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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2-09-18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王昌武回忆张大平整理

青山不老，韶华易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年过八旬，可一想起解放初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心里就难以平静。毛主席对我们卫士亲切关怀、谆谆教诲的幸福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53年10月的一天，中南海行政处管理科科员刘士找我谈话，说组织上打算将我由西楼（当时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住的地方）调往丰泽园，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那年我只有21岁，当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儿地表示：去！去！
主席住所共有两个卫士组。一个是由李银桥担任卫士长的卫士组，主要负责毛主席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工作；另一个是由孙勇担任卫长的卫士组，专管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我被分配到警卫组，毛主席外出时跟随做警卫，在家时便与李相元同志一起，每天为毛主席取送文件、整理书房、打扫庭院、修整花草；还要上街买菜、送洗衣服等；到了冬天还负责烧暖气炉。任务虽然繁杂，但我们一想到这是在为毛主席服务，便感到无比荣幸，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并努力把这些工作干得好上加好。
毛主席虽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当代的伟人，可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总感到他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记得刚到丰泽园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主席庭院里浇花，主席从北屋出来散步。当他老人家走到我身边时，看了一会儿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赶忙答道：“我叫王昌武”。
“王昌武同志”主席边叫着我的名字边向我伸出了手。我立即紧紧握住主席那温暖的大手，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握过手后，主席指着一株花问我：“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我说：“这是铁树”。
主席又问我“这是雄的，还是雌的？”
平时我只知浇花，根本不知道这花还有雌雄之分，所以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主席耐心地给我讲：“这株是雄的。雄的开花象棒槌，花型是一个棒。雌的开花是一围一大片。”
1954年12月26日，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们，主席吩咐今天要好好招待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还特别强调厨房的大师傅和勤杂人员不能漏掉一个。当天晚上，我们被叫到后院书房，房内摆了两张饭桌，我们十多个普通工作人员落座后，汪东兴（当时的分安第九局局长）、叶子彪（当时的机要局局长），还有我们的两位卫士长李银桥、孙勇等同志当起了堂倌，为我们端菜端饭，要我们好好地吃一顿。那顿饭菜很丰盛，还上了好多样酒，有巧克力酒，还有苏联酿制的辣椒酒……并备有各种糖果、大中华香烟。那天外边的天气特别冷，可屋里的气氛却异常热烈，大家开心地吃着、喝着……。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是毛主席的生日，那餐饭是主席个人出钱慰劳我们的。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像打翻了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主席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对我们的学习、思想进步也时时挂在心上。他老人家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要好好地学习，提高你们的工作能力，以后出动了好做工作。我们这些做卫士的，由于大多数都是从部队挑选来的，论打仗，军事技术还算可以，但论拿笔杆、算算术、写文章可就差多了。针对这一问题，主席不仅专门给我们请了教师，还用他的稿费为我们每个人买了课本和笔记本，再三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多学些东西，不要因为在他身边工作而耽误了个人的前途。我出生于涿鹿县（现属于宣化县）翟家沟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人口多，一天学也没上过。16岁参军，跟随部队从北方打到南方，解放后才在四川达县安营扎寨。1951年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师三团二营七连当警卫战士，后又调进中南海。当时，我虽曾在军区运动会上荣获打靶比赛第一名，可论文化却是个丁字不识的文盲。在主席的关怀下，我从字母学起，学拼音、学写字、练计算，每天下班后都坚持学，遇到生字就向人请教。有时下午有课，还有工作要干，为使学习、工作两不误，组织上还专门给我们调换安排人员，从没让我们漏一节课。就这样，在中南海的业余学校里，我基本上学完了初中的主要课程，看书、读报、写信都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所拥有的文化水平就是在中南海当卫士时学来的。没有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也许我今天仍是个睁眼瞎呢！
为了党和国家的兴旺与昌盛，主席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他老人家处处留心，事事关怀。年轻卫士谢国成见有些人穿呢子大衣挺有派头，也就学着做了件穿了起来。主席见后问他：“是发的吗？”
他说：“不是，是自己花钱做的！”
“你这么点儿个人（当时小谢顶多十六七岁），年纪轻轻的就穿呢子大衣，想没想过家里人生活怎么样？”主席的一番话，说得小谢羞愧难当，便脱下大衣卖掉了。
警卫员王振海，是跟随主席多年的老同志，可由于文化水平低，始终没能提干。一些人便戏称他为“老营长”。主席听到后就教育大家要学人之长，补已之短，他说：“你们不要看不起王振海，他是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
195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屋的李维生正在宿舍里抽烟聊天，卫士长李银桥拿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走了进来。他说，这是马武义（卫士、东北人）探亲带回来的，主席让我们大家每人都吃一口，尝尝滋味。我们每人吃了一小块儿，那东西不知是用什么做的，又涩又苦难以下咽。主席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我们身居中南海，不忘全国人民。
主席对我们关怀备至，不仅出钱为我们购置学习用品，还时常接济我们中间的“困难户”。而对他自己却很“抠”，能省则省，尽量少花钱或是不花钱，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主席的办公室到处都是书。卧室陈列也很简单：床铺是用两块厚木板对成的，一半放书，另一半才是他睡觉的地方。一对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紫红色的电话机，小桌上摆着毛笔、铅笔、格纸……，还有几个小绿方橙。到了夏天，房里太热，就在院里搭个凉棚。主席在凉棚下乘凉、吃饭。房是老房，门窗也都是旧的，同志们几次提出修缮都遭到主席拒绝。后来，乘主席外出之机，大家动手简单地将房子修整了一下，主席回来后，还对每一项开支都仔仔细细地问了个遍，生怕多花一分钱。他老人家的衣着也很朴素，平时总是上下一身灰色派力丝装，脚蹬千层底布鞋，在接见外宾时才换上皮鞋。开国大典时穿的那件绿呢上衣，他总共也没穿几次，所以，一般人很难见到那件绿呢上衣。一次，维修天安门城楼需要重新画一张毛主席画像，可画家们吃不准衣服的颜色。于是，组织上便派我将这件绿呢上衣送到午门修缮处，让画家们依照原件配了颜色。主席吃饭也很简单，办公室就是食堂，饭菜由卫士用红漆木蓝送到办公室，菜也只有几样，我们也从没见他喝过酒。可他老人家工作起来，却是不分白天黑夜，不论过年过节，实在累了，不是到院子里散散步，就是沙发上躺一会儿，他办公室的灯光时常彻夜通明。
对我们，主席尤如慈父一般，可对他的子女，主席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使常人感到“苛刻”，他从不让自己的孩子有丝毫的特殊感。我刚到主席身边时，主席的小女儿李纳只有14岁，李敏刚20出头，正是女孩子讲究吃穿打扮的年龄，可这两个女孩子的衣着穿戴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在学校读书时，和同学们一样住大宿舍、吃大食堂，周末回家时，一人蹬一辆自行车。单从衣貌举止上，根本看不出也使人想不到她们会是主席的孩子。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她们都很尊重，见面便称呼“叔叔”。1957年10月，我被调出中南海，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工作。李纳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前来为我送行，临别时把她的照片送我一张以示纪念。两年后的一天，我们电讯车间接受了一批前来勤工俭学的师大女附中学生，抬眼望去，猛然间我发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这不是李纳和刘萍萍（刘少奇之女）吗”再仔细一瞧，果然不错，就是她俩！这时，她们也认出了我。熟人见面格外亲热，李纳连声叫着：“叔叔、叔叔”，并问我：“为什么你出来就不去看我们了？”待我解释清楚后，她又顽皮地说：“您现在成了王师傅了。”1960年12月，中央下放万名干部到全国各地搞反“五风”运动。我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了广东省番禺市桥镇，搞了一年多反“五风”运动后，被分配到番禺县广播站工作。后由于家乡老人需要照顾，我又和留在北京的妻儿一道，于1964年10月回了涿鹿老家，被分配到县广播站工作。尽管我原来学的是电讯仪器装配专业，到县里后由于没有这一设备，只得改行干起了外线，后又改做值机。不论工作如何变动，只要想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