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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0-03-26

历史如何“无是非”？

——五评“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

曲辰

        涿鹿主管历史遗址开发与宣传的人，为了独出心裁地强加给中华民族一个蚩尤为“文明始祖”，提出黄帝、炎帝、蚩尤所谓“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编造出很多违背历史、违背科学、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中华民族的历史无是非”，是其诸多荒诞宣传观点之一。对此，任昌华先生说：“几千年来人们按照华夏族的史书为正统教材，一直把蚩尤看作‘暴虐’、‘作乱’……这显然是对蚩尤的丑化和对历史的歪曲。现在我们用‘三祖文化’的观点审视历史，自然就否定了几千年来对对蚩尤的不公正评价，推翻了加在蚩尤头上不实之词。”^①而赵育大先生说得更加直露：说黄帝战蚩尤是“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无所谓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的，谁是谁非，谁尊谁卑，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并无谁是正统该歌颂，谁是叛逆该贬责的问题。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封建正统史观、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过去对蚩尤的定性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违背了历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②

       中国的历史究竟有无是非？我以为不是任昌华、赵育大，为了独出心裁在提出个“三祖文化”，舌头歪起来一转就算的，而是要看五千年的历史事实，要以浩瀚的历史典籍作证的。

       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史、志图书是其极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虽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靠毛笔书于竹简而成典籍，不仅其产生困难，而且极难在漫长的历史上保存下来，再加上历代独裁者们编着花样的焚书，以及战乱中的毁损，中华古籍能存于现在者，兴许只占原有的百分之几。举例而言：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非秦纪皆烧”，其所毁先秦典籍数量之巨，可想而知；后汉时董卓逼献帝迁都之中，竟将国家宫廷藏书七十车焚之于道；南朝侯景之乱中，梁武帝宫中的史籍图书被焚毁者，多达十四万卷；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大兴文字狱，不仅查抄焚毁民间藏书，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又毁掉了清朝统治者不喜欢的书籍无数……即使是如此，按《四库全书·史部》所录，这万劫之后的幸存史籍尚有三万八千二百三十九卷之多。如果，再加上散存于全国各个地方的民间藏书，中华民族的历史典籍，在数量上仍然是十分可观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史志，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发明、创造、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忠实地记录了下来，传承到了今天。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延续五千年的述史制度，没有这些浩瀚的史志对历史作有系统的全面记载，则中华历史文化就很难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也很难谈甚么博大精深。说不定也会像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现象。

      中国历经五千年漫长的物换星移，风雨苍桑，人为地焚烧历史典籍，以及历代战争的洗劫，还仍然能够保存下来这么丰富的史料，能够有五千年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文字记载，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对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中华史志文化。

       中国的史志文化，是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指导下而形成的，对此，我们稍作以下分析就可知之。

       （一）述史的目的明确

         史书之作，并不是始自春秋，而是远在黄帝之时就已开始，并且定之为一项制度。述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传向后世，以为后世治国者从前人的经验、教训、历史变化、自然变化之中，吸取借鉴，总结规律性的问题，以便将治国诸事做得更好。从而，达到一个“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得失，知兴衰，辨是非，定犹豫，以便更好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百姓，福泽于子孙，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当中集中体现的，正是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就是天道、地道、人道、以时而变，人们必须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总体哲学观点。

        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记载，原本就不是为甚么人歌功颂德，而要求的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于历史事实之中求其是。因此，史书之撰，要求不仅是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广泛性历史记载，更要求述史者要不畏权，不惧势，不为亲者讳，不加仇者罪，而是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记功臣，赞贤良，辨是非，一切都做到持中以观，依实而记。对于那种杀父弑君、败坏人伦、祸国殃民、蝇营狗苟者的丑恶行径，要给予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所以，黄帝任命了史官仓颉造字述史，而鬼神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然，述史而虚美曲笔，通篇唱赞歌，便是毫无意义的空文。

         公正持中以述历史的起源之早，在古文字之造上有着明确无误的表意反映：“史”字之造，便是以“手”持“中”而为其字。今所见到的甲骨文，都有是如此。如：
^③、 ^④、、 ^⑤，至于 ^⑥，则更像执中而书写的表义。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事职也。”这是很正确的解释。因为，中即正，与公、平、中庸、执中不偏的涵义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所置，述史记事之早，在古代典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论衡》言：“仓颉……为黄帝史”；《吕氏春秋》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出”；《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国之六典”。古代史官又有左史、右史的不同分职。如《玉藻》所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就是为什么在记载春秋史事的典籍中，《左传》重记行动，《国语》重记言论的历史缘由。

      （二）史籍所记载的内容

           史籍所记载的内容方面，同样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合四维为一絷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所以，中国的史籍，不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不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其内容所载，同样是天、地、人、时四方面的记录。所谓天的内容，有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及其特殊变化方面的记载。如日蚀、月蚀、星变，以及彗星、新星的观察与发现。有气象方面风、雪、雨、雹、大旱、水灾等方面的内容；在地道方面，有江、河、湖、海、山、川、地理位置，以及各种动物、植物、土特产品的记载。有行政建置、变更，以及地震、山崩之类的记录。有风景、名胜、古迹、桥梁之建，道路修筑，河渠开凿之类的记载；在人道方面，其记载的内容就更多。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的真、善、美，假、恶、丑各种思想、语言、行为、前因后果，以及社会政治、经济、论理道德、思想文化、发明创造、文学艺术、建筑工艺等等；在时变方面，除了将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般按时间先后为序而行记载外，还要记录帝王年号的起止，各种典章、制度、法令的讨论、制定、颁布施行和废止时间，各种职官的设置、任命、职务升降等，更少不了对历法制定、颁行、修改、废止时间的详细记载。只不过，在先秦历史上，多为编年史。自司马迁以来，发展成为分门别类的综合性纪传体，更好地体现出了天、地、人、时偕而行之、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

       （三）史官之职的特殊性

        中国的史官一职，自其设置之始，就对充任此职的人员有其特殊的严格要求，并赋予其某些独特的权力。凡此，又都是紧紧围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述史，以体现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精神而产生的特殊人才、特殊品德之需而提出来的。

          第一，史官须是高级人才
         首先，史官必须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精音律、明历法、通法律、懂军事、能文章，善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贯通古今的“高级知积分子”，不然，他就不能胜任述史的工作。

           第二，史官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人
          因为，只有个人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无私，不图名，不谋利，不畏权势，不计个人恩怨，才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为历史负责，而秉笔直书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然，其笔下的史事记载，便不可能成为供后世资治、借鉴的一面镜子，反而会成为遗害于后世的祸根性文字。正因为如此，在先秦历史上，史官一般都为世袭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充任此职的。这也是造成一种从小就能接受特殊教育，从而达到博学，砺志，树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汉代以来，这种史官的世袭制被打破，而渐为以文采选用，甚至私家述史。如此，便使得一些名利熏心之徒成了史官，由此而出现了述史不实，借述史之机，抬高亲己者，贬低己恶者，甚至为了取悦于帝王，对帝王曲笔虚美和篡改史的事。班固、魏收之徒就是其例。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而言历史无是非。因为能够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史事的史官还是多数。如司马迁是为史官世家出身，其先祖在周代就为史官，后虽有间断，但到其父司马谈时又做了西汉的史官。迁少时对于作史官，述史事，并无兴趣。而是在其父的不断教诲下，才逐渐认识到史事记述的重要性，并最终继承父志，以先贤自励，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而发奋述史以成《太史公书》的。

        司马迁事汉武帝为臣，他一家人的荣辱死生，是都攥在汉武帝的手心中的。但司马迁述史，并未因此而为汉高祖刘邦讳，也不为随时可杀他、可赏他的汉武帝虚美，而完全是忠于史官职守，站在为历史负责，为后世借鉴的立场上，对于汉武帝敬事鬼神，重用方士，为追求违背“人固有一死”这一客观规律的“长生不死”，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封禅遍于全国山川，滥建庙宇于各地，候伺神仙一十三载而终未有验的历史事实，都作了如实的记录，并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史事，并不因史料不足而不述，也不为汉代多加神化而回避，而是不辞劳苦，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并“北过涿鹿”对黄帝都邑、阪泉、黄帝葬地等遗址、遗迹进行了实地考证，予以实录。特别是针对汉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编造“黄帝乘龙升天”长生不死的鬼话，就在其所记载的90多位帝王事迹中，有选择地记载了黄帝、虞舜、夏禹三个不同死因、三个不同葬地的记载，以证黄帝亦人，非能成仙。更在记述自己扈从汉武振兵释旅归途经涿鹿至桥山祭黄帝，汉武帝见到黄帝冢时，惊奇地问从者：“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以事实揭露梦求长生不死的荒唐。其对于黄帝、虞舜、夏禹葬地记载，挑选适当，文笔很妙，喻意深长：“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虞舜是“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黄帝是因地震死于地处涿鹿的都邑轩辕之丘，故只言“黄帝崩，葬桥山”。这是因为，在专记汉武帝史事的《今上本纪》中，详记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北巡至单于台后，由野狐岭入塞取道河东返都途中经涿鹿之鸡鸣泽至桥山祭黄帝的事，就自然载明了黄帝葬地桥山之所在处。

        中国的文字，在其使用之后，是与时偕行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什么新事物，就造出什么字来使用，表述历史上消失了事物之字，也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成为消亡的历史曾用文字。所以，中国文字不仅永远保持活力，而且研究中文的发展变化，可以用之以考古。中国，在秦以前的历史上没有桥梁建筑，所以，在先秦历史上也没有“桥”字被造成出来使用。所以，历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被称作“桥山”的地名。司马迁是随汉武帝“北过涿鹿”祭黄帝之际，听当地百姓呼斯山为“穷山”，他实地看到斯山东侧峰顶有一天然形成的拱型石桥孔洞，依当时已有桥梁之造，并以“乔”字而记为“乔山”的。我们依着地名学中关于历史地名的演变规律，按着商代帝王祭祀黄帝的甲骨文刻辞、《山海经》关于黄帝陵所在的记载，证之以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对夏代编造神话破坏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违规祭鲧的驳斥，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黄帝葬地之山，初以山峰上拱型石桥孔洞，得名“穹山”，后称“穷山”，秦汉以来史书载之以“乔山”，在有了木字旁的桥字之用后，才书作“桥山”的。如甲骨文中祭黄帝刻辞：

         《乙》4832条：“贞帝穹”；《乙》5321条：“戊戍卜，祐伐父用牛于穹”；《存》2·484条：“辛未卜，亘贞乎先穹“；《掇》1·488条：“己巳卜，王弜步帝穹”等。

          中文自其产生之后，走过了一条由简到繁的发展之路，目的是使一字一义的文字表义准确。同样，“穹山”是依山峰上天然形成的拱型石桥般孔洞，按“穹”指中间隆起、四周低垂的物象而得称，但穹一般是指天空，山峰与此义有其一定的差距。故后又造“穷”字专称黄帝陵所在之山，名称读音不变，“穷”字字义则表达准确了：指高极、尽头、极限。《山海经》对穷山的记载，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明确的。《海外西经》曰：

         “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 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从自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

          《大荒西经》关于“灵山”和“诸沃之野”的记载，又给穷山、轩辕之丘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明确的地理位置之证：

          “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诸）沃之野。”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灵山，在今涿鹿县东南，有东西二峰，西峰名西灵山，海拔2_·420公尺；东峰称东灵山，海拔2_·303公尺，现为涿鹿县与北京市区的界山，并为开发旅游的自然风景区；东、西灵山之间为由南向北流的灵山河，也就是黄帝战蚩尤之际令应龙筑坝蓄水、水冲蚩尤城的地方；灵山北22公里处是轩辕之丘，也就是现在所称的黄帝城遗址；古阪泉在轩辕之丘西南3公里，黄帝泉在轩辕之丘东南约300公尺处的涿水南岸，蚩尤城也就是《山海经》所记载的“凶黎土丘”，在轩辕之丘东南3公里，遗址上有蚩尤泉。轩辕之丘东北约3公里处是蚩尤墓，有东西二冢；轩辕之丘以北10公里是穷山黄帝陵所在处，当地人称之为“陵寝山”，山上存有新石器时代至元代祭祀黄帝的黄帝庙遗址，庙址经我和郑光先生调查，黄帝庙始建时奠基用石斧，西汉、北魏、辽代重修证据确凿；穷山以北的山间断陷盆地即《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诸沃之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海山”实为“海陀山”有“大海陀”、“小海陀”之分，在诸沃之野东北；《山海经》所记载的“壑山”实则为“豁山”之误书，这就是熊耳山顶上上新世的三个古河道，“在熊耳山中有三个哑口状分水岭（称达沟、辛窑子和李家沟）。它们皆曾是上新世古河道，后成为分水岭”^⑦；《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西有王母之山”也是熊耳的一部分，因其山腰有一层白色岩石，当地人称之为“白道山”。“壑山”、“王母之山”确实地处“诸沃之野”西。

        夏禹建立以国家为私有的家天下独裁统治后，为破坏古制而将他因罪被杀的父亲列入国家祭典公开进行祭祀，曾经编造成了一则荒唐的神话故事以为说辞：说是鲧被尧、舜依法处死于羽山后，欲再生而补其过，就变成了一只黄熊，向西北而行，赴穷山向黄帝之灵求救。尔后，由穷山向南行，到达灵山求十巫以药将其救活，此后，鲧就在诸沃之野（涿鹿之野）帮助百姓播种秬黍，搞蒲编而立了功。因此，鲧属于“以死勤事”者，合该祭祀。所以夏代的国家祭典之中，就不祭唐尧、虞舜，反祭被唐尧、虞舜依法处死的罪人鲧。战国时的屈原就不信这种鬼话，其在《天问》中这样质问道：

         “阻（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夏禹是受舜禅让帝位才得以掌权的，其既破坏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搞了违背黄帝之道的君主独裁制度，又仇恨尧、舜依法处死其父鲧，不将尧舜列入国家祭典进行祭祀，反编造谎言违制将其父鲧这个历史罪人列入国家祭典，更编造“天锡禹《洪范九畴》”的鬼话，大搞神道设教以愚民，用以抵制五帝时期指导国家政治的道学思想。所以，人们怀疑“三代前之文物，完全为夏禹所毁灭，以掩其不仁之痕迹。唯实物不存，若有文字之记载，亦可传实情于后世，故三代之前文字（指史料）为亦夏禹所毁灭。”^⑧这种怀疑，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历史上极难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就很难寻找。夏代编造神话以混淆史事，秦汉以来方士们为投秦皇、汉武求长生之所好，更编造了不少黄帝成神、成仙、长生不死的神话。所以，到了西汉之际，就造成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皆言黄帝史事，而汉代绅士不敢言^⑨的实际状况。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他以历史的使命感和考信实录的精神，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次“北过涿鹿”，经过对黄帝遗址、遗迹的调查，对照古史书所传，于《史记》开篇如实追记了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的史事。司马迁为了慎重，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⑩。然司马迁据古史、重考证，以其实地调查所载黄帝史迹所在，与《山海经》殊途同归，互可印证。

          第四，史官须有特殊的献身精神
          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忠实述史，除了给史官以一定的特殊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官必须具有不怕打击、报复，必要时甚至为忠实述史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史官是很多的。如：公元前548年五月甲戌日，齐庄公被其臣崔杼杀死，太史依实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对此非常愤怒，就把太史杀了。但是，太史的二弟见其兄被杀，记好的竹简被毁，便又于简上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太史之二弟同样被砍了头。此时，太史的三弟、四弟闻其两位兄长被杀，就进宫当着崔杼的面在竹简上再一次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盛怒之下的崔杼又将太史的三弟杀了。太史最小的弟弟不惧必死之祸，照例如刚刚被杀死的三位哥哥一样，提笔挥毫于竹简：“崔杼弑其君”！崔杼在杀了齐君庄公之后，还一连杀掉很多敢于哭祭庄公的大臣，可是，他在史官这种毫不畏惧，毫不退缩，毫不犹豫，坚守职责，秉笔直书事实的气概面前，最终让步，任凭史官依实记述其弑君的事实。其时，南史氏闻知崔杼连杀太史的消息后，就急忙怀抱竹简前往，准备继太史兄弟之后，当着崔杼的面照录崔杼弑君的史实，当他跑到宫门外，“闻既书矣，乃还”。

        在中国的历史上，秉笔直书史事，可以说是自轩辕黄帝之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个述史传统，正是有这些历史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株连家人的史官们，前仆后继，秉公述史，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上下五千年的珍贵史志，使后来的人们，能够从历史的兴衰中得到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知道历史的公正！惟其如此，贾谊就说：“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太史之任也。”

         （四）史志文化的历史作用

           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是一只船。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以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亦有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路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根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而任昌华、赵育大，无视中华历史典藉这样五千年科学历史遗产的事实，无视史事之载对于鉴往知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事实，无视一代代史官们考证实录、秉笔直书历史，乃至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历史事实，大舌头一转，大笔一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无是非”了！

           其实，稍具社会历史常识的人一听就会明白：说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无是非的人，就是他们要颠倒历史的是非！

注释

① 任昌华：《“三祖文化”始说》，载涿鹿县旅游局、涿鹿县“三祖文化”研究会所印的宣传册子《千古文明开涿鹿》，第21页。

②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动态》，第59页。

③ 《乙》3350，《合》281。

④ 《人》3016。

⑤ 《前》7·3·2，《合》422。

⑥ 《摭续》91。

⑦ 夏正楷、刘锡清：《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载《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4卷第3期。

⑧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⑨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

⑩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11)《左传·鲁襄公二五年》。

12)《新书·传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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