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满跟我一个村的，年龄与我相仿，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因为家穷，后来失学务农、打工、搞养殖……
我离开村子后，我们不怎么联系。我每次回到村里，总会见到他。我们彼此也就打个招呼，简单聊上几句，没有太多交往。在我面前，他很拘束，也许是他自己认为我们彼此“地位悬殊”的原因。
没有“高富帅”的条件，阿满连个媳妇也没娶上。后来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他也没有外出打工，和父母相依为命。再后来，疼他的父母也陆续离世，留下了孤苦伶仃的他，艰难度日。
回老家的时候，我的父母也会跟我提起他，说他老实、本分，经常帮助村里人干活。
今年3月11日，阿满开车进城，一名学生追了他的尾，胳膊收了点轻伤。由于阿满无照驾驶，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交警队让交纳15000元现金，用作事故处理费用。在交警队的调解下，阿满与“受害者”达成协议，以赔付对方8000元了事，双方互不追究。
按理说，事情算了结了。可交警队扣着剩余的7000元，拖着不给。阿满每去一次，就被交警队“拘留你”为要挟，打发了回来。前前后后，陆陆续续，阿满找了N多趟交警队，都是无功而返。
无望的阿满，找到我的父母亲，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但并没提帮他一下的要求。
出于同情，我的父母在6月9日下午，跟我通电话的时候，顺便说出了他的遭遇，并试探性的问我能不能给他找找关系，帮他要回被交警队暂扣的剩余款。
母亲还说，阿满自己住在一间破土房子里，摇摇欲坠；他的哥哥直肠癌晚期，他外嫁的姐姐得了糖尿病……特别可怜。
“我试试吧！”电话里，我答应了父母。
巧合的是，6月10日，老家县城一名部门领导来北京办事，顺便给我打了个电话。一大早，我先是给他带路，到北京站接人。然后，我另找一辆车带他去办他的家事。中午，我在一家饭店给他接风洗尘。
席间，我讲述了阿满的遭遇，并请求他给予帮助。为了不难为他，我放出了我的底线：希望交警队能依法办事，按照《道路交通法》去处理，即使按最高限2000元罚款，阿满还可拿回5000元，损失不至于那么大。
领导很痛快，答应回去尽力协调。11日，我出差天津，我委托我的朋友照顾领导。12日，领导回到县城，通过他的关系给予了协调，我真的很感谢他。昨天，通知阿满去交警队接受处理。
今天上午，我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告知结果。阿满到了交警队后，碰上了NO.1号，NO.1号态度不错，告诉他最多罚2000元，剩下的余款退回。可到了具体负责的NO.2号办公室，却没有那么简单。NO.2号表情严肃，态度强硬，先是一顿“维护正义”般的“批评”，然后，作出了罚款3000元、退回4000元的决定。
面对这样的处罚，阿满只有无奈。接过剩下的4000元，怀着满腹的委屈回到村里。他说他第一件事就是还一些窟窿，第二就是要感谢一下我的父母。
“这算不错了，还能拿回一部分，如果不是托关系，一分钱也拿不回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咱们老家那种“执政生态”环境里，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没有监督，权力为所欲为，一切都是正常的，除非你爸是李刚……面对司法不公，底层老百姓，只能无奈接受”我在电话里安慰阿满。
不知道文化不高的阿满，能否听懂并理解我的这番大道理。
阿满的无奈，其实是我们所有底层民众的无奈。这个社会，“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已经彻底断裂。权力伤害民众的现象比比皆是，见怪不怪。
加大反腐力度，改善政府管理，建立社会公平，维护民众利益，建设和谐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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