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熊部落方国与轩辕黄帝（二）涿鹿论坛-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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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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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熊部落方国的渊源与地望

    有熊部落方国是中华千古文明的发祥地域。探讨有熊国的渊源与地望，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发展史及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我们将“有熊”的渊源与地望作如下考究。
    原始社会末期，遍布中华大地上的大大小小氏族进行多种形式的组合，以地域为主的部落方国相继产生，有熊部落方国便是其中之一。据史书记载，与有熊国并存的有：有娀、方雷、彤鱼、夙沙、蜀山、补遂、九黎等。有熊是一个以蛇图腾的部族为核心，由以牛、马、羊、蛇、鹿、鸟、鱼、虎等动物为图腾的氏族组成的部落方国。
图腾崇拜发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当时，古人类在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或认为自己的氏族有可能是某种动物演化而来，或认为某种动物是本氏族的吉祥物。便对某种动物产生崇拜之情，并作为宗神祭祀。这一时期，每个氏族自己都有了以某种动物为图腾的崇拜物。
    以蛇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最早可上溯到伏羲时代。《山海经》记载，桑干河、汾河流域，是以蛇为图腾崇拜之族所在的地域，“其神皆人面蛇身；”《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列子·黄帝》也说：“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而人面”。另外，中国许多现存历史文物，也把伏羲、女娲画作蛇身人面。比如：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刻中，伏牺、女娲是蛇身人首模样；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中，伏牺、女娲手捧日月，亦是蛇身人首模样；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中，有羲和捧日图，也是蛇身人首；同样，女娲捧璧图，还是蛇身人首。
    那么，古人写文章、画像，为什么要把伏羲、女娲写成或画成蛇身人首模样呢？许多人会说，这是神话，不足为据。其实，只要认真研究先秦历史就会发现，在文字完全形成之前，人们记事只有简单的图画。所以，以蛇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画作蛇身人首，以牛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画作牛头人身等等。许多学者认为，后人谈到伏羲、女娲，说是“蛇身而人面”，是按上古画像所作的一种描述。画伏羲、女娲为蛇身人面，是一种上古画像的复制，是历史的一种沿袭。
    母系社会末期，伴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间为了掠夺财物，战争接连不断。战争使弱小的氏族根本无法生存，迫使许多氏族走向了联合，逐渐形成了部落。尔后，部落又经过漫长岁月的整合，逐步发展成为部落方国。部落方国与以前的氏族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它有了相当的地域和人口，并逐步有了自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次，有了内部管理机构及行政、军事领导，并逐渐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三，它逐步具备了组织社会化经济生产的能力及有了初步的贡赋制度。这种社会化的管理同氏族家族式的管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国家的组织形态。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称为部落方国。当然，上述制度的建立与完成，并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做到的，它或许经历了数千年，乃至更的时间。
    那么，有熊部落方国是何时形成的呢？《诗含神雾》等古籍在记载伏羲时都说伏羲出于“雷泽”。学者沈长云等在解释“雷泽”时，说雷泽即

水之泽，古

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显而易见，伏羲时期末的女娲就生活在桑干河流域。氏族时代，家族族长为一族最高首领。由于当时处在母系社会时期，所以，大约被称作“后”的氏族首领均由女性担任。当战争降临人世，氏族联合组成新的“部落”后，为了应对经常频繁发生的战争，组织领导变成了“双头制”。行政首领“后”由妇女担任，“后”含意为以施命诰四方。军事首领“帝”由男人出任，部落军事首领之职以“帝”称，含有代表天神上帝的意愿，征剿和消灭敌人的意义。“女娲”就是当时部落中行政首领“后”。部落初期，是女为主，男为辅，军事首领服从行政首领。随着战争的对部落存亡关系影响力的不断加重，“帝”、“后”逐渐实现了平起平坐。进而又发生了《易》经所讲述的情形，男人们从女性手中夺取了权利。此后，行政首领“后”也由男人担任。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以军事首领“帝”为主、行政首领“后”为辅的政体格局。依古籍记载，伏羲与女娲为“兄妹”。有学者认为，这是有熊部落早期女为“后”男为“帝”“双头领导体制”的一种反应。战争的出现，迫使部落与部落之间实行联合而成部落方国。有熊部落方国形成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方国内的氏族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图腾崇拜习惯。黄帝氏族的图腾崇拜，《山海经》是这样记载的：“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轩辕之丘……，其丘方，四蛇相绕”。
    治学不精的皇甫谧，并不知道“有熊”的确切涵义与历史渊源，在其所著的《帝王世纪》中，竟然把地广人众的“有熊”古国说成是一座城，即“轩辕之丘”，并从河北涿鹿迁到河南新郑。如果他能够认真读一读《归藏》、《山海经》，或许就不会这样胆大妄为了。
    我们探究了有熊部落方国的历史渊源，再来考究一下她的地望。首先，我们来了解有熊部落方国名称的来历。部落方国形成之前的氏族，本来有着自己的族姓名称。当部落方国这一新的社会集团形成后，以任何一个氏族之姓命名，都不会被部落各氏族接受。同时，也会因此而破坏以姓氏限制同血缘者通婚的古老制度。正因为如此，部落方国一般都以居住地域内的大山、大河等特殊地理标志来命名自己的部落，有熊部落方国同样如此。据史书记载，有熊部落方国居住地域内有一座规模很大的熊耳山，便把自己的部落记作“有熊”，意为境内“有熊耳山”，标明有熊部落方国的所在位置。
    如今，在中华大地上有许多同名的“熊耳山”，那么，“有熊”古国赖以命称的熊耳山到底在哪里呢？《山海经》在记述与黄、炎史事有关的熊耳山时，又把它记作“帝都之山”。《山海经》由于成书时间太早，没有现代的经纬线度。它以山为主，以水为辅而成“经纬”，记录中华大地上的山川、物产、古史事发生地及文物古迹。其以多项标志为参照，所记“帝都之山”的地理位置在今大同市以东、张家口市以南、涿鹿县以西、阳原县以北的桑干河山间断陷盆地之中央，也就是涿鹿黄阳山以西的山脉。由此，我们便不难判断有熊部落方国所在的地望。
    至此，许多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山海经》为什么记熊耳山时，又要把它称作“帝都之山”呢？笔者在研究了有熊国国都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熊耳山附近有着有熊部落方国的国都，记为“帝都之山”便可同时表明有熊国国都之所在。这就是《山海经》记熊耳山的同时，又把它称为“帝都之山”的原因。
    部落方国在发展过程中，每个部落都有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单纯地掠夺财物，而具有了部落间割据称雄的意义。为了有效地保卫自己，每个部落中心都会修筑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工事，即周围夯土为高墙，形成一个土围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土围子大约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历史上。“城”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是原始社会由氏族转变为部落后的具体文物标志。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土围子在数千年的岁月中不叫做“城”，而是称为“丘”，如中国古籍所记载的青丘、平丘、玄丘、令丘、赤望之丘、武夫之丘、凶黎土丘、轩辕之丘等。丘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城墙横断剖面之形“

”。城的出现，使部落方国的领导机关有了固定住所。这一阶段的战争主要为攻城式的阵地战，而非游击战、运动战。有人说黄帝是游牧部族的首领，还有人说黄帝战炎帝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缺乏研究的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于有熊部落方国及国都，先秦时期的典籍《归藏》、《山海经》、《周书》及后来的《史记》等有诸多记载，本文择其要点选录如下：《归藏》记载黄帝战蚩尤时说：“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有熊国时，以灵山为坐标，说“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又说“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山海经·海外西经》以轩辕之丘为坐标，说“穷山（《史记·五帝本纪》记作“桥山）在其北”。还说“（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春秋命历序》记载“有熊，少典之国号……，黄帝兴于轩辕之丘。”史太公司马迁写《史记》时，为了证实古史记载，两次“北过涿鹿” 实地考察黄帝史迹。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了“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的论断。看到这里，读者不免会有些不解，既然记载有熊国，为什么会出现“青丘”、“青丘国”、“ 轩辕之丘”、“ 涿鹿”诸多说法？为什么“战蚩尤”一个事件，《归藏》说“杀之于青丘”，《史记》说“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些典籍，以《归藏》、《山海经》、《史记》等古籍相互证明，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就不难发现，青丘国实际是指以青丘为都的“有熊国”而“青丘”、“ 轩辕之丘”、“ 涿鹿（城）”，则是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叫法。同一地方而先后用青丘、轩辕之丘、涿鹿（城）三名，是一个地名上的历史演变，它体现了时代的变迁。因为黄帝执政有熊部落方国之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许多人对国都仍沿用习惯的叫法，从而出现了两种叫法并存的局面。所以，《归藏》、《山海经》在记法上也出现了两种叫法并用的现象。同时，“涿鹿”作为一个专用地名，出现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当时，燕赵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今矾山置了涿鹿县。涿鹿县、涿鹿城便经常出现在史书及各国的公文中，青丘、轩辕之丘也逐步被人们遗忘。此时，《归藏》、《山海经》早已成书。而汉代的《史记》是在“涿鹿”出现之后，所以自然就应用了当时的称谓。另外，其国之人“食五谷”，是指其国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衣丝帛”是记其养蚕业发达，衣服很好。这同其它史书“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记载，为同一史事的不同角度表述。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青丘”就是黄帝之前有熊部落方国的国都，“五帝时期”被称作“轩辕之丘”，战国之后称为涿鹿城，明代以后俗称“黄帝城”。这些遗址的地理位置，《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记》以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有详细的记载。它就在灵山以北，涿鹿县城东南30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即今天的“黄帝故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将此遗址标定为有熊“部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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