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涿鹿]曲辰著《轩辕黄帝史迹之谜》全书连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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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百姓”、“黎民”由何来？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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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百姓”和“黎民”之称的由来，我便很自然地想起为此挨棍子的事：七岁那年，我戴了顶破毡帽，穿着开花露肉的棉衣，走进村中的龙王庙里，坐到破禅房里的热炕头上，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一起，哼哼唧唧、摇晃着身子，念那用麻纸抄写的《百家姓》。就像科学家们探索宇宙奥秘那样，我也很想探索一下这本用麻纸抄写的书。 7g4M/?H}K  
    “老师！” 7g4M/?H}K  
    “晤。” 7g4M/?H}K  
    “这本书为甚叫《百家姓》呀？” 7g4M/?H}K  
    “晤？这个……”老师皱了皱眉头，“张王李赵，姓氏很多。古人以百言多，集姓氏而为韵句，编成书来教你们念，书名就叫《百家姓》……” 7g4M/?H}K  
    “哪，这么多的姓是咋来的？” 7g4M/?H}K  
    “古人留下的。” 7g4M/?H}K  
    “哪——，谁给古人留下的？” 7g4M/?H}K  
    “圣人！” 7g4M/?H}K  
    “哪……” 7g4M/?H}K  
    “乓！” 7g4M/?H}K  
    还没等我“哪哪”完，老师手里那根威严的藤棍就重重地敲在头上。这一棍，直敲得我龇牙咧嘴，打得我头上的破毡帽臭土直冒。 7g4M/?H}K  
    棍子能打疼脑壳，却打不掉头脑里对疑问的思索和探求欲望。这反而促使我想更急于知道个究竟。可是，我问遍了爷爷、父母、叔伯们，他们都说不知道。长大后，我读了点杂七杂八的书，这才明白，要说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三言豫语所能表达的。怪不得老师要不耐烦地敲我的脑壳呢！ 7g4M/?H}K  
    那么，百家诸姓由何来？为什么又有“黎民”一词与“百姓”连用？这，就得先从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图腾崇拜说起了。因为，姓的最早起源，就是这两者相结合，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演变来的。至于“百姓”和“黎民”之称，那则是在已有“姓”的基础上，经黄帝战蚩尤的历史事件后才有的。这，已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历史时代的事了。 7g4M/?H}K  
    简言之，约在距今300万年左右的历史上，古猿类进化为最初的古人类，此时的人们除了能直立行走并腾出前肢进行简单的劳动外，与古猿并无多大区别，过着原始群居的生活，  “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管子·君臣》）。故，无所谓婚姻可言，自然也无姓氏之别。此后，这些直立行走的早期原始人类，以性关系结为社会集团组织，过着集团内部的血缘群婚生活，自也不会有姓氏的产生，直到这些原始人类首先排除了长幼辈间的性关系，继而又排除了族内同辈兄妹之间的性关系，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外婚时期，姓氏的产生才有了它历史的条件。因为，只有到了氏族公社时期，才有产生图腾崇拜的可能，并演变为姓。 7g4M/?H}K  
  图腾崇拜，源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受科学进步的历史条件局限而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界各种变化、以及解释人类来源的本身而形成的。对自然界，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对于自己这一氏族的来源，或认为是某种动物的变化所致，或以为某种动植物是本族的吉祥物。如我国东牝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过去就认为他们自己同熊有血缘关系，故称公熊为“合克”，即对父系辈的最高称呼，将雌熊呼做“额我”，即对母系最高辈的称谓（见秋浦等：《鄂温克人的原始形态》及《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两文）。如此，原始社会的各个不同氏族，便会依据他们所居地域、物产以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对某种动物或植物产生一种崇敬之情，或者禁杀，禁食，或者定期礼拜，以祈求得到本氏族兴旺的目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不同的崇拜物就成了不同氏族的表记或名称：如黄帝出于有熊（谯周：《古史考》），有熊与有蟜、彤鱼两族通婚(《国语·晋语》)，这有熊、有娇、彤鱼便，有可能是图腾名称演变为氏族或部落名称的。 7g4M/?H}K  
    图腾崇拜，大约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时期，盛行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它既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不同氏族的名称。同时，也是不同氏族间血缘关系的一种标志，即具有后来的所谓“姓”的性质，用以限制血缘关系相同的人通婚。因为，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认识到这样一个客观规律：“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而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卷一），故是时不仅是一个氏族群团的人为一姓，而且这种“姓“也只能以“女生”而记，即以母姓为姓。古人造字“从女生”（<说文解字））为姓，也是这个道理。图腾崇拜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便逐渐减弱而只保留一些残余形式，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解体而终至消亡。但是，“从女生”为姓的风俗习惯，则仍然沿袭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因为姓之所得，即使到了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时代之后，也只是为了区别血缘关系、避免同姓之间通婚而已，绝无什么记世系传种接代的丝毫意思。如轩辕黄帝初随母姓姬（《说文解字》），后受封为爵，即按爵称而氏公孙；“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国语·晋语》）；尧“初从母居为姓”；舜，随母而姓姚（《史记索隐》）；后稷随母而姓骀（《吴越春秋》）……可见，那时儿子并不一定要姓父亲的姓。 7g4M/?H}K  
在国家制度产生后，和“姓”相并列的，又出现了“氏”。氏来源予官职。如：轩辕黄帝以云而命官，有青云氏、缙云氏，白云氏，黑云氏、黄云氏（《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正义引服虔说）等；太皞以龙命官职，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竹书》及《竹书笺注》）等；少皞氏则以鸟名而命名官职，将司空，司徒、司马、司寇等官分别命名为鸤鸠氏、 鸠氏、祝鸠氏，丹鸟氏、青鸟氏、玄鸟氏、凤鸟氏，爽鸠氏、鹘鸠氏、五鸠氏《左传·昭公十七年》)……故，氏和姓的来源不同，用处也不同：从母而得姓，从父而有氏，姓用以区别血缘关系而为婚姻用，氏则主要表示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用以区别贵贱。《通志·氏族略序》对此说得很明白：“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7g4M/?H}K  
   图腾崇拜、以官为姓是姓氏的最初起源，但却并非唯一来源。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有以官得姓、以国得姓、以所居之地得姓的，还不断有帝王赐姓，改姓的，也有以记事为姓的。如《魏书·帝纪序》载：“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这就是我国少数民族——鲜卑族的起源。因为，昌意是轩辕黄帝的儿子，鲜卑族自然是黄帝的后代。而“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同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就是说，鲜卑族中的拓跋一支是以记述史事为姓的，其含意就是“黄帝的后代”。有人曾写文章说《魏书》的记载是拓跋氏为表示“正统”，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作这样的附会，其记述不一定可靠等等。但，这种记述却不仅与《山海经》等古史地、民族来源、居住地域相同，而且亦为现在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7g4M/?H}K  
     姓氏起源既久且杂，但并非无迹可寻，无法考察。而是留有明显的痕迹．即使是现在亦如此，如以动物类为姓的有龙、凤、熊、貂、象、鹅、貉、兔、鹤、马、牛、羊、鱼、蛇等；以植物类为姓的有杨、柳、松、柏、花、草、林、木、梅、桂、柴、苗、桑、梧等；以山水类为姓的有山、水、江、池、石、沙、海、浦、泽、泊、河等；以颜色为姓的又有红、黄、蓝、白、黑、紫、青等；以自然现象为姓的则有云、雷、雨、闪、凉、温、热、冷、春、夏、秋、冬等；当然，以古部落和国名为姓的则更多，如唐、虞、商、周、秦、楚、卫、齐、晋、燕、鲁、宋、蔡、吴、越、魏、赵、郑、莒……  以官职为姓的有司马、司空、司徒、司寇、司工、司士、司鸿、公孙、东宫、西宫、缙、车、爽、尉……还有以所居之地而得姓的，如东门、西门、东郭、东方、西方、东野……  而拓跋，单子，慕容、宇文、律、穆，莫，窦等等姓氏，则是来源于少数民族了。 7g4M/?H}K  
  当着炎帝被蚩尤所逐逃到涿鹿，求助于轩辕黄帝共同攻打蚩尤之时，虽并非人人有姓，而是一个部落只有几姓的不同氏族群团，但作为一个部落联盟之国，其姓也就比较可观了。古人好举成数，以百而言多，故称这种有熊国的人群就为“百姓”。而将战败被俘的九黎人，则称“黎民”，以与“百姓”相区别。是时的“百姓”与后世百姓绝不相同，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总称。如《国语·楚语》载：“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而“黎民”或简称为“民”则是奴隶。他们没有姓氏，没有被选拔做官的资格。《书·尧典》云：“黎民于变时雍。”蔡沈集传：“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这里所说的“民首皆黑”，即是“墨面”之意。不过，这里应当指出：黎民是“民首皆黑”的人，但“民首皆黑”的人却并不全是黎民，因为，“百姓”也有犯法而沦为奴隶地位的，而奴隶中的黎民，或也会有因立功而改变地位为“百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变，百姓和黎民的差别越来越小，都成为被统治的平民。于是，终至将“黎民”与“百姓”联在一起，统作普通人民的一种称谓了。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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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你知道“牛鬼蛇神”一词的来源吗？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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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国，提到“牛鬼蛇神”一词，实实在在是男女老少，人人皆知的。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先荣幸地被请坐“喷气式”，尔后又被屈辱地关进过“牛棚”的人，冷不丁听到这“牛鬼蛇神”一词，犹不免引起精神上的刺激，或起一身鸡皮疙瘩，或愤怒得脸色铁青，但可悲的是，即使是曾充当过“牛鬼蛇神”角色的人，怕也多数不知这“牛鬼蛇神”一词从何而来？它原指什么？你知道“牛鬼蛇神”一词的来源吗？其具体涵义如何？如果不知道的话，让我给你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吧： 7g4M/?H}K  
        当然，人们知道，“牛鬼蛇神”一词，原出于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李贺集序》。杜牧曰：“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杜牧的原意，是以“牛鬼蛇神”之词，喻李贺所作之诗的虚幻怪诞。后来，人们就将此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了。如《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这种用法，显然已离杜牧原用“牛鬼蛇神”一词的词义甚远了。 7g4M/?H}K  
     那么，杜牧言李贺的诗怪诞，为什么不用别的词儿，而偏要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的词儿来形容呢？很明显，在杜牧看来，这“鲸呿鳌掷，牛鬼蛇神”是最荒诞、最不可信的事，而人们却偏要去那么说。可见，这些事又是在唐代就很流行的事，是人们一般都知道的事情。 7g4M/?H}K  
     究其实，杜牧所指，本为四个不同的传说：“鲸呿”，是关于鲸鱼的传说。古时，关于鲸鱼的传说很多，如晋崔豹所撰的《古今注》载：“鲸鱼者，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六月就岸边生子，至七八月导从其子还大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惊畏，皆逃匿莫敢当者。其雌日鲵，大者亦长千里，眼为明月珠。”鲸鱼既“长千里”，其口之大，其食之猛，自也可观．故古人常将大国兼并小国喻为“鲸吞”，杜甫诗亦有“饮如光鲸吸百川”之句。呿，即张口貌，杜牧所言。鲸呿鳌掷中的“鲸呿”二字，即指此种夸张得没有一点边际的事； 7g4M/?H}K  
    “鳌掷”者，即是指关于女娲的传说故事，具体所指即女娲补苍天立四极的事。《淮南子·览冥训》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杜牧所言“鲸呿鳌掷”中的“鳌掷”，即指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的事。至于接下来的“牛鬼蛇神”四字，则是指人们对轩辕黄帝与蚩尤的史事附会了。 7g4M/?H}K  
        这里，我们就重点谈谈“牛鬼蛇神”这一问题： 7g4M/?H}K  
    世上原无鬼与神，鬼神之说是原始社会的人们不能解释自然界诸多变化莫测的现象，依其原始的思维活动造出来的一种假说，并以此造字而言事。鬼字，是由图形文字中一个戴着头上有角、屁股上有尾巴的假面具舞人形状“ ”造字而来，是这种舞人图形的一种简化图。这个“鬼”字，其实与“冀”字的来源是一种历史事物——蚩尤戏。 7g4M/?H}K  
    我们从古代的有关典籍中对蚩尤的记述得知，九黎人大约为牛图腾崇拜之族，原始社会的人们讲述史事，也习惯于按某一氏族的图腾崇拜物而描绘其族，如古史料中的蛇身人首、龙身人首、人身牛首、鸟身人首之类即是例证。 7g4M/?H}K  
     我在《“冀州”一名缘何起？》一节中，已经谈到蚩尤戏中关于蚩尤形貌的装扮。蚩尤戏在汉代被称作角抵戏，还广为流行。在人们不能对原始社会时期的人们的思想意识、装束打扮、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作比较全面的、科学的解释的情况下，在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求不死重用方士的影响下，又有方士们的胡说八道，杂家著述以奇为趣等复杂情况影响下，各种杂书对蚩尤的记述也自然就越来越奇，越来越怪，述事近妖、言人类鬼了。如汉代的《龙鱼河图》言蚩尤“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到了南朝任昉的《述异记》中，蚩尤除了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之外，则又多了“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能触人”，“耳鬓如剑戟”等类乎恶鬼的怪异之状了，至于唐人杜佑的《通典》对蚩尤之记，就不折不扣地鬼怪化了，如《乐典》篇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黄帝命吹角作龙吟得御之”。蚩尤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了一个牛头之鬼，除了人们对古代历史的某种隔膜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善恶等价值观念在起作用，蚩尤作为黄帝重臣，用惨无人道的“五刑”逼迫九称人随他叛乱作恶，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动乱和灾难，所以，人们一直视蚩尤为作恶多端的魔鬼。牡牧对此种蚩尤长相的描述，当然认为事属荒诞而难信。 7g4M/?H}K  
     那么，神从何来？黄帝又如何变成“蛇神”的呢？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并进行符合科学道理的解释，认为刮风下雨等自然现象皆为天上有神所为，故对天神的祭祀极为重视。“神”字本身的形成便是极好的说明。神字，是由示和申相合而成．示字是由古代的祭天神的桌石造字而成。申字则是响雷时的闪电之形“ ”而形成。以祭天桌石加上闪电之形，就是表示天神的“神”字。 7g4M/?H}K  
     轩辕黄帝所在之族，若按《山海经》所记述，当为蛇（即后来的龙）图腾崇拜之族，如《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轩辕黄帝本为历史人物，但是，正如我在《黄帝“乘龙升天”是怎么回事？》中说到的那样，由于汉武帝好神仙、求不死，汉代方士为求富贵，多极言黄帝成神、成仙，自己又如何能与神仙交通以媚上。“上所好之，民风尤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汉代的阴阳家，道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们多以谈神弄鬼为旨趣，多将一些奇谈怪论的鬼神之语附会到黄帝与蚩尤等一些历史人物和史事中去，就连一些史地学家，也多有受此风气影响者。自汉代以后，唐朝之前的一段很长历史中，不少著作多受此影响，甚至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凡有些头脑的文人学者，对此种情况能不感到虚荒诞幻么？ 7g4M/?H}K  
    这，也就是杜牧喻李贺诗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之语的原因。至于后来，有人将“牛鬼蛇神”一词专门用以比喻坏人等，就不是本文所谈的问题了。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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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黄帝能不能指挥猛兽打仗？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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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7g4M/?H}K  
        这一段文字记述，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表述，大意就是这样：炎帝兴兵攻伐各部落方国，欲行兼并，各部落方国都因此而归附于轩辕黄帝。于是，轩辕黄帝就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德政建设以壮兵威。他教人们按东南西北中五方的不同气候，播种五谷，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并到四方去安抚、慰问人们。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教练了熊、罴、貔、貅、貙、虎六军，和炎帝在阪泉地方决战。经过三次的反复战斗，最终打败了炎帝，止息了战乱。 7g4M/?H}K  
         但是，黄帝所教以与炎帝战的熊、罴、貔、貅、貙、虎，究竟是指什么？对此，历来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争论。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7g4M/?H}K  
         一、认为这是黄帝驯服了各种猛兽并指挥它们作战。如唐朝的司马贞就引《尔雅·释兽》云：“貔曰狐。”又引《礼》曰：“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是也。”他还说：“此六者（指熊罴貔貅貙虎），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 7g4M/?H}K  
         今人袁珂亦持是说，在其所有著作中都说这是黄帝“驱赶着老虎、豺狼，豹子、人熊、狗熊……种种野兽……在阪泉之野的战场上，狠狠地向炎帝作了几次猛烈的进攻。” 7g4M/?H}K  
         二、有说这是用猛兽之名命名军旅，用以威吓炎帝的，唐朝的张守节即持此议。他说：“言教士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 7g4M/?H}K  
         三、也有人说这是太史公述史中的一种形容和夸张之辞，吕思勉先生即持如是观者。他在《先秦史·五帝事迹》中言：“教熊、罴、貔，貅、貙、虎，乃形容之词，非实有其事。” 7g4M/?H}K  
         四、现在，不少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图腾名称。如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林耀华等在《原始社会史》中都持此议。 7g4M/?H}K  
         那么，这四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比较确当呢？下面，我们 7g4M/?H}K  
就来分析比较一下。 7g4M/?H}K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的，绝对不是什么指挥或驱赶了各种猛兽打仗。当然，我们今天所养的家畜、家禽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原来的野畜、野禽进行长期驯养所来。但并不是无论什么野兽都可以驯化。如虎，豹，熊，狼之类，即使今人应用了科学办法，也还做不到将其驯化，而况在原始社会的古人？司马贞所引《周礼》服不氏者，是一种对经文原意的曲解．《周礼·小司马》中的“服不氏掌养猛兽”同“射鸟氏掌射鸟”、“罗鸟氏掌罗鸟”、“掌畜氏掌养鸟”是一样的，只是分工尽职不同而已。“服不氏”对其所养的猛兽“教扰之”，是一种象征性的作法，此盖言王教之下，天下无有不服从者，猛兽不服驯，故施以象征性教扰。正因为猛兽之不能驯化，即“不服”，故称司其职者谓“服不氏”。至于人类在战争中利用生物，虽有例证，如战国后期齐国大将田单曾摆“火牛阵”大破燕军；近代连跳蚤、苍蝇等也派过用场。但这与“指挥猛兽打仗”是特点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田单所“驱赶”的牛，是早已驯化养为家畜的耕牛，它与跳蚤、苍蝇之类一样，根本不会对使用者造成伤害。诚然，世间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智慧的运用，或许在某一天，连虎豹之类猛兽也可能会驯化犹如耕牛般的家畜。即使到了那时，亦不能依后人做到的事而言古人也能做到或曾经做到过。言黄帝驯练了各种猛兽打仗之说，盖出于对古史记述未加细考而望文生义的附会。 7g4M/?H}K  
         其次，以不可理解就言为“形容之词”予以不信，这虽省事，但终究不是个办法。古史料中，今人以今天的常识难解者甚多；如轩辕之国人皆“蛇身人首”，轩辕所居之地以“四蛇相绕”而护卫，蚩尤为“人身牛首”，太皞之官皆是各种龙，少皞之官皆为鸟，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祖，姜嫄踩了巨人脚印而生周祖等等。我们若都以其怪异难解，就断言其“非实有其事”，岂不就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很多史事都否定了？如此，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历史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更何况，新中国建立以来，大量的田野考古一再证明《史记》等书所载古史可信，对此我们又该作何解释？故，言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为“非实有其事”，也是站不住脚的。 7g4M/?H}K  
     既然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不是指挥猛兽打仗，也不是没有历史事实，那么，就只有以猛兽之名以名军旅和图腾名称这两种可能了。但这两种说法中，以哪一种最为可信，可靠，这也应做具体分析。因为，轩辕黄帝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野蛮时代行将结束、而文明时代即将到来的伟大变革时期。而作为社会变革，总是新事物已经出现，而旧事物还不可能立即消亡，新旧事物共存的时期。如姓，本来产生于母权制时代，是以图腾崇拜演变而来，一个氏族为一姓，从母以记。在轩辕之时，不仅父权制早已取代了母权制，就连父系氏族公社制也在解体，将为国家制度取而代之。但作为一种为区别血缘关系、限制同姓结婚的、以从母为姓的古老习惯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往后沿袭了很长的历史阶段。倘若我们依黄帝时期已为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时代，而将黄帝、炎帝、黄帝诸子以及尧、舜等都还“从母为姓”，说成是荒谬和不可信，就是错误的。但若按这些“从母为姓”的史事记述，而判断黄帝时期尚处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阶段，也同样就成了笑话。同样的道理，我们从古史记述资料中了解到，黄帝时期，一些部落方国已有设官分职命以官名之举，而作为尚未消亡的历史陈迹，一些氏族名称明显为图腾名，也还实际存在。而这些图腾名、官名，又同一些历史人物个人的姓、名、号交混在一起。因此，要判断黄帝教与炎帝战的熊、罴，貔，貅、貙、虎等，是黄帝命名的猛兽名称，还是原有的氏族中图腾名称，也还是只有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的。 7g4M/?H}K  
     按《左传·昭公十七年》正义引服虔说，黄帝是以云名而命官职，有青云氏、缙云氏、白云氏，黑云氏、黄云氏；《竹书》及《竹书笺注》载，太皞以龙名而名官，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同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述“黄帝氏以云纪”、“太皞氏以龙纪”等，也与有关史料记述能相互印证，是为可信。同时，还详细说明了少皞氏以鸟名官的起因，以及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 鸠氏、鸤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五鸠氏等各是什么官职。这些命名的名称，不论是以龙、以云、以鸟而命名，其共同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各以一物并不杂以其他；二是原文记载中都有“氏”字，三字一名，极有规律。这同“熊、罴、貔、貅、貙、虎”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实，这熊罴貔貅貙虎等，实为氏族中的不同名称，亦即视以图腾名称为确当。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是说他指挥了以崇拜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氏族，各又以其族徽为旗号，同炎帝在阪泉之野进行战斗的。压根就不是什么黄帝指挥猛兽打仗。 7g4M/?H}K  
     综上分析，史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有人说这些史事记述，是黄帝指挥猛兽打仗，这，除去今天为了编补4700多年前的神话而故意曲解史事外，那就该算做对历史缺乏研究的无知妄说了。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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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炎帝是“神农氏”吗？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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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珂先生将不少古代历史都新编成了神话，这故有自己的意旨所在。但有一点却殊觉惊异：老先生明明知道炎帝与神农氏本是两码事，何苦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偏要来个合二为一，硬将炎帝与神农捏合成为一尊神呢？ 7g4M/?H}K  
        诚然，由于受穿凿附会之说的影响，当今两部大型工具书《辞源》与《辞海》，都无一例外地在“炎帝”条目中作了正确的解释后，又添上一句：“一说炎帝即神农氏”，从而拖上了一条错误的尾巴。自然，在“神农氏”的条目下，也要加一句与此相对应的话。作为收录八九万条词目的工具书，要求不发生一丁点缺点和错误，那不仅是过分的苛求，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但研究历史或神话，重在研究二字上下功夫，丁是丁，卯是卯，不必与流行的说法求异同。即使是神话，即使不是搞研究，而是人们讲述神话故事，硬把铁拐李和吕洞宾说成是一尊神仙，怕是听的人也要发笑的。 7g4M/?H}K  
    炎帝不是“神农氏”。张冠李戴，说炎帝是“神农氏”，造历史疑案者，不是别人，而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与东汉的兰台令史班固。先是刘歆为拍王莽篡权的需要这么做好了，随后就是班固为与司马迁作对，故意造假。其父班彪说司马迁述史“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列传》）。你看，作为学术批评，正确也好，不正确也罢，因为各有各的是非观。何必要将别人的受迫害、遇极刑也要牵扯进去，进行幸灾乐祸的挖苦呢？ 7g4M/?H}K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操着其父的腔调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但他自己在述史中，则不仅不顾汉以前各种经典明确记述的事实，硬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炎帝称作“神农氏”，甚至还更加荒谬地说：“炎帝妃生黄帝”。于是乎，黄帝与之战的炎帝，竟一下子变成了黄帝的父亲！这不是千古怪事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史学家，还居然笔移桥山，私改汉武帝的北巡路线，躲躲闪闪，避用“涿鹿”二字……大约，其后的一些训诂学家们，亦觉班氏所云“炎帝妃生黄帝”过于荒谬，不曾接受和转述，但对其“炎帝神农氏”一语，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并转述了。按《绎史》卷四所引，皇甫谧在他所著的《帝王世纪》中，就有了“炎帝神农氏”之语。再往后，东晋的郭璞在《山海经》注释中也云：“炎帝，神农。”袁珂先生就是明知这种说法不对，却在自己所有著作中再三重复和发挥这种错误的说法的。 7g4M/?H}K  
         对于炎帝不是“神农氏”这点，我们只要稍举几点例证，就能说明问题。 7g4M/?H}K  
          一、“神农氏”我们已经说到过，它同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一样，是古人将我国原始社会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生产、生活特点作一形象的用语，用以划分历史时期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庄子·盗跖》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继“有巢氏”之后，为“燧人氏”，为发明用火的历史阶段；“燧人氏”之后，是“伏牺氏，此为发展到人工饲养家禽、家畜的历史阶段；“伏牺氏”之后，为“神农氏”，此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生产的历史阶段。故《易·系辞》载：“包牺（包同伏）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商君书·画策》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商君书》言神农用“世”，曰“神农之世”，而不言“神农之时”。同样，《史记》言轩辕黄帝用“时”，说神农时用“世”。时，即时候；世谓世代。“时”与“世”的含义区别是很大的。《史记》中“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一语，有两层含义：一是说轩辕生在神农时代；二是讲到了轩辕之时，神农时代世风衰败，诸侯（即部落或部落方国）之间互相侵伐，已经祸害到了人民。这明白无误地是将“神农氏”当作历史时期而记载的，并非实有其人。在这方面，有的古典讲得更加明确，如《吕览·慎势》言：“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太平御览》引《尸子》作七十世，都是将“神农氏”作为一个历史时代而言的。当然，十七世与七十世之间，差距很大。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依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标准来苛求古人。在考古这个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远未产生之前，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就能以“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的形象命名，作原始社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时期划分，并认为“神农氏”有十七世或七十世的漫长历史时期，这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文明发达之早、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七十世即两千年左右的时期。现在，我们通过田野考古发现：“至少七千多年以前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已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聚落遗址。”这同神农氏七十世而到轩辕黄帝建立国家最初体制（即有天下）的古代历史论断，是基本相符合的。故，炎帝绝不是“神农氏”。 7g4M/?H}K  
           二、与，“神农氏”不同，古人述史是将炎帝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记述的。如《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 蟜氏，生黄帝、炎帝。”炎帝兴于烈山，故号烈山氏。关于炎帝的历史事迹，在先秦典籍《商君书》、《庄子》、《战国策》、《吕氏春秋》、《逸周书》，《国语》、《左传》中，都有记述。即使是到了西汉之后，绝大多数史学家、训诂学家等，也都是不把炎帝视为“神农氏”的，这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有体现，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7g4M/?H}K  
           三、班固将炎帝说成是“神农氏”，如依此而说这位东汉的兰台令史、典校秘书、著《汉书》开创“包举一代”断代史先河的人不详史事，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们前边已经提到，他之所以记述历史人物制造混乱、篡改史事、笔移大山，都是为了给司马迁关于轩辕黄帝事迹的记述制造矛盾，以示司马迁述史之不实。班固将炎帝说成是“神农氏”、是黄帝的父亲，倘若人们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司马迁记述的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自然就成了儿子兴兵以伐其父，便由此而对司马迁记述史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当然，对于他这种故意歪曲史实以攻太史公的事，班固都是不会直接说出来的，他是采取了以下三种办法： 7g4M/?H}K  
     一钻空子。钻司马迁述史未点明（事实上是不用点明）的空子；钻古史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空子； 7g4M/?H}K  
     二是在《汉书》的有关《志》、《表》的释地、列名上做文章，以使人产生误会； 7g4M/?H}K  
     三是在述史的行文上使技巧。对于将炎帝说成是“神农氏”这一点上，他就是利用了古史料中容易使粗心人引起误解的两个方面：一是炎帝之兴亦以农耕；二是炎帝之子柱，亦能殖百谷百蔬；三是《国语·鲁语》中有段记述可以利用。这段记述的原文是这样的：“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杞以为稷。”有人据此而以为炎帝之子柱即为“后稷”。后稷为周之先祖，周人认为后稷之功至大，“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既祭为先祖，又祠为农神。有人即依此文将炎帝也称之为“神农”．贾逵即持此说。 7g4M/?H}K  
          但即使如此，也还是丝毫帮不了班固谬说之忙。因为，《国语·鲁语》之载，语意甚明：炎帝（即烈山氏）之兴，与其子有关，其子“柱”，能殖百谷百蔬。此为一意；接下来说：“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此谓自禹兴国之后，“弃”能以善殖百谷百蔬而继“柱”之功。故，周人祀“弃”为稷。柱与弃，事虽相类，却并非一人。述炎帝之兴，是为言柱“能殖百谷百蔬”对于炎帝之兴的重要作用。而述柱之功则又喻示“周弃”所继之重要与渊源。 7g4M/?H}K  
     关于后稷，古史不仅明载其为帝喾（高辛氏）之子，黄帝之玄孙，而且关于他得名为“弃”，还有一段故事：帝喾之妃姜嫄，在山野之中曾看见有巨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就用自己的脚去踩这大脚印，大约是想看一下这巨大的脚印比她的脚大多少吧？此后，她身怀有孕，十月期满生下一子，姜嫄想到怀孕前踩巨人脚印之事，便以为不祥，就把这孩子扔在一条小巷里。可是，过往的牛马却都绕开这个孩予走，没有被牛马踩死；于是，就又把他扔往山林中去，正好，此时山林中又有不少人，遂又临时改变主意，把孩子丢弃在一条渠水的冰上。这样用不了多久，孩子自然会被冻死。谁知事情竟很怪异：有的飞鸟落下用翅膀覆盖这个被遗弃的婴儿。姜嫄以为这孩子来历有些神奇，便改变主意，又抱回养育。因为开初曾遗弃过这个孩子，便起名曰“弃”。弃在小儿之时作游戏，就爱学大人们的样子玩“栽树”、“种谷”的把戏。及至长大，更好为农事，能因地制宜地种好庄稼。人们看见他种的庄稼好，就都按他的种法去种。尧了解自己兄弟弃的特长，就让他做农师。由是，弃的先进种植方法得到了推广，天下百姓大得其利。按帝王世系而推，弃为周王先祖，故周祭弃为稷王，史称后稷，民祀为“农神”。因此，农神“弃”是高辛之子，而非炎帝之子。将炎帝之子“柱”解释为“农神”是不对的。以炎帝之子为“农神”而称炎帝为“神农”就更没有丝毫道理了。因此，即使有人说炎帝为神农，大多数史家也不承认。如贾逵在《国语》注释中曾言：“炎帝，神农也”，韦昭即驳之：“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明非神农。” 7g4M/?H}K  
          就连贾逵，虽错误地将农神弃附会为柱，又以柱之“农神”，进而称炎帝为“神农”，也还没有将炎帝视作传说中的“神农氏”，而认为是黄帝的兄弟。其错误的注释原文是；“少典，黄帝，炎帝之先。有蟜，诸侯也。炎帝，神农也。”所以，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炎帝列在黄帝之前，称为“神农氏”，并说“炎帝妃生黄帝”，则是一种贻笑千古的述史笑话了！ 7g4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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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炎帝和蚩尤到底是什么关系？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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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帝和蚩尤，都是同轩辕黄帝打过仗的人，这在轩辕黄帝有关史迹之中，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按先秦史籍所载，炎帝与蚩尤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自汉代以后，逐渐有人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发现”，其论述和解释史事中，有使炎帝同蚩尤合而为一的倾向。果然，有种便会生苗，到了近代，这样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oM4Q_An  
    关于炎帝与蚩尤的关系问题，虽未举行过甚么专门的学术研究讨论会，进行不同意见的争鸣与探讨，但各家也都实际著书立说，充分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这种著述，又都有历史记载为依据，诚可谓有分析，有判断，言之成理，难分上下，闹得读者感到迷茫而无所从。此，大约也该算得上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之“谜”。 oM4Q_An  
    关于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oM4Q_An  
    一、认为炎帝即是蚩尤。持此论点的，可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为代表。他在《先秦史·炎黄之争》中说：“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他的根据是，《贾子·益壤》的记述：“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他以为，这同《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是一回事。认为蚩尤即为炎帝。但是，这种说法只要证之于《逸周书·尝麦解》之记述，即知蚩尤与炎帝并非一人。《尝麦解》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口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之曰绝辔之野。”吕先生对这一位被蚩尤所追逐而伐的“赤帝”是谁，感到难于解释，恰好，曾为《史记》缺篇作补的褚先生在《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所以，吕思勉先生就怀疑“赤帝”为黄帝之父了。他说：“据田千秋之说，蚩尤似即赤帝之子，然则赤帝岂即少典乎？”因为，若真要这样作解，则古史记述中的很多事情就解释不通了。如：史籍中明确记载黄帝、炎帝为兄弟，若将蚩尤解释为和炎帝是一个人物，那么，蚩尤就该是黄帝的兄弟了！这不是荒唐得不成事理了么？于是，吕思勉先生也就推理至此，只好以“书缺有间，难以质言”而做结语了。 oM4Q_An  
    二、认为炎帝为蚩尤之祖，蚩尤是炎帝的子孙．持此观点的，在当代要以研究神话传说的袁珂先生为代表。他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都是这样认为的。如在《神话选译百题》中说：“当炎帝兵败于黄帝之后，其后裔如蚩尤、夸父……都前仆后继，起来为炎帝复仇”；在《神话故事新编》中讲：“蚩尤，他本是炎帝的苗裔”；当在写《中国神话传说》一书时，则进一步肯定地认为蚩尤即是炎帝之孙，炎帝为蚩尤之祖父。如描写蚩尤的心理活动时说：“他很想把他的祖父——仁懦的炎帝所遭受的战争失败的耻辱湔雪掉，把黄帝的中央天帝的宝座给夺过来。”袁珂先生作如此论述的主要依据，是东汉经学家贾逵的话“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及南宋罗泌所言“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oM4Q_An  
    三，有言蚩尤为炎帝之子的，如我们在前边第一种说法中已提到的田千秋之语：“父子之怒，古已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事实上就指炎帝为蚩尤之父。 oM4Q_An  
当然，关于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其他说法还有，但主要以上述三种说法流行较广。 oM4Q_An  
    那么，炎帝同蚩尤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依照先秦史籍《春秋左传》、《吕氏春秋》、《国语》、《逸周书》等记述，炎帝与蚩尤为职官中上下隶属关系。若依现代用语表述，即炎帝为蚩尤的上级领导。对此，我们前边曾引证过的《逸周书·尝麦解》记述甚明，黄帝以云纪而命官，授炎帝官为“缙云氏”，并命炎帝分正二卿，炎帝便“命蚩尤宇于少暤”地方以司其职。近人说炎帝与蚩尤为一人，或云其为父子、祖孙者，盖由不解古文原意及误引附会之说两个原因所造成。 oM4Q_An  
    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即涿鹿故城遗址上，蚩尤逐炎帝自少暤（今山东）而达涿鹿后，筑城于轩辕之丘东南十里之遥以驻其兵，即《山海经》所记的“凶黎土丘”，《晋太康地理记》与《魏土地记》等所载的蚩尤城。黄帝与蚩尤交战之地为涿鹿山东北麓平野之地，故古史称其为“涿鹿之阿”、“涿鹿之野”等；黄帝与炎帝战的“阪泉之野”是在“涿鹿之野”以西的阪水河谷地带。“阪泉之野”、“涿鹿之野”，都是后世诼鹿县地。《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司马迁以亲自调查考证资料而述，区分最为详确的：言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言战炎帝为“阪泉之野”。贾谊是西汉的政论家和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且又早生于司马迁八十多年。他的政论文章提到史事，是为政论观点服务而非述史，且又不可能精细分析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遗址地望。他将黄帝战炎帝说成在“涿鹿之野”，本不算错。但若依此而与《史记》对照地名，因《新书》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战蚩尤、战炎帝俱为“涿鹿之野”，就断言“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记》……采一说，而夺一曰二，抑或后人记识，与元文相混”，则是一个释史之误。此，乃第一种错误说法产生之因； oM4Q_An  
     古代，部落首领，部落联盟军事领袖，曾以“父”为称。后来又称以“后”、“帝”。父的称呼始于父系氏族公社发展到家长奴隶制阶段．“父”字初意非指生身父亲，而是指部落首领，亦即奴隶主。其含义为“巨”、为“大”、为“家长”。“父”字之造，亦由奴隶主对奴隶施刑的形象——刺目象形而来。父字，甲骨文作“ ”，金文为“ ”此盖为甲文“ ”省“ ”而得。原始社会自产生掠夺财物的战争后，便有了奴隶主——战胜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军事领袖。也产生了奴隶——战俘。奴隶主对奴隶掌有生杀大权，为区别奴隶与非奴隶，便刺瞎奴隶的一目以为记号。这也就是《山海经》所记载的所谓“一目国”人。实即奴隶们的聚居之地。此后，小篆“父”字变为“ ”，古隶字“ ”尚可依稀而辨父字初形，至楷书“父”则无论如何亦难辨其原形为何了。 oM4Q_An  
     父字本指掌握刺奴隶之目权力的人，后为“后”、“帝”之称所代，便演变为贵族男子的尊称、美称。又借指家长“父”、“祖父”，继而更引申为一切长辈男子，如伯父、叔父、舅父、外祖父…… 是以，许慎释父曰：“巨也，家长率教者”。率教者何？率即率领，教为管教。随着时代的前进、人类社会的变革，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一类人物，到后世演变为国家君主，其称谓“父”也代之以“后”、“帝”；原奴隶主压迫下的奴隶一类人物，亦成为帝王统治下的黎民百姓。但是，作为与“父”相对应的称谓“子”字所用，还在某种程度上沿习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称民众为“子民”，帝王治下的贵族亦称之为“子”。如《左传·僖公九年》：“公侯曰子”。在古史记述上，子之所用就更多了。《春秋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的一段史料，就将颛顼、帝喾、唐尧之时的治下的有德与无德之人，都称之以“子”了：“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 、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损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又云：“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oM4Q_An  
     饕餮者，即指蚩尤。三凶者，即指共工、骧兜、鲧三人。此四者合称四凶。后汉贾逵将“饕餮”解释为“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缙云氏，是炎帝的官名，炎帝姓姜，这都是对的。但将“缙云氏有不才子”中的“不才子”解释为“炎帝之苗裔”，则属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说。关于蚩尤为炎帝之子、或孙子等说法，都源于此。所以，也都是错误的。这与不能将“八恺”、“八元”解释为高阳及高辛的儿子或儿孙一样。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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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黄帝和炎帝是不是亲兄弟？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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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自称黄帝子孙，又称黄炎后裔或黄炎子孙，为什么？因为，黄、炎二帝本为亲兄弟，又共同为肇造国家制度，推动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历史的进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oM4Q_An  
    黄帝和炎帝，历史记载中都说他俩是亲兄弟，黄帝是哥哥，炎帝是弟弟。如《国语·晋语》载司空季子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西汉的贾谊在《贾子·益壤》中说：“黄帝者，炎帝之兄”。在《制不定》篇又进一步明确道：“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高诱在《淮南子·天文训》注释中，也说“炎帝，少典子也”。这，与贾谊之说，司空季子之语又都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后世间很多学者都相信黄帝和炎帝是同父母的亲哥俩，而很少有所怀疑，只是，人们搞不清古代历史上的这亲兄弟为着什么原因闹翻了脸，在阪泉之野开兵见仗，杀了个天昏地暗。于是，就陷入了种种猜测之中，而始终未弄明白。 oM4Q_An  
     那么，黄帝和炎帝究竟是不是“同父母”的亲兄弟呢？如果当你细心地研究一些有关的古史记述材料，便会感到黄帝与炎帝为“同父母”亲兄弟之说难以成立。首先，黄帝和炎帝绝非同母所生。此有以下两点可以证明： oM4Q_An  
     一、《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河图稽命征》载：“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张守节在《史记正义》注中，引《舆地志》云：“帝轩辕氏，母日附宝。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而生黄帝”。《稽命征》之类，属于以古典史志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的纬书，其黄帝之母郊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感而孕生黄帝之类怪诞语，自不可信。然其重在稽命，倒必附于史实，方能使人信其稽命之言。从这一点上说，黄帝之母名日“附宝”，当有所本而不必多疑．而炎帝之母却不是附宝而名“女登”。《帝王世纪》载：“炎帝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司马贞在《史记·补三皇本纪》中言：炎帝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又，据《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春秋纬·元命苞》云。“少典妃安（安当为“女”字之误书）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而生炎帝。此，为黄帝、炎帝并非同母之一证。 oM4Q_An  
     二、黄帝与炎帝本非一姓。《国语·晋语》载司空季子语，说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纪》、《尚书正义》等亦说之相同，唯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 纪》中，按轩辕封公之称为姓，曰；“姓公孙”。既然黄帝与炎帝得姓不同，就足证非一母所生。黄帝之时，母权制的氏族公社制度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形成并长期实行的“从母为姓”，以别婚姻，作为一种社会风俗习惯则依然存在。《国语·晋语》载，黄帝有子25人，其中14人分别依母得姓12。《尚书正义》、《史记索隐》等言尧、舜皆从母为姓，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黄帝与炎帝非同母所出，而为一父所生的同父异母兄弟。 oM4Q_An  
     我在本书第一版中，说黄帝和炎帝不见得是亲兄弟，是个错误的认识，此后，我在《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中就此作了自我批评，此书修订再版，我特别申明，更正先前的错误认识。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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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黄帝时期有“诸侯”吗？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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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侯，是对古代天子分封的各小国国君的一种统称。商代，已有分封诸侯之举，但大批分封诸侯王，则是西周的事。周武王灭商之后，在商代分封诸侯的基础上，作了大规模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分封诸侯以维护王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周初，分封王室的兄弟叔侄等同姓贵族、异族、亲戚及元老重臣等所建的诸侯国，共有71个。诸侯，对上服从天子的统一政令，向天子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及服役的义务；对下，亦同样分封卿、大夫等类似国家设置的百官，以统治其受封国的人民。周代以后，有些朝代也封过一些诸侯王，但都接受周代因分封诸侯而造成群雄割据、分裂国家的历史教训，一是分封诸侯规模小，二是诸侯王的权力不大，其受封之“国”，事实上只作为诸侯王食税赋的一个地盘罢了。 oM4Q_An  
    这就是说，在我国，商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什么“诸侯”的。但是，《史记·五帝本纪》又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这里所说的“诸侯”又是指的什么呢？ oM4Q_An  
    这，是太史公述史中，在追述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即将产生之前的史事时所用的一种特殊表述用语，即借用后世的诸侯之称，类指国家即将产生之前的部落方国。 oM4Q_An  
我在《黄帝战蚩尤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一节中，着重从古史记述和文物考古两个方面，谈了私有制的产生是战争发生的最初根源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并指出，黄帝战蚩尤，即是这种氏族间为掠夺财物而引起的战争的继续和升级，最终形成国家制度的雏型过程中，在设置百官司治地方中，属臣反叛和平叛斗争。那么，这种私有制产生之后，并由此而引起的氏族间为掠夺财物的战争是怎样继续和升级的呢?这就是我们在谈黄帝时期有没有“诸侯”的时候，需要重点分析和阐明的问题了。 oM4Q_An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变革，亦同其他事物一样，是渐进的，是有一个孕育、产生、继续发展，直至升级跃变的漫长历史过程，而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亦如此：即私有制的产生，导致氏族间发生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斗，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战争。这种战争，我们也称之为氏族间的械斗。由于这种械斗是经常发生的，各氏族间为着进一步掠夺他族，或者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财物，氏族中最初就依通婚的血缘关系，以及相邻的关系实行联合，这种由两个以上的氏族所结成的具有军事性质的社会组织，即是部落。部落通常是有自己固定的生活地域、以及部落名称的，其生产，生活方式、语言及风俗习惯等，也都相同。由是，原先氏族间所发生的为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械斗，便变成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 oM4Q_An  
    同样，为着攻击别人和保卫自己的目的，部落与部落之间，又会进行联合，结成一个个的部落联盟。而这种以军事组织性的区域性部落联盟，不仅在地域范围上较之于部落要大得多，而且，它也必然要有一种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和议事制度，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术语，这种制度即为军事民主制，这种部落联盟的组织领导机构，不仅对外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发动战争，对内也有赴理民事、掌管祭祀活动和组织生产等职能。因此，它也就具有一些国家性质的原始形貌。在今天，我们似可将此种已初具某些国家性质的，割据一方的区域性相对稳固的部落联盟称之为部落方国。而这些部落方国，正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一种特定历史产物和形式。这种部落方国的领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必然要互相侵伐，以达到兼并的目的。于是，在这种长期的军事兼并过程中，军事首领们的权力必然会不断得到提高和加强，某些初具的国家性质也会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伴随着部落方国之间兼并性战争的加剧，它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也越来越深重，一场具有伟大历史 意义的划时代社会大变革势在必发。轩辕黄帝生当其时，于是便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在此形势下，一些部落方国的领袖们就都来服从于他。之后，他又由战蚩尤、败炎帝而认识到：臣属拥兵可以发动叛乱，就是亲兄弟拥有重兵，也会发动争权之战。对周围大大小小拥兵独立的各部落方国不加征服，消除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会随时有战争隐患。于是，他就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铲除除战争根源，对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江淮，北逐荤粥，最后合符信于鬴山，邑于涿鹿，终予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oM4Q_An  
    太史公依各部落方国长期割据一方，互相侵伐的一些特点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混战相类似，就借“诸侯”一词进行表述。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只不过，原始社会的部落方国并没有哪一个天子来分封，其性质与诸侯亦有一定的区别，在我们今天看来，用“诸侯”一词称部落方国，是容易引起人们在概念上的混淆的。 oM4Q_An  
    对于原始社会末期，国家产生之前的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过一些具备了某些国家性质的部落方国、并有过部落方国间兼并的问题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证据中得到证实： oM4Q_An  
    一、古史料对部落方国的记述很多。如《国语》、《左传》，《山海经》、《帝王世纪》、《古史考》等书所记，就有“有熊国”、“有蟜国”、“白民国”，“羽民国”、“犬戎国”、“毛民国”，“西陵国”、“无怀国”，“钉灵国”等等。这些，虽不能都言其实有，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记述给我们透露出了一些古代部落方国的信息。 oM4Q_An  
    二、考古学中不同文化类型的显示。以我国华北为例，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历史上，考古发现证明，存在着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下游及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和辽宁、内蒙与河北交界地带的红山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就仰韶文化而言，在文化特征上，亦存在着不同地域的明显差异，大致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后岗、大司空等不同类型。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则逐渐趋予一致，不仅华北的黄河流域基本上为龙山文化，就是长江流域乃至华南，虽可分为山背、石峡等诸种文化类型，但其器物也明显地受龙山文化的影响，与龙山文化有着某些明显的共性特点。这种文化面貌上由明显区分到趋于一致，就反映了古代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即有若干部落方国的区域性割据通过兼并而实现统一，出现国家制度。 oM4Q_An  
    三、具有国家性质的古遗址的发现。在辽宁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了类似北京天坛、太庙、十三陵那样的坛、庙、冢群遗址，其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里。其祭坛遗址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型丘址和方型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的主次之分；在神庙遗址发现有造型艺术较高的女神塑像；就连积石冢群，其布局也有着明显的主次之分。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这处遗址的发现，证明5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型的原始文明社会。并认为这个发现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的线索。 oM4Q_An  
    其实，这就是部落方国治所的遗址之一。在中华大地上，这样的遗址肯定会有若干处，只不过我们在考古工作中还尚未进一步发现而已。 oM4Q_An  
    综上所述，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用的“诸侯”一词，即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制度产生之前的部落方国之指，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oM4Q_An  
oM4Q_An  
oM4Q_An  

曲老对史学的孜孜不倦，执着探索，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精神令晚辈由衷敬佩！

引用第37楼大雨bh于2011-10-16 20:18发表的 : oM4Q_An  
曲老对史学的孜孜不倦，执着探索，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精神令晚辈由衷敬佩！ oM4Q_An  

oM4Q_An  
oM4Q_An  
先生不要这样说，我已经说过：当初躲开了文学搞历史，不研究近古搞远古，实在是被政治搞怕了，想躲政治！ oM4Q_An  
oM4Q_An  
谁能想到这政治又无处不在，凭空跑出些荒唐事来找我的麻烦，我是不得不表态，不得不坚持呀。 oM4Q_An  
oM4Q_An  
搞了一辈子了，想后悔，想改行，也是不行了。只好就这样，走完自己的人生路。因为，我这一生都说不了假话！ oM4Q_An  
oM4Q_An  
——你看看，我的著作是批了古人批现代人，我点名指李一氓错误时，他还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原稿没有“同志”二字，因为我不是党员。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劝我加上“同志”二字。我是个到处惹人不待见的主！ oM4Q_An  

oM4Q_An  
oM4Q_An  
          二十三、黄帝为什么战炎帝？ oM4Q_An  
oM4Q_An  
oM4Q_An  
            轩辕黄帝之时，按史书记载，其征伐之事虽多，但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战役，是同蚩尤进行的涿鹿之战，以及同炎帝所进行的阪泉之战。 oM4Q_An  
        黄帝同蚩尤之间的战争，我们已经说过，它是原始社会部落间掠夺性战争的继续和升级，是部落方国向完全的国家制度发展过程中反叛与巩固政权的平叛之战。那么，黄帝同炎帝所进行的阪泉之战，其起因又是什么呢？其战争的性质与战蚩尤又有什么区别呢？对此，古代典籍多只记事，而很少谈及起因。只有《史记》、《国语》、《贾子》等书说到过，但细加考较，则又都不足信。故，此亦一谜。 oM4Q_An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史记》所言．《史记·五帝本纪》 oM4Q_An  
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记载若孤立地看，似乎于理尚通，但若细加考究，则觉其殊为不确了。因为，这个记载与《史记》之前一些书籍的记述，有明显矛盾之处： oM4Q_An  
     例如《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此是将黄帝、炎帝记述为同父母的亲兄弟的，早生予司马迁六七十年的西汉政论家贾谊也持此说。《贾子·益壤》言：“黄帝者，炎帝之兄”；《制不定》又语：“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我们的考证虽认为黄帝、炎帝不是同父母的兄弟，但他们是同父异母兄弟，这是无可怀疑的。且他们同为有熊部落方国的行政首领和军事首领，曾共同对蚩尤作战。对此，《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述可证。《尝麦解》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西）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之曰绝辔之野。”这个记述，不仅说明炎帝被蚩尤追杀，从山东逃回到涿鹿而向黄帝求援，而且自然是联合起来同蚩尤进行战斗的。同时，也证明黄帝战蚩尤在前，而战炎帝在后。所以，《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述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的先后上有误，而且作为亲兄弟关系的黄帝和炎帝，仅仅因为“炎帝欲侵陵诸侯”就开兵见仗，自相残杀，这种解释的可信程度也不大。 oM4Q_An  
         其次，《国语》等书虽也有关于黄帝与炎帝之间发生战争的解释，却又都流子附会，难以尽信。如《国语·晋语》载司空季子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此处，“二帝用师以相济”，指阪泉之战。“济”字，当为“挤”字之误。挤，即互斗以灭之谓。此，是以“德”之不同而作解；《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制不定》又说：“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此为以“道”不同而作释。其他书籍，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对黄帝和炎帝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虽解释的角度不同，但都未出了什么“道”与“德”的老套套。 oM4Q_An  
          为什么说胥臣臼季和贾谊的解释都是附会之词呢？ oM4Q_An  
           一，胥臣臼季说姓氏不同是道德不同的缘故，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姓，起源子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得之于图腾名称，用之于限制血缘相同的人结婚。因为古人在长期的婚姻实践中认识到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当黄帝之时，父权制虽早已取代了母权制，但作为限制近亲通婚所用的姓，仍然沿袭母系社会所形成的“从母为姓”的旧习惯。黄帝是有蟜氏（实为“西陵氏”）之女附宝所生，炎帝是有娲氏之女女登所生，两人各以母得姓，自然姓氏不同。就连黄帝的儿子25人，其中得姓者14人分别为12姓，盖也因沿袭从母为姓所造成的结果，压根就不是什么“异德之故”。以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则用兵相挤，互斗以灭对方的说法来解释黄帝与炎帝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是在错误立论的基础上又作错误的推理。这样得出的解释性结论，岂不与历史实际相差十万八千里？ oM4Q_An  
           二，道与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道，原指人们行走的道路，后借指为人们办事和事物变化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德，与道含义相近，指人们对于事物变化客观规律的认识，并以此提高自己的修养而有所得。道德之说，是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不断更新其内容的，故，道德标准便会依时代不同而有所异，它绝不会永恒不变。此，诚如古《易》所论之理：“穷则变，变则通，通赙久”。否则，道德之说便会因僵化不适时代之需而消亡。因此，用后世的道德观念去解释古代历史人物的思想行动及史事，其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法。试想，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食物缺乏而不能保障人们的生存，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世界上普遍发生过食人之风。身体强壮的年轻人杀死并食用丧失自卫能力的老弱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使老年人经受饥饿的恐怖是更加可怕的事。”（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那时的人们以其原始思维方式认为：一个人被杀，其灵魂并不死，而是帮助他离开了那受罪的躯体，又另外转生去了。这，用文明社会中的道德规范，能解释通吗？再如，从奴隶制社会开始，就产生了杀死活人用以祭祀鬼神的事，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天神和祖宗的大敬，是礼仪之举。到后来，又发展到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死了，也杀死其亲属、从人、奴隶以殉葬。《墨子·节丧篇》言：“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在今天看来，其凶暴残忍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时的社会中，却是作为一种礼仪制度去实行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能以后世的道德标准去解释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的思想行为及史事的。 oM4Q_An  
      三、《国语·晋语》中所载胥臣日季之语，原非述史，而是以古代史事去论那时的“今”，即取古史有用之事讲一番他认为的“道理”，用以劝说逃亡于秦的重耳纳其亲侄子围之弃妻怀赢的。由于有些古史书记述黄帝、炎帝为亲兄弟，又因他们因以母得姓而姓氏不同，臼季就按他的理解、说法，说那姓不同是“德”不同的缘故。德不同，便相仇杀，故有阪泉之战，然后以此喻重耳与子围虽为伯侄，但各自的“德”不同，则子围（时已即位为晋怀公）犹“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自古，凡取古史之事以论时政者，往往有重论理而轻史实的倾向，与当时之“道”近，而去古史事实远。臼季之语如此，西汉政论家贾谊之话亦如此。何况，臼季与贾谊之论中的“异德”，“无道”之类，都是无实质性具体内容所指的空泛之词。且不说其解释史事的说法本身已不符合历史事实。就是其所论不错，因无事实为据，亦本不足信。 oM4Q_An  
         那么，说来道去，黄帝与炎帝之间到底为什么发生战斗呢？它与黄帝同蚩尤之间的战争有何性质上的区别呢？虽然，对此古史未有确载，但是只要我们依古史书所载情况做具体分析，也是能得出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的： oM4Q_An  
          首先，按我们对古史料的记述分析，黄帝、炎帝是为同父异母兄弟无可怀疑； oM4Q_An  
          其次，依《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述，黄帝、炎帝曾联合对蚩尤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黄帝战蚩尤在前，战炎帝在后； oM4Q_An  
          再次，证之《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之事，据之于黄帝战炎帝乃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前夜之实，则可判断：炎帝兴兵于诸侯，矛头实指黄帝，其起因在于夺位；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其结果当为制止部落方国的内部分裂，因为，纵观历史，凡对外发动的掠夺性战争，或者为着军事兼并之目的，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兄弟相残的事情。而争权夺位，则子杀父、母鸩儿、兄弟相残杀的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如果，在轩辕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最终以“涿鹿奋战，区宇以宁”，肇造国家，开创中华文明历史的功绩而论，则战蚩尤、战炎帝，是为建立国家制度中的奠基礼，以此为鉴，用战争的手段消灭战争因素，一统神州，合符鬴山，定都涿鹿，则是国家制度形成的竣工仪。 oM4Q_An  
     最后，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黄帝经》，对于黄帝与炎帝的关系，对于黄帝为什么战炎帝，对于为什么战蚩尤而杀，战炎帝而不杀，过后仍使其受封“缙云”之官而主政南方，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oM4Q_An  
     《黄帝经·称经》中有这样一段话，黄帝说：“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楯，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这段饱含着复杂情感、左右为难、乃至呼唤逝去的先神，“胡不来相教顺弟兄”的痛楚之语，正是在阪泉之战问题上发自心灵深处的悲愤之情。接着又言“毋借贼兵，毋裹盗粮。借贼兵，裹盗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施。”倘若我们再联系到《归藏》、《逸周书·尝麦解》记载的蚩尤发动叛乱，“登九淖，伐空桑”炎帝不战而一路从山东逃回涿鹿的史实，则这蚩尤之叛，或正是炎帝暗地策动而所演的双簧，目的就是要夺黄帝的权。这“借贼兵”者，正是炎帝，黄帝平叛镇压了蚩尤，炎帝就赤膊上阵了。可是，臣属叛乱，让他身首异处，亲弟举兵发难，战而使其败后，非但不杀，过后还要委以重任，让其治理地方。这就是对不同战争制造者的不同处理。 oM4Q_An  
     我的结论：黄帝战蚩尤在先，战炎帝在后；战蚩尤为镇压属臣叛乱，战炎帝为制止争权性质的内部分裂；对臣属叛乱可以镇压、杀死其首领；对弟弟搞争权分裂，则战其失败之后，还要给以出路。这就是“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的不同之处。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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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炎帝为火灾”吗？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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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谈国家文明历史，人称黄帝为始祖；论史事依据，则涿鹿两战垂古今。然而，有关炎帝的记载在正史记载中很少，于杂说甚多，诚可谓杂七杂八，奇异怪诞。在这方面，比之于蚩尤传说之怪，也毫不逊色。读之，当令人瞠目。思之，实难禁人摇头。倘若以史迹之谜的特点而言，炎帝史迹之谜多集中表现在一个“火”字上： oM4Q_An  
    《淮南子·天文训》言：“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兵略训》又云：“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东汉的高诱在注释中称：“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 oM4Q_An  
    《吕氏春秋·荡兵篇》记：“兵所自来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此，亦言炎帝用火。 oM4Q_An  
炎帝既为“火灾”，连其女也跟着遭殃。《太平御览》引《广异记》曰：“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正月一日衔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鹊，或女人。赤帝见之悲恸，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 oM4Q_An  
      瞧，炎帝一会儿是“以火德王天下”，一会儿又“为火灾”被黄帝所擒，一会儿则火焚其女，使之“升天”，可真是跟“火”结下了不解之缘！《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国国君朝于鲁昭公时，鲁昭公出于好奇，曾问及郯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解释中曾说过一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的话，于是，服虔便不知从哪一处肚肠中搜刮出了一套炎帝分官的名称：“炎帝以火名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见《春秋左传》孔颖达《疏》引）。 oM4Q_An  
      炎帝不会是“火灾”，其女不会成仙变鸟而被炎帝火焚，就连其“以火名官”也绝然不会如服虔附会的那样，有什么简单的西火、北火，大火，中火之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问题只在于：凡附会之说，也必有所本，然后才能依附其本，发自胸臆，把本不相干的事穿凿起来。道家、阴阳家、小说家们据史事而立己说者，莫不如此。那么，像“炎帝为火灾”之类的附会之词，究竟是依据了炎帝的什么历史事迹创造出来的呢？其实，这事在今天看来实在平常。此“谜”一经说破，不仅会使人因恍然大悟而不免失笑，同时也会使人们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明白古史记述中的很多难解之处，知道那些附会之说是如何附会而又附会得多么拙劣。 oM4Q_An  
     关于炎帝史迹诸种谜团，包括炎帝的称号，所兴之地等等，其实只是因一件事而起，即炎帝在未兴起之时，曾于熊耳山和龙门山上焚林垦荒，按其原始的刀耕火种之法，进行农业生产。其子名柱，也由此而善殖百谷百蔬，后曾做官为“农正”。 oM4Q_An  
    炎帝焚林耕种之处，“四周岗阜围合，俨如城郭。中为平地，田可四顷”(《保安州志》)，故又名“四顷地”。此，实即地质学中所称的洼蚀盆地。龙门山两蜂对峙，其间一峡，浑如天门，有清泉自峡中涌出，经龙门飞流而下，凡三叠而成奇景，曰“龙门叠翠”，为古涿鹿八大奇景之一。 oM4Q_An  
    焚烧山林，其火自很猛烈，故，是山得名“烈山”。烈，为烧，如《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烈，当火势猛解，又引申为猛烈。例《尚书·舜典》“烈风雷雨弗迷”；烈，作功烈业绩释。犹《国语·晋语》云：“君有烈名，臣无叛质”；焚烧之火为炎。“炎”字，甲骨文作“ ”，金文为“ ”，小篆亦无多大变化，书为“ ”，像火焰上升之貌。炎当极热释，如炎日、炎夏。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位焚山林的农耕者，得名“炎帝”。炎火自是赤色，故又曰“赤帝”，号日“烈山氏”。史载其“本起烈山”，又云其“兴于熊耳、龙门等山”（《史记·补三皇本纪》）。又有人以其农功，称其为“神农”，以至于与传说中象征农耕阶段历史的“神农氏”之称合而为一，混淆不清…… oM4Q_An  
     古人认为南方炎热，夏季炎热，故五行之中南方为火。古人有以五人帝配祭五天神的郊祀之制，遂以炎帝配天神赤帝赤熛怒享祭。后人将此制记于《札记·月令》之中，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便摘录祭五峙之辞入《天文训》中，有了“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之文，在《兵略训》附会出“炎帝为火灾”的谬说，以及《时则训》中更为荒唐的穿凿：“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自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的杂家著作，战国时期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亦然。只不过，《吕氏春秋》在胡说八道方面还没有像《淮南子》那样走得远罢了。既然史志载轩辕黄帝有土德之瑞，那么凡古代帝王都该定下个什么“德”才是。以至于后世帝王为定自己一个什么“德”，是“水”？是“火”？……也还要邀集大臣，开一个高级会议研究讨论一番，秦汉之际此事不少。在此种形势下，著书立说谈炎帝，自然要说他“以火德王天下”了。 oM4Q_An  
     烈山之田400亩，炎帝烧山而垦，舜也耕种，《国语》记“烈山”，《礼记》作“厉山”，《史记》记舜耕，书为“历山”。历山之上，古有尧庙、舜庙。其规模、形制，今见其基址与桥山黄帝庙址一致；历山之下古城是为舜都；城中有泉涌出，曰潘泉。流水出泉之外称妫水；故汉代重修后称“潘城”，置潘县；唐初置妫州及怀戎治所于斯城。后被大水冲毁之后，即武则天当女皇帝时将治所迁往清夷军城。《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县城，城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舜庙”；《水经注》记协阳关水北流，“经潘县故城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予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据〈魏书〉载，北魏皇帝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濬，分别于公元400、415、419、422、428、460年到历山祭尧、舜庙。《辽史》载：圣宗耶律隆绪于统和“十三年八月壬辰，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是时，“奉圣之黄帝祠，儒州之舜祠，并得修缮”（毕沅：《续资治通鉴》）。现在，烈山之上的庙宇只剩下遗址及柱础石，山坡只留下历代修庙后推下的一米多厚砖瓦覆盖层了。至于烈山北面的旧庙砖瓦，大部分则变成了四顷梁村农民的猪圈围墙了。现在，四顷梁的村民只知地名“姚家沟”、“姚家坟”，却不知姚重华是什么人了！ oM4Q_An  
    在我国，历史悠久，不虚。文明发达很早，亦实。古代典籍颇丰，更确。但，历代都要出一批专搞舞文弄墨的穿凿附会“学者”，而秦汉以来的道家、阴阳家等等，尤甚！舜之事迹，史书有专载，舜居之城、舜耕之山，不仅史地著作有载，实地有庙，历代修缮，帝王祭祀，尚且被附会到了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安徽、湖南……何况炎帝，其史事并无专载，《史记·五帝本纪》中，也只是在记述轩辕黄帝史事时，因事而提到其人。其史事焉能不被三教九流去附会、去臆说、去曲解乎？ oM4Q_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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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国的古代典籍记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考古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在轩辕黄帝战蚩尤、战炎帝、逐荤粥、建立区域较广、制度较为健全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前，中华大地上曾存在过一种由掠夺性战争引起并逐步形成的、具有某些国家性质的部落方国。轩辕黄帝正是在通过战争的军事手段，实行了一系列兼并之后，才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的雏型。但是，由于历史上受文字发展情况等诸种条件的限制，未能留下来更为原始的文字性记载资料，使我们无法了解到那一历史时期关于部落方国方面的确切历史情况。《山海经》成书年代较早，亦记述了不少古史地方面的内容，如古国名及地理方位等，但由于它属古代大祭山川所用的按图作解的注释性著作，当出于巫家之手。故神巫鬼怪色彩很浓，为治学审慎严谨的史家所不用。但我发现，透过其某些故作神秘怪异的神巫色彩，其所记一些古代史地内容倒还是大体上比较准确的。在这方面，《山海经》的记载倒远比汉以来一些杂家著作可靠得多。《山海经》一书的《西山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中，都有关于“轩辕之丘”、“轩辕之国”的记述。“轩辕之丘”即古史书所言的“涿鹿之阿”，为轩辕黄帝所居之地。“轩辕之国”即是轩辕未经“涿鹿奋战”以建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国家之前所领导的部落方国，或即其出生所属的“有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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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珂先生说轩辕黄帝是“一个大神”、“是中央的天帝”，黄帝所建的国家是“神国”，他所在的国度当然更是“半天云里的神国”了。袁先生新编历史为神话的主要依据就是《山海经》。那么，我们就依《山海经》所载，看一看黄帝所在的神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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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海外西经》的记述。《海外西经》是由南往北而行记述的。其顺序为：灭蒙鸟 夏后启 三身国 一臂国 奇肱国 女祭女戚 骛鸟 丈夫国 巫咸国 女子国 轩辕之国 白氏国 肃慎国。其记述“轩辕之国”的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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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之国……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天（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龙鱼陵居其北……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两千岁。肃慎之国，在白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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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慎，即春秋时期的山戎，世居我国东北。秦以前被称作肃慎，汉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之际称靺鞨，辽时称女真，曾建立金王国，自努尔哈赤改称满，即今天的满族，曾建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清王朝。肃慎国者，即肃慎之族所居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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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山海经》所记，在“肃慎之国”的南面，即“白民之国”。白民，即春秋时期的白狄，约居于陕西，山西北部地区，其中包括鲜虞、肥、鼓等部。白民之称，系因其民喜穿白衣而得。郭璞注云：“言其人体洞白”。高诱在《淮南子·坠形训》注曰；“白民白身，民被发”。被发者，披发也。按《山海经》所载，白民之国有乘黄，则也可证“白民国”的大致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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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乘黄”？乘黄者，盖即人能骑乘之黄色皮毛之畜也。“其背上有角”者，非骨质之“角”，而为肉峰之描绘。乘黄即是北方草原的骆驼。至于骑乘了骆驼就可以得寿至两千岁，不是巫家的少见多怪，便是故弄玄虚而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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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段经文，证明“白民之国”以南的“轩辕之国”，其地理位置是在今山西，河北两省之地。对此，《山海经·大荒西经》之载，也可与之相印证。《大荒西经》的记述顺序为：不周负子（即不周山） 淑士 栗广之野 石夷 白氏之国 长胫之国 西周之国 先民之国 北狄之国 芒山 桂山 榣山 丰沮玉门 灵山 有沃之野 轩辕之台，……直至昆仑之丘。这个顺序是先从青海之北顺内蒙古草原地带往东北大兴安岭方向记述。自“北狄之国”其经文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处“北狄”者，是指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鲜卑族。所谓“北狄之国”，即鲜卑族所居地域，即今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对此，有两个方面可证：一是史料，二是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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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魏书·帝纪序》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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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段史料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黄帝之孙、昌意（嫘祖所生）之少子受封于北地，因鲜卑山为号而有鲜卑族的名称；二是鲜卑族中拓跋一姓本由纪事而得，其意即黄帝的后代；三是载明黄帝的后代至始均，重又入仕于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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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证明《山海经》此处经文所记“黄帝之孙日始均，始均生北狄”是正确的．只不过，“黄帝之孙”的“孙”字，不能解释为“孙子”，而是后代子孙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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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魏书·礼志》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敝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再往后即载“祝文”。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等同志，经多次反复调查，终于在同年的7月30日，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找到了《魏书》所载的鲜卑族祖庙——鲜卑石室。并于洞壁发现了祝文刻石，取了拓片。其刻石祝文与《魏书·礼志》所载，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句，《魏书》记载时略有删减。同时，米文平等同志还在鲜卑族的这个祖庙中发现了一些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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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西经》的经文在记述完大兴安岭一带的“北狄之国”后，转而由北向南记述芒山、桂山、榣山及丰沮玉门后，至灵山，再折而向西记述，一直记述到今青海湖以西为止。其从灵山起的经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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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爱有甘华、甘祖、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歼、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曰少鵹，一名曰青鸟。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再往后的经文又记述芒山、桂山、轩辕之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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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依《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文记经述，按“肃慎之国”、“白民之国”、“北狄之国”的地望已知来确定“灵山”、“轩辕之丘”（同轩辕之台）、“诸夭之野”（同沃之野）的地望，证实都在一处，即在今河北省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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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山，即令河北省涿鹿县南之灵山。灵山是其总称，有东灵山，其主峰海拔2303米，有西灵山，主峰海拔2420米。“百药爰在”是为至确。郭璞注“十巫从此升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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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对。古巫者又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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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荒西经》的“有沃之国”、“沃之野”，正是《海外西经》的“有夭之野”。“夭”即“沃”字的简误。不论是“诸夭之野”、“夭野”也好，还是“沃之野”、“有沃之国”也罢，乃是一地多称，盖指“涿鹿之野”的土地肥沃。是处，为桑干河谷的断陷盆地，海拔500至700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为西来桑干河与北注之洋河冲积而成。历史上，桑干河与洋河汇合处为一片湖泽，因北有鸡鸣山而得名“鸣泽”，又称“浊漉”。盆地四周环山，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桑干河、洋河汇合处，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有大片水泽、草滩，百鸟栖居，一窝窝生卵；鱼虾、兽类亦多。民皆往往擓筐拣鸟卵、张网捕鱼虾以为副业。现在，10万亩土地平均亩产粮食年年超千斤；矿产有铁、煤、锰、硫、磷、钼、铜、银等。银矿，古时采炼，铁、煤、锰、硫、磷等现在仍在开采，故《山海经》所载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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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之丘”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涿鹿之阿”实为一地，都是指早在北魏之时就已颓废的古涿鹿城遗址，其地在今涿鹿县东南矾山镇三堡村北。“辕轩之丘”确实是一个大土丘。辕轩之丘中，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很多，如石刀、石斧、石锛、石杵、陶鼎，陶豆、陶纺轮等。《晋太康地理记》、《魏土地记》、《水经注》等记载，都与《山海经》的记述一致，《水经注· 水》篇在记述 水经下洛城南后，南汇温泉水，北合于延水，尔后，“过涿鹿县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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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按《山海经·海外西经》及《大荒西经》的记述，结合《水经注》等地理著作，确定出“辕轩之丘”即轩辕黄帝所居之涿鹿之阿。其故址即古涿鹿城遗址所在的高大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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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及轩辕之国人皆“人面蛇身”之述，证之以《北山经》之经文记述：“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陡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及“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经文记述中，在‘洹山’之后漏记一‘空桑之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我们便可大体确定出“轩辕之国”的地理范围是：东至渤海，西至吕梁山，南至黄河，北至燕山，相当于古冀州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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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山海经》中所记的“轩辕之丘”为什么会是方形？“轩辕之丘”为什么又有“四蛇相绕”？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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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对“轩辕之丘”及“轩辕之台”的记述有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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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山经》记：“轩辕之丘，无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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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海外西经》载：“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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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荒西经》云：“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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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短述，即有四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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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轩辕之丘”和“轩辕之台”是否为一个地方？若是，何以两记为“丘”而一载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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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什么经文记到“轩辕之台”时，说“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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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什么“轩辕之丘，无草木”？“其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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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什么“轩辕之丘”有“四蛇相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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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就分别解此四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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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山海经》中《西山经》、《海外西经》所记的“轩辕之丘”同《大荒西经》中所记的“轩辕之台”，在一个地域，也就是“有沃之野”。因为，我们按《海外西经》由南而北的记述，及《大荒西经》先自西北而东北，然后转南自东向西的记述，用肃慎之国、北狄之国、白民之国的已知地望证其经文关于轩辕之丘、轩辕之台的记述，证实其记述轩辕之丘的地望是在一处。同时，经文又都记轩辕之丘在“轩辕之国”北面的“有沃之野”中。此其一；《海外西经》言：“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又言“穷山在其（轩辕之丘）北”；《大荒西经》云：“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此处“江山”实即“穷山”，郭璞也认为是这样。灵山，在其南。两经中不仅都有“不寿者八百岁”的记述，而且又同有“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或“畏轩辕之丘”的文字。此其二；《尔雅·释地》云：“大阜日陵，大陵日阿”，邢昺于《释丘》疏：“小陵日丘”。此其三；《山海经》所记之“穷山”即是“桥山”。“穷”即“桥”之音转。桥山，其名依山形而得，是轩辕黄帝长眠之处，在轩辕之丘北约10公里处。对此，我们将在《桥山为何有三次大搬家？》一文中详细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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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山海经》在记述到“轩辕之丘”时，俱言“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畏轩辕之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人有三大崇拜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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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天神崇拜。古人以其原始的思维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皆为天意。所以，他们对“皞天上帝”、日月星辰、“风伯雨师”要按时祭祀，不敢有丝毫的不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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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地祗崇拜。古人以为山川林泽、四方百物，俱有灵怪，亦不敢不敬。先前，古代帝王们遍祭名山大川，称之为“封弹”，即是如此。《山海经》即是此种祭祀所用地图的注释性文字。后来，这种祭祀演化为封土为“社”，设坛以祭。秦以前就早已这样做了，所以，大祭山川的图和注释性文字便行分离，文字便是《山海经》。随着图的散失，《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也不被人们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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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祖先崇拜。此亦即我们所称对人鬼的崇拜。这在古代，不论帝王和百姓，都要建祖庙以祭先祖而为重要礼仪的。周代，国家设有大宗伯的官职，专“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同祗）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周武王伐纣时，数纣王的“重罪”，除“昏暴商邑百姓”外，即一是“殄废先王明德”，再就是“侮蔑神祗不祀”。那意思即是说：不祭天神则天怒，暴虐百姓则人怨，不敬先王则宗室难保，不祀地祗必然要失掉社稷。故武王便称自己是受上天之“大命”而“革殷”纣之命的。轩辕黄帝是为先王，是国家的文明始祖。其生前所居的“轩辕之丘”，其死后的葬地“穷山”，自是神圣之地，射猎者如对着“轩辕之丘”而射，则视同辱祖。故“不敢西向射”之因，即为“畏轩辕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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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为什么《山海经》记述“轩辕之丘”，要特别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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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无草木”，“其丘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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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轩辕之丘”实为城池，而非天然形成的土丘。城池自然是“无草木”的，城池也自然是“方形”的。《山海经》记此，正是要与天然形成的土丘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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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既是城池，就记上一个“城”字不就完了，何必要哕嗦地记其“无草木”，“其丘方”呢？因此，在这本通俗性的读物中，就还得再啰嗦几句：城池，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人世间有了大规模的，持久的战争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军事防御设施。即城池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我们在《黄帝战蚩尤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以及《黄帝为什么战炎帝？》等节中，已经说到私有制的产生，导致氏族间发生掠夺性的战争。最初，这种所谓的“战争”，充其量不过是两个氏族群团的人们使用些木棒、石块之类为武器的群殴而已。所以，我们便称此最初的战争为“械斗”，以与后来的战争相区别。这种为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械斗”，一发便不可止，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便愈演愈烈。这就使氏族以血缘或相邻关系进行联合，以加强战斗能力来保卫自己，从而形成部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又因同样的原因结成一个个长期割据一方的军事骐盟。事实上，这种部落联盟便由其组织上的完善，而形成部落方国。亦即：《史记·五帝本纪》所称的“诸侯”。而这些部落方国之间为着掠夺或兼并的目的发生的军事行动，在其规模上，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战争产生之初的“械斗”难以比拟的。是时，战争的双方，已有专为作战而组织起来的军队，而不是战争产生之初一个氏族中临时哄起的一群人；其时，一些狩猎用的标枪、弓箭等都已派上了用场，或许还会制做一些专为杀伐而用的剑戟之类武器，而不是氏族间初始械斗所用的石块、木棒之类了；其时，战争可能会相持日久而不分胜负，而绝不是战争产生之初那样的一场殴斗，几日便可结束；其时，战斗的双方组织指挥者，已由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经验，而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而远非昔日械斗时那种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相比拟。这时候，为了进行长期的战斗，为了做有效的防御以进行战间休息，一个部落联盟便会在自己部队集结的营地周围设置御敌的障碍物。起初，可能是车子之类的东西，围成一圈，派少数人守卫放哨，其他人休息。敌人一来即起而应战。后世，称军营之门曰“辕门”，不为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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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类防御措施的防御性能是很有限的。若敌方以火相攻，则防御之方便会自遭其殃。由是，便在营地周围夯土筑为高墙，在墙外挖沟灌水，以阻止敌方的攻击。这样，退可以守而休息，进可以伺机出击以制胜。于是，这种军事上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城池，便告以产生。此，亦正当原始社会野蛮时代行将结束，国家机器将造成而行运转，——文明时代就此开始了。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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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黄帝所居住的在涿鹿山北面高丘上建筑起来的无草木”、居军旅的方形土丘，就是有熊国的都城，先称“青丘”轩辕黄帝之后，即名之曰“轩辕之丘”。这就是产生在距今4700年左右中华第一个“帝都”涿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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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世间的任何事物，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它出现之后，才会有其名称的，甚至，还是它出现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会有名称的。而历史越早就越如此，城的名称亦如此。它绝不会先有名称而后出现实物，同时，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事物的名称不仅受事物出现的普遍性所制约——即当城池刚刚被发明创造出来，还远未普遍建造之时，它是不会被命一个名称的。只有到城池建造较多的时候，它才会被人们定一个名称以作称谓。而且，城池之名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还受着文字发展的制约。在商代之前，这种永久性的战略防御工事，就称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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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字的初形，就是依两道城墙人剖面之形造字成“ ”——这便是甲骨文中的“丘”字。再往后，为了在这种土围子上站岗放哨的遮风避雨，就有了后世“城楼”的初始建筑，于是，后世“城”字的初形便被告造了出来，用以称呼这种土围子。这这是甲骨文中的“ ”、“ ”字，但它不读作“城”，而是读为“郭”。由此亦证明，商代的城池之建不仅已经普遍，以至于不可不专造一个字来行表述。我们从“ ”字上也知道，商代的城池建筑已经到了很完美的高级程度了，城的四周城墙上，已有了嘹望敌情、作射箭掩体的很美观的城楼建筑了。此后，在金文中，才又演变为“ ”字。而“ ”字用以形声的“成”，在甲骨文中为“ ”形，像用一柄“ ”劈斩“ ”长形物，亦为战斗之意。东周战败国向战胜国乞和曰“行成”、“求成”，盖也有战胜国得“ ”池而成功之意。至于城字变成以筑墙所用之“土”与“成”相合而为“城”字，则更是很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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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古涿鹿城因其产生为最早，而尚未有其专用名称之时，又要在帝王的大祭山川之中必须祭祀它，记载它，这就将它以因轩辕黄帝所居而称作“轩辕之丘”，为着与天然形成的土丘相区别，就必然要特别记之以“无草木”，“其丘方”了。因为，不论任何天然的土丘，都是要长草木的，都没有很规则的方形外貌。《山海经》对古涿鹿城的记载，也反证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它的成书年代是很早的。虽然，纵观其全书，不仅有西周、战国、乃至汉代的一些称谓，证明《山海经》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先是历代掌管国家大祭山川的巫史，不断据当时的祭祀内容作不断的增补。后又有文人们作增删、辑补等等。然其最早的文字记述，当在商代以前无疑，而将它定为最早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不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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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轩辕之丘”有“四蛇相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郭璞言“缭绕樛缠”者，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词。而袁珂先生所言“盖护卫此丘也”是为确论。“四蛇相绕”本为记述轩辕黄帝所居、所都之丘的军事防卫情况，“蛇”是图腾名称，而非动物中的四条蛇。“其丘方，四蛇相绕”一语，用现代的语言进行表述，即是说：这个土丘是四方形的，在它的四周有以蛇为图腾的兵卒护卫着。这，也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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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轩辕黄帝所指挥的军队，我们依古史记述而知有熊、罴、貔、貅、躯、虎等很多图腾不同的部卒，但是，古史料又告诉我们，黄帝是蛇（即龙）图腾崇拜之族的成员，即巫史所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者。若用现代的话说，是“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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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所居的都城，其卫戍部队自然要用嫡系部队，其选用蛇（龙）图腾之部卒保卫自己的都城，又有什么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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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轩辕之台”则是“轩辕之丘”以北十公里桥山主峰上人工凿山而形成的一个方形石台，对此，我在下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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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说一说神秘难知的“轩辕之台”

     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射者不敢西向射”的“轩辕之台”，我虽研究黄帝史事于毕生，但因对古代祭祀礼制、建筑、用物知之不多，到现在也不知这“轩辕之台”是做什么用的。所以，也只有对其地理位置所在、形状、历史记载、民间传说等，做一点介绍的份了，这“轩辕之台”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只有等后来的学者研究，以揭开其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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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沃之野“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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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陈子昂有《轩辕台》诗：“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 。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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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李白有《北风行》诗，亦提到了“轩辕台”其诗云：“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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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轩辕之台”在涿鹿桥山主峰南面约100米有长、宽各1_·5米见方，高1_{·5米的岩石台座，系由山岩凿成，下部与山梁岩石连为一体，因在远处仰首望此，酷似一方石桌安放于山巅，故当地民众呼作“石桌”，言为黄帝与仙人对弈之处。斯山东峰为桥山天然拱型石桥，斯山南麓，有黄帝庙基址一处，与历山唐尧庙、虞舜庙建筑规模、形式相同，其奠基用的是四个石斧，庙基四周有厚约一毫米、带暗条纹的精美黑陶陶片，庙基见有汉代、北魏、辽代、明代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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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诗人鲜于枢，可能到过桥山，他写的《桥山》诗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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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于枢诗中的“仙弈未终人世换”句，就是是指此方型“轩辕之台”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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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轩辕之台”到底建造作何用途？就期代后有识者进行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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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是在什么地方？共有以下几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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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甘肃天水出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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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河南新郑“故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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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山东寿丘出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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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说法之中，哪一个可靠一些呢？对此，我们还是采取一个老办法，对于黄帝出生地的历史记载，按其产生时间前后，溯其源流，联系黄帝史事、地名、遗址、文物等，加以考证，以求做出一个可信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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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各种书籍的说法很不一致，我们按其历史记载的先后，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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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含神雾》：“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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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经钩命诀》：“附宝出，降大灵，生帝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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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命历序》：“（黄帝）兴于穷山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穷山之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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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图稽命征》：“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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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世纪》：“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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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按】：《竹书纪年》为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凖盗魏襄王墓得竹书十车中的一部分，因其为“蝌蚪文”，且简序已乱，晋武帝司马炎命荀勖撰次而得见于世。嗣后，梁之沈约为其作注，清之徐文靖为其补阙。皇甫谧死于晋太康三年（282年），所以，荀勖的整理工作是在皇甫谧死后，故，其附宝生黄帝于寿丘说，受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影响而与皇甫谧之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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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来对这几种说法，分别进行一番考较，看看究竟哪一种说法比较可先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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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黄帝出生于甘肃天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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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此说，各种史、地、类、辞等古籍，均不见载，唯有清乾隆时当塗人徐文靖，对《竹书纪年》逐年记载下，进行“误者订之，疑者释之，阙者补之”的“统笺”中说：“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县东七十里轩辕谷”。然而，我遍查《国语》、《左传》、《史记》、《水经注》、《括地志辑校》《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太平御览》、《历代郡县地名考》等书，却始终查不到这种说法，在甘肃省上邽辞县条下，都无此种记载。因此，这应该是一种无根附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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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河南新郑“故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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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搞旅游，多有附会历史名人出生地及史事遗址的活动，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说，就是诸名的一例。新郑对此搞得轰轰烈烈，各种宣传达室性书籍也编写、出版了不少。如刘文学主编、李学勤作《序》、199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帝故里文献录》一书，就是专讲黄帝出生地是河南新郑的一部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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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的说法，是先依据晋人皇甫谧附会的河南新郑为古“有熊之国”，附会出新郑城中有“轩辕之丘”；再依附会出来的所谓“轩辕之丘”，又说新郑就是轩辕黄帝的出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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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故里文南录》一书，其重点是第二章：《黄帝生于轩辕之丘，都于有熊》。此中，第一节引录附会性“文献”37条，都是依据皇甫谧之说，指河南新郑为有熊国、城内有“轩辕之丘”；第二节，共引录包括大量为开发旅游的地方“学者”撰文、地方领导讲话，共计76条，意思是要强调今河南新郑是“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其所谓晋以来、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献，有附会新郑为轩辕之丘的，其附会所依，都是源之于皇甫谧的附会，但去没有一条直接指出新郑就是轩辕黄帝出生地的。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晋人皇甫谧的附会性原文，就可以了。因为，就连皇甫谧本为附会的文字，也是只忽悠一下新郑“或以为”黄帝都，却根本未敢说那里是黄帝的出生地。皇甫谧在他杂缀的《帝王世纪》中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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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都涿鹿。或以为都涿鹿，迁有熊猫；或以为都有熊，迁涿鹿。 （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卷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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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关于黄帝的出生地，皇甫谧依“青丘国人寿活两千岁”之神话，将黄出生于青丘说成是“寿丘”，则根本没有说过黄帝出生在新郑的话。对此，皇甫谧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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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按《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引自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太平御览》卷第七十九皇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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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黄帝故里文献碌》在引录中，则巧用删节号，将否定现在附会新郑为黄帝出生地的“寿丘”说删掉，凭空又在删节号后加上有利于附会新郑为黄帝出生地的话：“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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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把《黄帝故里文献录》第11页的这段“巧妙”引文，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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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按《国语》兼称焉。……（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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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书籍，此等文章，根本就不是研究历史，根本就不是做学问，而是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及涿鹿县高喊“三祖文化”口号一样，都是为了地方性的眼前经济利益，抑或地方官之“政绩”服务的篡改和恶搞我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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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黄帝出生于山东“寿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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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出生于山东寿丘之说，源于晋人皇甫谧的无根会会，晋以前史籍所载，黄帝出生于“青丘”而非“寿丘”。对此，我在本节开头的史料引录中业已证明，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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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青丘又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下面我们就是进行一点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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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青丘”地理位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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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图稽命征》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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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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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缴大风于青邱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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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邱为一个字，无别。此两书所说之“青丘”，即《山海经》所载之“青丘”。其《海外东经》言：“朝阳之谷……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山海经》之文曰：“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今本《山海经》中“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变成了郭璞的注释。袁珂以为此“确是正文而误作注者”是正确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大荒中……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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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丘国，即以青丘为都的古国别称，实即“有熊国”；其国之人“食五谷”、“黍食”，是指其国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此中之“黍”与《楚辞·天问》中的“秬”是同一类北方耐旱农作物。“衣丝帛”者，是记其养蚕业发达，衣服很好，这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为一史事的不同角度之述。“白民”，史书也记作“白氐”、白狄，古居山西、河北北部，到了战国之际，白狄中的一支曾在河北北部建立过中山国。也有史籍载其曰“鲜虞”。“使四鸟”中之“鸟”字非指鸟，而实指以兽名为族称的族群，即“虎、豹、熊、罴”四族。如《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就与此同义，是指族称而非指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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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南山经》云：“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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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箕尾之山指燕山，“东海”非指今之东海，而实指燕山之东的渤海。此中所谓“其尾踆于东海”者，言斯山以西为头，以东为尾，尾如脚而踩着“东海”。箕尾之山非以实际名称而记，而是以星土分野而作指称。《周礼·春官·保章氏》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史记·天官书》：“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箕、尾，幽州。”《春秋元命苞》：“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淮南子·天文训》：“尾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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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土分野，是以四象二十八宿之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与地上的地理位置相对应，用星名代指地理区域，以解决传承史事，经漫长历史时空，保证所述地理位置不误的一项措施。到了后世特别是汉代，这种以天文学研究成果标注地望的科学方法，就被方士们用以作天命吉凶之说的迷信活动服务了。箕、尾，指东方苍龙七宿中角、亢、氐、房、心、尾、箕的尾箕两宿。其中尾宿有星九颗，即天蝎座九星，古以天蝎座λ星为距星；箕宿有星四颗，即人马座四星，古以人马座γ为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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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关于青丘有九尾狐之特产，也是真实的历史记载。《竹书纪年》记：“（成王）七年，周公复政于王…… 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时，诸侯来朝，外台西面正北方所陈列的贡物中，有“青丘狐九尾”。因此，晋代的郭璞有《九尾狐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摽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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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丘之地，古代除了产九尾之狐外，还有飞狐、白狐。青丘之西的飞狐口就因地产飞狐而得名，是古太行八陉之一，汉代前后的著名雄关。飞狐口之北就是古之代国。春秋之际，齐桓公欲取代地，管仲献计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一见。公贵买之，代人记忘其难得，喜其贵卖……代民必去其本（耕种）而居山林（狩猎）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代必归之于齐。”于是齐桓公使人载金钱赴代谷之上，重金求购白狐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白狐之皮，是代之福也。子即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结果，民不耕种而国失其本，离枝乘机入侵，代王不得已只好降齐（《管子·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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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轩辕黄帝的出生处，在此，我们以《归藏》、《山海经》、《周礼》、《竹书纪年》、《史记》、《淮南子》、《春秋元命苞》、《河图稽命征》、《太平御览》等古籍之载互证，证明黄帝的出生地同杀蚩尤的地点在一处，即古籍所记之青丘，青丘在幽州而非豫州，是涿鹿而非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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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青丘是有熊古国之都，所以，古籍才记载青丘为黄帝之出生地，也是杀蚩尤之处。“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足证青丘在涿鹿。《春秋命历序》的记载，是又一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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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有熊之子也。有熊，少典之国号。子，其裔也。兴于穷山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穷山之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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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命历序》此载，在代代转抄中可能是抄错了一个字：轩辕之丘在穷山东南10公里，而非“西”南。青丘与轩辕之丘是一个古城遗址，在今河北涿鹿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进行验证。首先，我们可以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依历代历史地理著作的记载进行对照，这种办法虽然琐碎，也很笨，但却实在，它比巧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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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看《山海经》的记载。《山海经》的记载，对轩辕之丘亦称作“轩辕之台”我们可依《大荒西经》、《海外东经》互证。此处，我们还须说明一个问题：《山海经》中的《山经》是以山脉走向为经纬而行记载。但《荒经》就不再是依山脉而记，而是按大地（大荒）用颇类于今天经纬线式的方式以记，是补以山为经而不能全载的一些缺漏事物。《大荒西经》的记载，是从青海湖以北，经内蒙古草原向东北的大兴安岭记述，在记述了轩辕黄帝后裔形成的“北狄之国”后，回笔南下。再经辽西山地，记载帝颛顼后代所居。然后过今北京市西北而达北京正西之灵山，由灵山向北，记载了“有沃之野”的物产、轩辕之国、穷山之南的“轩辕之台”，尔后再继续向西记述而回归青海。我们说明此情况后，就节省一点文字，从记述大兴安岭的“北狄之国”开始引录其文。其错、别、缺字用括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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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虻）山，有桂（子）山，有榣（瑶）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瑶）山，始作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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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有）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有）沃之野……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女子国……有轩辕之国，江（穷）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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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再引《海外西经》的记载，以与上引《大荒西经》之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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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咸之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北”字应为“东”），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沃）之野，（沃民是处，）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貍（鲤）。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虌鱼”，在夭（沃）野北，其状如鲤；白民之国，在龙鱼（陵）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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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对此两经之记，分别进行一点分析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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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于黄帝之孙生“北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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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之孙生北狄，现代考古证明其为历史事实。《魏书·帝纪·序》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鲜卑族的由来。因为黄帝以爱地重土之德而谥曰“黄帝”，北人呼土为“拓”，谓后曰“跋”，故以“拓跋”为姓。这说明了古鲜卑族的姓“拓跋”，其意义就是标明为“黄帝的后代”，这是典型的纪事为姓。《魏书·帝纪·序》中，不仅载明了“始均”曾在尧时入仕，还记明了世代之数。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等，根据《魏书·礼志》所载“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的史料，历经调查，终于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找到了古鲜卑族的祖庙，并发现了北魏祭祖庙时的石刻祝文。其祝文“与《魏书》记载的内容基本相符，只是字句稍有出入。石刻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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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于“灵山”地理位置之记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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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上，曾经起到过类似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那样对科技文化促进的作用，然由于历史的久远，古籍的佚亡，便不被世人所知。而后世的仙家、佛家们则以历史传闻争相附会到灵鹫山、蓬莱山等。实际上它就是今北京市西的灵山。灵山有东、西两个高峰：东峰海拔2303公尺，现为河北省涿鹿县与北京市的界山，名东灵山；西峰海拔2420公尺，称西灵山，是灵山主峰。其峰顶有古代不知名的建筑物，今登之只见其遗迹。依屈原在《离骚》中多次提到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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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以及《九章》中“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等句意，都讲的是灵山十巫之事，大约与研究古典哲学、制定法律、礼仪有关。古之巫者，掌礼、述史、为医、作乐、研究天文、制定历法、以易而遵阴阳之辨，《山海经》所记轩辕之丘正南之灵山为十巫所居之处，大约为黄帝之际的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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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关于“轩辕之丘”的史料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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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女子国”都在灵山以北，穷山在轩辕之丘以北，“诸沃之野”在轩辕之丘及穷山之北，这都与现存历史遗址相符。现在，我们对读者容易犯疑、难解的几个问题作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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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所记之“巫咸国”、“女子国”、“轩辕之国”，都不能以国家之“国”义理解，而是以“域”——也就是特定的地域，甚至更小的范围理解。其中的“巫咸国”是以灵山有巫咸等十巫，故以“巫咸”为代名词而指“灵山”；“女子国”是指虞舜帝的家庭住址；“轩辕之国”是指以轩辕之丘为国都的国都所在地；“四蛇相绕”，是指轩辕之丘在其为国都之时的城池防卫情况——四周有崇拜龙、打着龙旗的军队所守卫。我们已经说过，《山海经》原是有图画内容的，图画产生很早，而文字的注释则较晚，这类似于《易》经中文字对六十四幅图案画的注释。从现存《山海经》中的文字看，有很多地方，注文作者对其图所画表示的是什么内容，已经不太了解，而只能按图的表象作释。如：“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两女子居，水周之”；“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其丘方，四蛇相绕”；“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都属此类。此中我们对“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虽有所识、但无证据而不敢作确说；“两女子居，水周之”画的是舜都潘城中妫水环绕之舜家，即“妫汭”，“两女子”是为尧下嫁与舜为妻的二女娥皇、女英；“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是表示轩辕之国人都崇拜“龙”。如汉代人将伏牺、女娲画成人首蛇身一样；“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是表现“有沃之野”（即后世所称的涿鹿之野）物产丰富，特别是水鸟极多，人可顺鸟之于地行走而寻其卵，取之而食。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桑干河与洋河的汇合处，仍为大片湿地，水草丛生，百鸟聚集，鸟卵可成筐拾捡，笔者也曾在此制造、试验五铧犂，“三年困难时期”去那“诸沃之野”捕鱼、捞虾、拾鸟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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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丘与轩辕之丘为一城，还可以从历代典籍中得到证明：《易坤灵图》：“蚩尤出自芋（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日下旧闻考》辑录）《归藏》之载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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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汉书·地理志》于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云：“莽曰抪陆， 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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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郡国志》于上谷郡涿鹿县条下注曰：“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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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注· 水》：“ 水又东迳无乡城北……今改宜乡也。 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其下，炎凉代序’。是水灼焉无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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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水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迳平原郡南……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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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郦氏《水经注》对桥山、阪泉等地名之记有一定的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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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对桥山之记，郦氏不知此即《山海经》所记之“穷山”，更受班固笔移桥山于陕北阳周县南之误，于《河水·奢延水》中误指“走马水”出于“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而对涿鹿故城之北， 水之南的真正桥山，则作了模糊处理，对《魏土地记》所载桥山下温泉上“雕檐华宇”之祭堂为祭何人所建而不作解释，对桥山上的黄帝冢、黄帝庙亦不作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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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对阪泉之记，则又受《魏土地记》将黄帝泉误记为“阪泉”的影响，反将阪泉莫名其妙地指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张公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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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书·地理志》在涿郡怀戎县条下注：“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北’字；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桥）山、历（山、黄）阳山……涿水、阪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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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唐书·地理志·妫州》：“隋涿郡之怀戎县。武德七年讨平高开道，置北燕州，复北齐旧名。贞观八年改名妫州，取妫水为名；长安二年，移治（于）旧清夷军城，天宝元年改名妫州郡。乾元元年，复为妫州。旧领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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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括地志》：“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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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涿鹿，（古）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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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一统志》：“轩辕城在（保安州）东南四十里，今名‘古城’。其中旧有轩辕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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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一统志》：“今保安州东南四十里，有土城遗址，制甚宏阔，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故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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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读史方舆纪要》：“涿鹿城在（保安）州西南，汉县，属上谷郡。应劭曰：‘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即此。《帝王世纪》云：‘黄帝所都也’。汉置县，后汉因之。晋属广宁郡……《魏土地记》：‘下洛县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又轩辕城在州东南四十里，相传黄帝所筑，今名‘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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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述三书所记保安州城至轩辕城的距离，都误作40里。准确的距离是60里，方向东南。《读史方舆纪要》误作“西”南，距离又少20里，遂以为轩辕城与涿鹿城为两城，实则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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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天府广记·建置》：“今保安州东南四十里（应为六十里）有轩辕城。《史记》：‘颛顼都于帝丘，其地北到幽州’，即幽都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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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涿鹿县，汉置，后魏末省。故城在今直隶涿鹿县南。《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今县东南四（六）十里，有土城遗址，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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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古籍所记上古遗址、地名的地理方位，多有不甚精确之处，这是因为多是依据古籍之载而传抄，不能做到实测之故。唯《括地志》所记涿鹿诸遗址，不仅地理方位极准确，而且所记距离在里程上亦一里不差，这极有可能是经过实测后而作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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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所致，在黄帝战蚩尤、战炎帝、建都等史事遗址上有一些附会之说流行，但古今绝大多数史、地学者们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就连一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认识也如此。如唐·李 白：《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唐·陈子昂：《蓟丘览古》：“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宋·文天祥：《涿鹿》诗：“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明·孟思诗句，见《龙川集》：“箕尾分星野，轩辕肇帝墟”；明·黄佐《北京赋》：“粤若稽古，帝轩都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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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女子国”与“诸沃之野”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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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注· 水》：“ 水又东迳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 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阚駰曰：‘笄头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迳潘县故城，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其泉从广十数步，东出城，注协阳关水，雨盛则通注，阳旱则不流，惟洴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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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城为尧、舜时都城，舜之故乡，其西北三里之历山即舜之为民时耕耘处，斯山不仅有舜庙，而且有尧庙及瞽叟祠，唐尧、虞舜庙在一处，以尧庙为主、居上，舜庙为次，居下；瞽叟祠另建在一处，为舜之家祠。在潘城中，潘泉处于城西南的城墙角下，出泉之水即妫水，妫水东北流经城中拐弯处，即妫汭——《山海经》所记之“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的“女子国”。对此，郦氏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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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古之尧、舜所都潘城，在前后汉置为潘县治，王莽改制，更名曰“树武”；北齐置北燕州，北周为燕州，隋更名怀戎县，唐初置州治，取妫水之名为州名，曰“妫州”，领县一，为怀戎。州、县之治都在古潘城。此城遗址在今涿鹿县城西南不足15公里处。唐初李世民之子李泰命门客所撰之《括地志》一书，就是以此妫州及怀戎县治所在之古潘城为释地坐标，指示黄帝都、阪泉水等历史地名和遗址的；到了武则天执政的长安二年（702年），将妫州及怀戎县治一齐迁移到潘城正东100里的唐之旧清夷军城，州、县之名不变。到了唐末，将妫州所辖的怀戎一县之地划为三州、四县的七个行政区域之治。此后的历史上，怀戎这一置治于唐初清夷军城、且划小了的县，就演变为“怀来县”。加之其后又有石敬瑭为做个儿皇帝，将幽蓟一十六州之地为礼，送给了契丹，至此之后直到宋末也未收复此地，当辽圣宗于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下诏重修奉圣州（古涿鹿）桥山、历山黄帝、唐尧、虞舜庙以祭祀后，刚登上帝位的宋真宗既以“正统”帝王自居，却又不能赴辽属之土祭黄帝，就让王钦若、杨亿等撰《历代君臣事迹》（书成后命称《册府元龟》）一书附会黄帝葬地桥山于宋地，真宗心急等不到附会之书出笼建庙以祭，遂以自己做梦之法解释自己继承黄帝的“正统”地位，在皇宫设轩辕黄帝牌位进行祭祀。这，就是后世述黄帝史、释黄帝事，言黄帝史事遗址、地名，出现混乱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释妫水、妫汭、阪泉者，虽据《括地志》极准确的记载，而不知“妫州、怀戎”之坐标原以古潘城为准，反以唐初之清夷军城为坐标，这就错将“妫汭”说成是在旧怀来城中；张冠李戴地将历史上的清夷水说成是“妫水”；把阪泉笔移到了今延庆县；而“桥山”亦在历史上迁移四次之后，至明洪武四年落户到了陕西中部县…… 由此可见，述史释地，须要细心而不怕烦琐，稍不留神就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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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引《水经注》关于潘城的记载，确为尧、舜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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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魏土地记》、《十三州记》、《前汉书·地理志》所记的潘城地理位置、妫水出于潘城等，与《山海经》所记的“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的“女子国”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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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 地理记载与古史记载一致。《尚书·尧典》记：“（尧）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也”《陈杞世家》曰：“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此与《竹书纪年》之载相同：“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即帝位，居冀”。又曰：“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生舜于姚墟……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史记·正义》于《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注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尧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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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历史记载与历山尧、舜庙遗址相合。历山者，是为着在史事记述上为与炎帝、柱之所耕相区分的一个别称，本名龙门山。在潘城西北三里。史籍记载炎帝于此垦荒，则记为龙门山：“炎帝兴于熊耳、龙门等山”；述炎帝之谥号所由起，则称“烈山”如《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韦昭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炎帝之子名“柱”继父耕于龙门山，因其“能殖百谷百蔬”，后世尊为“农神”，列入国家祭典，称曰“厉山氏”。由此就有了《礼记·祭法》中误称炎帝曰“厉山氏”，误记其子“柱”曰“农”的事。历山之北是熊耳山东峰黄阳山，故《公孙尼子》说“舜牧牛于潢（黄）阳”是可信的。尧于帝都而能知一民间青年有孝行，且知其父顽、母嚣、弟傲，不告其父而能下嫁二女于其家，也足证尧都即为舜故乡。经实地调查所见，尧庙、舜庙坐落于潘城遗址西北3华里的历山东麓，尧庙在上，舜庙居下，中间所隔之土梁，当地人呼“丹墀地”，其尧庙、舜庙规模与桥山黄帝庙基址相同；历山主峰有古建筑群遗址，主峰大殿柱础保存完好。主峰东侧山坡遍积历代修葺庙宇后所弃砖瓦，堆积最厚处约60公分左右，最下层为秦汉砖瓦残块，中间为北魏砖瓦，最上层为辽金砖瓦。据《魏书·帝纪》载：道武帝于天兴三年（400年）五月己巳车驾东巡，幸涿鹿遣使以太牢祭帝尧、帝舜庙于历山。明元帝于神瑞二年（415年）壬辰幸至广宁，登历山祭尧、舜庙，泰常七年（422年）九月辛酉幸桥山祭黄帝庙后又遣使赴历山祭唐尧、虞舜庙。太武帝于神 元年（482年）八月幸广宁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以及《礼志》载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正月东巡桥山、历山，祭黄帝、唐尧、虞舜庙。都是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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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山海经》记载本身能相互印证。《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蒍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郭璞注曰：“言此国中惟有黍谷也。蒍音口伪反。”袁珂于《山海经校注》中说：“蒍国或当作妫国。妫，水名，舜之居地也……舜为庶人，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山海经》中记虞舜事与帝喾相混，都作“帝俊”，虽可据史事区别而为证，但一经“区别”必费文字，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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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轩辕之丘的考证，“穷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佐证，穷山即自司马迁述史起所习称之“桥山”，因其为轩辕黄帝葬处，自东汉班固笔移桥山后，又有郦道元、魏收、萧德言、李吉甫、王钦若等，都又有意无意地对桥山作了笔移，这就须专题讨论，此处也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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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黄帝的史事记载，又涉及到一个对地名“冀”的理解，此节对此略作一释，以解诸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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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字之造，从其一开始就有着述史、名地、希望吉而免凶的意义：黄帝战蚩尤，虽然黄帝大胜而蚩尤战败被杀，但那并非黄帝的意愿：一是黄帝本不主张以武称雄；二是平叛虽胜，也原非吉事。因为蚩尤本是黄帝、炎帝派往山东治理地方的“重臣”，蚩尤兴兵作乱是从山东南伐炎帝而将战火烧到都城青丘的；三是黄帝的兵力、武器远不如蚩尤。黄帝战蚩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时很久，战争进行得极其艰苦。黄帝以兵少而胜多，以弱而胜强，完全是靠哲理之智，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而克敌制胜的。所以黄帝战蚩尤是国家及都城附近百姓的一场空前灾难！唯其如此，战争结束后，当地百姓就戴了假面具扮作蚩尤供众人殴打以庆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戏剧的最早起源——蚩尤戏的产生。后以戴假面具的舞人之形造字 ，这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冀”字，用之以记事名地，称黄帝战蚩尤之地为“冀”。“冀”字的涵义为：希望今后吉而免凶（曲辰 ：《试探地名“冀”的含义》，载《地名知识》1987年第五期），再也不要发生战乱性的灾难。所以，冀字的最原始字义只有三个：一是作铭记之记用，极深刻地铭记而不可忘之“记”称“冀”；二是作希望吉而免凶解；三是用为地名，称轩辕之丘附近地域为“冀”。到舜时始划全国为十二州行政区域，将帝都所在以最初的都城附近之地域“冀”称，扩大为州名，至禹时省作九州。降至周代始有冀国，地在今山西省河津一带，春秋时为晋国所灭，作为晋大夫郤芮的食邑，其子孙便以古“冀”国而为姓，此为“冀”姓之始。至于将河北省简称为“冀”，那就是近代的事了。唯其如此，《竹书纪年》载尧、舜所都之地曰“冀”，而不称“冀州”。周成王谈及蚩尤在青丘周围追杀炎帝曰“争于涿鹿之河”说蚩尤被杀之地称“中冀”而不用“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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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冀”者，冀地中心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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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尧的出生地为今河北省完县城20多华里处，受封为唐侯，唐国之邑在今河北省唐县城南8华里之处，按十二州之划也好，论九州之属也罢，这都在“冀州”地域的范围内，然古史书都不说尧为“冀州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其时尚无十二州和九州的区划出现。严格地说，《史记》等古籍记虞舜为“舜，冀州之人也”，其用词也是不当的。因为言其籍贯，是不应依其佐尧治国之际才搞出的行政区划为载的，而应记曰“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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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而言，《山海经》记黄帝战蚩尤于“冀州之野”也有类似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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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冀州之野”只能理解为“有沃之野”、“涿鹿之野”。今有学者以“冀州之野”随意在古“冀州”地域内作释，就不能说是“考证”。正因为述史释地的准确性要求所致，春秋以来史籍述黄帝战蚩尤，一般都用“涿鹿之野”这一地理概念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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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定古史事发生地，从古代文献上做追根溯源、去伪存真的研究考证是重要的，但是，文物考古研究更加重要。在我们看来，文献研究，只不过是为文物考古做先行官，以避免文物考古走弯路。而文献研究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文物考古与时代断限，才能最后得到证实。现在，对于轩辕之丘这一事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历史遗址，还未作正式发掘。但是，其遗址表面保存较好，还是能够作一定程度上的观察与研究的，且其遗址自然出土文物很多，并有地下带文字的文物出现，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遗址的历史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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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于“阪泉”地理位置的出土文字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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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水之源即是“阪泉”。阪，山坡之称。涿，流水下滴之称。“阪泉”与“涿水”之称的本身，就存在着因果关系，“阪泉”这一泉水之称的本身，就决定了这不是处于平野之地的一处泉水。然自《水经注》误指“阪泉”为“张公泉”，反将“黄帝泉”说成是“阪泉”以来，除了《括地志》、《怀来县志》、《涿鹿风物志》有正确的记载外，历代官修史志，多有沿袭《水经注》之误而作说者。黄帝泉不仅在平地，而且正处于黄帝所居的都城——轩辕之丘与蚩尤屯兵而筑、与黄帝对阵的“蚩尤城”（《山海经》记之为“凶黎土丘”）之间。史载黄帝、炎帝共同战蚩尤之时，炎帝屯兵驻于阪泉，因有“阪泉氏”之别称。若将处于两军对垒中间的黄帝泉说成是历史上的“阪泉”，那么，历史记载的“黄帝战蚩尤”就说不通，若按古战场遗址及地名的误释，就成了“炎帝战蚩尤”了。因为，记述和解释古战场上的具体泉水、城址等名称和地理位置，必须符合于战争中的军事部署与战争过程，不符合就是谬误。正因为有《水经注》等古籍的错误记载，就有古今学者对《史记》所记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产生怀疑，认为：“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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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3日上午，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农民李仲祥盖新房挖地基，掘出了阪水弥勒禅寺寺主郭荣改葬墓中的文物一批，其中有“地券”一件，文字是用朱笔书于一个长37公分、宽25公分的板瓦之上，文中记述墓地地理位置以“阪水弥勒禅 寺”为坐标：“奉圣州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西北之原，堪为墓地一方……”而在四堡村东南的上七旗河谷中一处当地称之为“弥勒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又曾掘出寺中铜铙、钹、铃、陶器、古钱币等文物，捡回唐代八角形‘尊胜陀罗尼’石刻经幢一件” （曲辰：《古涿鹿黄帝遗址述略》，载《炎黄文化研究》第二期）。这种石刻经幢自唐永淳盛行于各地；根据郭荣改葬墓出土“地券”的文字记载，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改葬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根据阪水弥勒寺出土文物摆放整齐，钱币盛于大瓮之中，不仅数量大，而且毫无撒落于地的情况，说明此寺之毁，不是兵、匪、火所致，而是一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这，就是毁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七月己酉日奉圣州的毁灭性大地震。这就证明：至少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在阪泉之北1华里左右，存在过一座佛寺，寺名就依寺之所在阪泉水下，而称“阪水弥勒寺”。它还证明，涿鹿山北麓的阪泉水出泉后向东北流至古轩辕之丘的一段河水，当地人俗称“阪水”，而当其流过轩辕之丘城南汇入黄帝泉水后，流注于 水这一段便称之为涿水。由此可证明，《山海经》及历朝历代古籍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在涿鹿是正确的，晋代的皇甫谧于《帝王世纪》中说河南新郑为“有熊”国都，是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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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轩辕之丘”的出土文物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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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之丘的历史称谓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它的大体情况是：在有熊部落方国的历史阶段称作“青丘”，其所在地域名为“诸沃之野”或“有沃之野”；五帝时期先呼为“轩辕之丘”，后亦谓之“帝丘”，其所在之地曰“冀”；约从夏代以来依山而命城，谓之“涿鹿”。其所在地域也有史籍记为“冀州之野”，但多用“涿鹿之野”；战国时期为上谷郡属地，西汉初置县治于此城，县名从城名，为“涿鹿县”。西汉末曾一度更名“抪陆”，北魏中城废，县治移至其东南的矾山堡，县名不变。矾山实为后世讹称，实即古“鬴山”，司马迁于《史记》记作“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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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之丘城毁后，城内变为耕地，其古代建筑、生产、生活遗物在农民世代耕作、年复一年地向外拾捡、倾倒处理之中，仍然拾捡不尽，各个历史时代的陶片还俯拾即是。同时也不断有地下文物自然出土。1957年1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说，河北省和涿鹿县文化部门，在涿鹿县城东南约五十多里的一向传说是“黄帝城”的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杵、磨用器及蜯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残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原有的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18公分，有的厚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桶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涿鹿县文化部门和当地群众过去就曾在这城址内发现过石斧、带巨孔的敲击器，龟钮、蛙钮铜印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等。”报道中又说，根据以往和这次发现的文物，结合古史记载推断，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涿鹿城” （《人民日报》报道，题：《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1987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到涿鹿普查，在‘黄帝城’附近捡到石镞两枚，经鉴定是五千年前的遗物，正是黄帝时代的兵器”（谷生旺主编：《轩辕黄帝的传说·前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1994年至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郑光、陈星灿，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孟世凯、罗琨、王宇信等一批学者考察了轩辕之丘等遗址，安志敏说：“从地表看，大部分文物较晚，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这说明黄帝城延用时间较长” （1995年中共涿鹿县委、涿鹿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志敏一行来涿鹿考察的纪要》）；郑光认为，黄帝城发现的石斧，是“一种重要的礼器……这是很有意义的”（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1996年第一期《先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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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轩辕之丘”的时代确定。 cO<x:{`  
     由于轩辕之丘在历史上延用的时代较长，城内文物从仰韶文化时期到秦汉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遗物都有，而城墙从外观上看则是战国时期的建筑物，这就使人们很难在其城最早建于何时的问题上下结论。如此，不经过正式的文物发掘研究，虽然大家都心里有底，写文章正式发表，就谁也不敢十分肯定地说，它就是历史上有熊国都青丘、轩辕肇造文明国家之制后的中华第一个国都——轩辕之丘。不过，1997年，河北省社科院考古所对这一遗址再一次进行了调查，有许多新的发现；我们与郑光先生自1999年以来，又多次对城址及其周围相关遗址，以及桥山轩辕黄帝庙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地表察看，心里更有了底：此是历史上的轩辕之丘无疑，将来的文物考古可以证明它。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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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黄帝出生地，是为青丘。青丘是古有熊国的国都。黄帝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之后，史称此城曰“轩辕之丘”，这就是后世的涿鹿城，明代以后史书所说的黄帝城遗址，其具体地理位置在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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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学术书稿。没有电子版的话，可以用原书扫描即可录入。通过这部书可以看到，这才是真正研究涿鹿炎黄帝文化的，与官场的御用拿来主义，泾渭分明。 cO<x:{`  
　　在国内真正的文化学者为何得不到应有的重用？反而官场文化大行其道？这需对封建主义反思

引用第46楼秀灵的人于2011-10-22 20:54发表的  : cO<x:{`  
　　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学术书稿。没有电子版的话，可以用原书扫描即可录入。通过这部书可以看到，这才是真正研究涿鹿炎黄帝文化的，与官场的御用拿来主义，泾渭分明。 cO<x:{`  
　　在国内真正的文化学者为何得不到应有的重用？反而官场文化大行其道？这需对封建主义反思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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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先生对拙著的评论！ cO<x:{`  
至于“重用”与不用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情况很正常。因为，中国历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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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黄帝死于何因？葬于何地？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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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武求成仙、方士公孙卿投其所好言黄帝乘龙升天之后，关于轩辕黄帝是死亡还是仙去，一直是个非常荒唐却世代认真争论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人撰文宣传黄帝“乘龙升天”等等。 cO<x:{`  
      假如我们受这种表面上本属荒唐的争论而谓没必要研究黄帝生死；那就错了。因为隐藏在这种表面可笑的争论背后，却是各有各的宣传需要。 cO<x:{`  
      轩辕黄帝到底是死了呢？还是活着？我想，任何人只要不是神志不清，都会认为黄帝早就死了。 cO<x:{`  
那么，轩辕黄帝是死于什么原因呢？他极有可能是死于地震灾害。这既有史料可寻，又有科学的客观资料可证。按《竹书纪年》载：“帝王之崩皆日陟。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黄）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恩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后，七年，乃立颛顼。此中“地裂”，即地震。 cO<x:{`  
          黄帝定都的涿鹿，正是受加里东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应力转换影响而形成的冀西北山间断陷盆地，其地下岩石皆断层，是历史上破坏性地震灾害不仅集中而且经常突发的地方。 cO<x:{`  
          黄帝死于地震灾害，是为无疾而终。正因为如此，最初编造黄帝成仙之书，也还完全摆不脱历史的影子，如《列仙传》云：“（黄帝）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柩空无尸，唯剑舄（鞋）在焉。” cO<x:{`  
         黄帝的真实葬地是穷山。对此，有以下五方面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 cO<x:{`  
          1．穷山，在古轩辕之丘北偏西，今涿鹿县城东南四十里，山顶有天然形成拱型石桥一座。桥孔洞有1. 5米高，站入孔洞身须稍弯。穷山之“穷”字，疑即由此山形所处而造，以“穴下身弓为字。因此，穷字古义为极，如《楚辞•九歌•云中君》：“横四海兮焉穷？”；又作尽解，例《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作困乏之义，若成语黔驴技穷。段玉裁说：“鞠躬古作鞠穷”（见《说丈解字注》），如此，穷亦当弯下腰身解。但是，在古代穷却不当无钱作释，无钱称贫，不谓穷。中国古代用的货币是贝，故以“分贝”将货币分散、由多变少而为“贫”；发号施令者为官，故以“令修得“贝”者便为“贪”。以“贫穷”二字相联谓无钱，则是后起之辞。 cO<x:{`  
           2．按《山海经》所载：轩辕之丘南为灵山，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上下此山而采百药，因此山“百药爰在”。轩辕之丘北为穷山，实为黄帝葬地。如《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郭璞注云：“言敬畏黄帝威灵，故不敢向西而射也。” cO<x:{`  
     古代国家祭祀祖先的盛大典礼，祭谁与不祭谁，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的。这就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国语•鲁语》）”非是族也，不在此列。虽为帝王所出近祖，也不能列入国家祭祀大典进行祭祀。大禹之父鲧，是因为派他治水无功而被舜处死的，按此标准自然不能列入夏王朝的祭典之中。 cO<x:{`  
      但是，夏代帝王因鲧为禹父这种亲情关系，就将有罪而被处死的鲧列入了祭典之中进行祭祀。大约他们为了掩饰自己这种破坏传统祭祀典礼标准的行为，说是鲧被处死之后非常后悔，于是其灵魂就化作黄熊，从羽山向西奔走，到穷山向轩辕黄帝之灵请罪，尔后往南走到灵山，被灵山十巫用药将其救活，然后鲧就在涿鹿教人们播种小黑红黍、教人编织蒲织品以补己过。鲧有此之功，属于“以死勤事”之列，自然就该得到祭祀了。这种十分荒唐的编造，在先秦典籍中有所记载，但信者不多。屈原在《天问》中，就对此提出了质疑：“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葡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但由于鲧化黄熊的故事失传，现代的人们亦不知黄帝葬地是在穷山，所以对《楚辞•天问》中“阻穷西征”数语难作正确的解释。直到唐兰先生的《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期合刊刊载后，人们才有了正确的认识。唐先生认为，“穷”即《山海经•海外西经》“穷山”，“鲧尸剖而生禹，其尸体遂化为黄熊而西征，被阻于穷山，卒越岩而南，求活于诸巫”。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穷山注释中亦说：“阻穷西征数语，自来多不得其解。自唐兰《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出……乃豁然贯通焉。鲧所被‘阻’之‘穷’确即此‘穷山’，因巫咸国在其南，去此不远也。”按：《山海经》将灵山十巫亦称做“巫咸国”。 cO<x:{`  
上述情况证明，埋葬黄帝的穷山，至少在复、商、西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是明确地知道的。 cO<x:{`  
      3．司马迁所记、汉武帝所祠的桥山，即《山海经》所载的穷山，穷山在涿鹿。此中理由不仅十分简单，而且也十分明白：①“桥山”一名，最先见于《史记》。而司马迁又公开声明，他是据“北过涿鹿”进行了实地调查而记载黄帝史事的。他也正是在这调查考信之中，不仅亲眼看了穷山山巅的拱型天然石桥，而且也看到了黄帝冢与黄帝祠，才依“穷山”音转记载成了“黄帝崩，葬桥山”。此诚如清乾隆间刑部尚书张照于《史记•目录考证》中所说：“迁是依据古史著黄帝事实，以言黄帝亦入耳，非能乘云驾风长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著黄帝之葬桥山……言黄帝之死有冢可据也。” cO<x:{`  
      司马迁在《史记》中只写了三位帝王葬地，一律不载其余帝王葬地。此种做法，正是为了突出强调黄帝之死葬重要意义。同时，司马迁明确地记载了虞舜是“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又载明“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并解释会稽一名的来历和含义道：“会稽者，会计也。”唯有黄帝记明其“邑于涿鹿之阿”而不载明埋葬黄帝的桥山所在。这种不载明正是很明确的记载。因为，既已明确地记载了舜与禹的死葬远离都城之因，地名所在，有两相对照，已于无言之中言明了黄帝是死于都城涿鹿，葬于涿鹿桥山。而这恰又与专记汉武帝行封禅之事的《封禅书》中所载方士公孙卿胡诌黄帝“铸鼎成仙！乘龙升天”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这也正体现了司马迁述史的鲜明观点与笔法之妙。 cO<x:{`  
      后汉的班固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歌功颂德，同时又极力攻击司马迁，甚至对司马迁的无辜遭受腐刑也作幸灾乐祸的攻击。正因为如此，班固在他的《前汉书》中不仅开列与西汉历史无关、只有西汉以前之古、而无西汉当时之“今”的什么《古今人表》，硬将炎帝说成是黄帝之父，并冠以“神农”之号称做“炎帝神农氏”。他又依汉武帝曾孙刘询当政之时滥建的、随后又罢而不祠的“五龙山仙人祠”等，说什么桥山在阳周县南。在《武帝本纪》中，班固又篡改武帝振兵释旅祠桥山的行军路线，使之与他故意制造的假桥山地理位置相合，对汉武帝路过涿鹿县而不祠桥山的巡幸，也避用当时实际使用的县名“涿鹿”，而用“独鹿”二字。班固的这种良苦用心，目的就是要给后世造成一种太史公述史不实、“甚多疏略，或有抵捂”的印象。于是，后世便误以为埋葬黄帝的桥山在陕北。殊不知，当司马迁扈从汉武帝登上涿鹿之穷山祭祀黄帝陵墓之时，当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黄帝崩，葬桥山”之际，后汉的班固尚未出世。就连“五龙山仙人祠”等供班固鱼目混珠借以附会的依据也还没有产生。因为建此四祠的刘询也同样还没有被汉武帝的孙媳王夫人生出来。 cO<x:{`  
      4．在司马迁述史以前的历史上，我国只有穷山之地名，而无桥山之称谓。因为，我国在战国以前没有桥的建造，文字中也没有“桥”字。周文王为了迎亲，曾经在渭水上用船并连搭过一座临时用的浮桥，但那时是称作“梁”而不叫做“桥”的。如《诗•大雅•大明》：“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如此，轩辕黄帝之时何有“桥山”之名？桥山实即穷山。 cO<x:{`  
       5．不仅汉武帝祭祀黄帝陵墓的桥山在涿鹿，至少，宋代以前的帝王们祭祀桥山也是在涿鹿。对此，我们不妨再照抄一些史料如下： cO<x:{`  
       ① 北魏天兴三年(400年)五月己巳，拓跋珪（道武帝）“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帝尧、帝舜庙”。 cO<x:{`  
       ② 明元帝拓跋嗣于神瑞二年（415年）六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 cO<x:{`  
       ③ 拓跋嗣又于泰常四年(419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 cO<x:{`  
       ④ 泰常七年(422年)九月，拓跋嗣于“乙巳幸灅南宫，遂如广宁。……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 cO<x:{`  
       ⑤ 太武帝拓跋焘于神麚元年(428年)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 cO<x:{`  
       ⑥ 文成帝拓跋浚于和平元年(460年)正月“东巡历、桥山，祀黄帝、（虞舜）庙”（此6条见《魏书•帝纪》及《礼志》）。 cO<x:{`  
       ⑦《水经注• 水》载：“ 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 cO<x:{`  
       ⑧《隋书•地理志》于涿郡怀戎县条下记：“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北字，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山、历阳山、大小翮山……涿水、阪泉水。按：此志所载之“乔山应书为“桥山”，“历阳山”应书为“历山、黄阳山”。 cO<x:{`  
      上述历史资料充分证明：《史记》所载的黄帝葬地桥山，即古代所称和记载的穷山，此山在涿鹿县城东南40华里。虽然自后汉班固故意笔移桥山，魏收：李泰、李吉甫、王钦若等手中之笔一直都在迁移这座大山，但因它被移来移去终无固定地点，汉代以后的帝王们也没有对还无固定地点的“桥山”进行过祭祀。直到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才开始依宋代王钦若等人的附会，在陕西中部县城北开始修建黄帝陵庙，进行祭祀。今陕西中部黄帝陵没有明代以前的祭祀碑文，原因正是如此。

                                 三十、蛇是如何变成“龙”的?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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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是一种长有牛头、鹿角、蛇身、兽腿、鸟爪、羊须、鱼鳞、狮尾的神奇动物。按着神话传说，龙能兴云、作雨、吐雾、可昂首腾云而升九天，可垂首潜水而入四海，并善变化而主吉祥。如《说文解字》释龙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cO<x:{`  
      事实上，龙这种神奇的动物，世界上从来就未曾有过。自然，在中国，不论古今，都不存在。龙，其形貌，其传说，追根溯源，盖由蛇的形貌演变而成，它是我国原始社会中图腾崇拜的产物，并由此而逐渐演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族徽。 cO<x:{`  
      那么，这蛇又是如何演变成“龙”的呢？在这一节，我就依据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事实，说一说蛇是如何变成“龙”的这一历史过程。 cO<x:{`  
      在原始社会中，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曾经经历过图腾崇拜的历史阶段。在中国，我们的祖先曾有过以不同动物为崇拜物的氏族，其崇拜物有马，牛、羊、鸟，凤、熊、蝉、鱼、鹿、狼、虎、蛇等等。此后，这些图腾名称又演变为姓氏，至今有不少遗痕尚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可寻。而这不同的图腾之氏族，都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做出过贡献。其中，尤以蛇崇拜之族功绩为最。如《列子》、《归藏》，《山海经》等书，都言伏羲、神农、黄帝、共工，夏后启等为蛇图腾之族。即所谓“人面蛇身”。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载：“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轩辕之丘……四蛇相绕”。袁珂先生据《山海经》此文而推断云：“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也。” cO<x:{`  
          人，当然不会有什么“人面蛇身”的形貌。这在今人看来，确为怪事。而在古人的思想中，却是信而不疑。因为，按他们的推想，人就是由熊、鹿、牛、鱼、蛇之类的动物形成为人的。也就是说，以蛇为崇拜物之族，即以为自己的祖先是由蛇变化而来。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所画伏羲与女娲结婚而生民的画像即是明证：“第一段画二人，右为伏牺，左为女娲，面泐，身同伏牺，尾也环绕与右相交。中间一小儿，右向，手曳二人之袖，两脚卷起”（引自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这个画像的内容，是按神话传说中，中国遭受洪水之害，民乃死绝，只剩女娲、伏羲兄妹二人。后兄妹结婚而生育，世上才又有人民。伏羲氏，是古代史家述史，对历史上以畜牧生产为特点的一种形象化命名，非实有其人。女娲是神话传说中人物。后世造神话者将其牵扯在一起，结合中国曾遭洪水之害的史事，就编出了一段伏羲、女娲造人的故事。这是对女娲抟黄土捏泥人而有人类的神话的一种改造。因为古史透露出轩辕黄帝为蛇崇拜之族，即“人面蛇身”，故亦推想伏羲，神农当亦如此。蛇是交尾而生卵的，故画像亦以交尾而生育小儿。 cO<x:{`  
       古代氏族，依其对世事变化的理解和思雏，不仅产生了图腾崇拜，而且还定期对其崇拜物进行祭祀，犹如后世之祭祖。届时，就化装成其崇拜动物的形貌进行舞蹈以为仪式。作为巫史记录此种祭祀活动内容的书籍《山海经》，也就有了“人身鸟首”、“人面蛇身”、“兽身人言”、“人身生毛”之类的记述了。 cO<x:{`  
      各类动物崇拜之氏族，其后又以其崇拜之动物而得以族称，作战时画其崇拜物为氏族军旗。由是，即有《史记•五帝本纪》等史书的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等记述。由于战争的兼并、国家制度建立后的互相学习，交往、融合，牛、鹿、鱼、鸟等崇拜之族与蛇的崇拜之族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于是，作为古老的图腾“蛇”的形貌，也就吸收了各氏族图腾中的一些动物形貌：蛇的头变成了牛头，长上了鹿角、羊须、鱼鳞、狮尾、兽腿、鸟爪，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雕、画之中的“龙”的形貌了。这，推其根源，即是以蛇为主体的崇拜之族，结合牛、鹿、鸟等各种动物崇拜之族共同建立国家、形成一个民族大家庭，而在图腾崇拜物上的反映。这些，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 cO<x:{`  
      如《帝王世纪》说：“炎帝……人身牛首”，蚩尤因为是炎帝的属官，故《述异记》亦云：“蚩尤……人身牛蹄……头有角”，也是牛的形貌；蒙古族，按史料记述，在其通婚的亲族中又有以白色鹿为图腾者。故《蒙古秘史》卷一载：“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其中，“豁埃马阑勒”一名的原文旁注为“惨白色的鹿”。此证明其为鹿图腾族中之女，大约不会错；《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此为以鱼为图腾之族无疑。氐人，在殷周至南北朝时，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域。他们从事畜牧业和农业，曾建立过前秦、后凉等政权。魏晋时，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说汉语，用汉字，穿汉服，从汉姓，习农耕，与汉族融为一体。今天的汉族中，已分不清哪个人是原来的氐人后代了；轩辕黄帝与之通婚的彤鱼氏之族，大约亦以鱼为崇拜物；至于《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的少皞氏以鸟名而名官职，虽不能说成是鸟图腾之族，但明显地亦是受原始的图腾崇拜之影响。因为郯子说得很明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cO<x:{`  
      由于龙是由蛇为主体演化而来，故，在古代曾经历过一个龙蛇不分的历史时期。这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史料、文物以及一些尚存的名词和人们的风俗习惯中，都可证明。 cO<x:{`  
      例一：唐司马贞在《史记•补三皇本纪》中，引《帝王世纪》言“庖（同伏）牺……蛇身人首”；而《竹书》等又记其属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等；《韩非子•十过篇》既言黄帝“驾象车而六蛟龙”，又言其使“腾蛇伏地”；《山海经•大荒西经》记夏后开“珥两青蛇，乘两龙”： cO<x:{`  
      例二：晋西南陶寺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彩绘蟠龙图形陶盘上，其蟠龙形貌既无牛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也没有鸟爪子及羊须、狮尾等，而是一条盘了个圆圈、口吐蛇信的长蛇形状； cO<x:{`  
      例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言：“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汉书•扬雄传上》云“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这是在行文造句上龙蛇不分的实例。并且，传说中亦有龙变蛇、蛇变龙的说法； cO<x:{`  
      例四：现代人们的语言上，也有龙蛇不分的某种历史遗痕，如形容书写敏捷而言之为“笔走龙蛇”，说属蛇之人为“属小龙的”等等。 cO<x:{`  
      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出土文物，言语习惯等方面的龙蛇不分，或许是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轩辕黄帝等本就是以原始人思维中一种能上天、能入海、能吐雾行云、能纵风布雨而又能大能小善变化的“龙”为崇拜物之族。只不过，其时的“龙”尚是蛇的形貌，这种还处于“蛇”形的龙，反映到了古人的刻石、画像之中传到后世，人们便以为是蛇，而记述这些历史人物为“人面蛇身”了。 cO<x:{`  
      由于建立我国最初国家之制、揭开文明历史第一页的轩辕黄帝及其后代子孙，俱为龙的崇拜者，这就不仅使龙的形貌逐步演化成了牛头、鹿角、羊须、兽腿、鸟爪、鱼鳞、狮尾的神奇形象，使其日趋形象完美。同时，龙的神通也世以渐大。大家都以其为吉祥神物，历代帝王也据以为自己的化身，称“真龙天子”。不光帝王身体的各部分零部件之称俱冠以龙字，而称做龙颜、龙目、龙口等等，其所居而处理政事之处也成了“龙庭”。其殿阶、大柱、梁栋、坐位等，到处饰以各种龙形。以至于衣冠也同样发展到以龙为饰。《礼记•玉藻》载：“龙卷以祭”。郑玄注云：“龙卷，画龙于衣”。 cO<x:{`  
      在此种情形之下，植物、动物、城名、地名、山名、水名、自然现象等等，很多都以龙而命其称。依地图出版社1979年版的《中国地图集》计，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带有“龙”字的地名，就多达499个！中国，确确实实地成了一个“龙的国度”。 cO<x:{`  
      说到此处，大家都已明白，“龙”的形貌演变过程，即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龙的图案画即是历史形成了的中华民族的族徽。[/b]

[ 此帖被曲辰在2011-10-23 17:03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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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古城怪，怪事多，怪事怪不怪？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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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村北，高大的土丘之上，有一古代城堡遗存。当地居民因不知城名为何，只知其自古就有，遂呼之以“古城”。“古城”呈正方形，南北，东西城墙间相距约500米，残存城墙高5至10米；底厚约10米，顶宽2至3米。此城城门开设与现代所有城池之门的位置均不相同，是为独特：东门在东南角，西门在西北角，南门在西南角，北门在东北角，人们视为怪异。更为怪异的是，此城址内外从古至今，尽有怪异之事出现：很早以前，五堡村李怀增的祖上曾在“古城”内有一片耕地，一年春天的傍晚，在古城耕地回家的长工，鞭梢上拴回一块两头粗、中间细腰的石块状东西，主人见到忙问长工：“你鞭梢上拴回的东西，是从哪里拣到的？”长工道：“嗐！今格算是倒霉苦了：俺在古城里翻地，耕出了很多这种两头粗中间细的黑石头，顶得犁铧不进地，犁楔光松。俺就拾了一块装在身上，随时用它往紧打犁楔。收工回来，这块石头俺就没扔，拴在鞭梢上带回来了……”当时，主人一听长工这话，暗自吃惊。时矾山镇正在赶庙会、唱大戏。主人便对这长工说：“那地不好耕，就先甭耕了。从今儿起，放你三天工，工钱照给，你去矾山赶三天会吧。等你赶完会再耕它也不迟！”长工听到这话自是喜欢不尽。便早早吃了晚饭去休息，准备第二天去矾山赶庙会，看大戏。主人家等长工一睡觉可就忙坏了，悄悄叫了家里人，拿了线口袋，赶了牲口，连夜去古城里边往回拣这“黑石头”。李家人刨了拣，拣了刨，整整忙活了三天。从此，李怀增家的祖辈上突然发了大财。人们却都对这李家暴富之因难解而觉得奇怪。 cO<x:{`  
        过了很多年，李家暴富之因才稍稍透露出了一点，说是在“古城”地里发现了银锭……人们，谁不想发财呢？联系到“古城”中遍地都是残陶碎片、并有磨制得很细的石头斧子一类东西，人们便对“古城”附会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有的说，“古城”里很早以前住着360家员外，过年请客，一家请一天，轮一遍之后又一年开始，便又轮着请。他们天天过大年，吃酒肉，却不可怜穷人。有一次，太白李金星下凡变化成一个乞丐进古城一家员外门中求食，那家的女人却责怪讨吃的来晚了，说剩下几张香油烙饼，小孩屙屎擦了屁股。太白李金星回天庭报告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大怒，就派太上老君下凡，放一把天火将古城烧了个片瓦不留；也有的说不是派太上老君，是派雷公，将那360家员外雷劈了。那很多石头斧子一样的东西，就是雷公劈人时扔下来的……由是，在“古城内”种地的农户自不必说，就是无地的，也无不借故带了铁锨、镢头，到“古城”中去进行一番“探宝”。但他们挖掘出来的，不是磨制精细的石刀、石斧、石锛、石杵，就是陶鼎、陶缸、陶盆、陶甑、陶豆、陶鬲、陶纺轮等残物。要发财的普通农民对这些石头瓦块是不感兴趣的，掘出之后便弃之于地。只有少数人，如水磨村的张连富，将完整的陶器拿回家中盛物用。而在“古城”内种地的人们，对这些石器、陶器残块尤为厌恶，不断刨拾砸碎弃于地外……但，年深日久，这种在“古城”里的或明或暗的探“宝”活动则是永不衰落。因为，“古城”内外不断发生的怪事，总在刺激他们想发财的那根脑神弪： cO<x:{`  
        日本侵华时期，水磨村的张连富在“古城”里种地，一次就挖出了一柄青铜剑和两方青铜古印。大印印文十分清晰，但为人们所不识。小印因腐蚀严重，印文已不清。侵华日军一头目得知此信，多次找张连富欲夺其印，吓得他带了两方古印到处躲藏。张连富躲日本人，却是不躲文物商的。1958年，有一自称为“怀来县”的人，花20元人民币将大印购走，只留下了印文腐蚀不清的小印；“古城”内挨近北城墙，有一流水冲刷出来土沟。土沟内曾有人发现大量布、刀，五铢、半两等钱币，这些，在农民的眼里，虽不太值钱，但总可以卖到废品收购站换回几个油盐钱；1958年，村干部动员民众在“古城”东南1华里的地方修“古城水库”，水面不大便拆“古城”东墙，于是又一批古文物伴随着出土就被毁掉；1960年，五堡村小学教师带领小学生在“古城”北栽树，掘出了一处古墓葬：其死者没有棺木，而是头冲西躺在三尺见方的两块一寸厚大瓦之上。尸骨上，也同样扣以形制一样的大瓦。人们也自然以为怪异；1976年，五堡村干部张存厚，领人在“古城”北面搞土地加工，又掘出一个古墓葬，其尸骨头戴铁盔，随葬品有青铜剑一柄，刻有铭文为“乐闲王之戈”的青铜戈一个。当然，人们对“乐闲王之戈”五字只识得一个“王”字，其余不识，更不知戈为何种物件，自也传为奇事；当我1980年之后连续几次到“古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之时，见三堡村不少人放着平地闲地不去盖房，却偏要动大工挖“古城”南城墙，以切割出一块平地而盖新房。我揣摩其本意，大约也是以盖新房之机，到那城墙里面探一探这座神秘古城的地下“宝物”。但他们大约未掘出什么金砖银锭之类。我亲眼看见的，则是掘出了不少古墓葬。他们将大批随葬陶器及人骨都扔在一个大土坑中准备埋掉…… cO<x:{`  
        这处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城遗址及其遗址上不断发生的难解之事，古怪吗？是怪也不为怪：怪与不怪，其判断标准乃在知与不知。盖世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人所以为怪者，是由于不知其所以怪异之缘；人所以为不怪者，是知其所以不怪之因。“古城”周围的居民之所以呼其为“古城”，觉其城址内外出土的器物，墓葬怪异而难解，是不知道这个古城本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都，即轩辕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历史上涿鹿城的古遗址。涿鹿一称，城名得自山名，县名得自城名。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以涿鹿之音而分别被记之为浊鹿、独漉、独鹿、蜀鹿，浊漉等各种不同名称。此后，才约定成俗，称以涿鹿，西汉始置涿鹿县，治所即在古涿鹿城中。大约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古涿鹿城便毁坏了，其涿鹿县治所便移驻到古涿鹿城东6里的矾山镇。我们目前虽还不知古涿鹿城毁坏的具体原因，但从古地理著作的称谓上，则可以初步断定其毁坏的大体时期。因为《晋太康地理记》、《魏土地记》在记述到古涿鹿城时，都称其为“涿鹿城”。如《魏土地记》曰：“下洛（今涿鹿）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晋太康地理记》云：“涿鹿城东（按：应为“东南”此处缺一“南”字）六里有蚩尤城”。而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提到古涿鹿城则统称之为“涿鹿故城”了。此证明魏晋之时，涿鹿城未毁，到南北朝之际就已废了。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因涿鹿县久治矾山，便更县名曰“矾山县”，矾山县地，仍然为古涿鹿县地域未变。到了元朝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因二月和七月，涿鹿、奉圣发生了两次毁灭性强地震，所有地面木构古建筑物俱毁。同时，桑干河、洋河洪水泛滥成重灾，人民死伤无数。第二年涿鹿出现了“民大饥，人相食”的恐怖情况。“为取保护安宁之意”（《元史•帝纪》），元帝令奉圣州（治今涿鹿）改名为“保安州”。同时，废矾山县治，并县地为保安州辖。 cO<x:{`  
        涿鹿县，在北魏初为广宁郡（治今涿鹿）下辖县地，故，北魏在广宁郡城南门外大街上建起一座牌楼，上书“古涿鹿郡”四字，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保安州知州嵇巅又行重建。清道光年间，云南人杨桂森出任保安知州。他一上任，见州城中屹立着“古涿鹿郡”牌楼一座，以为怪迂，谓此“文人附会而言”而不信。及至翻阅历代州志，其对涿鹿，记述虽简，但俱言矾山为古涿鹿县地。杨氏对此亦断然不信，就写下了《涿鹿考辨》一文，言保安州境之矾山，绝非古涿鹿县地。写完文章，他又兴冲冲到矾山进行实地考查。这一考查不要紧，杨桂森面对古涿鹿城遗址、蚩尤城遗址，阪泉、涿水、黄帝泉、蚩尤泉等一处处黄帝战蚩尤、败炎帝的遗址遗迹，一下子将他原先的认识全部推翻了。于是，他不仅查阅古史料，古地理著作，进行正讹误，两写《矾山考古记》，一一指明与黄帝事迹有关的古地名及其地理位置。并重修《保安州志》，于道光十五年刻版印行。在他重修的《保安州志》中，将自己刚到保安州上任时所写的力驳涿鹿古地在保安的错误文章也按时间先后为顺序，同《矾山考古记》两篇，一同收入《州志》之中，以向后人证明，他自己曾在轩辕黄帝所居之地的认识上犯过一个错误。《保安州志》虽为一州之地的志书，但全国，历来重视收藏。保安州志》最早的一个版本因在国内已绝，北京一所大学得知国外某处图书馆珍藏了一本，于是便行联系，复印回一套，以供研究之用。 cO<x:{`  
        按理，中国人历来尊轩辕黄帝为自己的文明之祖，并著文立说，进行宣传，常自谓黄帝的后代子孙，以中华民族有将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而感到自豪；轩辕黄帝战于阪泉、涿鹿之野、居于“轩辕之丘”或谓邑于涿鹿之阿，史书记载明确；古涿鹿一地，其历史沿革在各种历代史地著作中也记载得明白，并非找不到。何以像轩辕黄帝所居的遗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发祥圣地，长期以来无人过问，受不到任何保护，以至于大量珍贵历史文物随便让人去毁坏、去遭踏呢？此，不也是咄咄怪事？ cO<x:{`  
            凡世间事物，只要其存在，发生，就必然有其原因，怪事亦然。知其怪事之所以产生之因，便不以其事怪而为怪。 cO<x:{`  
        中国，文明历史之早，世界有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很进步，发明创造很多。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贡献自不必说。天文历法的研究，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尚书•尧典》载，尧时就以推算，定一年为3 66日。到了南朝宋齐间科学家祖冲之，已推算出一年为365.24281481日，与现代的测定一年中只差50秒左右；他按史载“黄帝造指南车”之事，重新造出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证明黄帝造指南车史事之不虚；祖冲之计算元周率之值，精确到3 .1415926到3 .1415 927之间，比欧洲早1000多年。我国春秋时期的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七月就发现了孛星，并有可靠的记载。而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公元1682年发现它，并命以“哈雷彗星”，则已晚于我国近2300年。张衡早在公元132年就研制出了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到欧洲1880年制造出地震仪时，已晚我国1700多年。其他如冶炼、纺织、造船、航海等等方面，我国在世界上无不处在领先地位。为何如此？盖由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自己与自然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摆脱了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而产生了本原哲学思想。认为“有天地，分阴阳”，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阳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阴阳互搏，其结果，则因时、因地，因事物本身的条件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由此而促进事物的变化，而表现于升降、进退、荣衰、兴亡……而此种变化是永无休止的。故，《易•系辞》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而通之以尽利”。不论办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贵在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部《易》经，专讲变化之理。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就产生了这种质朴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而冲破了万物皆由天意而为的原始思维思想羁绊，中华民族才勤劳、勇敢，智慧、奋进。发明创造才多，文化才比较发达。反映到古典著作中，其神话便少，记史、论理才多。先秦之际虽百家争鸣，但著作中荒怪之说比较为少。但秦始皇梦想长生不死而求助于鬼神，汉武帝好鬼神、信方士，重邪说，比秦始皇更甚。“上好之，民风尤甚”。在此影响下，汉代方士们托古代史事以言鬼神甚嚣尘上。汉以来种种伪托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等历史人物之史事，以言吉凶祸福、神仙鬼怪之类的《河图》、《洛书》、《论语谶》等谶纬书大批出现，就连儒家一些著作也受其影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之际，言志怪之风大炽，以至于文人作小说亦以志怪为时髦．此种倾向，在神话学家们看来，大约为神话创作的“黄金时代”，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它则是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历史的一种逆反。 cO<x:{`  
        由是，自宋代以来，随着治学态度的转变，便起辨伪之风。辨伪本是好事，但一经蔚为风气，就又难免过头，走向其反面。也正是宋以后，中国由于战争不断，社会安定之时相对为少，至清代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方面都逐渐落伍于世界先进国家，加之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卖国求荣者表演于历史舞台，中国，终于落后了。这也是有“五四”反封建运动的历史根源。反封建是好事，可又不免连中国的古文化也一起批判起来，似乎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了，一切罪过都在文化上，而谓之“封建文化”。外国经济技术先进，文化自然也好，一起引进。在此种情形下，不仅疑古之风大炽，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大为盛行。法国的拉克伯里说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中国人也忙着进行考证，说自己的祖先确实向巴比伦学习文字；瑞典人安特生以他在中国的考古著书，继德国人李希霍芬之后，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我国一些学者也以安特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权威”，宣扬他的理论；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外国人怀着明显的恶意，说唐尧是“香炉”，虞舜为“蜡烛台”。至于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我们的学者，至今还在重复此种腔调，说大禹不过“是一条虫”，“黄帝原本无其人”；与“疑古之风”，“中国文化西来说”相呼应的则又兴起一股现代造神运动：宣布要“理直气壮”地将轩辕黄帝直至夏，商、周，秦许多历史“还原为神话”。于是乎，轩辕黄帝不仅变成了反动的统治象征“中央天帝”，并且毫无依据地变成了“生有四张面孔”的古怪样子。而各种词典的撰写者争以“奇货”可居，纷纷将此写进词典之中。至少，我手头就有两部这样的“词典”。 cO<x:{`  
        至于在史学界，考古学界，原认为中国的商代以前历史都统统不可靠，都是“传说时期”。随着考古的发现，已证实司马迁所述商代历史不虚，而夏代是“传说”。于今，夏文化的探索虽已有了一些进展，但史学界还在争论，未有定论。夏代有没有，尚难定下来，夏代以前的黄帝史事，在“传说”的前面，还加有“神话”二字，就事实上更不承认实有其事、实有其史了。如此，轩辕黄帝所居的古遗址，还用得着保护么？这处古遗址连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其文物遭受破坏还有什么可奇？可怪？此，是虽为怪事而又不怪的原因。 cO<x:{`  
        由于“轩辕之丘”（即古涿鹿城遗址），不断出现古文物，1957年10月，河北省和涿鹿县的文化部门，到此处专门作了调查。结果，“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杵、磨用器及蛙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原有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有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约18公分，有的厚约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筒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于是，便在同年11月3 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 cO<x:{`  
        30多年过去了，这条消息未引起任何社会反映；1980年后，我一方面反复调查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有关遗址、遗迹，写文章发表于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向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建议，应对这些古遗址及文物进行保护，至少应采取应急性保护措施，以制止对古遗址、古文物的继续破坏。又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非但没有引起重视，使其得到一点最起码的保护，而我最近去阪泉拍摄照片时，竟发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阪泉，又被乡办砖厂用推土机给推土填平了！这比“文化革命”中焚烧历史上留下来的供奉轩辕黄帝的木漆牌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cO<x:{`  
        呜呼！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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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古涿鹿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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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涿鹿，是黄帝战蚩尤、战炎帝、所居、所都之旧地。虽其史事距今已有4700年左右的历史，而今人述史释地，仍不免提而论及。 cO<x:{`  
            但，对涿鹿这一古地所在地理位置的解释，从古至今多有不同之处。总括起来，有以下数说： cO<x:{`  
             一，涿鹿即彭城； cO<x:{`  
             二，涿鹿在涿郡； cO<x:{`  
             三，涿鹿即今之宣化； cO<x:{`  
             四，涿鹿在今涿鹿和怀来县； cO<x:{`  
             五，涿鹿即今之河北涿鹿县。 cO<x:{`  
             以上五种说法，严格地说，没有一种说法是完全准确的。有的是明显的错误说法，有的是似而非，有的可算作“近是”，但不准确。那么，这些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产生，又为什么错误或不准确呢？这，就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因为，每一种说法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cO<x:{`  
        说涿鹿即是彭城，源出于《世本》。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引《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世本》，按司马贞言，是“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终于秦末”的书。这就是说，《世本》成书时间为西汉初年。因其成书年代也算比较早的，故后世史地学家们述史释地，亦多有引录。如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六朝陈顾野王的《舆地志》、宋李防的《太平御览》等。今人吕思勉先生也主此说，言黄帝战蚩尤之史事，当在彭城。他在《先秦史•五帝事迹》中说：“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自因汉世县名附会。……服虔谓阪泉（按：应为‘涿鹿’。此处作‘阪泉’者，为吕先生之笔误），地名，在涿郡，自较谓在上谷者为近情。然以古代征战之迹言之，仍嫌太远。《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实为最近之”。 cO<x:{`  
        涿鹿一名，商以前为竹鹿，春秋战国之际，史家言黄帝战蚩尤及炎帝事，有一些按“竹鹿”之音，分别记之以涿鹿、独鹿、浊鹿、浊漉、独漉等许多名称。如《庄子•盗跖》：“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战国策•秦策》：“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曾被认为是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逸周书》于《尝麦解》中记：“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荀子•成相》记为“独鹿”：“刭而独鹿弃之江”；古逸诗《独漉篇》则记为“独漉”：“独漉独漉，水深泥浊”；而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则书为“黄帝战蜀禄”…… cO<x:{`  
        这些书都产生在西汉以前的历史上，虽在涿鹿这一地名的写法上各有不同，但都记黄帝战蚩尤是在涿鹿，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说是在“彭城”的，岂有秦汉以前的古人述史言事，而按汉世县名附会之怪理？故，吕思勉先生说张晏言涿鹿在上谷是“因汉世县名附会”者，乃为张晏之冤枉。张晏生在三国时期，他说黄帝战蚩尤之涿鹿，其古地在上谷郡，不仅有先秦诸多史籍为依，更有了解实地情况为据。因为，张晏是中山人，其出生之地距涿鹿这处古战场，只不过一二百里之遥。以张晏言，远比南人言北地要了解实际情况多。 cO<x:{`  
            古彭城，即今之江苏省徐州市，古为大彭氏国，春秋时为宋邑，秦始置县，曰彭城。相传，唐尧时曾封颛顼玄孙彭祖于此地，因而得名。彭祖大约于养生之道有研究，故善于保养身体而比较长寿。后世的巫史神仙家，便言其寿活八百多岁，《神仙传》、《列仙传》所云即是。而其所据，则又以巫史所记祭祀内容的《山海经》。因《山海经》有轩辕之国，“其不寿者八百岁”之语。《世本》作者独出心裁，以言奇而示广识，云涿鹿为彭城者，盖由此种神巫之作，曲相附会。 cO<x:{`  
        说古涿鹿即涿郡者，初为服虔。《史记•集解》注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对此，司马贞在《索隐》注中早已作了纠正：“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然而，服虔之误，事隔1700余年后，又有人倡之而为新发现。由是，古涿鹿究竟是涿县还是涿鹿之争，又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王畅在《“涿”字之谜》、《涿水•督亢•蚩尤坟》、《释“涿”》三篇学术论文中，就力主“涿县古为涿鹿之野一说。所不同的是，服虔议山名而立论，王畅改以按水而立说，说涿水是“源于涿鹿而流于涿县”，故涿县古为涿鹿之野。那么，这条涿水是从哪里流到涿县的呢？王畅经过三篇学术论文的“设想”，“进一步设想”，继“而推衍之”，云：“涿水源出涿鹿山，辗转经过山谷中而流于涿县，即按圣水的基本流向”。“至于出涿鹿山最后而注于 水之涿水，即便是郦道元的考据不错，那也是河流改道变化以后的事”了！ cO<x:{`  
            这种毫无任何历史依据，更无科学道理的文章，为什么能在比较有影响的、在国内外广为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呢？究其因，就是蒙了一些既不知历史地理、又不了解历史地理和地质学的人。王畅说郦道元所记的涿水源于涿鹿山而注入桑干河（ 水），“即便是郦道元考据不错，那也是河流改道变化以后的事”了。言外之意，即是说：郦道元不过是生在1400多年以前，而黄帝战蚩尤是4900多年前的事，你知道在郦道元注《水经》以前的3000多年历史上，涿水不流向涿县吗？ cO<x:{`  
            要弄清楚在轩辕黄帝生活的时期，涿水是不是流向涿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cO<x:{`  
            涿水，从其源头阪泉，到其注入桑干河，都在新生断陷盆地——怀涿盆地之内。这个盆地是新构造时期以来，由于受喜马拉雅运动的波及而造成，即大约从6700万年前开始而继续到现在。它又是明显地有着继承古构造特征的构造运动。现在，涿水源头海拔约800米左右；涿水与圣水之间的分水岭在东西灵山之间。东灵山海拔2303米，西灵山海拔2420米，分水岭海拔为1570米左右。不用说，涿水现在是不会跳起到半悬空中，越过比它的源头还高770米而落入圣水谷的。那么，在古代能不能呢？回答是肯定的：同样不能！ cO<x:{`  
        我们按1953年至1954年，和1971年至1972年地形变复测的结果表明：“泥河湾盆地与涿鹿盆地之间，存在一条北东向上升带，与盆地东北部山地连成一体，构成正向运动区，其上升幅度0.2～l0毫米”。与此相反，“盆地内侧则为负向运动区，下降幅度由东向西逐渐加大至20毫米”（引自宋津生、王宪瑜：《泥河湾石匣里桑干河峡谷的地貌分析》，原文载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会议论文集》）。这里所说的盆地“北东向上升带’’，是指盆地北东方向的大马群山一带，而非盆地南沿的太行山脉；而盆地内侧的“下降幅度由东向西逐渐加大至20毫米”也表明：泥河湾盆地以东的涿鹿盆地下降幅度为小，向西到阳原县的泥河湾盆地才加大至20毫米。我们姑且以山地上升和盆地下陷的最大数值相加，依每年3 0毫米进行推算而来减低涿水与圣水之间的分水岭高度，即使这样，往前推25 000年，涿水仍然还越不过这条分水岭而流到涿县去。因为即使这么算，在25000多年以前，东西灵山间的分水岭也仍然要比涿水源头高出20多米！ cO<x:{`  
            王畅同志依现在的地图上无涿水之名，就断言涿水已经“干涸或漫涣了”，这种考证之法，本身就是一种荒唐。假如以此法去考证古老的“河水”与“江水”，现代的中国地图上同样也无其名，是否也要由此而断言古代的“河水”和“江水”也干涸或漫涣了呢？古涿水不仅依旧流在涿鹿和怀来县的大地上，其流向也仍如《水经注》所记，只不过如今的河流上多了“古城”、“果园”两座水库罢了。 cO<x:{`  
            所以，论山，涿鹿山从古至今就在涿鹿大地上高耸；论水，涿水从古至今就在涿鹿、怀来的土地上流淌；按史料，黄帝战蚩尤的史事发生地，从古至今都记在涿鹿，而无一处记载在涿县；考遗址、遗迹，轩辕之丘，蚩尤城、蚩尤泉、阪泉、黄帝泉、桥山等都在涿鹿而不在涿县。故，涿县非为“涿鹿”，也不是什么“涿鹿之野”。 cO<x:{`  
也有说古涿鹿即今宣化地的，李一氓同志可为此说之代表。他在《试释汉族》一文中说：“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宣化”。此亦为误，造成此误的原因有二：一是对张晏之语的理解问题，二是对上谷郡郡址所在的确定问题，两者又有着因果联系。张晏说：“涿鹿在上谷”。此是言涿鹿一地在上谷郡，即上谷郡之辖地。非为在上谷郡郡址所在处。古上谷郡郡址在沮阳，“沮阳”者，即沮水之阳。沮水，至武则天时迁妫州治所于清夷军城（即旧怀来城）后，又以州名称水为“妫水”，是水即今官厅水库东的水流。沮阳城遗址在今官厅水库东南，官厅大坝东北的官厅湖边，当地人呼此遗址为“大古城”；宣化，古为上谷郡辖地，汉代尚无县治，为广宁县辖地。至唐代始置县，称文德，治所在今宣化。金改称宣德县，元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因地震改名顺宁，明置为宣府卫，朱元璋分封诸子中，封朱橞为“谷王”，邑宣府。“谷王”一称，盖取古上谷郡地域名称，意为上谷之王。因此清代又在宣化府的大街上建起了一座“古上谷郡”的牌坊。宣化，古为上谷郡之辖地，建此牌坊以示谷王所邑处为古上谷郡地，无甚大错。但是，由于战争上的原因，宣府越来对于保卫京师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明设总兵官到此坐镇，清代又置为府，称宣化府。相反，由于有宣化渐起了代替了古上谷郡的门户作用，不仅古上谷郡郡治原城沮阳因城废而名声不著，就连曾置为州治所在的旧怀来城，也逐步降为县级治所，终为宣化府的辖地了。于是，后来的好多人便依宣化城的建筑规模，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总兵、总督、知府衙门的所在，据之以大街上“古上谷郡”的清代牌坊，便以为宣化即是古上谷郡的郡治所在地了。即使是张家口地区的一些文人们也以为如此，还有人写《上谷春浓》为题的文章，实写今宣化县之事，以言古上谷郡如何如何，发表在《长城文艺》杂志上，发行于国内外。李一氓依张晏“涿鹿在上谷”之语，理解为上谷郡治所所在地即为古涿鹿，又据人们的错误宣传和错误文章，认为今河北宣化即是古上谷郡治所所在地，于是便产生了“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宣化”的错误说法。 cO<x:{`  
            上谷郡，为战国时期的燕国所置，下辖36县。秦沿旧制，上谷为天下36郡之一。直到西汉时，其变动也不大。只是，其时的县份已合并，改置为15。计有：沮阳、泉上、且居、涿鹿、潘，茹、下落、雊瞀，夷舆、居庸，军都、昌平、女祁，宁，广宁。大体上相当于今张家口以南，怀安、阳原、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延庆以及北京市昌平以西，涞源以北的地域。因此，说古涿鹿在上谷郡地域内，正确；但说今宣化就是古涿鹿，即错。 cO<x:{`  
             至于现在通行的说法：古涿鹿或涿鹿之野“即今河北涿鹿县”，当然不能算做错误的说法，但严格地说，也是一种不够确切的说法。这是因为： cO<x:{`  
        涿鹿，若指为古县地，它并不等于今天的涿鹿县地域。古涿鹿县，为西汉始置，唐贞观八年改称矾山县，元至顺四年（同年十月改元为元统元年）废除。其所辖地域一直变动不大，大体上相当于今涿鹿县的桑干河以南，赵家蓬区河东乡以北，黑山寺，卧佛寺乡以东，怀来县桑园、官厅以西的地域。这片古涿鹿县地域位于今涿鹿县地的东南，地域面积大约为今涿鹿县地域的1／4多一点；而今天的涿鹿县，是汉代下落县的全部、潘县全部、涿鹿县地十之七八，雊瞀县和茹县的一半地域相加。所以，古涿鹿县地在今涿鹿县、怀来县地域之内，但并不等于今天的涿鹿县。 cO<x:{`  
              涿鹿，若指为历史上的古城名，它根本就不是今天的涿鹿城。古涿鹿城，其遗址在今涿鹿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初为有熊国都“青丘”，后以轩辕黄帝所居，称为“轩辕之丘”。约在夏商之际依山名称竹鹿，春秋之际曾以“竹鹿”二字之音，分别被记之以浊鹿、独鹿、蜀禄、独漉等不同名称。战国后期始统一到涿鹿二字上来，西汉始置县，南北朝时其城即毁；今涿鹿城因处桑干河、洋河汇合处，古为沼泽地带，因而建城晚。汉代始置县，称下落，王莽更名下忠，三国魏时称广宁，北齐曰北燕，唐长安时名永兴，后唐为新州，石敬瑭送予契丹后改名奉圣，元更名保安，1914年恢复使用古涿鹿县的名称，依县治所在称涿鹿。 cO<x:{`  
               涿鹿，若指以黄帝战蚩尤的古战场，应称“涿鹿之野”为宜。因其地域又小于古涿鹿县地，大致相当于今矾山镇三堡、五堡以东的平野之地，即今人所称的矾山川；在三堡，上七旗村以西，涿鹿山以北的丘陵地带，则是古战场“阪泉之野”。 cO<x:{`  
               涿鹿二字如指以山名，则是今矾山镇，黑山寺以南，太平堡、卧佛寺以北的一座山，其南为班古寺山（疑其古名为“盘古氏山”），班古寺山以南为东西灵山。这些山俱为太行山北脉余支。 cO<x:{`  
         今天的怀来县，是汉上谷郡的沮阳，泉上、且居三县地。其中，沮阳县地大体为今官厅水库以南部分；泉上即今之沙城镇，其县地大致相当于官厅水库以北、长安岭以南、东八里以东的地域；而怀来县杏岭堡以西，洋河以东、东八里以北，包括今张家日市的下花园区，是汉代且居县地。只有今怀来县官厅以西的李官营、孙庄子两个乡，为古涿鹿县地。除蚩尤墓在二堡村南，八卦村传为黄帝战蚩尤时布阵遗址外，其余黄帝战蚩尤、战炎帝，所居、所葬、合符之处及遗址、遗迹，俱在今涿鹿县境内。故，说古涿鹿即今怀来县，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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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涿鹿”因何而得名？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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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鹿之称，因述史释地之故，早就牵扯到了它的得名问题了。古人以为，涿鹿一称，是得自山名。如东汉的服虔说：“涿鹿，山名。”唐代的张守节，也认为如此，因此就说：“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 cO<x:{`  
            但是，涿鹿一称既得自山名，即涿鹿古城遗址南的涿鹿山。那么，山之得名为何又用了三点水旁的涿字呢？且“涿”字用途又不广，在全国现有的地名中，只有两个用“涿”字的，一是涿鹿县，一是涿县.而用“涿”字名水的，在现代的实际使用上却没有，即使翻烂了现代的所有地图和地名书籍、杂志，也找不到这样的水流名称。于是乎，“涿”字也称为一谜了！今人王畅在《“涿”字之谜》的文章中，经过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涿”字及“涿鹿”一地名，是来自“逐鹿中原”的典故，“涿鹿”盖为“逐鹿”二字的误写。 cO<x:{`  
            但是，此种说法又不能服众，于是乎报刊上就此展开了一段时间的激烈论争。争论的结果，此种论点“是断乎不能成立的”。因为，“逐鹿”一词，是汉代以后才形成的，原出于蒯通的形容用语。《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班彪于《王命论》曰：“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游说之士，至此天下共逐鹿，幸捷而得之。”《汉书•蒯通传》亦载其语，颜师古注引张晏语：“以鹿喻帝位”。至于将“逐鹿”与“中原”联用，形成“逐鹿中原”一词，则在唐代了。而“涿鹿”一名，春秋战国诸典言之已多，岂有春秋之际就名著于史的古地名出自汉以后才形成的成语之理？ cO<x:{`  
        此说既难成立，探索“涿”字之谜者便改弦易辙，在《涿水•督亢•蚩尤坟》一文中，提出了涿鹿一名得自古涿水的新论。但由于考证者的目的原是要考证出“涿县古为涿鹿之野”，而郦道元所记的发源于涿鹿山的涿水又不流向涿县，于是，考证者便依现在的地图上无涿水之名，就说古涿水干涸或漫涣了。作者说：“历史上，千年百代，沧桑变幻，原来的河流，或因漫涣而几易其道，或因干涸而终至消失，大江大河尚且如此，何况一条涿水呢！”但此文一出，驳之者顿起，纷纷著文以《水经注• 水篇》所记涿水的详细流向，作古今对照，指出涿水不仅未“漫涣”、未“干涸”，而且依然按《水经注》记述的地理位置流淌。由是，便又引出了作者的新考证文章。在《释“涿”》一文中，作者一连20多处用“语焉不详”、“不能自圆其说”，“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很不准确”、“出现乖谬”等语言将郦道元大批了一通，说郦道元所记之“涿水”之文，“是断乎不能成立的”！郦道元的著述既已“乖谬”，作者经过“设想”和“进一步的设想”，继而再“推衍之”的“源于涿鹿而流于涿县”的古涿水假说便宣告成立。可是，“涿”字就这样算是“说通”了，那么说涿鹿一名得自涿水，还有一个“鹿”字又该如何去“说通”呢？作者说：“‘涿鹿’的‘涿’字易解，‘鹿’字何来？其实这点疑问，也并不难解。涿水源于涿鹿山，‘鹿’乃古‘麓’字，涿水发源的山麓，谓之涿麓，即今之涿鹿”。至此，作者关于涿鹿县名得至于涿水，“涿县古为涿鹿之野”的考证工程便宣告完成。可是，人们若再对此提出反驳该怎么办？于是，作者就向全国辞书编写和出版单位建议道：“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的常用字、词类书中，对于‘涿’字的诠释，应该是：涿：古水名，源于涿鹿，流于涿县。二县均在河北省，都因涿水而得名。鹿同麓，涿鹿，涿水发源之山麓。涿县古为涿鹿之野。” cO<x:{`  
            涿县并不是古战场的涿鹿之野，古涿水从古至今都不流向涿县，这，我们在《古涿鹿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一文中谈到。鹿、麓二字无论古今都不等同。鹿，原指兽名，甲骨文作“ 、 、”等形，金文为“ ”，形，完全是一头梅花鹿的形象，小篆书作“ ”形，楷书为今“鹿”，借指力粮仓，粗陋；而麓字，在甲骨文中为“ ”，是 “用鹿在林中的生活环境以表现山麓”（康殷：《文字源流浅说》）。因鹿一般情况下都是生活在山脚下的林中的，故“麓”字初意专指山脚，以鹿形声，以鹿在林中示意。在小篆中已将原在鹿两边的木字移到鹿上合而为一林字。《传》曰：麓，山足也。”古代，因设有管理林苑的官吏，如《国语•晋语九》：“主将适蝼，而麓不闻”。故许慎言：“麓，守山林吏也。”在今天，则专指山脚而用了。因此，说“鹿同麓”也是一种穿凿。 cO<x:{`  
        涿鹿这一地名，既不是出自后世形成的“逐鹿中原”成语典故，也不是得自水名，鹿也不同于麓字，王畅提出的“涿”字之谜，事实上仍未揭开。 cO<x:{`  
        那么，这个谜底究竟是什么呢？这“涿”字之谜的谜底，即是一个“竹”字。涿鹿这一古县名，是得自城名，即历史上涿鹿县治所所驻的古涿鹿城，今天只残存了一个古遗址，历史上的古涿鹿城早在一千四五百年前就不存在了。而古涿鹿城的名称，则是得自它南面的山名，即“涿鹿山”。而“涿鹿山”的名称，最初则是依山下植物“竹”，及动物“鹿”而得名为“竹鹿”的。对此，有以下历史依据可证： cO<x:{`  
              涿鹿县的保岱村，历史上是汉代的潘县城，历史上的唐尧、虞舜之国都。在保岱村大街上，过去有一座砖砌照壁，上有横额砖刻“竹鹿高照”四个大字，为村人不解其意而称做异事。因为此照壁毁坏是为现代的事，所以，凡涿鹿县保岱及附近的人们都知此事。这照壁因是坐北朝南而立，正对其东南方向的古涿鹿山，其横额砖刻的“竹鹿高照”四字中的“竹鹿”，即指此山。历史上，轩辕黄帝奋战于斯山之下，“三战然后得其志”而定华夏，这在古人眠里可谓“王者所兴之地”，故以其高照潘城而为吉祥。此既为照壁横额上刻“竹鹿高照”四字之因，也是涿鹿山原为“竹鹿”山之一证。 cO<x:{`  
         在涿鹿，现在是不生长竹子这种植物的，但古今气候并不一样，现在不长，并不等于古代不生。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波动的初步研究》中，根据考古资料判断，华北地区在距今3000年到5000年的历史上，气温很高，而且比较湿润。按推算，当时1月份的气温较今高5℃，当时的华北盛长竹林。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即历史上的商末周初），开始出现了第一寒冷期，气温急速下降，华北的竹林从此绝迹。此为涿鹿山依竹、鹿得名为“竹鹿”之二证。 cO<x:{`  
               离涿鹿很近的泥河湾，中外考古学家发现的大量第四纪古动物化石中，不仅有步氏大角鹿、四不象鹿的化石，而且有纳玛象、板齿犀化石。至于本地区其他地方所发现的鸵鸟蛋化石，也存于地区博物馆中。这都证明在古代，涿鹿地方的气候是比现在要温暖得多。这里不仅有竹子生长的条件，而且现在只有亚热带、热带才有生存的犀牛、象，鸵鸟等动物，在古代的涿鹿，阳原盆地中也大量生存。此，为古涿鹿山依竹、鹿而得名为“竹鹿”山的证据之三。 cO<x:{`  
              涿鹿山，《山海经》记之为“轩辕之山”。其文曰：“轩辕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竹”。现在，涿鹿山东麓和南麓都有铜铁共生矿开采，大约《山海经》所记载此山下古代多竹，也不虚妄。此，为涿鹿山最初是依竹、鹿而得名为“竹鹿”山的证据之四。 cO<x:{`  
        综上四方面的古史料、古文物及考古发现证明，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涿鹿山便依山下长竹子，竹林有野鹿，而得名为“竹鹿山”。轩辕黄帝约在距今4700多年的历史上，曾居于此山之下一个黄土丘陵之上，并战蚩尤于竹鹿山东北的平野之地，战炎帝于竹鹿山北的阪泉之野。并在战争中为军事防御之目的，夯土筑方形永久性土城。因黄帝名曰轩辕，故古史中也称竹鹿山为“轩辕之山”，而他所居、所都的城即被称做“轩辕之丘”，在尚无“城”字出现和有专门名称之际，史料记此城以与天然土丘相区别之时，就特别指明“轩辕之丘，无草木”、“其丘方”。大约在后来有了“城”这个名称和汉字的商代，便依山而名城，称为“竹鹿城”了。到了商末周初，由于寒冷期出现，气温急速下降，竹子的生长绝迹，竹鹿一名在春秋之际，便依“竹鹿”二字之音，分别被各种史书记之为浊漉、涿鹿、独漉、蜀禄、独鹿等。发源于竹鹿山北坡的阪泉之水，初或亦因山而名之为“竹水”。“涿”字的产生较晚，按《周礼•秋官》所载，周代曾设有“壶涿氏”一职，专掌击瓦鼓而惊除水中害虫：“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故，郑玄注云：“壶，谓瓦鼓；涿，击之也。”这就是说，“涿”字，初当敲击讲。因击瓦鼓之声同流水下滴之声相似，后“涿”字也就当流水下滴解。由是，许慎言：“涿，流水下滴也。从水，豕声。”“阪泉”之“阪”，即是“山坡”发源于竹鹿山北坡的竹水，其水也自然下滴。这样，在竹鹿山无“竹”之后，山名、城名以“竹鹿”二字之音乱记了一个时期后，到了春秋之后，便逐渐统一到“涿鹿”二字上来，“竹鹿山”变成了“涿鹿山”，“竹鹿城”亦变成了“涿鹿城”，“竹水”自然早被书作“涿水”了。因为，不仅“竹”与“涿”字同音，而且“涿”又当“流水下滴”解，又有个“水”旁。这就是“竹鹿”一名为什么春秋之际曾被以音而记为“涿鹿”，“浊鹿”、“独鹿”、“蜀禄”等不同名称的原因，也是春秋之后逐渐约定成俗，书为“涿鹿”的具体原因。到了西汉，在古涿鹿城置以县治，其所治之县，自然以城名而为涿鹿县了。南北朝时，古涿鹿城毁坏，县治移驻矾山镇，涿鹿县一名未改，直到唐贞观八年才按涿鹿县久治矾山镇而改名矾山县。自1914年重新恢复使用古老的“涿鹿”这一古县名以来，在现实使用中，依“竹鹿”二字同音异写的名称，事实上还一直存在。比如一谈历史，就不免又翻几千年的历史旧帐，如1975年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燕赵中山图”上，今涿鹿县东南的位置就赫然而印“独鹿”两个较大的黑体字，以标古涿鹿在当时的称谓书写之名及地理位置。 cO<x:{`  
              综上所述，涿鹿这一古老的地名，县名是得自城名，城名是得自山名，山名是以山下植物“竹”、动物“鹿”而得名为“竹鹿”山的。商末周初因气候变冷竹子绝迹后，曾以“竹鹿”二字之音分别记以不同写法，战国之际，约定俗，逐步统一书为“涿鹿”二字，这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cO<x:{`  
          这，就是王畅同志三考而未考证准确的“涿字之谜”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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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阪泉数说何为准？ ~^'t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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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阪泉，是轩辕黄帝史事中的一处重要古地名。《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黄帝》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逸周书•史记解》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此，正是记述炎帝为蚩尤所逐，逃至涿鹿，“说于黄帝”，联兵共伐蚩尤之后，又为争权而攻黄帝，致使有阪泉之役的实际情况。古代史家认为“阪泉一役，天下乃定”。正因为阪泉之战关系重大，后世周襄王遇其娶翟女隗氏之祸，被其弟甘公带引翟兵逼出王城，逃到郑国时，晋文公欲勤王而伐甘公带之前，“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晋文公之所以要说自己不敢当的话，就是因为阪泉之役是开国帝王定天下之举，晋文公只是周天子之下的一个诸侯国君而已，何以敢与黄帝战阪泉相提并论？ ~^'t70 :D  
         正是由于阪泉在我国史事上的重要，故古史地著作对其地理位置多有记述。但由于学者中能像司马迁那样注重考信实录者太少，故其记述准确者不多。有的，则是用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以标新立异，事实上流于附会，沈括就是如此。 ~^'t70 :D  
        那么，阪泉一地究在何处？晋•皇甫谧云：“在上谷”（见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注引）；《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志》言：“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经注• 水》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注中引萧德言的《括地志》说：“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宋沈括于《梦溪笔谈•辨证一》称：“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嘉庆一统志•太原府》则以《左传》所载晋文公问卜，遇“阪泉之兆”时地，称山西阳曲县东北之山为“阪泉山”；今史学家郑天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分册）的注释中，以及《中国通史简编》里，认为“阪泉在今河北省怀来县”。 ~^'t70 :D  
          以上数说，只有一个是说对了的。其实，阪泉，即涿水之源泉。出于涿鹿山北麓的涿鹿县矾山镇上七旗村东口，它出泉后往北稍稍偏东的方向流到古涿鹿城遗址东南，约3公里这一段古称“阪水”；在涿鹿故城遗址东南不足0.5公里处汇入黄帝泉水，以下水流便称“涿水”。涿水再东流3公里，汇入南来的蚩尤泉水后，往东北方向进入今怀来县境，经果园、二堡，李官营、东蒋营、桑园等村，于九营北，注入桑干河中（古称 水）。现在的注入处，为官厅水库。涿水全长约20多公里。 ~^'t70 :D  
        今上七旗村，古名阪泉村。“阪”即山坡，泉水出于山坡下故称阪泉，出泉为水流即称“阪水”。泉水旁的村名以泉而得，是为“阪泉村”。阪水流经涿鹿故城以下，即名涿水。现在的“七旗”村名，则是由黄帝战炎帝的史事而改原名。1981年5月底，我到上七旗考察阪泉、拍摄照片时，听当时已78岁的谢文贤说到了“七旗”村得名的原委。这位老人说：“我们村的老辈人辈辈往下相传：上古时候，有个叫蚩尤的住到了山那边，就是现在的龙王塘。那蚩尤可是够凶暴的了！吃人！他每到一处都要吃人，尽吃人们的小孩！有位叫轩辕黄帝的为民除害，和蚩尤打仗，把蚩尤给捉住杀了。后来，轩辕黄帝又在这里打仗的时候，树起七杆大旗摆阵势。自那以后，我们村就由原先的阪泉村改叫七旗村。”谢文贤老人和陪我调查的村党支部书记都谈到，上七旗过去有座黄帝庙，是人们专供奉轩辕黄帝的。后来，由于年久，人们修不起庙，那庙就坏了。人们在这以后就做了个红木漆牌位，上面写了“轩辕黄帝万岁万万岁”，放在村中龙王庙的神像前。人们进庙都先拜轩辕黄帝的牌位，后敬龙王。解放后，龙王庙做了小学校，人们就把轩辕黄帝的牌位收到队房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一们硬说“轩辕黄帝的牌位是四旧”，非逼队干部取出来当众烧毁不可！村干部们没法，只好将轩辕黄帝的牌位从大队库房里取出来，让“红卫兵”给劈烂烧了。 ~^'t70 :D  
        当时，我听到这些情况，十分吃惊！一是，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这荒远的山村，文化教育难及的地方，人们一辈辈靠口耳相传而保存下来的史事传说，竟与《史记》等书所载十分吻合：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好，或是“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也罢，都无一例外地为六部之军。若各图腾之旅有旗一面，黄帝有用以指挥的，类似后世“三军司命”那样的大纛一面，岂不就是“七杆大旗”？二是，我头一次听到了关于蚩尤吃人，而且是专吃小孩的新奇说法；三是，我从来也想不到在这小山村里，历史上曾有轩辕黄帝庙，庙毁之后，人们还制作了轩辕黄帝的牌位放在龙王庙里供奉，并敬黄帝优先于敬龙王，这在靠天吃饭的农民中简直不可思议！四，更叫人吃惊的是，比较能够多地接受文化教育的年轻人，却恰恰比历代难有上学机会而不识字的老年人愚昧，硬把自己文明之祖的牌位视作“四旧”，逼人取出来当众烧掉以示“革命”！对此，可该叫人说些什么？ ~^'t70 :D  
        吃惊之余，我又不敢轻易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便问别的人们：“‘文化革命’开始，你们村里的‘红卫兵’烧没烧过一个木制的轩辕黄帝牌位？”不料，人们的回答都是“烧过”。由此，我不仅想到了两千多年前曾“北过涿鹿”，进行史事调查考信的司马迁所说的“风教固殊”问题，更由此想到了这处上七旗泉极有可能就是名垂千古的阪泉。但是，古史料所载阪泉俱不在此，若无确实的证据，阪泉的地理位置所在，是难以确定的。由是，便一连多次到此处调查。1982年夏，当我再次为此到了矾山镇党委办公室的时候，热心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郭世峰同志告诉我：“四堡村有个退休干部叫李仲祥，去年夏天盖新房挖地基挖出了不少石人、石兽，原放在地基外，后来他听人们说，那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日头晒三天就会成精作怪，他就全部给砸碎了。我们听到消息后赶去看，他只留下一块用朱砂书写有文字的大板瓦和一个香炉，你去看看有用没？”这样，我就立即骑车赶到了距上七旗3华里的四堡，到了李仲祥的家中，经询问李仲祥，到野外看他砸碎扔掉的石雕像残块，以及验看同时出土的地券文字记述，知道李仲祥于1 98 1年6月3日上午掘出的，是一个元代的改葬墓。墓主人名叫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改葬于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被砸碎扔掉的是墓伯，亭长、道路将军精美石雕像五尊，及石兽两个。所幸存的只有个三足彩陶（唐三彩）香炉，一个绿色陶碗，一份用殊笔书于长37厘米、宽25厘米板瓦上的地 ~^'t70 :D  
券。其文是： ~^'t70 :D  
        维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二月丁卯壬午朔十五日丙申有奉圣州凡山镇板水弥勒禅寺主持林泉老人并门人寺主蔡弘智等伏缘祖宗先世庵主郭荣公庵口改葬茔坟夙夜忧思不遑所历遂今日者择此鸟原来去朝迎日地占 吉地属本寺西北之原堪为基地一方掾已出备钹绿儿到宅兆一所南北长二十七步东西阔二七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以下略） ~^'t70 :D  
        这个地券上的文字记述，尽管错字，别字、误书之处很多，但它却以无可辩驳的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证明： ~^'t70 :D  
        一、今上七旗泉即是古阪泉； ~^'t70 :D  
        二，阪泉之水出泉后，流到3华里下面的四堡村及其到古涿鹿城遗址的水流，古称阪水； ~^'t70 :D  
        三、在这处改葬墓墓地的东南正是阪水河谷。在阪水旁曾有过一个“阪水弥勒禅寺”至少，就在沈括以《辨证》之题记山西解州盐泽是杆么“阪泉”之前，古涿鹿城遗址西南3华里有阪水弥勒寺一座。此时，不仅阪泉之名人在称，阪水一称尚在呼。只不过，阪泉所在之地不为北宋辖地就是了。 ~^'t70 :D  
        我依据地券文字之记，又问李仲祥：“你们村东南方向的河沟里，过去有一座弥勒寺？”李仲祥回答：“没听说过有庙，倒是有块地名叫弥勒寺，前几年平整土地，挖出了很多铜制钱，还有和尚念经用的法器……”我据此又刭四堡大队了解到，弥勒寺地块出土的铜钱等很多文物早已卖到矾山废品收购站，我只看到了因在地下腐蚀较重、收购站不收的铜铙、铜钹、经铃等几种文物。经建议，这些残存文物，包括瓦券在内，已由涿鹿县文博馆收藏。根据阪水弥勒寺文物出土时存放整齐有序、并有大量铜钱等情况判断：阪水弥勒寺当毁于公元1333年奉圣州毁灭性的强地震。 ~^'t70 :D  
        那么，为什么古阪泉旁的上七旗村，不仅对古史传说较为准确，且直到“文革”开始以前的历史上，一直供奉并保存有轩辕黄帝的牌位，而下游阪水河旁，距上七旗只3华里的四堡村人，竟连元朝时曾存在的阪水弥勒寺也不知道，只知有其地名呢？这，也与公元1333年的毁灭性大地震有关：上七旗村，龙王塘村及矾山等，是古涿鹿原有的村庄，故对史事有传说；而公元1 333年毁灭性大地震发生后，按《元史》，《保安州志》记载，其破坏情况严重，人民死伤极多．再加上地震后的第二年，在人们无衣，无食、无居住等生存基本条件下，又发生了瘟疫，发生了“民大饥，人相食”的事情，古涿鹿地方基本上成为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以至于明，清两代，一直从山西、山东，湖广地区，不断向涿鹿移流民而新建村庄。今古涿鹿城遗址周围的二堡（今属怀来县），三堡、四堡、五堡、六堡等村，便是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由山东移民新建的村庄。所以，上七旗能保存这块土地上的古史传说，但距土七旗只3华里的四堡人，就对所居之地历史茫然了。 ~^'t70 :D  
        以上古史传说，出土文物及文字记述，阪水旁直到现在还用的地名等等，都证明，司马迁述史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经过到涿鹿调查考证而记述的轩辕黄帝史事是“皆实不虚”的，只是，一些史地学家们对阪泉一地名的解释，记述则不够准确： ~^'t70 :D  
         皇甫谧说阪泉在上谷，是对的。只是，上谷郡所辖地域很大，共有涿鹿、沮阳等15个县，其地域远比现在的张家口地区为大。言一处泉水在这么大的地域范围之内，岂不是很不精确的吗？ ~^'t70 :D  
        《魏土地记》和《晋太康地理志》的记述，确实是将阪泉的地理位置指得很明确了，只是，这两个记载都是将当时尚未毁坏而有涿鹿县治所在的涿鹿城东南不足1华里处的黄帝泉误指为“阪泉”了。这原因，一是此泉上亦建有黄帝祠，二是就在涿鹿城边，见之者多，而藏在山沟里、不为人们所见的真正阪泉，则不被记述了。这样，上述两书对阪泉的记载，实际地面距离相差6华里； ~^'t70 :D  
         北魏的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对涿鹿境、潘县境、下落境的所有水流，地名、城址，山川等记述都很准确，唯阪泉的记述，因受了上述两书的影响，同样将黄帝泉记成了“阪泉”，反而将阪泉称做什么“张公泉”了。其实际地面距离误差，也与上述两书相同； ~^'t70 :D  
         李泰、萧德言等在《括地志》中对阪泉一地的记述，算是比较准确的一个。因《括地志》原书已佚，我们据各书引文而推断，此书对阪泉记述，于“妫州怀戎县东”之后，脱一“南”字，因为，古涿鹿城遗址在妫州东南50华里，这很正确．而阪泉则正在古涿鹿城遗址西南6华里处。若依《括地志》所记，“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而阪泉则“在妫州怀戎县（州、县治所在一地）东五十六里”，岂不阪泉地理位置当在“涿鹿故城”东北30多华里的地方了吗？若如此，阪泉岂能“出五里至涿鹿（城）东北与涿水合”呢？同时，书中记述受到了《晋太康地理志》影响。张守节引《括地志》其误亦然； ~^'t70 :D  
         范文澜、翦伯赞、郑天挺等当代史学家，述史释地，其态度是很严肃的。在解释阪泉地理位置所在上，之所以出现误差，是由于一个极不容易分辨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几位史学家所释阪泉，按其行文和所误，当是以唐太宗之四子魏王李泰命著作郎萧德育等人撰写的，以唐初分道计州的地志，《括地志》对阪泉的记载而作今释的。而《括地志》一书中所指的“妫州”，“怀戎县”，是唐贞观八年与改涿鹿县名为“矾山县”的同时所置的州和县。是时，其妫州州治及怀戎县县治同在一城，即汉代的潘县城，也就是今天的涿鹿县保岱村；后来，到了武则天当女皇帝的“长安”年中，则将妫州及怀戎县治所移到了清夷军城，即后世的怀来城中，它：西距原唐贞观八年及其后的妫州及怀戎县治所130多华里。正因为这样，清夷水（即汉代以前的沮水）才改名叫做“妫水”，怀戎县自辽代改称怀来县后，其县名至今未变。如此，今人都知旧怀来城为唐妫州及怀戎县治所，而很少有人知今涿鹿县保岱村曾是原妫州及怀戎县治所了。这样，按后迁的妫州怀戎县治所所在地，去释未迁时的古地理著作所记地名，而言阪泉“在今河北省怀来县”，所产生的实际地理位置误差不是就很大了吗？同样的道理，原怀来县治所自修官厅水库后，迁驻原怀来城西北40多华里的沙城镇。假若依据今怀来县政府驻地而去解释依旧怀来城为准所记的地名及地建位置，也必然要出现地理上的40里误差。 ~^'t70 :D  
         至于北宋沈括关于阪泉一地名，名为“辨证”，实则附会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蚩尤被杀之地在何处？》一节中谈到。

现在的年轻人啊！？ ~^'t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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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曲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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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蚩尤城为何“城无东面”？ ~^'t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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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太康地理记》载：“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合，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曰：“涿鹿城东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正如我们在《阪泉数说何为准?》一节中已经指出的那样，《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志》，以及受此二书影响的《水经注》，都误将涿鹿故城遗址东南半华里处的黄帝泉误记为阪泉了。但对蚩尤泉、蚩尤城的地理位置记述，则基本正确。倘若再在“涿鹿城东六里”的“东”字之后，添一“南”字，则是完全正确。因为，蚩尤城是在涿鹿故城遗址东南6华里，而不是在其东6华里。 ~^'t70 :D  
         涿鹿故城遗址东南6华里，即今之龙王塘村，蚩尤泉正在村子中央。蚩尤泉在应龙祠前，原用360块巨大的石条围砌成一圆形池塘，池塘上有玉石栏杆环绕，防人掉入其中。池北壁有一石刻龙头，约50厘米大小，泉水从张开的龙口吐入池中，然后，池水自池南壁上方的石砌水道中流出．泉水出村后，向东北方向流，经矾山东北而注入涿水。 ~^'t70 :D  
蚩尤泉东南约七八米左右，有一株古榆树，其胸径约两米；池西北约七八米左右，有一株古松，其胸径稍细于古榆树，现在，它是被圈进了村委会院墙之内；池旁有古槐树一棵，其胸径较古榆，古松为粗。自西北往东南一字排开的松、槐、榆三棵古树，构成一条直线，正是古涿鹿城遗址方向到蚩尤城方向。 ~^'t70 :D  
        蚩尤泉旁的古槐树，在“文化革命”中拆毁石池时倒掉。同时，改建为混凝土池塘，石刻龙头被砸烂，池旁石碑被推倒砌了道路，碑文已被行人踩踏磨损不清．池旁现存一株古榆及古松树经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天钧目测，估计其树龄约在800年以上。 ~^'t70 :D  
        龙王塘即历史上的蚩尤城，正处在一条河谷之中。此河属季节性河流，源出灵山（即《山海经》所记之“灵山”）北麓大木厂，经鲍家口、水关、太平堡、南榆林、羊圈、孟家窑，龙王塘，于矾山东注入涿水，全长约25公里。《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大荒东经》又曰：“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山海经》的记载，实际上是记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t70 :D  
        黄帝命炎帝分正二卿以治理地方，炎帝即命蚩尤“宇于少皞”以治九黎。炎帝自己赴太皞（地在今河南）施治。蚩尤作五虐之刑逼迫九黎之族随他叛乱，炎帝闻讯移师北上少皞（今山东）筑邑屯兵监视，蚩尤举兵伐炎帝，炎帝一战即败，一败即逃，一逃就逃回到涿鹿求援于黄帝，此后，便是黄黄帝与蚩尤著名大战。 ~^'t70 :D  
        蚩尤追逐炎帝至涿鹿后，被黄帝设计封锁在灵山河谷，蚩尤即于河谷中筑城屯兵与黄帝对垒。黄帝命应龙到灵山沟筑坝蓄水，以伺机天降暴雨时扒坝放水、以便加大山洪流量水冲处于河谷中的蚩尤城。天降暴雨时，应龙在蚩尤城南的灵山河上游扒坝放水，将蚩尤城冲毁，从而对蚩尤南北夹攻，造成了蚩尤的败局。故，蚩尤城所在的河谷又得名曰“凶黎之谷”。《史记索隐》注援引皇甫谧语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郝懿行在《山海经•大荒东经》注释中说：“黎、犁，古字通。”即言凶犁土丘与凶黎之谷乃为一地。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亦言：“经文‘应龙处南极’，盖谓处凶犁土丘之南极也。”皇甫谧、郝懿行、袁珂三位的解释都很正确。若再仔细加以区别，则蚩尤城所处的河谷名为“凶黎之谷”，而蚩尤城是为“凶黎土丘”。 ~^'t70 :D  
        蚩尤城被水冲毁后，蚩尤于仓卒间在蚩尤城西山坡上又建三个兵寨。三寨南北一字排开，相距各约250米左右。其占地面积以南寨为大，中寨次之，北寨为小。现在，南寨遗迹毁坏殆尽，只残存西、北寨墙各两小段；中寨只剩下残存西寨墙；北寨四面寨墙尚有残存墙基，经步测，东西寨墙间距约80米。三寨寨墙俱为夯土所筑，夯土层较厚，夯窝较稀。据龙王塘村干部张凤鸣介绍：1949年以前，蚩尤南寨和北寨遗址上，都有庙宇遗迹，南寨只存旗杆夹石，北寨尚有庙墙。北寨庙墙为1958年大炼钢铁之时拆毁砖墙作为建土高炉用了。 ~^'t70 :D  
        我到北寨查看时，只见残存庙基及一棵古榆树。古榆树胸径与蚩尤泉东南之榆树相比为小，但当与泉旁之树同龄。因为，泉旁之树因地下水充足，长势较旺，而蚩尤北寨榆树地下水少，生长较为缓慢之故。若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苏天钧目测蚩尤泉旁榆树和松树树龄在800年以上较确，则这些树当为公元995年或996年所栽。 ~^'t70 :D  
        据《辽史》，《续资治通鉴》记载。辽统和十三年八月壬辰，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是时，奉圣州之黄帝祠、儒州（此记有误：儒州无舜祠，舜祠亦在奉圣州之历山，也就是今涿鹿县保岱北3华里之山）之舜祠并得修缮。蚩尤泉北的应龙祠，大约也是这个时候修缮的，因这，黄帝战蚩尤，应龙功劳极大，在修缮应龙祠时，不仅在应龙祠《续资治通鉴》只提轩辕黄帝和虞舜之祠前栽下了松、槐、榆三树，也在蚩尤寨栽了树。 ~^'t70 :D  
        蚩尤泉、蚩尤寨、蚩尤城所在地理位置及蚩尤泉旁古树的树龄等，都与《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水经注》、《辽史》、《续资治通鉴》的记述相符。也与《山海经》所载，皇甫谧，郝懿行、袁珂之说相印证。 ~^'t70 :D  
话回本题：《晋太康地理记》在记述了、“（蚩尤泉）水出蚩尤城”之后，为什么要特别说一句“蚩尤城，城无东面”呢？这是因为，蚩尤城被应龙蓄水而冲毁后，一直只残存有西面半座城址，故《晋太康地理志》以当时之实而记。后人不知黄帝战蚩尤的历史者，读之，就难解蚩尤城“城无东面”四字之义了。 ~^'t70 :D  
        “蚩尤城，城无东面”的历史记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在蚩尤城遗址北的蚩尤泉旁，建造规模很大的坐北朝南之应龙祠，在黄帝泉上也建有坐南朝向北面黄帝祠的应龙祠之原故。有应龙祠，就是对发动叛乱而被镇压了的蚩尤阴魂一种镇慑！人们以为建应龙祠可保此地居民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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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蚩尤被杀之地在何处？ ~^'t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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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蚩尤借被外派治理地方之机，发动叛乱，兴兵伐黄帝，因此，黄帝与其战于涿鹿之野，蚩尤战败，于荒乱逃命途中落马被活捉，衩杀，并分其身首于异处。 ~^'t70 :D  
        那么，被秦汉之后的道家，杂家，志怪小说家们不断添枝加叶、穿凿附会、信口开河地说成是“铜头铁额，食沙石子”，能“作云雾”，能“飞空走险”，能“帅魑魅”，能“驱魍魉”，兵刃砍在头上火星乱溅的蚩尤，究竟是在哪里被捉、被杀的呢？这，历来是人们比较感到兴趣的一个问题，各种书籍对此记述也很多。但扑朔迷离，总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猜测不清的感觉： ~^'t70 :D  
          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t70 :D  
          二、《逸周书•尝麦解》记：“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之日‘绝辔之野’。” ~^'t70 :D  
          三、《史记•索隐》注，引皇甫谧语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 ~^'t70 :D  
          四、《山海经•大荒东经》日：“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 ~^'t70 :D  
          五、唐王瓘《轩辕本纪》言：“（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 ~^'t70 :D  
          六、《初学记》引《归藏•启筮》称：“黄帝杀（蚩尤）之于青丘。” ~^'t70 :D  
          七、《路史•后纪四》谓：“黄帝传战，执蚩尤于中冀而殊之，爱谓之解。” ~^'t70 :D  
          八、宋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说“解州盐泽，……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t70 :D  
以上八种说法，看起来，其所记各不相同，其实，除第一种是事实上说明了蚩尤被杀之地，第八种是属于附会之说外，其余六种说法，亦都实记为一地，即涿鹿之野，只不过，都是以古史事而各藏哑谜罢了。 ~^'t70 :D  
         你不信？ ~^'t70 :D  
         此举以下证据一一证之，便可知其谜底： ~^'t70 :D  
        冀州，为古九州之一，其地理范围为东至黄河古道（古黄河从现在的郑州西北北流，经滑县西、安阳、邯郸、邢台东；大致沿今河北省子牙河道于天津处入勃海），西至山西、陕西间南流黄河，南至山西、河北与河南间黄河。故《周礼》云“河内曰冀州”；《尔雅•释地》言“两河间曰冀州”；汉•许慎于《说文解字》谓“冀，北方州也”。 ~^'t70 :D  
古涿鹿，地处冀州之中。又，古以帝都言中，涿鹿为黄帝所都之邑，因而涿鹿之地古史既称冀州之野，又称涿鹿之野，亦曰中冀。今人袁珂针对《逸周书》记“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一语而言：“中冀盖即《大荒北经》所记‘冀州之野’，亦即涿鹿之河也。”此言，确。 ~^'t70 :D  
         我们已在前边的有关章节中说到，古涿鹿城，在涿鹿山北一个高大的土丘之上，即今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古涿鹿城遗址。此为历史上轩辕黄帝所居、所都之城；蚩尤与黄帝对垒时所居的蚩尤城，即今矾山镇南之龙王塘村。蚩尤泉正在村中央。蚩尤城正处在涿鹿山东北的灵山河谷谷口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大荒东经》所记“有山名日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即是言应龙处于蚩尤所居地之南端，灵山河上游“畜（蓄）水”而攻蚩尤。 ~^'t70 :D  
由于对《山海经》所记内容不同的理解，史书上便造出了千奇百怪的历史之谜： ~^'t70 :D  
        黄帝居涿鹿，涿鹿自古有黄阳山戴云帽的自然景观。这就说黄帝“有景云之瑞”，“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t70 :D  
        以涿鹿出现“黄阳雨笠”奇景之前的大雾弥漫天气，便有了“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的记载； ~^'t70 :D  
继“黄阳雨笠”之景后出现的暴风雨天气，反映在古史记述上，便成了“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t70 :D  
大风雨之后出现的酷热，又被说成是“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t70 :D  
        蚩尤拽断马缰而落马被擒的涿鹿之野，则又因此故事而被“命之曰‘绝辔之野’”。这就是《逸周书》所记之本； ~^'t70 :D  
        蚩尤率九黎之众而筑的蚩尤城，因地处河谷，故被水攻而败。这对九黎族来说是凶险之地，故，又称其地为“凶黎之谷”。这是皇甫谧所说之本； ~^'t70 :D  
        古无城字，称城曰“丘”，蚩尤遭灭顶之灾的灵山河谷，既被命之曰“凶黎之谷”，则毁于河谷中的蚩尤城，被记之为“凶称土丘”，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故郝懿行为《山海经》作注，于此便言：“《史记•五帝纪索隐》引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即此。黎，犁，古字通。”因为唐王瓘在《轩辕本纪》中，说黄帝杀蚩尤是在“黎山之丘”，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便指出：王“说本此”； ~^'t70 :D  
       《路史•后纪四》记：“（黄帝）执蚩尤于中冀而殊之，爱谓之解”，其地所称同《逸周书•尝麦解》。中冀，即冀州中土，亦即涿鹿之野。而“殊”即指古之“殊死”之刑。《汉书•高帝纪下》：“其赦天下殊死以下。”颜师古注：“殊，绝也，异也。言其身首离绝而异处也。”“爰”同“乃”、作“于是”用。“解”即割开、分裂。《路史•后纪四》所记的黄帝“执蚩尤于中冀而殊之，爱谓之解”，本来是说：黄帝擒蚩尤于涿鹿之野，处以殊死之刑，也就说将其肢解。但是，沈括却据此一个“解”字，将黄帝杀蚩尤的地点解释为山西的“解州”，同时，还将黄帝与炎帝作战的阪泉这个地名，也搬到解州盐池中来，以作其证。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是明显的附会之词。但因沈括为北宋的科学家，且他又是以“辨证”之名附会出来的，人们便信之不疑，后世多有引用，这就有了山西解州有什么“阪泉”，有什么蚩尤被杀的遗址遗迹了等等。 ~^'t70 :D  
        蚩尤被杀之地，唯《归藏•启筮》指之具体；谓“杀之于青丘”。“青丘”一名，同《山海经》所记地名一致，即“轩辕之丘”。此，由《山海经》所记为证： ~^'t70 :D  
        一、《南山经》云：“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海外东经》曰：“青丘国在其（指朝阳之谷）北，其狐四足九尾”；《大荒东经》言：“大荒之中，……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是维赢土之国”。 ~^'t70 :D  
          三经所记青丘之国、青丘之山，俱言有狐九尾，可证青丘虽三记而实一地。又言青丘所在处为赢土之国。“赢土之国”，郭璞注云：“赢犹沃衍也”。袁珂校注言：“赢土之国，犹《大荒西经》‘沃之国’也。”沃之国，即沃之野，有沃之野，为轩辕之丘所在地。 ~^'t70 :D  
         《山海经》记“轩辕之丘，四蛇相绕”。四蛇相绕又被简称做“四蛇”。证之以经文的“白民之国在四蛇北”亦如此。故，《归藏•启筮》所指之青丘，实则轩辕之丘，亦即古涿鹿城。 ~^'t70 :D  
          综上所考，“蚩尤被杀之地，于不同之诸说中，要以冀州之野即诼鹿之阿为近正”。袁珂先生此话说得是很正确的。这是老先生未步出“新编神话”之途前，在校注《山海经》中为古史考证而立的一大功劳。

还是好好研究历史吧。

                               三十七、蚩尤墓到底在哪里？    ~^'t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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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按历史记载，蚩尤被黄帝战败擒杀，断其身首，葬于异处，故历史传说中埋葬蚩尤的坟墓，也就很多。 ~^'t70 :D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日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宋山在何处？既难考证出今为何地，也就难知其现在如何了； ~^'t70 :D  
          《皇览•冢墓记》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胛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东平郡之寿张县，在今山东聊城地区西南．寿张县已于1964年撤销，其地并于阳谷县及河南省安阳地区之范县；钜野即今山东菏泽地区钜野县。今这两处蚩尤墓情况如何？因未实地考察，也未见到有关资料，不敢妄加判断； ~^'t70 :D  
        据王畅在《涿水•督亢•蚩尤坟》的考证文章中说，今河北省涿县也有蚩尤坟。但其坟丘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为何处？有无封土？多高多大？有何传说或记载？王畅都未提到。按，王畅连续发表考证文章，其本意是说今涿鹿县地并非古涿鹿，只有“涿县古为涿鹿之野”，有蚩尤坟在涿县，当为“涿县古为涿鹿之野”的有力证据，然而只说有而不行具体记述，故此“蚩尤坟”的可靠性如何，也就很难说了！ ~^'t70 :D  
           今之涿鹿县，按民间传说所指的蚩尤坟有好几处，如：今保岱（古潘县城）北有一古墓，其夯土冢已被平掉约l／3，残冢高约6米，直径约50米．此墓不仅当地居民传为蚩尤墓，亦为涿鹿县一些有关部门所认定。如1986年涿鹿县档案馆编印的《涿鹿县大事记》一书，即刊登此墓封土冢照片，称为“蚩尤坟”。其实，凡懂一点考古知识或经验的一看其封土外形，就知其为汉墓。何况，黄帝于灵山谷谷口处杀了蚩尤，根本不会葬到六十里外的古潘城北。 ~^'t70 :D  
           而在古涿鹿城遗址、蚩尤城遗址所在地的大部分涿鹿居民及邻近的怀来县居民，都依世代相传的说法，说今怀来县李官营乡二堡村南1华里的两个古墓为蚩尤坟。此墓正在涿水之旁，西南距古涿鹿城遗址（轩辕之丘）12华里，距蚩尤城遗址亦为10华里，正南距传说为轩辕黄帝战蚩尤时所摆八卦阵的八卦村约4华里。其封土冢可辨认夯层，高7米，直径分别为42米、46米。一号墓上有一个盗洞痕迹，传说被盗过，但二号墓却无此痕迹，也未传说有被盗情况．大约是盗墓者因掘一号墓未得到甚么金银珠宝之类财物，故此罢手。倘若盗一号墓而有物可得，其二号墓便必不可能幸免于盗掘。 ~^'t70 :D  
其他地方有无“蚩尤墓”？想来必不会少。在中国，历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专能穿凿古史以示博知的文人，也有一些爱将古史发生地说成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为荣幸的百姓，这大约亦可算做一种传统。黄帝既杀蚩尤，分其身首于异处，其蚩尤之坟墓还能少得了吗？ ~^'t70 :D  
        蚩尤坟墓既多，反证其真者为少。若依情理而言，涿鹿县保岱村北之“蚩尤坟”，当为讹传，因为它距轩辕黄帝所居的古涿鹿城、蚩尤曾居的蚩尤城，已有60多华里，即是说，今涿鹿县保岱村北所传说的“蚩尤坟”，去历史上的古战场“涿鹿之野”已远。黄帝擒杀蚩尤后，似无远运其尸而葬的道理。 ~^'t70 :D  
        今怀来县李官营乡二堡村南1华里的两个墓冢，因附近的怀来、涿鹿两县居民，按世代相传共指为“蚩尤坟”，比较近于情理：因为，它正处于涿鹿通往外地的古道路上，这蚩尤坟正在大路旁，而且古道路行车形成的路槽也保存完好，这是因为后世新修的道路为了取直，离开了原来的古道路，使其变成了农田，而个体农户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填平这行车形成的古路槽的。此其一；其二，此双冢相距很近，虽为两冢，而实为一处墓地，一埋头，一葬身，合乎情理；其三，此双冢从军事学的角度上，也合乎情理，因为它既处在涿鹿通往外地的大道上，又是距“八卦阵”遗址很近，但又是还未到达八卦阵的地方。这就证明：蚩尤不是被黄帝的军队打下马来杀掉的，而是由于他自己心慌，为了策马快逃，拽断了马缰绳，身体在奔马身上失去平衡，仰面朝天摔落到地上，因此被捉、被杀的。 ~^'t70 :D  
        1982年辑印的《张家口叶区文物普查资料集》也登记记为“蚩尤坟”。 ~^'t70 :D  
        然而近情理，考古有了初步认识，也是不能够最终确认其为真的。墓主人究竟为谁氏，这是凭传说，靠外表封土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所不能最终确定的。这个历史的秘密，只有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才有揭开其秘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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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何处为釜山？ ~^'t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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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轩辕黄帝战蚩尤、伐炎帝、北逐荤粥，“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然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t70 :D  
           那么，釜山在何处？ ~^'t70 :D  
          《史记索隐》注引郭子横《洞冥记》中所引东方朔之语云：“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云瑞应王者之符命，如尧时有赤云之祥之类。” ~^'t70 :D  
          《史记•正义》注又引《括地志》所记为据：“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 ~^'t70 :D  
其实，这两种关于釜山的说法，没有一种是正确的，都为附会之言。 ~^'t70 :D  
           我们要说清第一种说法的错误，就必须先来说说东方朔这个人和《洞冥记》这本书，然后再指其误。 ~^'t70 :D  
东方朔，字曼倩，以其语言诙谐、滑稽而得宠于汉武帝，官为太中大夫。扬雄认为东方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后世神仙家多以汉武帝之好鬼神、东方朔之言滑稽，古怪，托其言而著志怪小说，《洞冥记》即其中之一。《洞冥记》虽题为郭宪（字子横）所著，其实也并非如此，而是假托汉武帝、东方朔之语著书者，又借用了郭宪的一个名字而已。之所以借其之名署为作者，其原因也为借用郭宪的名声而扩大《洞冥记》之影响。郭宪是后汉时人，好道术而有名声，王莽篡位之后，拜郭宪为郎中，赐以官服，郭宪接了王莽所赐的官服，点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然后逃到东海之滨躲了起来。后来刘秀做了皇帝，郭宪便做了官。有一次，郭宪随刘秀到南郊举行郊祀之礼。突然，郭宪面向东北的方向，含酒喷了三口．刘秀感到郭宪的举动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向东北方向喷酒？郭宪说：“齐国失火了，臣权且喷酒三口以镇压之…… 后来得知齐地果然失火，而且正好和刘秀郊祀之日相同！如此奇人，有此神异之事，借其名署为《洞冥记》的作者，岂不妙哉？ ~^'t70 :D  
        《洞冥记》一书，实为南北朝时隐名氏所作，其书名实取陆机《汉高祖功臣颂》中“文成作师，通幽洞冥”之句。洞即彻悟，冥即幽冥，也就是鬼神之道。《洞冥记》即意为悟彻鬼神之道的记录。原书名曰《汉武洞冥记》，后省称为《洞冥记》。其书中内容俱言鬼神，极其荒诞。司马贞此人，尽干荒唐之事，不仅在《史记》中胡乱补什么《三皇本纪》，且又引志怪小说内容去解释历史和历史地名，诚谓蛇足。再，“合符釜山”之“符”，并非是什么“符瑞”、“符命”之类。符者，信物也。初用竹、木而为，后世改用金、铜、玉而制。符分一体为两半，上刻铭文，古代帝王以此作为授权于臣属带兵征伐或办理某种差事的凭证。使用中，将符之一半交给掌管军队，粮秣的官员，或扼守关隘之将，授权与臣属带兵征伐或办事时，将符的另一半交给受差遣去执行任务者，以符为凭，或调兵，或筹粮，或通过关隘，都要合符以验真伪。符合为真，兵可调，粮可拨，关隘可通行；符不合即为伪，兵不可调，粮不可给，关隘不准通过，甚至因此而受到查办、定罪。当所办之事完结，各将两半符相合而交回帝王以为复命，此即谓之“合符”。史载轩辕黄帝战蚩尤、败炎帝之后，又北逐荤粥，东西南北，伐天下所有不顺者。此类征伐，自然不是轩辕黄帝一个人事事亲自去干，而是派遣其所属部将去干的。在用战争的手段消灭了战争，天下俱归顺黄帝成为一统之后，这才有在釜山大会各路征伐归来之将士的“合符”之举。此后，便是定都“而邑于涿鹿之阿”，设官职，监万国；行封禅，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为政以治民事。轩辕黄帝“合符釜山”之举，演化到后世，即是帝王们平定天下之后的大会各路诸侯，祭天告地、定都城、而始称帝登大位的“开国大典”。如此，“合符”之仪式不在都城或附近宽阔之地举行，又岂能去什么“东海大明之墟”？其“山出云瑞应王者之符命”说，是将古史所载“黄帝有景云之瑞”的说法附会到“合符”之中的。 ~^'t70 :D  
        总之，“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之说，本属子虚。谈鬼弄神之语。只有鬼才相信！ ~^'t70 :D  
            《括地志》载：“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括地志》言此为“釜山”者，实为张冠李戴。不错，《括地志》所指之处，确有一山，山上不仅有舜庙，而且舜庙之上还有尧庙。不过，那是历史上炎帝焚林垦荒种地的“烈山”，也即舜所耕耘之处，史地之书记述舜事时，又以“烈”之音转为“历”，记为“历山”。《魏土地记》、《水经注>等地理著作，对此山的记述都十分正确。《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县城，城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舜庙。” ~^'t70 :D  
            潘县，始置于西汉。潘县之名得自其治所潘城，潘城之名得之于城中潘泉，潘泉之名系按泉水盘旋外溢之貌而得，如《列子•黄帝》：“鲵旋之潘为渊。”张湛注：“本作蟠，水之盘回之盘。”又《管子•五辅》：“决潘渚。”尹知章注：“渚潘溢者，疏决之令通。”潘泉之水出泉后，称妫水，其水隈曲之处称“妫讷”。《史记•五帝本纪》：“舜饬下二女于妫讷”即此。潘县一名，王莽一度改之曰“树武”，莽败之后，行又改回。北齐时置为北燕州，隋改为怀戎县，唐贞观八年复置州治，以城中之妫水之名而称妫州。妫州下辖有怀戎、怀安、矾山、龙门、永兴等县地，其中怀戎县治所也在妫州城中。《括地志》记述“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之山为“釜山”，是张冠李戴。于此记述文字的本身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历山距古涿鹿城约60华里，且山势高峻，轩辕黄帝大会诸侯而合符，绝对不会来历山之上的。 ~^'t70 :D  
        那么，轩辕黄帝所合符的“釜山”究竟在何处？答曰：矾山。此谜所造，盖出在“釜山”的“釜”字上： ~^'t70 :D  
              釜山，本为“鬴山”。鬴是一种内方外圆有双耳可握的古代量器，4升为1豆，4豆为l区，4区为1 鬴，1鬴即为6斗4升。此种量器本为用泥捏、以火烧的陶质器物，到了春秋之时，只有齐国还用，其余各国就不用了；而“釜”，则是汉代之时盛行的一种铁制无足炊器，实即今之双耳铁锅。我国用铁按出土文物为证，最早当是春秋之际。战国时才较为普遍。何以黄帝之时即有“釜山”一名？ ~^'t70 :D  
             釜山本为“鬴山”，盖“鬴山”者，是为地名而非山名。其“山”当为形容用语。鬴山，在黄帝之时，统一全国后，统一度量，为烧制量器“鬴”的地方，其在轩辕之丘东6华里。《周礼》言鬴，汉代用釜。后世以鬴绝而通用釜字，“鬴山”也就被记之以“釜山”了。到隋唐之际，已不知釜山为何地，反将“釜山”一名以音而书作礬山，汉字简化以后书作“矾”，即今矾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