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历史文化——知名的历史人物7 [复制链接]

第六章    近现代

一、民间教育家王振铎

王振铎（1845年—1921年），字高轩，清末民国初保安州（今张家口涿鹿县城镇）人。

王振铎15岁中秀才，16岁补廪生，后来皇帝恩赐贡生。此后，继承曾祖家风，在县城设书馆授教，辛勤耕耘，当地很多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进行“维新变法”。他们的改良思想也传播到涿鹿县，王振铎积极拥护废除科举办新学的主张，是涿鹿县实行新型教育体制、办新式学堂的先驱者之一。执教的闲暇，他邀集开明绅士名儒座谈，议论新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多方游说，创办新学，劝服书院山长取得保安知州批准，将“新州书院”改为“新州学堂”，以原书院为堂舍，征收文昌宫香火地租充当学堂基金。他聘请良师，动员学生，请曾经留学日本的先生执教。乡里人纷纷送孩子进入该学堂读书，学校声誉久盛不衰。

王振铎是张家口组织留学的第一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振铎筹资选送本地优秀学生10多人赴日本留学，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的吕复。

继高等学堂之后，王振铎又说服观音禅寺方丈性明法师，协助劝导寺庙主持僧侣，征庙产办学堂。为了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俗，他创办了女子高、初小学校各一所。1912年，在阁东南吕祖庙、西关驾房庙设两处分校。1913年，创办涿鹿县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所址设在古楼西药王庙，推荐薛培真任所长，名士全衡甫执教，为涿鹿县培养师资首创贡献。

在王振铎办学活动影响下，城里模范小学、马王庙小学、东关老爷庙小学、西关九天庙小学、南关泰山庙小学、北关北岳庙小学、东关天齐庙小学陆续成立，先后办起新学堂30余所。旧制私塾逐渐减少，因而涿鹿教育蜚声塞外，名扬直隶口北。王振铎为此投入的家产、资金难计其数。

王振铎热心办学，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各地，为涿鹿县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朝廷封他为奉直大夫，赏五品顶戴。1921年，大总统黎元洪颁给“以永令誉”匾额。

二、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

詹天佑（1861年—1919年），字眷诚，江西婺源人，生于广东南海县。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光绪七年（188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抗击法国侵略者的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光绪十四年（1888年），詹天佑开始参加铁路工作，任工程师。他先后参加了天津至山海关﹑天津至北京、山海关至沈阳铁路的建设﹐并主持营口支线的工程。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因此，京张铁路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铁路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和沙俄争修铁路，互不相让，最后才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四，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都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崖，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1000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了列车安全上坡。

怀来大桥是京张铁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7根100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洋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6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7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就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这段工段。

京张铁路1905年九月动工，1909年八月建成，比预计工程提前两年，经费节余白银28万两，全部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索取价的1/5。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1912年９月６日，孙中山先生在詹天佑的陪同下视察了京张铁路，在张家口车站发表演说，并与群众合影留念。

1913年，詹天佑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技监，同年中华工程师学会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任会长。1916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詹天佑著有《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京张铁路的建设，不仅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张家口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京张铁路建成后，打开了塞外通往北京的大门，张家口也一跃而成为工业重镇，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

三、富甲一方的商界巨子王朴

王朴（1869年－1940年），字素臣，张家口蔚县涌泉庄村人。

“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这是近80年来流传在蔚县的一句俗语。这句话充分反映了王朴的财势雄厚。

王朴自幼家境贫寒，13岁就领着弟弟到宣化一家皮毛厂学艺，渐渐掌握了粗细毛的加工技艺。后来，由于不甘遭受凌辱，反抗老板的压制，王朴被驱逐出厂。走投无路之时，他决心到张家口自己“开业”。他租了两间房，又求人担保，赊了少量皮张，便独自干了起来。

王朴学艺时间虽短，但他聪慧过人，所制绵羊皮袄、山羊皮褥算得上货中上品。而且王朴还精于生意经，白天辛勤劳作，夜晚趁各地客商落店之机，携带成品串店推销。王朴和他的产品渐渐有了名气。当时，外国人也常来张家口做皮毛生意，其中有一位收购羊皮制品的德国人，想在当地物色一位内行助手，就选中了王朴。于是王朴一边经营自己的企业，一边为德商收购。由于自己的皮张销售顺利，又可以从德商手里得到厚酬，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王朴日渐发达起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迅速波及到张家口，那个让王朴收皮毛的德国商人遭此大变，惊恐万分，于是来到王朴的皮坊请求避难。王朴冒着风险把他送到涌泉庄自己的家中隐藏起来，风头过后，德商厚报救命之恩，帮助王朴扩建了张家口皮毛厂，正式取名“德和隆”。

王朴头脑灵活，很有胆识，他扩建张家口皮毛厂后，还把英资“仁记洋行”的头衔私加在厂牌“德和隆”三字之上，借以抬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与身份，以后又换为德商“惮成洋行”的头衔。这一招果然有效，一些工商厂家立刻高看王朴，争相与他往来。

王朴明白，经营皮毛生意，如果不打通出口渠道，仅在内地搞加工、当掮客，终难获大利。只有以皮都为基地，总揽货源，径直出口，才能获取大的利润。而北方出口商埠首数天津，于是王朴把四弟王槐推荐给德商到天津历练。王槐在天津，除了为德商代购皮毛外，还从德商手里获得一笔巨额无息贷款，自收自销起来。

随着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张家口德和隆的年收购量很难满足需要。王朴很快又在宣化办起分号，后来，又向大同、归化城、包头、卓资城、大青沟等地派出大批常驻人员，随时向他通报行情，就地收购。这样，王朴就在内蒙古、坝上、京绥沿线建立起星罗棋布的信息网、收购点，消息灵通，行动迅速，自成体系，一般厂家望尘莫及。大量皮毛产品通过火车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天津，滚滚而来的利润则被汇向内地。

同时，王朴还在城乡广开店铺，大量收购土地，经营粮食，广置房产，事业日渐兴旺，财力日趋雄厚，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贾。

四、熏肉名家郭玺

郭玺（1871年—1930年），张家口怀安县柴沟堡镇人。

驰名全国的“柴沟堡熏肉”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而其中尤以“玺”字号熏肉最负盛名，它的创制人就是清末著名厨师郭玺。

郭玺出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为了养家，他15岁时便开始学艺谋生。当父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万般皆不爱，就爱厨子行。”在旧社会，厨子是被人瞧不起的“下行道”，因此，父母不同意，先后让他去学泥瓦匠、细毛匠，郭玺都没有坚持下来，最后父母不得已，才托人介绍他到柴沟堡的“兴茂店”商号当炊事小伙计。

郭玺学艺的第三年初，师傅因故离开，经理便让他挑大梁。又恰巧有人要大宴宾客，饭菜要求十分讲究。这时，郭玺慌了，他左思右想，猛然想到本堡厨行老前辈徐大福，于是决定请徐老来解燃眉之急。徐大福见郭玺谦虚有礼，十分高兴，当即答应前去救场。那天宾客纷纷到来，品味美味菜肴，赞不绝口。郭玺也对徐大福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晚就叩头拜师。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郭玺终于成为当地的名厨师。他烹饪精妙，肴馔双成，菜肴烹调十六法，样样精绝。他最拿手的“罐菜”八大碗，妙手绝招，灵心巧制，令食者赞不绝口。

郭玺在烹调成名后，并不安于现状，而是打算将厨工烹调技艺用到熏制肉食上，超过当地熏肉名店“义盛源”，创立自己的品牌。他22岁时，开起了“玺和元”肉铺。经过长达三年的“观察”、“体味”与“品香”等一系列的试验，郭玺终于创制出色香味融于一体，别有风味，独具一格的“玺”字号熏肉。

在创制过程中，郭玺博采众家特别是“义盛源”之长，然后用自己独有的烹调技艺，熔二者于一炉，创出腐三（焖、煮、煨）熏二（气、烟）的烹制法。他曾说：“我是厨师开肉铺，熏制的肉品必须是厨师的香和味。要与别家不同，让人一看、一闻、一品尝就知道是郭玺的熏肉。”由于郭玺的精心钻研，他的熏肉在与强手的竞争中常胜不败，以至于出现了“飘香熏肉知多少，惟有‘郭玺（肉）’入万家”的局面。

郭玺烹制的熏肉皮烂肉嫩，表里一致，色泽鲜艳，味道醇香，肥不腻口，瘦不塞齿，不仅风味独特，而且营养丰富。据传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逃时，路经柴沟堡进膳，对柴沟堡熏肉颇为赞赏。此后即被禧太后点为贡品。

郭玺聪明好学，自强不息，白手起家，成为怀安县民间能工巧匠中的佼佼者，也为肉食文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作为全国特色名食，“郭玺熏肉”被载入《中国食品大词典》。

五、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吕复

吕复（1879年—1955年），字健秋，张家口涿鹿县人。

吕复1905年赴日本留学，先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后转入明治大学法科。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1913年，袁世凯未经国会通过，私自和五国银行团签定2.5亿元借款合同。4月，众议院开会，国民党议员主张应依法咨送国会进行表决，而进步党议员袒护袁世凯，纷纷逃席，以达到参加会议议员大量缺席，不能表决，维持既成事实的局面。吕复见状，请当时任议会主席的副议长关闭会场大门，禁止进步党议员离去。而议会主席佯做不知，听之任之，吕复大怒，将桌上墨盒向议会主席掷去，虽然没有打中，却也使议会主席大惊失色。从此以后，国会桌上的墨盒便加上四爪，并用钉子定在桌上。吕复因此名震京城。

1917年，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不久，国会又被解散，激起各方激烈反对。孙中山南下策划成立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吕复与国会部分议员随之去了广州。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大元帅，吕复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议兼任秘书。

1921年10月，吕复北上，经李大钊介绍，到北平中国大学讲授社会学原理。1925年，任中国大学校务主任。后来国会召开善后会议，他被聘为委员，继而出任教育部次长。1928年至1936年，吕复受聘于燕京大学政教系，讲授中国法制史、比较宪法等课程。任教期间，还应河北省政府的聘请任河北省县长考试委员长，先后为河北省录选240余人。

1935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院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京津沦陷，日军请他出任华北日伪政权的教育部长。吕复不从，第二天即乘火车赴天津，后转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法律系主任。广东沦陷后，又转到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直至1946年，才返回北京，全家团聚，继而任北平中国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吕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察哈尔省、河北省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5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

吕复一生廉洁，不置家产，身无长物，遗产只有教书所用参考书籍。家属本着先生遗愿，将其全部藏书、碑帖、拓本以及未出版的文稿、电稿一并送交河北省省立图书馆收藏，并将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与李大钊的合影及孙中山给他的信一并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吕复著有《社会学原理》、《地方自治概论》、《比较宪法》。

六、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

冯玉祥（1882年—1948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

在冯玉祥将军的戎马生涯中，他曾经两度驻足张家口，在这里，他曾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多有建树。他曾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就任总司令，领导同盟军一举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察东四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敌御辱的坚强斗志。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迫于奉、皖军阀的压力，冯玉祥于1925年1月赴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

冯玉祥在张家口任督办不过一年，他从严治军，带兵有方，大大增强了西北军的战斗力，同时，在市政工程建设、通俗文化普及方面也有所作为，给张家口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在市政工程建设方面，他兴建“新村”，作为驻军总部和训练中心；支持都统张之江建桥修路，兴建“清河桥”，修筑边路街路和长青路。在倡导通俗教育、主张文化普及方面，他组织群众性识字活动，开展通俗教育，设阅览室，办展览，设讲演室，对普及文化、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数次致电南京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对日消极和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日军向塞外重镇多伦进犯，察哈尔省危在旦夕。冯玉祥在一次民众大会上表示：决不能等着当俘虏，更不能当逃兵，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不久即着手组织武装。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编、整顿了察省的零散部队、义勇军，收编了一些有组织的部队、义勇军，并与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相会合，于1933年5月，在张家口正式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总司令。同盟军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至10余万人，抗日高潮在察哈尔省形成。冯玉祥首先对同盟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及鼓动工作；同时加强军事训练，积极筹补给养、改善装备，将这支队伍塑造成了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抗日有生力量。同盟军组建后，驰骋察哈尔省，收复失地，在收复察东、康保、宝昌、沽源、黄旗大营子等地后，又乘胜追击，向多伦推进。经过连续五昼夜的浴血奋战，察北军事重镇多伦，终于被同盟军收复。察哈尔省失地全部光复。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镇压下被迫解散，但其抗日精神，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其抗日业绩永垂中华民族史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载入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

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1948年加入民革，任中央常委。同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经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

七、传奇将军张砺生

张砺生（1888年—1975年），原名张秉义，张家口尚义县大西沟村人。

张砺生宣化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政法学堂。在校时，组织克复学会，暗中从事反清活动。1910年，参加同盟会。次年，去上海谒见孙中山，并跟随孙中山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不久，竞选国会议员成功。1913年，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张砺生在北京和张家口组织反袁事宜。1919年，到广州任“非常国会”议员，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春，张砺生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回北方筹建武装，在张家口以办学和搞经济为掩护，开展地下筹军活动。

1927年，张砺生南下武汉，拜会了蒋介石，被任命为热、察、绥招讨使，并被推荐给阎锡山。张砺生抵达太原后，受到阎锡山的欢迎，阎锡山提出将热、察、绥招讨使改为热察招讨使，下辖三个师，令张砺生兼任第十一师师长，张砺生从此正式带兵。1928年4月，蒋、冯、阎、桂进行第二次北伐。张砺生带部连续攻下绥远、大同、张家口等地。5月25日，张砺生代理察哈尔特别区都统。

这年夏天，蒋介石在北京单独召见张砺生，拉拢张砺生部南下隶属中央，张砺生遂率部驻防安徽，改原十一师为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兵第二师，张砺生仍任师长。1929年春，在蒋桂战争中张砺生效命疆场，为打败桂系出了大力。不久又为击溃唐生智、石友三叛蒋活动立了大功；1930年4月，阎、冯、桂联合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蒋介石委任他为津浦路护路司令兼蚌埠警备司令，后又任讨逆军陆军骑兵集团军总指挥。

“九一八”事变后，张砺生屡次向蒋介石请求抗日，蒋介石则固守不抵抗政策。于是，他产生了辞职脱离蒋介石的念头。1932年3月，他交出兵权，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回到张家口。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张砺生任张家口卫戍副司令兼察哈尔民众自卫军军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砺生解甲归田，隐居尚义县大西沟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南口、张家口、大同相继失守，张砺生去了太原。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实现，周恩来在太原与阎锡山协商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张砺生任常委。同时，阎锡山任命张砺生为察绥游击军军长。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张砺生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省政府流亡在陕西省西安市）、察哈尔游击司令。由于对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向往，张砺生先后三次到延安谒见毛泽东，受到热烈欢迎。

1949年9月，张砺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不久，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八．在张家口动乱帷幄的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

聂荣臻（1889年—1992年），四川江津人。

聂荣臻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共和国元帅，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中央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任书记。9月9日，他受命乘飞机离开延安，接着又转乘汽车和火车来到八路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也都移驻到张家口。

那时，边区周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周围就有国民党军队43万之众，边区正面临着东西两面遭夹击，与西北、东北战略区的联系被切断的危险。面对晋察冀的态势，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打击了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保卫了解放区根据地。

聂荣臻到达这里的第二天就发布命令，派部队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热河及东北广大地区，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对部队进行了编组，主力分为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共八个纵队，地方部队编为独立团和县大队。国共双方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对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抢夺张家口。在中央指示下，10月15日，晋察冀军区和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由聂荣臻统一指挥，发布了绥远战役命令，随即聂荣臻亲自率部西征，夺取了敌军占领的一些城镇，10月22日攻占了集宁，并完成了对归绥、包头的包围。绥远战役收复了广大地区，巩固发展了解放区。国共停战协议生效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还不断进行蚕食活动，聂荣臻带领晋察冀军民，又多次击退了来犯敌军。

在这期间，聂荣臻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边区军民进行练兵、减租、土地改革和生产活动。同时，在中央局的领导下，边区首府张家口还建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我党管理大城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3月1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乘飞机到张家口视察，受到了聂荣臻、贺龙等人的热烈欢迎。三人小组在张家口的视察，对缓和军事冲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了停战协议，提出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退出察哈尔等地区。针对敌人的进攻，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确定了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与晋绥军区配合进行了晋北战役，接着又组织了大同、集宁战役。9月29日凌晨2时，蒋介石调集兵力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向张家口大举进攻。晋察冀军民进行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张家口保卫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尤其是怀来阻击战，歼敌1万多人，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

就在东线捷报频传的时候，10月8日，傅作义部偷袭了张家口北面的张北，西线军区部队一时无法调到北线，敌军沿公路向张家口进犯。这天，张家口上空有12架敌机狂轰滥炸，聂荣臻率领司令部在地下掩体里沉着指挥着战斗。在此之前，聂荣臻等预见到迟早要撤离张家口，已将大批物资、重要武器和人口转移进山区。

蒋介石下令11日攻占张家口，10日的晚上聂荣臻还在张家口。晚八九点钟，聂荣臻告别了张家口，他以革命家和军事家的远见指示：对于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的各种建筑设施，例如发电厂和飞机场，各部队不要破坏，一来还有人民群众，二来撤出张家口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红旗就会重新飘扬在大境门城楼上。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依然关心着张家口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四次到张家口视察工作，晚年还亲自接见第六中学的代表，勉励他们发扬革命传统。并多次为张家口题词。1996年，聂荣臻塑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现第六中学院内）落成，历史永远铭刻着聂荣臻元帅在张家口写下的辉煌的篇章。

九、蔚县剪纸泰斗王老赏

王老赏（1890年—1951年），原名王青，张家口蔚县南张庄村人。

蔚县剪纸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饮誉四海，这首先应归功于集成、改进、提高与创新蔚县剪纸艺术，并将其推向成熟阶段的一代宗师王老赏。

王老赏祖辈都是农民，生活拮据，只上了三年私塾，便辍学务农。他自幼酷爱剪纸艺术，常去左邻右舍看刻染窗花，他看得全神贯注，如醉如痴，常常忘记回家吃饭。他去县城赶集也总是在窗花市场凝神端详，流连忘返。1918年冬天，王老赏拜窗花艺人周瑶为师，专门学习刻染窗花。他在周瑶的指点下，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日有所进，逐步掌握了握刀、镂空等剪纸技巧，并学会了点染、晕染等染纸方法。

王老赏学剪纸，并不满足于艺术上的浅尝辄止与因循守旧。他站在前人的肩上，改进了蔚县的剪纸艺术；将刀工粗糙、人物呆板的“口袋”状戏人剪纸赋予新的艺术生命，使之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给点色简单、搭配失调的“五大色”花卉剪纸增加美感，使之色泽艳丽、旖旎多姿。

王老赏通过优化造型，对旧的戏曲人物剪纸进行修改、润色与再创作。他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反复观察琢磨其中每一个绣像的举手投足、姿态神情，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改进戏人剪纸造型。县城附近凡是有唱戏的地方，王老赏总是不惜腿脚，先睹为快。别人看戏看的是红火热闹，他是认真观察角色的脸谱、服饰、道具、表情、动作、姿态、色彩等各个方面。通过观察活的形象，体会活的感情，给剪纸注入活力。即使那些花卉禽鸟、动植物小品，也要通过细心观察，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润色。王老赏为刻出艺术精品，还在刀具上狠下工夫。一般剪纸艺人只有10—20把刻刀，王老赏根据不同剪纸内容的需要，竟创制了刀子、钮子两类刻刀100多把，其中有大有小，有宽有窄，有薄有厚。剪纸时要刻、要拉、要剜、要旋，均能随心所欲，得心应手。

为求得剪纸静中显动的造型艺术效果，王老赏每每注意抓住人物行动中转瞬即逝的最能揭示内心世界的动态，把人物刻画出来，使之显得生动活泼，而且有一种优美的舞蹈感。《芦花荡》中的张飞，左手捋须，右手执矛，一个起腿动作，大大加强了这位武将威猛暴躁的性格。《千里送京娘》中的赵京娘，轻起小步，慢扬马鞭，回首坐骑之上，给人以翩翩起舞的感觉。王老赏在剪纸艺坛奋力拼搏30余年，把240多出传统戏剧中的数以千计的人物进行了艺术修改，其中绝大多数经过重新设计，把蔚县剪纸推向了成熟阶段。

1950年冬，察哈尔省文联美术部长佟坡到蔚县采访王老赏，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头像，并将他的一大批剪纸精品带到北京，受到著名作家阿英、著名戏剧艺术家周信芳、戏剧史家周贻白等人的高度评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民间窗花》中选登了大量王老赏的原作。1954年又出版了名为《王老赏的窗花艺术》的专门画册。王老赏还热心带徒，认真传技，教出的周永明等一批剪纸新秀，青出于蓝胜于蓝，把他的剪纸技艺传到了全国乃至于世界。

十、抗日将领武士敏

武士敏（1892年—1941年），字勉之，张家口怀安县柴沟堡镇人，中将军衔。

武士敏幼年读私塾，1908年考入宣化中学堂，毕业后又相继到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保定讲武学堂学习，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5年参加了护法讨袁斗争。1918年赴陕西参加靖国军，他受靖国军派遣南下广州，谒见了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教诲和嘉许。1924年大革命时期，他受任联络国民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部，做了大量工作。从此转战于冀、鲁、豫，与北洋军阀多次交战。1925年他率军攻克沧州，截断津浦路，使国民军顺利攻占天津，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国民军受挫后，他与南汉宸赴苏考察。1927年回国，应杨虎城之邀，先后任西北军旅长、师长、潼关警备司令。西安事变时，他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反对蒋介石亲日反共的政策，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武士敏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率部队出陕西、过黄河，奔赴娘子关前线阻击日本侵略军南进西犯，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正太路沿线重创日军，后与日寇周旋于太行、太岳山区。1938年，他与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寇的“九路围攻”、“八次围剿”，并新开辟了南岳抗日根据地。尤其在子洪口、天神山两次伏击战中，他与八路军将士相互配合，大败日寇一○九师团，使日寇闻风丧胆。就在此时，武士敏被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军军长。

1941年5月，日寇集结6万兵力分路合击中条山，国民党20万部队纷纷溃败。只有武士敏将军和八路军紧密配合，顽强抗敌。日军多次劝降，都遭到武士敏的严厉拒绝。9月29日，武士敏部陷入日寇合围之中，武士敏亲临马头山指挥作战，与敌人拼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不幸武士敏头部中弹，为国捐躯，终年49岁。

武士敏抗战四年间，纵横驰骋于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从冀中平原到上党盆地，历经血战十余次，屡建功勋，成为威震中外的一代名将。将军牺牲后，延安《新华日报》发表了专题社论和悼念文章。左权将军含泪手书挽联一副：

尽忠于民族国家 努力求团结进步 磊落奇才一世 如君有几

坚持在敌后抗战 英勇至杀身成仁 感怀将略数年 知己情深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追认武士敏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决定把将军的牺牲地——沁水县改为士敏县。

中条山之战后，日军为夸耀其所谓战果，将武士敏将军的遗体装棺后运至长治，安葬于城内西南角下。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多方寻找、探测，终于在1984年5月19日下午找到了烈士忠骨，并于11月29日在太行太岳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长治市还建起了武士敏纪念馆。怀安县柴沟堡镇也重修了武士敏故居。

十一、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童冠贤

童冠贤（1894年—1981年），原名童启颜，原籍张家口阳原县，清末迁居宣化城内。

童冠贤早年毕业于直隶省宣化府中学（今宣化一中），1913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专科，1917年春天公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组织留日南开同学会，出任干事长，后又与同学组织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新中学会”。童冠贤是学会的实际领导人。在日留学期间，童冠贤与周恩来交往甚多，《周恩来旅日日记》多有记载，童冠贤先后介绍周恩来加入南开同学会和新中学会。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童冠贤，给了周恩来以较大的资助。

童冠贤后来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国立大学等研究所研究政治与经济学。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1925年回国，先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后随国民党元老顾孟馀赴广州参加北伐革命，后受命返回北京任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参加指导华北党务工作。

童冠贤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任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教授，并曾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审计署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并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中央监察委员、晋陕区监察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当时河北、热河各地连年发生灾荒。童冠贤与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北京代表密切合作，争取将衣服、毛毯、面粉及药品等救灾物资运到受灾地区，救济灾民。另外，童冠贤还致力从事善后建设工作，如建设、修建清华、南开、燕京各大学的教室、校舍等，均取得显著成绩。

童冠贤自17岁离开宣化，长年没有回过故乡。1947年，童冠贤偕其夫人返乡竞选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在宣化一中礼堂举行竞选演讲大会，众多父老乡亲前往听讲，童冠贤即兴发表竞选演讲，声音宏亮，感情真切，会场掌声不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后童冠贤以高票当选为监察委员。1948年，童冠贤在南京当选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童冠贤退出政界，移居香港，任教于崇基学院。1965年，由儿女接到美国定居。1973年5月下旬，章士钊不顾年事已高，专程到香港做重开国共和谈工作，曾与他会面。晚年，童冠贤移居加拿大，于1981年８月７日去世，终年87岁。

童冠贤追随孙中山，反帝爱国，教育救国，救济灾民，为当时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历史学家李泰棻

李泰棻（1897年—1972年），字革痴，号痴庵，张家口阳原县人。

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1918年，21岁的李泰棻就被聘为国立山西大学教授，第二年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5年5月27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鲁迅联合七位教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对学生予以声援，七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李泰棻。

在之后的岁月里，虽然他也曾从过政、从过戎，担任过绥远省、北京市、天津市教育厅长以及冯玉祥将军的中将秘书长，但是他主要从事的还是教育工作，专门研究中外历史，成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

李泰棻的史学著作有十几种，他19岁时写的《西洋大历史》一版再版，出四版时，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等为之写序，称此书为中国编著西洋历史开一新纪元。《国民军史稿》，洋洋30余万言，由于李泰棻曾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六年，又给冯玉祥的部下多次讲史，所以，这部著作，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周史证》，是极见功力的一部史书，李泰棻以十年之力荟萃秦汉以前全部古籍，下至《通志堂经解》、《皇清正续经解》，凡是有关西周史料或经解新说，无不广征博引，为先秦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方志学》对方志的选辑、整理、鉴定作了系统论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志思想，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了写好这部书，李泰棻还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担任《绥远省通志》总编辑和《阳原县志》总纂，这两部志书成为方志界公认的一代名志。另外，他还著有《中国史纲》、《中国近百年史》等，也在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1932年，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将李氏与康有为、章炳麟、王国维、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并列，足见其影响之巨。

李泰棻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于诸子百家、甲骨文、金石学等都很有研究，著有《今文尚书证伪》、《老庄研究》、《痴藏金集》及《续集》，成为研究这些学科的必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李泰棻回到家乡张家口，先后在宣化中学、宣化师范、张家口师专任教，12年间，为家乡培养了大批师资。1964年调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任研究员。1972年，李泰棻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十三、打狼英雄俞昌

俞昌（1899年—1975年），张家口怀安县北瓦窑村人。

俞昌自幼家境贫寒，靠当长工打短工糊口度日。1942年，他5岁的女儿被一只狼冲进屋内叼走，从此，俞昌立下誓言：不打完天下的恶狼誓不为人。于是他带上干粮，背起工具，整天在荒山野地里寻找狼的踪迹。半个月后，他终于用铁夹子捉住了第一只狼，接着又连续打了几只，消息传开，四乡轰动，俞昌成为远近闻名的打狼英雄。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冀、晋、内蒙古交界地区，恶狼活动频繁，人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据记载，怀来县一天内被狼咬死咬伤6人，龙关县一冬天被狼吃掉小孩40人，俞昌的家乡怀安县，狼害也十分猖獗，恶狼经常跳墙入院伤害人畜，一时间，人们谈狼色变，人人自危。当时虽然各地也组织巡逻围猎，但是，因狼生性狡猾，出没不定，收效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邀请俞昌出山打狼，俞昌也决心再度为民除害。仅数月内，就在怀安境内打狼21只。他还接受各地的邀请，带领儿子、徒弟，前往察哈尔省各地和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县打狼，每到一地，他都口传身教，介绍经验。几年间，他就带出徒弟4000多人，带领徒弟们打狼8800多只。俞昌因打狼为民除害，先后被评为县、省和全国劳模。

1950年9月25日，俞昌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3年，俞昌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受到金日成的接见。

俞昌的事迹还上了《人民日报》，其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50年后，采访过他的人民日报记者吴昊还记忆犹新地回忆这位打狼英雄：“俞昌当时已有五十来岁，个子不高，黑红脸膛，留八字胡，非常精神，尤其是他那一双锐利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人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当地人说，不仅是狼怕他，坏人都怕他。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冬天，他穿着黑棉裤、黑棉袄，腿上打着绑腿，戴着一顶灰色的狼皮帽子；那只灰狼是在尚义县大青沟打的，为了打这只狼，隆冬腊月，冒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俞昌没日没夜地在山坡上蹲了半个多月。到参加全国“群英会”时，俞昌共打狼20多只，为当地人民除了害。他的名字那时在坝上坝下真是家喻户晓。（参见2002年1月10日《今晚报》）宋朝的时候，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了老虎，阳谷县人民为他披红戴花，‘打虎英雄’的美名流传至今。打狼英雄俞昌也是一样。

时至今日，家乡的人们还常常想起这位为民除害的英雄，传说着他的神奇故事。

十四、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张苏

张苏（1901年－1988年），原名张若增，号希贤。张家口蔚县南洗冀村人。

1923年8月，张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7年7月到1933年8月，他先后在榆林、蔚县、张家口、温州、北京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特别是在1929年1月到1930年，根据党的指示，张苏回到家乡，担任蔚县教育局局长期间，他一方面办起蔚县师范，介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蔚县任教，一面以教员、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宣传马列主义，为革命事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张苏是蔚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31年7月，张苏在张家口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英勇不屈，严守了党的机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3年8月，张苏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不久，又奉命南下福建，参加国民党进步人士筹备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张苏又重回北方，先后在宣化二中、北平女中、北平商业学校和北平二中任教，继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宣传革命理论。1937年3月，张苏受党的派遣，到西安担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从事西安红军办事处与西北军的联络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苏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奔波在抗日前线，投入到动员抗日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及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中。张苏先后担任阜平县长、蔚县县长、涞源县长、七县行政委员会主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实业处处长等职，一直参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张苏在抗战初期身兼数职，一切工作有条不紊。为了打破日寇的经济封锁，1938年春到1943年春，张苏主管晋察冀边区经济建设工作期间，从边区实际情况出发，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组织领导工作。

1945年11月，张苏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民主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1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决定撤销冀晋行署和察哈尔省，建立北岳区，张苏任北岳区党委委员、行署主任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他领导广大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发展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并为支援解放战争征集调动了大批财力、物力和人力。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重新获得解放，张苏任张家口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张家口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恢复了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平津战役。察哈尔省重建后，张苏任省政府主席。

1952年1月后，张苏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华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62年11月到1966年8月，张苏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在这期间，张苏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一起，积极开展检察工作，同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共财产，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增强干部的法制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苏蒙受不白之冤，受到长期迫害。1978年2月，党中央为张苏彻底平反。3月，张苏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检察机关重建后，张苏继续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苏先后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7月22日，张苏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党中央对张苏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十五、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王仲一

王仲一（1901年—1931年），原名振翼，字壮飞，张家口阳原县小盐厂村人。

1917年，王仲一远离家乡赴省城太原求学（当时，小盐厂村属山西天镇县）,就读于省立太原第一中学。五四运动时，王仲一与贺昌、张友渔等发起组织了山西省学联，后又创办了在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平民周报》。1921年5月1日，成立了“太原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仲一任团小组长。团组织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被誉为太原马克思主义传习所。

1921年秋，中共北京大学支部批准王仲一转为中共党员。此后，他被派遣到京绥、开滦等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王仲一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同年秋，他到南京浦镇机厂开辟党的工作，建立起江苏省第一个党小组——浦口党小组。

在“二七大罢工”中，王仲一以北方区工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参加了罢工最高领导小组，并驻守北京前门车站。罢工受挫后，他又根据党的指示赶回浦镇，与津浦铁路工会主席王荷波一起，在2月9日发动了卧轨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的罢工斗争。尔后，王仲一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劳动委员会副主任。1923年6月，到广州参加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王仲一在张家口有妹妹和亲友，与京绥铁路很多工人熟悉。因此，常以“学生”身份，以“探亲”为名，活动于张家口、宣化及大同一线。1924年，王仲一被派到张家口做党的工作。他与何孟雄创建了京绥铁路党支部，在各业工人及学生中做发展党的工作。后任张家口特别支部的书记、总工会秘书。6月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地方各业工人的团结教育，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工人俱乐部，由王仲一主持。在铁路工人自己盖起的八间土坯房里，王仲一白天在这里开会、工作，晚上也睡在这里。从外表上来看它是工人业余活动场所，实际上是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1925年，王仲一到北京参加了中共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共张家口地委，这是在长城以北建立的第一个中共地方委员会。王仲一任组织部长。

1927年，在李大钊主持下，北方区委抽调一批中坚力量，支援南方各省的工作。王仲一到武汉做宣传和工运工作，并参加了党的“五大”。之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党派王仲一到天津顺直省委工作，为省委常委、工委书记。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省委决定举行玉田暴动，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表示要立即再次发动暴动。王仲一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这次暴动又告失败。1928年4月间，王仲一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时，因“顺直省委之错误”，受到撤销候补中央委员的处分，后调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工作。1929年初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工委书记。1930年后被调回上海，10月又因“顺直问题”被开除党籍。

1931年1月王仲一回到天津，12月16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备受折磨，以致精神失常，于1931年10月31日“不救致死”。同狱政治犯秘密地为他开了追悼会。

王仲一死后，其弟将遗体收殓，寄葬于北京西直门外广通寺，1949年，北平解放后，在聂荣臻的关怀下，华北军区将他的灵柩移至北京郊区烈士墓地。1958年，其妻子、女儿扶柩返乡，将王仲一安葬在小盐厂祖茔。1990年，和王仲一共同战斗工作过的彭真同志在与山西党史工作者座谈时，专门提到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创始人有王仲一。并指出：“他是共产主义者，我知道的那一段是好的。在山西，要多宣传高君宇、王振翼(即王仲一)、贺昌。”

十六，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阮慕韩

阮慕韩(1902年—1964年),原名阮铭琦，张家口怀安县柴沟堡镇人。

阮慕韩出生于柴沟堡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家有良田3000多亩。他的祖父阮维熊支持康、梁变法，主张教育救国，辞掉官职，在家乡自费办起两所小学。阮慕韩8岁时即就读于祖父所办的小学，18岁考入通县潞河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攻读法学专业。在留学期间，阮慕韩组织“社会主义科学学习会”，并与学友们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研讨中国革命的前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阮慕韩毅然回国，担任北京中法大学、北京法商学院和天津立法商学院的教授。这一年10月，阮慕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按照党组织安排，利用教授的身份，做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被人称为“红色教授”。阮慕韩还和杨秀峰、张友渔等人一起,通过办刊物、搞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呼唤高级知识分子投入爱国抗日救亡运动。阮慕韩强烈的爱国心也深深感染着他任教的大学的广大师生，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阮慕韩奉命离开北平，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晋察冀边区，曾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晋绥游击军政治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1940后任华北大学法政研究室主任、北方局通讯联络部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延安整风。

1945年，日本投降，阮慕韩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担任察哈尔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这期间，他的“还田于民”的义举，轰动一时。1946年7月23日，阮慕韩在柴沟堡召开了主要由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将祖上留下的3200多亩土地还给农民，同时，还把家中珍藏多年的1000多件皮毛、绸缎、布制衣服，几百件农具，30000多斤粮食，两大箱金银手饰，一箱玉器全部交给当地农会，分给缺衣少食的贫困农民。《晋察冀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阮慕韩献地》。

1949年9月，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阮慕韩出任市长，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13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正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精心治理，破旧立新，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边陲城市呼和浩特迅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建市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1964年，阮慕韩因直肠癌被送到北京抢救.当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治不好时，硬是让孩子们把他送回呼和浩特，他说：“我一定要闻着草香味死去!”当年4月，阮慕韩逝世。1986年，家乡怀安县建立了阮慕韩纪念馆。

十七、笛艺大师冯子存

冯子存（1904年－1987年），张家口阳原县西堰头村人。

冯子存与同时代的许多民间艺术家如阿炳、侯宝林等一样，虽然家境贫寒，命途多舛，识字不多，但自幼就接受着艺术的熏陶，而且有着很高的艺术天分。他的大哥会拉板胡、四胡，当过吹鼓手，二哥会吹笛子，冯子存很小就跟着他们在村里闹社火，敲锣打鼓凑热闹。

11岁那年，他学会了吹笛子，并开始为高跷队伴奏。17岁时随大哥到包头谋生，白天学习皮毛手艺，夜晚和当地的乐手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内蒙古的爬山调高亢、豪放、粗犷、开放，使冯子存听得入了迷，他用笛子模仿人家,后来还学会了蒙古民歌和二人台，这都对他的笛子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学习和融会了二人台音乐中笛子的“滑、揉、抹、剁”等特有的演奏技巧，形成了“唇、舌、指、气、组合”五大类完整的演奏技法体系。1925年，冯子存与艺友组成卖艺班子，把二人台带回家乡，使这一剧种在张家口地区流传开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1927年，冯子存流浪卖艺到了尚义县，他一边卖香烟、瓜子，一边继续苦练笛子艺术。坝上风大,他就迎着大风吹笛,叫做吹“顶风笛”,如果没有极深的底气和极好的口劲是不可能掌握这个绝技的。冯子存的笛子艺术在艰难困苦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老百姓把他的笛子誉做“神梅”，送他艺名“吹破天”。

新中国成立后，冯子存先后到察北文艺宣传队、龙烟铁矿宣传队，担任演奏员。他刻苦学习乐理知识，并逐步开始了笛子曲的改编和创作，独奏曲《喜相逢》、《放风筝》就产生于这个时期。1953年，他带着这两首曲子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轰动了北京，汇演结束后，就被留到中央歌舞团任独奏演员。

冯子存是第一个使竹笛成为独奏乐器的笛艺家，中国的笛子虽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只是宫廷音乐和文人琴乐中具依附性的合奏乐器，冯子存以他华丽豪放的演奏技巧和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的笛子曲，使人们感受到了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到北京后，冯子存频频外出演出，他的笛声传遍了大江南北，也传到国外，冯子存的演奏在国外被誉为“魔术般的笛子”。

冯子存的艺术才华日益迸射出来，从1949年到1965年，他创作改编笛子曲41首，至今广为流传的也有近20首，代表作品《喜相逢》还被改编成木琴、小提琴、钢琴独奏曲，并被选入亚洲音乐教材，成为世界名曲。

冯子存1964年调入中国音乐学院，担任教研室主任，由于其教学严谨，诲人不倦，不久就被提升为副院长。他的《冯子存笛子曲选》也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专业笛子人才的工作中，他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为知名的笛子演奏家。

2004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音乐学院、北京音乐家学会联合举办了冯子存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他光彩照人的一生。

十八、民主革命中的杰出女性李健生

李健生（1908年—1990年），原名李淑娴，张家口怀安县柴沟堡镇人。

李健生的一生历尽沧桑，饱经忧患，显示出“五四”之后第一代女性追求解放的艰难跋涉。她13岁离开家乡，先到宣化读初中，后考入北京女师大附中读高中。这时候，传来了北伐战争的号角，热血沸腾的李健生毅然南下投奔革命，虽历经挫折，但她结识了章伯钧、谭平山、朱蕴山、张申府等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革命言行使李健生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迪。

1928年李健生由上海回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校时受到邓演达的接见，并加入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演达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李健生愤然带人前往国民党北京卫戍司令部，张贴反蒋标语。

1933年，李健生再次弃学南下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并与章伯钧结为连理，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她先是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抗日活动，此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投入到团结抗日的革命活动中。她先后赴武汉、重庆等地协助章伯钧联系进步人士，商谈工作，安排生活，结识了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学者、教授以及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在重庆，参加了邓颖超组织的“中国妇女联谊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她与其他同志一起成立了港九联谊会、妇女生产合作社，做了许多有利于民主革命和妇女运动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李健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她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并出访了苏联、印度、缅甸等国。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她为北京市的卫生事业也作出了贡献。1957年,李健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李健生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一、二、五届执委等职。1990年，李健生去世后，新华社的消息称她为：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赞扬她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1993年，李健生的子女捐出名人字画321件、人民币20万元在她的家乡怀安县建立李健生教育基金，支持发展教育事业。怀安县在柴沟堡镇设立了李健生生平展室，以纪念这位巾帼俊杰。

十九、山西北路梆子艺术家董福

董福（1913年—1984年），张家口蔚县城南关西人。

董福出生于梨园世家，他的父亲董瑞喜是晋剧艺人，先唱青衣，后攻花脸，因技艺出众，被誉为“盖七省”。董福9岁时，开始随父学艺，后著名生角“刀劈生”杨吉庆见他聪明好学，主动提出收董福为徒弟，董瑞喜觉得自己的技艺不如杨吉庆，就同意董福正式拜师。董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苦学文武生基本功。

父亲去世后，董福又随蔚县的花脸名角学花脸戏，并且很快就唱红了。董福扮起戏来，风度十足，每次演出，总能使人叫好。在蔚州城演出《明公断》时，董福饰演包拯，在见皇姑一场中，当他闻知秦香莲被打，愤然上场，大跨三步，举脚似山摇地动，台下喝彩声齐鸣。此后，董福唱到哪里，红到哪里，被誉为“蔚州花脸一杆旗”。

1937年，日军占领蔚县，戏班解散。董福先后到浑源、代县等地搭班，取艺名“狮子黑”。他生、净、丑并演，演技日趋精湛。后来到了绥远，改搭中路梆子班社，这一阶段加演了武生的短打戏，如《三岔口》、《四杰村》、《恶虎村》等。

1950年，董福从绥远回到山西，进了定襄剧团，仍唱中路梆子。1954年，山西举办第一届戏曲会演，董福以《劈殿》参加了会演。1956年，董福所在剧团到北京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演出，首都文艺界对董福的表演给予高度评价。著名电影艺术家崔巍说：“像董福同志这样的花脸，京剧界不是没有，但不多，就是全国，也少见。”戏剧老艺术家白云生，专门撰写文章，称赞董福“不论是脸上表情，身上的工夫，还是眼神的运用，都富有传达内心感情的表现力，给观众的感染非常强烈”。

十年浩劫期间，董福同其他老艺术家一样，受到无端的冲击和凌辱, 离开了心爱的舞台。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被请回剧团，在近古稀之年，多次演出了《访白袍》、《劈殿》、《打渔杀家》等传统剧目。同时，董福潜心培养学生，把自己的艺术毫不保留地传授下去。他一生培养了五代学生，为北路梆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1年，董福被推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剧协山西分会理事。这年2月，山西省文化局、中国剧协山西分会等单位联合举办贾桂林56周年、董福60周年、安秉琪50周年舞台生活纪念会，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专为纪念会写了“为继承和发展山西北路梆子而继续努力”的题词。

二十、投笔从戎的共和国少将柴书林

柴书林（1913年—1995年），张家口张北县馒头营村人。

柴书林1935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当年12月，发生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柴书林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担任法商学院三院学生会会长、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部长。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为了寻求救国真理，柴书林徒步40多天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柴书林认识到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也对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2月，柴书林来到晋察冀边区，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和“黄土岭战斗”，历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二十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晋察冀边区平北地委敌工部副部长。

1945年初，任中共张北县工委书记、察蒙地分委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这期间，他运用多年敌后抗战取得的军事、政治、民运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率领一支60多人的骑兵小分队，活动于张北、崇礼一带，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歼灭日伪军，为开辟察北地区、打击敌人作出了贡献。这年夏季，苏蒙联军对日宣战，柴书林受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骑兵支队去张北城与苏蒙联军会师。经过艰难的谈判，联军将张北县城交支队接管，之后几天，察蒙分委也接管了察哈尔、锡林郭勒两盟的数十旗县，坝上草原得到了解放。

抗战胜利后，柴书林任冀热察区察北专区专员，冀热察军区冀察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之后他又投身到剿匪战斗中，经常骑马率队出征，被人称为“马背上的专员”。他和察北地委、专署以及军分区领导共同指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给察北匪患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挫败了国民党借土匪之名进占察北的阴谋。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柴书林积极响应，动员父亲和亲友纷纷献地，晋察冀日报刊出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察北专署专员柴书林同志献地三千八百余亩》的报道，高度评价柴书林一家的义举。

1949年3月，柴书林离开家乡，带兵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先后任华北南下干部总队四支队副司令员，皖南军区池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柴书林任华东军区工程兵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上海市人防办公室主任、上海警备区正军职顾问等职，长期从事国防工程、人防工程建设的指挥工作，是华东地区国防工程建设的开拓者之一。“文化大革命”中，柴书林担任上海铁路军管会主任。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点名把他要来，委以建桥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的重任。铁路桥建成后，许世友设家宴慰劳柴书林。

柴书林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二十一、新中国石化工作的卓越开拓者康世恩

康世恩（1915年—1995年），张家口怀安县田家庄村人。

康世恩是我国工业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工战线卓越的开拓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康世恩正在北平高中读书，他立即投入到这一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被选为学校抗日救国会委员，事后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流亡上海。193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康世恩只身离开北平，赶往太原，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军旅生涯,曾任牺盟会太原中心区组织部长、晋绥八分区行署专员。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和榆林战役、瓦子街战役以及解放兰州的战斗，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9月，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康世恩被任命为军事总代表。1950年，被任命为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在他的领导下，玉门油矿的原油产量直线上升，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玉门油矿一直是我国的主要产油基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和发祥地。1953年，康世恩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他不相信洋人提出的“中国贫油”的结论，组建专业队伍，运用多种手段，综合勘探，整体解剖，在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松辽盆地和华北地区开展区域勘探，并发现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实现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次突破。

20世纪60年代初，康世恩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当时，国家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苏联又撤走专家，中断我国的石油供应。作为石油会战总指挥的康世恩，代表石油部党组向中央领导表示：下决心拼命也要拿下这个大油田。他亲自组织调遣各油田力量，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展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工作。康世恩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住帐篷、战严寒，带领几万名会战工人，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敢打硬拼、艰苦奋斗，夺得了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开创了陆相地层寻找大油田的先河。之后，康世恩率部南下，进入地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文革”期间，康世恩受到迫害，他顶着压力，受周恩来总理委派，到渤海破冰压井抢险，到湖北组织江汉石油会战。1972年后主持燃料化学工业部工作，千方百计增加石油、煤炭和化肥生产，组织陕甘宁、任丘石油会战，为支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78年后，康世恩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1981年，重新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1988年，康世恩从国务委员岗位上退下来后，担任中顾委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1995年4月21日病逝，终年80岁。

40多年来，康世恩转战南北，参与领导和组织、指挥了大庆等十大石油会战，亲自领导建立起海洋石油工业，关心和支持发展石油化工，对发展我国石油和石化工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康世恩一生心系石化，情注石化，逝世前最后的遗言是在纸上写了一个未全部写完的“油”字。

二十二、“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郭明秋

郭明秋(1917年—2002年),张家口涿鹿县人。

郭明秋1931年考入宣化女二师,1935年进入北平女一中读书,这一年,她结识了共产党员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郭明秋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北平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学生会主席。这一年的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推动下,北平11所大中专院校在女一中开会,宣布建立“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8岁的郭明秋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学联的其他领导人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黄华等，他们后来都活跃在新中国的政坛上。

1935年12月，为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危急关头，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市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天,郭明秋等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的共产党员率领北平6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伤和逮捕了许多学生。次日，北平市学联组织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推迟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所展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乃至我们民族英勇奋斗的不竭的精神源泉。郭明秋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二九”运动后,郭明秋无法在北平公开活动了，河北省委调她到天津工作。1936年2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到达天津,市委书记林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刘少奇秘书，郭明秋担任刘少奇的译电员。这年夏季经组织批准，郭明秋与林枫结成革命伴侣。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明秋来到延安,担任蔡畅同志秘书，1940年任中共中央妇委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东北局组织部机要秘书、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保育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工作并创办了东北实验中学。新中国成立后,郭明秋先后担任东北局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主任、校委委员兼青训班主任。1979年担任教育部顾问。

郭明秋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十三、狼牙山五壮士班长马宝玉

马宝玉（1920年－1939年），张家口蔚县下元皂村人。

马宝玉父母早逝，他和9岁的弟弟孤苦无依。1937年10月，八路军收复了蔚县城，马宝玉把弟弟寄养在堂叔家，参加了八路军，所在部队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1939年冬，马宝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二营七连六班任班长。

1941年秋，日寇“扫荡”易县北娄山地区，妄图消灭一分区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日军开进速度很快，不久把北娄山西部的狼牙山包围了。当时，山上除一团部分指战员外，还有四个县的党政机关人员和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

9月24日清晨，2500多名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向狼牙山猛攻，一团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英勇阻击，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夜晚，战斗告一段落，团长决定留下七连担任掩护任务，团主力和群众由秘密的盘坨路撤出敌人包围圈；然后由六班战士断后，七连其他战士也由此撤出。

大队人马撤走以后，山上只剩下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以及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个人。为了有效地阻击敌人，他们连夜在山路上埋设地雷。25日上午，日军以为一团主力仍被包围在山上，先是炮轰、飞机狂炸，然后大批日伪军开始向山上进攻，结果被地雷炸得人仰马翻。为了迷惑敌人，不暴露主力部队撤走的方向，五位勇士且战且向棋盘坨方向撤退。当他们发现棋盘坨已经被日军占领，便转身登上了小莲花峰。

小莲花峰三面悬崖，只有一条崎岖的小道通向山下，这时七八个日军冲了上来，马宝玉手疾眼快，一枪打倒端机枪的日军，其他几个日军也被战友们打了下去。之后，日军又发起了四次进攻，都被打退。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命令架起小炮和轻、重机枪，又集结了100多名日军，猛烈向山上轰击，马宝玉等人边打边退，快速向崖顶攀登。

太阳西斜，激战了一天的五名战士登上了顶峰。身后崎岖的山路上，敌人蚂蚁般地涌上来。战士们的子弹打完了，便搬起石头向敌人砸去，最后，连可搬动的石头也没了。这时，马宝玉对大家说：“我们决不能当俘虏，枪也不能留给敌人！”于是，五人同时将枪砸在巨石上，马宝玉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他们便疾步冲向崖边，高呼：“共产党万岁！”接着，五位勇士纷纷跳下悬崖。葛振林、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枝架住，身负重伤，幸免于难。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

1942年9月，边区政府决定把狼牙山后的五马义村改名为“五勇士” 村，并在棋盘坨顶建造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马宝玉的家乡蔚县为烈士塑像。

二十四、生动描写张家口的大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

汪曾祺是当代著名的作家。

张家口是汪曾祺“一生中很难忘的一个地方”。1958年夏天，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在这里，他干过许多农活，包括起猪圈、刨冻粪之类的重活。后来，则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给果树喷农药，1961年，他还到坝上的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和《中国口蘑图谱》。在劳动中，汪曾祺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汪曾祺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随遇而安》）。

1982年，《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共选入12篇作品，其中有7篇就是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以后还有不少小说和散文写了这段经历。《羊舍一夕》、《黄油烧饼》、《七里茶坊》、《葡萄月令》、《果园杂记》、《沽源》等都堪称生动描写张家口的名篇佳作。

张家口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他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为五个方面“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汪曾祺传》的作者陆建华指出：“张家口是因为他仅仅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而列其后，但在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张家口的无限眷恋之情。虽然提起张家口，不免想起那段令人黯然神伤的艰难岁月，但张家口的人民给予汪曾祺的教育，张家口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悠长的。”

1962年，汪曾祺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执笔创作了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沙家浜》。1979年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83年，汪曾祺再次来到张家口，与文学青年座谈，并赋诗《登大境门》抒怀：

云涌大境门，风吹大境门。

崇岭围南北，边城横古今。

占守经千载，丸泥塞万军。

欲问兴亡意，峰台依夕曛。

二十五、矿山铁人马万水

马万水（1923年—1961年），河北深县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位于宣化的龙烟铁矿是我国第一批恢复生产的大型铁矿。为了迅速发展钢铁生产，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懂矿山技术的干部和工人到矿上工作，当时在北京门头沟背煤的马万水被选中，调到龙烟铁矿。

1949年9月，龙烟铁矿掘进五组成立，马万水任组长，并负责采掘工程的技术指导。他那抡大锤打炮眼的硬工夫，发明的缓急连续打锤法等，令全组人员从心眼里佩服。在他的带领下，全组工人掀起了学习技术的热潮，劳动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同年4月份取得月进尺16.5米的好成绩，到6月份，又创造了全部手工操作、独头掘进月进23.7米的黑色金属矿山掘进全国新纪录。此后，该组被龙烟铁矿正式命名为“马万水小组”。

1950年9月，马万水小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集体，马万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祝贺马万水小组取得的好成绩，并勉励他和小组全体同志当好国家主人，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听了毛主席的话，马万水倍受鼓舞，决心再创新成绩，作出新贡献。1951年6月，在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中，马万水带领小组在巷道掘进中采用风钻打眼，人工装车运输，月进51米，再创全国黑色金属矿山掘进新纪录。1952年他用水式风钻取代了干式风钻，1953年又总结出龟裂爆破法和空心爆破法等先进经验，并在全矿推广。1955年10月，马万水小组在1080平峒创造月掘进128.5米的新纪录，第三次攀登全国黑色金属矿山快速掘进新高峰。

1960年1月，马万水小组再次创造了独头巷道月掘进435.91米的全国新纪录。冶金部在庞家堡铁矿召开全国矿山建设现场会，号召把马万水小组快速掘进红旗插遍全国矿山，实现矿山建设的高速度，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1960年4月，马万水被授予工人工程师职称，同年被有色金属矿山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也曾对他创造的先进掘进技术进行专门讨论研究。

马万水常年在煤矿、铁矿搞掘进，由于劳累过度，身体日渐不支。1961年3月，被确诊为骨癌晚期。8月12日逝世，年仅38岁。

马万水去世后，马万水小组扩建为马万水工程队，他们继承和发扬马万水艰苦创业、勇于拼搏的精神，连续18次创造全国黑色金属矿山掘进新纪录。2005年，大型党史人物栏目《永远的丰碑》介绍了马万水的事迹。

二十六、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1948年），张家口怀来县南山堡村人。

董存瑞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时，就当上了村抗日儿童团的团长，他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传送鸡毛信，监视敌人，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1945年7月，他参加了区卫队，配合大部队作战。

日本鬼子投降了，蒋介石却又发动了内战，董存瑞所在的区卫队被编入大部队，先后参加了解放赤城、延庆阻击战、攻占独石口、大胜岭等多次战斗。1947年3月，董存瑞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2月，担任十一纵队某部六班班长，随部队来到隆化。

隆化是通往承德和东北的要道，解放隆化，对于解放热河、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战前誓师会上，董存瑞接过爆破红旗坚定地说：“我们要负伤不下火线，牺牲了当掩体，死也要把隆化拿下来！”

5月25日早晨4时20分，我军以强大的炮火摧毁了苔山上的敌堡，迅速占领了这个制高点。5时，部队开始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动。董存瑞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敌人四个炮楼、五个碉堡。下午3时半，部队发起冲锋，意外情况发生了，隆化中学东北角一座桥型暗堡里，突然喷出火舌，挡住了部队冲锋的道路。接连派出的几名爆破手，有的牺牲，有的负重伤，仍未完成爆破任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拿不下桥型暗堡，部队还要遭受更大的损失。

紧盯着桥型暗堡的董存瑞，两眼迸出仇恨的火花，他猛然跳到副连长跟前，“我去炸掉它！”说着，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倏地跃了出去。敌人疯狂地射击，他的左腿负了伤，战友郅顺义甩出了手榴弹，借着爆炸的烟尘，董存瑞急速冲进了流着齐腰深水的暗堡下。他冷静地环视了一下光滑的桥壁，试着把炸药包放了两次，都滑了下来。想寻找当支架的东西，但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有。这时，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大批后续部队已进攻上来，桥型暗堡上的砖头，一块一块被垂死挣扎的敌人捅开，桥壁上立刻又出现了十几个暗枪眼。面对敌堡喷火的枪口，回头看看冲上来的战友，董存瑞大步跨到桥底中央，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猛地拉着了导火索。敌人从侧方炮楼猛烈地扫射，子弹穿过桥底，擦着衣服，但他全然不顾，昂然挺立着。他用尽力量，高声喊出了激动人心的最强音：“为了新中国，冲啊！”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堡被炸得粉碎。董存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我军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1950年9月，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为永久纪念董存瑞烈士，在董存瑞牺牲的地方隆化和他的家乡怀来，分别建了董存瑞烈士陵园和董存瑞烈士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