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县1958年的 “大跃进” 涿鹿论坛-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吹皱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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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2-04-06

1958年，全国上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跃进”的高潮，涿鹿同样卷入了“大跃进”的浪潮之中。随着大炼钢铁的结束，“大跃进”那热火朝天的场景一去不复返。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令人沉思，发人深省！
一、涿鹿县“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与形成
说起涿鹿县“大跃进”的原因，要追溯到1955年。1955年，涿鹿县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前所未有好收成，农民的心趋向农业合作化的方向而来。于是，1955年秋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入冬后，全县由初级社进入高级社，高级社发展到组建联村社、联乡社。当时全县组成13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联乡社1个，乡社42个，联村社25个，村社57个，一村数社5个。有好多的村连个小初级社也没有经历，一下子就被浪潮裹挟到联村社、联乡社中去。1956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生事物，合作社的领导和管理都跟不上，农民的收益和1955年差不多，与农民进人了高级合作社的期望值有着很大的差距。入冬后，农民对农业合作化是一片指责声。面对这一情况，1956年冬进行了整风整社。联村、联乡的大社除星火社(保岱乡)外，全部分成了一村一社，缓解了联村、联乡社难于管理、互相指责的矛盾。然而，1957年春，全国掀起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在这一辩论中，涿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认为“大”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再加上1957年，中央书记处书记潭震林视察河南省济源县蟒河的治理以后，对其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作了较高的评价，并称之为典范。于是全国各地类似济源县情况便到蟒河参观，涿鹿县也参加了参观学习。现在看来，蟒河的经验对于改变生产条件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统一规划，甚至需要打破队与队的界限。否则，综合治理难以进行。就这样，“一大二公”在人们的思想中趋于活跃。大家群情振奋，意气风发，都表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时，全国大跃进的声势冉冉升起。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审定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1958年1月26日，中共涿鹿县委召开了乡党委书记、社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妇联主任和县直机关干部等共2800多人参加的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会上听取和讨论了县委书记郝占荣代表县委作的“关于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鼓足革命干劲、为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和地委委员孙恺的讲话，会议以整风的方式，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小组会、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了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会上自下而上地制订了生产计划。最后，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涿鹿县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决议》和《告全县社员书》，并举手向党、毛主席和全县人民宣誓：永久站在生产大跃进的最前列，以生龙活虎般精神，向大自然进军，向荒山野林进军，向农业生产进军，实现粮食平均亩产260斤，总产1亿斤，并力争2亿斤以上。争取出现大面积高额丰产田16万亩，亩产400斤以上，要提前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指标的乡1个，社16个。亩产500斤以上跨过黄河的乡5个，社32个。亩产千斤以上跨过长江的社3个。大牲畜要达到5万头，养猪12万口，羊415万只。要出现双万猪社1个，万猪乡7个，千猪社46个，千猪队5个，“何显庄”58个。会议期间动作最大的是张家堡、西二堡、长疃三个乡，他们要联合开劈山大渠。会后，各乡、社进行了贯彻落实，掀起了农业生产跃进高潮。当时，虽是寒风凛冽的冬季，但到处可以听到“天冷冷不了信心，地冻冻不住决心”的口号，到处可以看到白天一片人，夜间一片灯的苦战、鏖战的情景。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县出现了规模壮阔的积肥和水利建设“大跃进”的局面。一个高潮紧接一个高潮，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据统计，这一年修建砖石井62眼，机井2眼，水车灌井121架，小型水库30座。有些水利工程由于质量问题，后来报废。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河北省委立即发出：“坚决拿到百亿斤粮食的指示”。张家口地委将原定的28亿斤粮食的计划产量指标又提高到34亿斤。并要求各县都要提出培养粮食千斤亩、薯类万斤亩。涿鹿县委于7月20日至25日，召开了全县党员大会，到会党员1500多人。会上，贯彻了地委和县委扩大会议精神，提出了“以总路线为纲，用整风精神，乘大跃进之风，鼓足干劲，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勇往直前，苦战80天，保证三个元帅（农业、钢铁、机械）升帐，两个先行（电力、交通）开路，坚决拿回3亿斤粮食，完成建厂11300个，摘掉低产帽子，插上红旗，提前过‘黄河’、‘直奔长江’的所谓‘跃进’目标”。当时许多与会同志认为跃进指标太高接受不了，会议就开展了鸣放、辩论、批判是“右倾保守思想”，让乡干部一个一个报指标，订措施，表决心。指标报的越高越好，口号提的越响越好。
1958年8月4日，张家口地委发出“关于继续培养‘元帅、卫星’丰产田的通知”指出，河北省委、省人委已经颁发了1958年农业丰产及“元帅、卫星”奖励标准（草案），要求各地立即展开宣传运动，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保证丰收，力争全区实现产粮42亿斤。涿鹿县委又修订了粮食生产计划，提出全县粮食平均亩产400斤，总产4亿斤，争上元帅位。为了完成上述指标，保证农业大元帅的升帐，又提出了所谓新的战斗口号：“全党全民昼夜忙，苦干、再干、加油干，乘胜鏖战60天，二类苗插红旗，三类苗消灭光，样样庄稼长的强，坚决拿到4亿斤粮，争上元帅位，卫星社社放”。为了实现上述“跃进”指标，涿鹿县委制定了以下七条措施：
一是继续大搞水利，重点是抓了以清水为主，当时突出地抓了挖泉，打井找清水，拦蓄洪水防洪峰。
二是大搞积肥和追肥。要求一般旱地每亩至少追肥1万斤，水地追肥2万斤。为了满足各种作物追肥所需要的肥料，并给明年每亩施肥5万斤打下物质基础，要求广泛开辟肥源，迅速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规模壮阔、声势浩大的快速积肥运动。要求突出地抓住圈肥、压绿肥、人造固氮菌、颗粒肥、尿肥、菌肥和土化肥。并提出了脱离实际的跃进口号：山肥下山，地肥出土，家肥出门，水肥上岸，社社队队建肥厂，家家户户搞积肥，人人都成造肥技术员，大干10天，7月底以前实现3亩1坑，5亩1窖，达到地头、路旁、村边粪坑化，厕所粪缸化，坑坑都有肥，窖窖要装满，社社抢第一，人人争模范。
三是加强田间管理。各种作物都要进行多锄、细锄、深锄，一直锄到收割。对三类苗要偏肥偏水，力争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二类苗，二类苗也要迅速赶上一类苗。
四是实现园田化。广泛推行沟灌和小畦浇地的方法。各乡、社所有的清水地和条件好的洪水地都要结合当前的田间管理改成园田化。高粱、玉米实行沟灌。
五是坚决彻底消灭病虫害。当时要求突出抓住玉米的灌耳授粉。尤其是山药晚疫病，各乡、社必须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立即消灭。
六是大搞丰产田。要创造高额丰产典型，也要抓住大面积增产。并提出了高指标的口号：“所有作物都升帐，样样庄稼出卫星，乡乡夺帅印，社社坐卫星”。全县要培养各种作物的卫星田5万亩。
七是改革工具，提高劳动效率。县委又提出口号：“大战40天，在八月底以前要把全部落后工具都改完”。
根据中央“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发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5月下旬，中共涿鹿县委召开了有2千多人参加的工业誓师大会，在全县范围内发动了一个规模壮阔的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群众性运动。县委提出：“苦战一百天，建厂七八千”的口号和计划。首先开展了以“车子化”为中心的乡、社、队办工业的群众运动。紧跟着，在6、7月间又掀起了“人人造土化肥，村村建立肥料厂”运动和“轴承化”运动。7月初，涿鹿县委，根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口号是：“大抓生产、重点发展、猛攻钢铁力争全专第一”。计划是：1958年建炼铁小高炉14座，炼钢转炉2座，小土炉2000个，生产铁2.2万吨，争取2.5万吨。要求是：各乡、社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土为主，以小为主，土、洋结合，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大搞土法炼铁。凡有铁矿的地方，都要组织就地冶炼；本乡、社无铁矿，要和有铁矿的乡、社进行协作。目标是：“九一”前建成小高炉10个，“十一”前全部建成并投入生产。2000个小土炉“九一”前全面开花。全县在1958年要生产14万吨铁矿石，4000吨锰矿石。要和坚决拿回4亿斤粮食并举，保证完成。
为了确保钢铁任务的完成，采取了战争年代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全县共组织了六个兵团，由县委书记、委员担任了团长，每个兵团又分建炉、炼铁、采矿、运输、后勤五个兵团种联合作战。并采取了四个固定，即固定领导、任务、时间、劳力。包干负责，包攻包打，层层负责。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化、商业也掀起了“大跃进”， 1958年7月24日，经过短短20天时间，涿鹿县就基本实现了“文化县”，受到省委、省人委的表扬，并发了锦旗。全县商业工作跃进评比誓师大会，提出：依靠群众各方协作，开展工农业产品的大购大销，大搞多种经营，大办工业，为农业生产找资金和生产资料，为水利机械化和农村电气化找设备，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飞快发展，实现县委提出的跃进规划而奋斗。并提出了“超徐水、盖全专、要当全面冠军县”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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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皱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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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沙发发表于: 2012-04-06

    二、1958年涿鹿县经济发展状况
   不可否认，1958年，涿鹿县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应该肯定的是全县干部、群众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苦累。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真可谓路不失遗，夜不闭户。
    这一年，由于全县农民付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上风调雨顺，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14240.8万斤，比1957年实产10765万斤，增产32.24%。比1949年增产近一倍。油料总产量达119万斤，比1957年实产57万斤，增产两倍多。历年打粮2、3斗的大堡、大荆寺等20多个低产村，消灭了百斤田；山多地少，辈辈缺粮的山区赵家蓬等地，这年由缺粮变余粮，摆脱了粮食紧张局面。特别是桑干河、洋河灌区，16万亩水田，亩产达700斤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多。水果（包括干果）总产1256.6万斤，比1957年实产737.2万斤，增产123.27%；外虎沟大队产“一条龙”葡萄40多万斤，比1957年增产6倍多；下井沟大队产槟果120万斤，比1957年增产50%。植树造林535万株，比1957年植树117万株增长4.58倍。养猪业也有大的发展，年底全县生猪达21470头，比1957年增长107.56%。粮食征购完成4118万斤，比1957年征购粮食2726万斤，增长51.06%。
    在工业上，全县工业总产值达601.3万元，比1957年增长162.23%。在原有20个县营工业企业的基础上，新发展铁矿18个、煤矿11个、锰矿7个、农具修配厂263个，肥料加工厂1815个、农产品加工厂416个、饲料加工厂291个、砖厂22个、水泥厂11个。主要产品产量是：原煤46768吨、铁矿石7万吨、锰矿石16176吨、日用陶瓷8万件、生铁3342吨、饮料酒402吨。
    张家堡“七一”铁厂1号小高炉7月12日投入生产，每天平均出铁1吨。2号高炉是8月26日投入生产，每天出铁2吨左右。这样的工业建设速度，在涿鹿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商业方面，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342万元，比1957年的1009万元增长33.3%。全年财政收入完成171.2万元。
    文化方面，首先开展了扫盲运动，共扫除青壮年文盲八万人。紧接着，又普及中小学教育，全县办普通中学7所，师范1所，中等技术学校2所，农业中学13所。村村有了小学，90%以上的学令儿童入了学。公办民办幼儿园（所、队、组）已达331个，入园幼儿达19642人。全县成立了县文联，一半公社有了电影队，三分之一的公社建立了文化馆，队队有业余剧团，村村有俱乐部，有线广播普及到全县每个角落。还涌现出了不少业余作者，创作各种作品达上万件，出现了诗歌万首画满墙的局面。
    交通运输方面，交通邮电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全县新修和整修各种公路八条，100余里。实现了社社通汽车，区区（管理区）通大车；全县新增加各种运输车辆264辆，其中，汽车1辆、胶轮大车113辆、手推车150辆。截止年底，共有汽车1辆、胶轮大车385辆、铁木轮大车760辆、单、双胶轮手推车3526辆，对保证工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新建邮政（所）9处，邮政可当天到达公社、大队。还做到了队队通电话。
    技术改革方面，1958年工业生产跃进的过程，也是技术革命的过程，全县创造、改良各种家具43000件，其中耕作家具12700件，水利施工工具420件，运输工具18600件，其它家具816件。县农具厂制成矿石粉碎机，提高工作效率30倍。

吹皱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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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板凳发表于: 2012-04-06

    三、“大跃进”的教训
    1958年涿鹿县国民经济取得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一批生产建设项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奋发拼搏、坚忍不拔的精神，更是非常可贵。但从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大跃进”，有以下教训。
    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持科学态度。大跃进中所表现出的高指标、高产量、高速度现象，是不持科学态度的盲目蛮干，是脱离现实条件允许，脱离实事求是办事原则的表现。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实际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头脑发热、瞎指挥，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利用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胡搞乱搞。有些人滋生一种唱高调、说大话、说空话、大刮浮夸风的倾向。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放卫星”、“坐火箭”亩产粮食达万斤等等吹牛浮夸现象。1958年涿鹿农业确实丰收，但各级领导对形势估计过高，过于乐观，头脑膨胀，而对严重的浮夸现象都熟视无睹，漠然置之，这就潜伏着一种危机。1957年涿鹿农业受灾，粮食总产10765万斤，历史最高产量是1955年13288万斤。1958年开始计划总产1.5亿斤，后来逐渐“争上游”，“跃进”到2亿斤、3亿斤，直至抬高到4亿斤。涿鹿全县干部、群众明知这个计划脱离实际太远，但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实话，只好“敢想、敢说”。说假话受到表扬，说真话挨批评，秋后也只好虚报产量。据1958年11月7日县生产办公室向地委生产办公室报告：全县76.4万亩播种面积，亩产400斤以上的面积达35.9万亩，总产达1.8亿斤。还有43万亩亩产400斤以下的总产可达1亿斤，总计全县粮食总产2.8亿斤。就连虚夸的产量和4亿斤的计划指标相关1.2亿斤。据后来的调查分析，实际产量为1.4亿斤，说明一半是浮夸。这种浮夸的结果，对各级领导的决策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秋天，有一位地委书记到涿鹿视察农业，看到一派丰收景象后，问当地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取消粮食统购统销行不行？”所以，在社会财富极度匮乏、全民素质还很低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普及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显然不符合客观规律。
    二是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从当时的情势分析，“大跃进”运动作为一个群众参与度极高的经济运动，从一开始起就被注入了强烈的理想主义成份。理想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优点是能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其缺点则是可能形成高于实际的奋斗目标，使人丧失理智和冷静。所以，“大跃进”一经发动，就很快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政治经济运动，高理想导致高指标，高指标诱发造假风，造假风导致决策失误，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某些人号召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于“跑步论”，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论述：“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农村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一切试图在农村先行共产主义试验的做法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老人家已意识到党内存在普遍的“共产化”思潮，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幻想的驱使下，瞎指挥和浮夸风已泛滥全国。
    国家的强盛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展经济，也得从国情、县情、社情的实际出发。涿鹿县合作化完成后，在社员中开展了一场如何尽快改变面貌的大讨论，但几千年的个体小农经济，一个早上走向集体化的经济中去，从基层领导上讲，合作化如何管理？生产如何领导？劳动力如何支配?生产如何发展？这4个问号在县、乡、村三级的领导中是茫然无措的。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又刮起了“共产风”，即“共”各种“产”，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了。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鸡鸭和部分的猪等，未作价也归社所有。干部脱离群众，群众抵制错误政策情绪也难以阻止所谓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制定长远规划，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问题掌握国民经济发展命脉，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在当时是一个远景计划，一、两年内不能全部实现，必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才可能解决。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切不可讲大话、唱高调，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凝聚群众智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塞北的雪花

张家口初二

只看该作者地板发表于: 2012-04-06

不错，这是真正的涿鹿“大跃进”。学习了，至少进一步了解了那一段历史。
“1958年，涿鹿县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应该肯定的是全县干部、群众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苦累。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真可谓路不失遗，夜不闭户。
这一年，由于全县农民付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上风调雨顺，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14240.8万斤，比1957年实产10765万斤，增产32.24%。比1949年增产近一倍。油料总产量达119万斤，比1957年实产57万斤，增产两倍多。..........”
感觉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啊，农业，工业，商业，文化，交通，技术改革...各行各业简直就是成绩斐然嘛。特别是社会治安秩序稳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太不可思议了。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12-04-06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5楼发表于: 2012-04-06

水稻亩产十二万斤！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游客

*

只看该作者 6楼发表于: 2012-04-06

真不愧是波尔布特的老师

塞北的雪花

张家口初二

只看该作者 7楼发表于: 2012-04-06

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
      （一）
      对中国来说，“大跃进”是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因为“大跃进”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时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谎言，早已被事实和统计资料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因为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早就证明了：唯有领导人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和抵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急先锋!                      　
      目前为止，中共“八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官方只是没有编辑出版林彪选集。那么，看过其他六位领袖的文集后，谁也一定会感到：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除领导人在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纠正之外，其他中共领袖如刘周朱陈邓几乎没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现。
    其中，刘、周、邓更是表现颇为蹊跷诡秘！　　
　　
     （二）　　　
     先看二号领袖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公开的文章只有7篇：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O年冬，党中央和领导人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O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少奇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O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O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少奇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O年冬，党中央和领导人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小平在全国上下以“大跃进”为中心工作的文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领导人思想（一九六O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刘少奇、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O年三月二十五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六O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六个多月！
　　甚至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

     （五）
　　陈云作为党的五号领袖、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行家著称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领导人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是主要却只是具体的工作问题。
　　虽然是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却没有一篇是像领导人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更没有涉及到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

    （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只有以下的可能：　
      第一种，如果他们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看法是不会遗漏的，也必定会收录而大加渲染的。
     这期间只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五篇，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领导人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领导人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可以肯定。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原因在于：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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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laiye

张家口小学

只看该作者 8楼发表于: 2012-04-06

钓鱼？

塞北的雪花

张家口初二

只看该作者 9楼发表于: 2012-04-06

饵不小吧？关键是俺没有读过那么多著作，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很可能就是谣诼之词。还有那照片也是PS的吧。
藏书丰富的朋友们查一查，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该作者 10楼发表于: 2012-04-06

1958年8月以来，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鼓动下，全张家口地区各县、乡、社、村掀起一个粮食“元帅”升帐，成群“卫星”上天，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愈演愈烈，截止10月21日，《张家口日报》共出刊六份号外，报道全区粮食生产“卫星”。其中，张北县三号乡中盘道社，莜麦亩产三千零一十二斤；张北县东升公社（后改名为二台子公社）马铃薯亩产两万四千七百五十九斤；怀安县红旗公社（后更名为柴沟堡人民公社）高梁亩产三千六百四十二斤；涿鹿县桑洋公社（后改名涿鹿县城关公社）玉米亩产四千五百五十四斤。。。。。。。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海阔缘

张家口高一

只看该作者 11楼发表于: 2012-04-06

南山一树

张家口初二

只看该作者 12楼发表于: 2012-04-06

普及中小学教育，全县办普通中学7所，师范1所，中等技术学校2所，农业中学13所。村村有了小学，90%以上的学令儿童入了学。公办民办幼儿园（所、队、组）已达331个，入园幼儿达19642人。全县成立了县文联，一半公社有了电影队，三分之一的公社建立了文化馆，队队有业余剧团，村村有俱乐部，有线广播普及到全县每个角落。还涌现出了不少业余作者，创作各种作品达上万件，出现了诗歌万首画满墙的局面。
真繁荣啊！

吹皱一池春水

论坛版主

只看该作者 13楼发表于: 2012-04-06

1958年10月至11月，×××在川先后视察成都、重庆、郫县、彭县、江油、昭化、剑阁等地。他从广元乘车，对剑阁县农村情况进行了视察……第二天，火车到了昭化车站，……××同志下车径直朝田边走去，弯下腰，仔细察看后，对广元县委书记说：“你们这里怎么才犁这么深﹖”该县委书记说：“我们已经把犁头由两寸加长到五寸了，这都不容易啊”××同志说：“人家是掘地三尺，深翻土地，你们才耕那么深，怎样能增产﹖”回到火车上，××同志对地委负责同志批评道：“你们这样搞农业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是大减产”

吹皱一池春水

论坛版主

只看该作者 14楼发表于: 2012-04-06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