为他是不会退让的。Paul约我们公司总裁通电话，以便作最后的决定。我们赶紧和老板通报情况，"如果TRW认为几种方案均可以，那我建议选三星不就完了吗？"总裁告诉我们。

只看该作者 22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

第10节：饥不择食
作者: 谢耘

　　就这样，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冲突，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而结束。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第二次和别人发生如此大的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精神上的消耗相当大，双方达成一致后，我病了一个星期。

　　就我的个性来讲，我是非常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这次我也实在是被逼无奈，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能倾力一战。

　　我不知道周博士是如何看待这次冲突的。对我而言，尽管这是发生在我和周博士之间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我心中依然对周博士充满了敬意和感谢。

　　我们按计划完成了产品工程样机的开发和测试，在美国的半年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在美期间，我们的总工程师通过其过去的朋友，与加州TVB华语电视台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只要我们的产品能够按时生产出来，对方就会下订单。6月中旬，我们准备启程回国，作最后生产样机设计和生产的准备，TRW则准备专用芯片的投产。

　　回国前，当时在加州大学一个分校学习的大学同学来看我们。闲谈期间，他和李平都劝我留在美国，原因是"你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了"。他们的话，在我后来进入IT行业工作的时候被验证了。

　　第二章

　　从美国回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开始积累在企业中工作的经验。集团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上千万资金，成了我学习如何管理产品开发、产品生产和产品开拓市场的学费。在一个中型企业中，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产品全过程管理的扫盲，并有机会小试锋芒；同时，公司充满亲情的管理方式，也从反面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让我开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一个企业。

　　奠定基础

　　-企业工作入门

　　饥不择食

　　团队建设之二启用新人

　　1994年6月中的一天，我们带着对洛杉矶的留恋，也带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轻松，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没想到，离开美国的手续竟然如此简单，航班上还播放了影片HappyJoyClub。飞机经停东京，晚上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公司总裁张云峰亲自到机场接我们。

　　踏上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我才发现，尽管洛杉矶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我们也没有生活的压力，但是半年以来我内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忧虑的状态，这也正反映了自己心理还远不够成熟。不过，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1981年离开长春到北京上大学，我学习脱离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在美国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离开学校面对社会的开始。行前，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学生；半年异国他乡的独立作战，我已经从本质上完成了向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社会人的转变。这使我初步具备了面对挑战和风险时不退缩、不推诿、敢于直面危机、愿意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作风。

　　随后的岁月，发生了很多新的丰富多彩的事情，自己也在磨炼中不断成熟。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半年那样，命运把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浓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我品尝。幸好我没有发生严重的消化不良。

　　我们回国后，在北京马上开始了最终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准备。我们的总工程师回到了位于广东惠州的集团公司总部，继续抓全局工作，我成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同时在美国，TRW的工程师则在准备专用芯片的投片工作，谭自强也正式加入了我们公司。

　　在美国时我们的系统只有一个用于测试的客户授权管理系统，但是作为产品，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产品化授权管理系统。开始的时候，李平利用大学的假期，从我们系的研究生中找了一个学生来帮我们开发，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随后，公司领导为我们调来在其他产品开发项目中工作的杨海平。他刚刚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李平显然对他没有信心，几次找我希望能够再找一个清华的毕业生，把杨海平换掉。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便找到杨海平了解情况。

　　由于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系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直来直去地问杨海平是否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他明确地说："我认为没有问题，我能做好。"可能是我的天性比较愿意信任别人，况且他又是学计算机的，我立即告诉他这件事情就交给他了。为此，相当一段时间内，李平对我的这个决定有些看法。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杨海平尽管不是毕业于名校，但是天资聪颖，在接受任务后，他迅速进入了角色，他的工作从来没有拖过整个项目的后腿。我对他如果说有什么帮助的话，只是支持和放权。两年以后，由于在合作中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新太公司的总裁亲自找他谈话，邀请他加入新太公司。

　　这件事情，是我逐步养成培养和启用年轻人习惯的开始，甚至后来有点乐此不疲。在启用新人的过程中，我不太关注他们的"出处"，而是看重具体人的能力、潜力和精神面貌。我后来的团队中，名校毕业的很少，在有出色表现的核心员工中，有几个是大专毕业生，其中一个是我后来管理的公司中事业部的总经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年长的人有歧视。理论上讲，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团队成员某方面特性的单一，是有很大问题的，不利于部门长期稳定的发展。但是，我后来成功的用人经验大部分是在启用年轻人方面，这中间的缘由，不只来自年轻人所特有的可塑性强、有冲劲、比较虚心学习等优势，而且与我们整个社会与企业都还处于快速剧烈的发展转型阶段，同时我们的从业人员整体上职业化程度过低等社会原因有直接关系。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化程度不高，而且又有了不少在特定工作环境下的特殊经验，从而也有了相当的"自信"，当他面对一个比较新的环境时，适应和生存能力通常会出现很大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反复遇到了这些问题，其中的体验和感受也颇为复杂-面对现实，我有时不得不采取冷酷的手段去处理员工，有些还是我的好朋友。而这种做法，与我的天性是有直接冲突的。

只看该作者 23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一

第11节：绝地逢生
作者: 谢耘

　　当然，我后来一系列启用新人的努力，远不像第一次这样简单和轻松，也不都是这样成功。不过这些是后话。

　　绝地逢生

　　应对危机之一不得已的越权

　　1994年11月，我们的专用芯片第一次试流片。Mitch带着芯片样品，立即赶到了惠州，我们紧张地开始了芯片的测试。

　　之所以紧张，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所在，更因为我们按照一次流片成功的预计，已经和美国TVB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一批产品预计将要在1995年2月到达美国，届时TVB将在完成系统测试后，正式开通卫星电视付费频道。三天的测试很快就结束了，谭自强报告芯片一次投片成功。眼看产品经过近一年的研发，就要投放市场了，公司上下空前欢喜。Mitch立即返回美国，准备正式生产投片。

　　没过两天，谭自强悄悄地找到我，"谢耘，有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发现芯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大吃一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原来，当时测试时，技术人员只是注重了功能的正确性测试，没有去测试片上存储付费授权信息的存储器的电流消耗量。这部分存储器中的数据是不能丢失的，要能够用纽扣电池维持十年的时间，所以其消耗的电流要在纳安培水平上才行。Mitch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测这个指标，一测吓了一跳，电流高达毫安培量级。这意味着使用纽扣电池数据只能保持几天，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十年。"所有的频道你们都测了吗？"我焦急地问。"100个频道分为4组，每组我们都测过了。""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要报告给公司领导，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我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和谭自强说话。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如同晴天霹雳。

　　我在心中紧张地盘算着如果芯片不能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确定芯片的问题，重新修改设计再去投产，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在客户那边，由于我们是新产品，所以没有系统可靠性方面的优势。一旦芯片的问题曝光，客户采用其他厂家的系统几乎成为必然，同时我们潜在的客户也将对我们系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哪怕在我们改掉缺陷之后。而且，当时公司经营情况不好，从上到下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如果丢掉第一个合同，对公司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一番盘算下来，我更加从头凉到了脚-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补救这个缺陷的办法，而其导致的结果又如此严重。

　　几个人坐在一起，费尽心思，除了重新投片以外，也没有想到其他任何出路。我突然想到，除了那100个正常的付费频道外，我们在芯片上还设计了4个"每次观看付费频道"（PayPerViewChannel，简称PPV）。"4个PPV频道你也测过吗？""100个都不好用，那4个怎么可能没问题？"谭自强显然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测一下看看。"我坚持道。

　　我在旁边紧张地看谭自强的测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奇迹竟然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这4个频道的电流消耗与我们设计的完全一样！大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反复的测试表明，这不是白日做梦。可是，最初的激动很快就演变成新的无助-TVB准备上4个频道。但是通过分析，由于PPV工作方式与普通频道不同，4个PPV频道只能当做两个普通付费频道使用。真好像刚爬出泥潭，又跌入深渊。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由于他们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4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当中，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这样，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通过4个PPV频道，用授权管理系统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尽管我的建议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装有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严重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只看该作者 24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二

第12节：邂逅死神
作者: 谢耘

　　几个月后，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惟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

　　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敢说敢干"的性格。

　　邂逅死神

　　难忘的经历之二

　　1995年春节假期还没有结束，出口美国的产品便开始生产，但这时产品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问题。为了保证第一批出口产品的质量，我们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所有的产品必须在40度的高温老化房内进行72小时测试，合格才能出厂。

　　这种测试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和生产厂厂长老钱，带着工厂技术负责人李建平一起，在老化房内做产品的性能测试，没有安排其他的人员参与。我们三人在高温老化房内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当我左手拿着从下一楼层的测试室引上来的电视信号线，右手去搬动下一台待测试的机器的瞬间，我的右手一阵抽搐。在电流的作用下，右手没有离开机器，反倒紧紧抓住了带电的机器，左手也把与大地相连的信号线死死地攥在了手里。

　　电流顺畅地从我的右手流入，通过我的身体后从左手流出。我在被电击的一刹那，大叫了一声。但是，随后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咫尺之遥的老钱，任由自己向后倒去，对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只是大脑出奇的清醒。老钱一脸的茫然，只是下意识地去接已经砸在我身上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机器是带电的。

　　我感觉两臂抽搐，并迅速变为心脏的收缩颤抖，还闻到了烧焦的气味。我想：糟了，肯定是自己的手被烧糊了。但是，当我看到站在对面的老钱漠然的表情时，才意识到现在的问题要远远比手被烧焦严重，感到这次恐怕在劫难逃了。因为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记忆起曾经看过介绍如何抢救遭电击伤人员的文章。其中提到，如果心脏停跳，必须现场立即抢救，恢复心脏跳动，否则必死无疑。

　　小李当时在我的身后作测试。听到我的叫声后，转身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我向后倾倒的过程中，他从后面扶了我一把，我即刻听他叫道："有电！"小李多年在工厂工作，比较有经验，发现我触电之后，他没有管我手中拿了些什么东西，而是迅速绕过我和老钱，关掉了老钱身后机架上的电闸。我也在那一瞬间跌倒在地。我的头脑依然清醒，迅速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脉搏，心脏竟然在断电的瞬间就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我知道自己没有危险了，便在老钱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这时才想起低头看自己的双手，左手食指与电视信号插头接触的地方，被通过的电流烧成了呈白色的一小块，右小臂和机器接触紧密的地方，留下了近十厘米的一道不太重的灼伤。后来我才发现，当时烧焦的气味，是缘于机器砸到我身上时，电流烧穿了我的衬衣和背心，电流还烧伤了我右胸前的一小块皮肤。

　　事后老钱告诉我，我倒地时脸色惨白。"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怎么被电击成这样，竟然没事。"我不清楚整个事情准确地持续了多长时间，也不理解为什么我并不好的心脏承受了电流的考验，没有被击垮。不过按当时的情况推断，如果小李的动作再慢一两秒钟，我恐怕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这是我至今惟一的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我也惊讶地发现，人在生死攸关的瞬间，头脑可以如此的清醒，而且以平常无法想像的高速在运转。这次经历也让我对生死有了一点新的感受-生死其实会在我们不经意的一瞬间转换，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去寻求超越生死的价值？

　　后来检查发现，机器漏电是由于工人生产时，不慎将电源线割破所致。第二天，我在测试的时候再次遭电击，老钱马上要求工厂对所有的机器进行检查，结果非常有趣-只有我测到的那两台有问题。

　　小李救我一命。但后来他离开公司时，我也忙于换工作，忘记向他要联系方式，至今没有任何报答，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深深愧疚。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哉此言？

　　再入困境

　　成长的故事之一利益与友情

　　可以共患难，不能同欢乐的事情，不幸地落到了我们这个团队头上。产品出口，初战告捷，谭自强似乎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与大家的配合开始出现问题。

　　1994年年中，我们参加了在北京的电视设备展览会，谭自强等携带相关设备参展。展会结束后，谭自强和设备均滞留在北京。可是，此时总工程师要带设备去上海给客户演示，几次催促谭自强将电视台端使用的图像加密设备送回惠州。开始谭自强坚持让总工程师调用生产线上的设备，后来在我们再三催促下，北京送回了一台图像加密设备。

　　设备一到，按惯例先要检测，结果发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由于这个设备是电视台在发射端使用的，使用量少，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因此设备的制作一直由谭自强亲自操作，其他人对其知之甚少。看到设备无法使用，总工程师非常着急。我只能亲自处理。

　　事情比我们想像的要顺利。我调用了一台生产用设备，仔细对比内部线路板的差别，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加密芯片的一条地线断掉了。

只看该作者 25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三

第13节：再入困境
作者: 谢耘

　　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不小。谭自强是我上研究生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1992年留学回国之后，他送给我一条印有清华校徽的领带，这条领带我至今还在用。1994年年初，看到我喜欢条绒衬衣，他特地让他爱人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

　　我天性不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不愿意因为不必要的冲突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此等他回来后，我对他讲，如果他希望自己来全面主管这个项目，我可以把我的职位（研发部主任）让给他，然后我离开公司。我是真心实意地说这段话的，谭自强对此未置可否。

　　随后，生产线又出现重大问题。当时，北京有线电视台（后与北京电视台合并）向我们订购了一套系统，准备进行开通付费频道的实验。系统包括2000台接收机，这批接收机分为两个型号。机器生产完毕后，才发现产品输出图像质量不能达到要求，接收机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存在干扰。

　　谭自强经过一段努力，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乐观，他认为印刷电路板设计存在本质的缺陷，必须重新设计，这意味着2000台机器将要报废。随后，谭自强便回了北京。总工程师和我们的总经理非常着急，公司总裁张云峰也亲自过问情况。事到如今，我又被逼入绝境。2000台机器报废，这个损失对公司非常严重-公司当时是靠贷款在支撑运作。可是这种电路之间的干扰，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随机性很强。

　　作为技术负责人，尽管我对技术设计工作几乎没有介入，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我确实责无旁贷。我只好背水一战，请领导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两个不同型号机型的干扰问题。

　　这时我的同事们来劝我，建议还是请谭自强从北京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清楚他们的好意，大家共事已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清楚我没有做过任何模拟电路的工作，更没有解决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的干扰的经验。而且对于问题的难度，他们也非常清楚。可是我知道，谭自强已经不太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便立即带着曾经救我一命的李建平作为助手开始了试验。没有经验，没有一定之规，更无人去请教，我只好从研究芯片的功能开始。能帮助我的只有在大学时学过的电路和信号处理原理的知识，以及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向谭自强他们学到的一些电视原理。

　　我除了吃饭睡觉，就和小李泡在实验室里，试验各种我们能够想像到的措施。三个星期过去了，在对电路做了五处改动后，我们一个型号的机器图像输出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电视机的水平。有了第一个型号的经验，另一个型号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这件事情，使得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又多了一份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和谭自强之间源自研究生时期持续了八年的亲密友情，却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同事们看到我努力的结果，对我讲："谢耘，看来只要是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能做好。这次大家真的都服你了。"其实在大学时期，我的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尽管我的成绩很好。我的一个同寝室同学在大学毕业前，不知道因为感受到了什么，曾对我说："谢耘，其实你并不聪明，只是比别人用功。"我答道："你说得没有错。"

　　如果说当时我的回答还有一些虚伪成分的话，八年之后的这次经历却让我明白，是否聪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回顾过去，特别是遇到像周博士这样几乎天才式的人物后，我认为自己确实并不聪明，只是很努力而已。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天才来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记得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北京大学一个留美学生的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袁和的女学生，留学期间不幸被肝癌夺去生命。她说的一段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只要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谭自强这件事情，对我待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让我意识到，对于成年人来说，功利的因素常常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很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超越友谊等因素去主宰人的行为，乃至出现违背基本道德的事情，哪怕他过去曾经是那样的值得你信任。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在维护公共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与他人和谐相处，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是一个成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也是职业化的表现。

　　亲情幻境

　　成长的故事之二超越传统文化

　　集团总裁张云峰和其他的几个核心高层管理人员，是某著名IT公司的创始人，当他们外请一位"高人"出任那个IT公司的总裁后不久，他们自己便纷纷离开，创办了新的公司。新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些机会，曾经赚过很多钱，其财务软件产品，也曾做得相当出色，应该说比当时的用友公司影响更大。所以后来新公司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在寿华科技园旁边成立了集团公司。不过这个时候，公司的经营情况已今非昔比。为了让集团公司再有新的发展，张云峰三顾茅庐，请来了正在养病、刚刚离任的南方某市电子仪表局前局长，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在他们共事的前期，两人之间非常信任，张云峰在北京每天早上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远在惠州的总经理的。

　　总经理是清华大学文革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一直做学生干部，集团公司在惠州的建设，浸透了总经理大量的心血。总工程师、老钱等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她过去的老同事，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了广东惠州这个小城。总经理是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来做的，因此，她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的信誉作为"资本"投入到了集团公司。

只看该作者 26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四

第14节：面对尖锐批评
作者: 谢耘

　　我们在惠州的科技园，面积不大，但厂房、宿舍和食堂一应俱全。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工作在这个园区内。工作的时候在一起，下班后还是在一起，亲密无间、团结融洽、共同奋斗。出现问题后，有工作纪律，还有思想工作。病了有人嘘寒问暖，加班食堂提供专餐，甚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也有人关心。

　　这里的一切与我成长的环境和习惯的文化如此相似，我刚一到惠州，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惠州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也处处流露出温暖的生活气息。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几乎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员工。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对我们未来的成长道路也给了很多建议。我被电击的时候，总经理正在上海，得到消息后，要我必须到医院检查一下。她也让我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学长-南方某大学原校领导罗老师。

　　正是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环境，帮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学会了从产品研发到能够稳定生产，并且走向市场这一完整过程的管理。这一完整的经验，成为我日后非常宝贵的财富。如果是在大公司，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学到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经验。

　　包括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与TRW一起工作半年，主要是得益于我们的总经理拿到的一笔贷款。就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支撑这样的国际合作。总经理一直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与国外大公司进行交流合作，从而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我永远怀有不尽的感激。

　　我们部门都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基本是单身俱乐部。在这种充满了亲情的氛围影响下，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我平均每两周自己出钱请大家出去唱一次卡拉OK。好在惠州是一个小城市，消费低，这笔费用不是太大的负担。

　　谭自强后来不常在惠州。有一次他从北京过来，大家出去吃饭唱歌，结果晚上一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刚回到寝室后不久，他们急忙找我，说谭自强酒喝得太多，不行了！我赶到他的寝室，他已经不省人事，我急忙背他下楼。在我的背上他开始呕吐不止，四肢像毫无生命力的口袋一样晃来晃去。这一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在医院陪他，幸好第二天他清醒过来，没有出问题。甄宏也喝多了，第二天忘记了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杨海平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讲："谢耘，我们没有音响听，又没有钱，你给我们买一台吧，听够了一定还给你。""想要多少钱的？"我问道。"3000元就够了。"在去机场前往美国出差之前，我给他留了3000元。

　　公司办公室主任比我大几岁，我们称她为黄姐。她和丈夫两人，也是跟着总经理一起过来的。在我第二次要去美国时，临走前她和我一起去深圳，在佐丹奴专卖店里，她替我挑了几件衣服。"你是博士，不能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才对。"这是我第一次买有牌子的衣服。在帮我出主意找个什么样的太太时，她说："谢耘，你应该找一个有钱的太太。"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不应该操心去赚钱养家。"

　　大家陶醉于这种充满了亲情的管理文化和氛围之中，许多利益上、工作上的矛盾和冲突，被大家之间的亲情给消融了。

　　但是，这种富于亲情的管理并不符合企业本质和市场规则，在企业发展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便被经济法则无情地摧毁了。

　　面对尖锐批评

　　成长的故事之三克服面子

　　1995年10月的一天，在和总经理聊天的时候，她突然说："谢耘，你这个人对人不够诚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万分窘迫和尴尬，也非常吃惊。

　　一年以后，当我和一个非常要好彼此也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起此事时，他干脆地说："别听她胡说八道。"

　　总经理的话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回响。她的话是蛮严重的，我希望知道为什么她会对我有如此的想法。这更多的不是因为她是我的领导，而是因为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总经理不肯多作解释，我只好自己苦思冥想。1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事去唱卡拉OK，坐在包房里，我突然意识到这其中可能的缘由。

　　我生性是一个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人，甚至不愿意让别人因为我的言行而不愉快，所以，如果我感到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不被别人接受的话，我通常会隐瞒自己的意见。但是总经理是个明白人，能够看出来我是有想法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产生了我不诚恳、不坦率的感觉。

　　总经理对我的批评，使得我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凡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开始全部放在桌面上来讨论。如果我因为一些原因，确实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一定保证自己的意见不影响工作。当然，不折不扣地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不过总经理的话驱使我不断地努力。这对我后来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逐步走向职业化的做事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次总经理对我的批评，使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不论多么难听的话，我都基本能听进去并进行思考，尽管有些话在心理上还是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1996年我从公司辞职。离开惠州回北京的时候，顺路去看望罗老师，他给我的临别赠言是："谢耘，你的心还不够静（净）。我是说既不够安静，也不够干净。"他希望我在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安静"和"干净"之间的关系。我能接受自己不安静，但不是太理解不干净的问题。

只看该作者 27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五

第15节：终生的教诲
作者: 谢耘

　　后来读了一些佛学的书，对自己反思多了，才理解了罗老师的话所包含的道理：心中安静，是以心地干净为前提的。心地不干净的人，心是无法安静的。而心若不安静，深究下去一定是心地还有不干净的东西存在，不论它隐藏得有多深。当然，这里的干净，已经带有宗教色彩了，而不简单地是世俗的含义。

　　总经理和罗老师对我说的话，是我成年以后受到的最为"尖刻"的批评。最终我正面地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对我逐步走向成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96年我从惠州的集团公司辞职回北京之后，一天晚上和甄宏聊起这些事情。甄宏有些羡慕地对我讲："谢耘，你真幸运。总有人愿意批评你。"

　　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常遇到别人的批评和建议，只是有时候直白，有时候隐晦。如何从别人的批评中吸取到有益的东西，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正面而积极地面对他人的意见。如果一个人真的听不到他人的批评了，那通常说明别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或者他已经成为无过的圣人。

　　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批评与教诲，发生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来自我当时的班主任彭延新老师。那是一段决定了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光。

　　终生的教诲

　　高中最后一年-高中二年级，教语文的彭延新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刚分班完毕，他便来和我们见面。一进教室，他就说道："我刚看了一下咱们班的名单，发现有一个叫谢耘的。谢耘我不认识，不过我教过谢耕。哥哥学得很好，想来弟弟也应该不错吧。"他的话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在中学一直不算是最最顶尖的学生，属于"第二梯队"，并不太得到老师的"宠爱"。彭老师对我的偏爱，并没有妨碍他日后对我的严厉管教。正是在他悉心调教下，我开始懂得了一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学会了对自己负责。

　　高考前的复习课上我经常在后面开小差，和同学搞别的名堂。终于在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尝到了恶果，得到了报应：数学考了72分。如雷轰顶，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开始沉沦。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灾难性"打击，是我至今为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彭老师的批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多次告诉我们："考试成绩不好，不要讲'题难了'、'没发挥好'、'马虎了'等等，一定是你们没有学好。出了问题不要怨天尤人，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高考近在眼前，我知道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个"72分"，逼得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反复咀嚼彭老师的教导，并根据他的指点，去分析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近一个星期的反省与苦思，我分析的结果是，我太不踏实，练习做得太少了。于是按照彭老师的教导，用自己那尚不健全的理智，勉强约束着自己，强耐着性子一口气做完了几十套题。

　　1981年7月初，长春正逢阴雨天。考试结束，我的自我感觉和当时的天气一样，相当不好，精神极为沮丧。可是结果与我的感觉相反，我取得全省第九、全校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录取。这个成绩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而且是我五年中学时代中最好的一次。如果没有彭老师多次的批评和不厌其烦地灌输教诲，运气再好，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因此我真正体会了别人的批评对我的价值。那次"72分"的经历和彭老师的教诲，无情地撕掉了我"高贵"的自尊心，使我懂得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真实人生中发生的挫折和困境。

　　上大学前向彭老师辞行，他两眼认真地看着我说："你和你哥哥不同。他以后会比较顺利，而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将要遇到很多麻烦。"当时18岁的我对他的话没有什么感觉。很多年以后，我才猛然发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被彭老师言中了。临别时，彭老师赠给我的另外一句对我影响至深的话，是他以前曾经无数次重复过的"日参省乎己"。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是三个不同的层次的话，彭老师无疑是达到了传道的高度。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在他反复教导下最后定型的，并且一直受用到今天。在他那双严厉的眼逼视下，我开始学习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现实，不再逃避和自我欺骗……不论内心有多么的难堪。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逐渐明白了，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尊"，有勇气多面对一分真实，便少了一分作茧自缚，获得了一分新的自由。

　　遭遇东芝

　　难忘的经历之三

　　当年惠州的集团公司创建后，主要负责设计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而销售由北京公司负责，直接向张云峰而不是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报告工作。卫星电视接收机的市场，由于政策的原因，也由于销售是另外部门负责，所以情况一直不好。随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对有线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总经理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中国投资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了一笔较大金额的贷款，保证了项目的启动。但是，这个产品的市场又由于政策的原因，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启动。及时顺利地拿下并执行第一个出口合同，并没有能够让我们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在国内只拿到了几个小规模的订单，根本无法支撑公司的运作，更谈不上发展。

　　不过在国内打市场的过程中，在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两件事情还是颇值得我们自豪的。

只看该作者 28楼发表于: 2009-04-13

修炼十六

第16节：资本家式的管理
作者: 谢耘

　　在北京，当时的北京有线电视台迟迟下不了决心开通收费频道，但是中南海却有了需求。结果我们的产品进入了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提供特别保密电视节目的服务。

　　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我们首先用价格优势把欧洲最大的电视加解扰系统制造商Eurodec公司挤出局，随后和日本东芝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完成了系统的详细性能测试之后，台里安排我们双方进行入网测试试验。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在上海市几个不同的地点和东芝的系统作对比测试。到晚上结束时，出租司机有些好奇地问我们："我看下来，你们的图像质量好像比东芝的好呀。"

　　事实确实如此。上海有线电视台最终出示的测试报告显示，我们系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芝的。在上海，张云峰总裁告诉我们："作为技术团队，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电视台作测试的时候，东芝的技术人员看到我们发射端设备精致漂亮的外观时，好奇地问我们设备是不是美国TRW公司做的。其实，除了里面的核心芯片外，全部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而东芝的设备，和我们的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产品，但是上海还是选择了东芝-东芝答应把更多的产品生产线放到上海。

　　尽管如此，这次我们在技术上超越了东芝公司的事实，极大地帮助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即便与国际一流公司竞争时，也有与其一争高下的勇气和自信。

　　"资本家"式的管理

　　管理入门之二走向职业化

　　公司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压力便随之不断地加大，内部矛盾也开始显现，亲情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经理和张云峰之间的信任也出现裂痕，双方在资金使用等问题上，出现原则性分歧。

　　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的到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争取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作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却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次和他聊天时，谈到公司的一些管理问题，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依然没有起色，我照例自作聪明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许克明坦率地讲："谢耘，在企业中老板永远是对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惊讶，许克明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有着这种"下贱"的想法？

　　许克明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和老板处的位置不一样，一般来讲他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全面，所以他通常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问题的。"他的这个解释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道理确实对我冲击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