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事件：中国现代化讨论山城水区-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2-04-08

1933年的这场“中国现代化讨论”的参与者，有国民党体制内的学者，也有同情中共的学者，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这其实说明的是：这次讨论，是有代表性的，不是某一固定思想群体的自娱自乐，而很能反映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知：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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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初二

只看该作者沙发发表于: 2012-04-08

民国“公知”：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历史行进到1933年，摆在国人面前的有两大难题：1、该如何振兴全面破败了的农村；2、该如何解决因日、俄的步步紧逼而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机。基于这两大现实问题，1933年5月，上海《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向全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发信约稿，征求意见。征文活动被限制在经济领域，以两个问题为核心：（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究竟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发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收录发表了26篇文章。概览这些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在回答经济政策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时，16位明确作答的学者，15位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1位选择了“纯粹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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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初二

只看该作者板凳发表于: 2012-04-08

祝伯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祝伯英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其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署名是“亦英”，题目是《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祝伯英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若要复兴，必须搞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祝氏说：

“如果要使中国真能现代化，消灭没落的气象，走上发展的道路，那只有将中国的经济，作全盘的改造，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来建立社会的全部。随意的今天一个钢铁厂，明天一个航空公司，任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那是没有结果的。现代资本经济中，各业不平均的发展，尤其是工农业间不平均的发展，造成经济的浪费与破坏。有资者各自为政的各自投资，结果并不是全部经济的发展，而是强吞弱亡的经济破产。所以‘统一’的建设，是首要的原素。……这当然不是旧式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谓“‘统一’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据此，祝氏不赞成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中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那么，这是什么道路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便该是社会主义的方式？我觉得单纯的肯定或否走，都不对的。现在阻碍我们上述的现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我们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我们建设的开始，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可是决不是发展资本经济。就在扫除这两重势力中，放下了基础，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这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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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民：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搞社会民生主义
张素民是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光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他应约撰写的征文稿题目是《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张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则是实现“法治”：

“为什么法治是工业化之前提呢？因为法令章程无效，工业化就要立刻失败。例如契约一项，必须由法律强制执行，否则企业者毫无保障。至于揩油舞弊而可不受法律章程之制裁，则一切公私企业，必腐败而倒闭。不仅企业，其他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亦然。英美工业之发达，其基础完全在法治。……中国各种企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之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执法者之不守法。”

“法治”的前提阐明之后，张氏继而论述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张氏明确表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又被张氏细分为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最缓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居中的“社会民生主义”，张氏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是支持“节制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民生主义”：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上面已经说明了。假定我们能具备这个前提——能使法律章程有效，——则中国现代化应采什么方式呢？个人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斯密亚当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屏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现代化的方式之选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好听一点，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一名词。”

“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张氏说得很明白：“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前面说过，即是‘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换句话说，即是统制经济。不过统制经济一名词，在英美不多见，而他们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只爱用‘统制’一个字，或‘节制’一个字。虽统制较节制为重，实则节制多一点，即是统制。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也含着统制或节制，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即称之为统制经济或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亦无不可。我所注重的，在实际，不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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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12-04-08

董之学：中国“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
董之学是1930年代很活跃的一名学者；出版有《各国民权运动史》、《意大利大观》、《世界农业史》、《世界殖民地运动》、《今日之西藏》等多部政史类学术著作。他此次发表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董氏文章的思路，是先从廓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入手——搞不清中国现在是什么，自然也就搞不清中国将来该怎么走。董氏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们将民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称他们是“洋八股”；也不同意另一派将民国视做“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见，认为他们只会教条式地将欧洲的“中世纪”套在中国现状上。董氏的意见，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混合社会”，资本主义成分、封建主义成分、帝国主义成分等等均有：“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在农村则以封建剥削占优势，而连系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便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商业资本与买办资本。中国农村经济的炭溃，主要地是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与帝国主义商品的袭击。”

在这样一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复兴改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董氏的答案是：“我重复说一次：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至于什么是“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阐释，只是说：“非资本主义路线”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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