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新闻]文化军事战略掀起气候移民中的世界公民运动浪潮 [复制链接]

文：曹子阳
气候移民为何成为人类安全问题？在过去数年中气候变化引发国际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已经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将会引发很多冲突和威胁。联合国预计，到2020年将会出现气候移民的高潮。很多智库、政府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做出报告探讨了气候移民与暴力冲突之间的直接关联。因为气候移民会使得接受他们的国家的人民失去部分本应属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料，冲突也就在所又难免。移民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安全问题，比如:一些人会失去收人，社会资产将会流失，边缘人群更加脆弱因而爆发严重冲突等等。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营养不良和疾病将会夺去很多生命、从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陷入贫困，而这也将会引发冲突甚至极端行为的发生。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该怎样以全球化问题的视角来面对，去保护和帮助那些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
全球治理有一种内在的全球情怀和鲜明的全球取向。无论是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还是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都要求以全球的视角思考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维护，并实现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正是这种全球情怀与倾向，突出了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的作用与意义。全球意识区别于国家、民族、群体意识，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全球意识强调、类整体性，即以全球的视野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整体性并不等同于共同性，当然两者有密切关系。全球价值包含两层涵义，首先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其独立的价值，换言之，人类可视为一个新的价值主体，它不同于国家、民族、群体等主体;其次是指价值的普世性，即一种受到普世关怀、得到普世认可的价值。全球治理正是通过关注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塑造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规则、机制，以达到促进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说，“全球价值观必须是全球治理的基石。” 同样，全球意识也是全球治理的前提。全球治理原本是诸多行为体在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来应对全球问题，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如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防治艾滋病、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金融危机等等。中国无疑已经参与并将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自诸多治理活动，从而感受到全球治理的挑战与趋势。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中国主要以国家或政府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所以对中国而言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似乎与原来的国际治理并无区别。倒是国内日益增多的跨国合作，为中国勾勒出一个全球治理的新视角。这就是把全球治理从模糊的全球层面内化到清晰的国家层面，在本土上通过实施诸多跨国合作项目来感悟全球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对全球治理的认同。这里，涉及

两个必须澄清的问题。 一个是全球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关系。全球治理聚焦于全球层面的机制、关系与活动，三大主体——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世界公民运动在全球层面上展开对话、协商、合作，这是该理论的基本点。如果偏离了这个基本点，就会被认为是曲解了全球治理。但问题是主体的对话、协商合作仅仅存在于全球层面吗?如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出现并实际推动着某些事务的治理，能否称之为全球治理呢?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们不仅关心在全球层面就某些问题、领域达成全球性制度、规范，以加强对人类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维护共同利益，而且会以跨国合作的方式，对虽存在于一国之内，但却会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与事务进行治理。这时，虽然现象上只是国家层面的治理，但其意义却是全球的，因此也符合全球治理的基本涵义。比如在中国环境、防治艾滋病和戒毒领域，存在着广泛的跨国合作。既有发达国家，又有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有国际上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构成国际纵队，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一起，开展着颇有成效的治理工作。这难道不是全球治理吗?当然是，因为中国在上述领域的进展与成就，无疑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必将推进全球层面的环境治理和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所以，全球治理不能仅局限于全球层面的治理，也应关注国内层面的治理，该理论就会有更大的包容性。全球治理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国际社会上看，一些非常敏感而重大的议题已被涉及，比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改革联合国的主张。该主张的基本点是扩大世界公民运动的作用。首先，是在改造后的联合国体系中，增进民间社会的实际作用，而不是仅限于在改造后的结构中分配给它一些席位。其次，应承认联合国体系之外的民间社会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它提出的具体建议是建立一个作为辩论机构的“人民大会”，用来补充由各国政府代表的联合国大会。而在此之前，应为世界公民运动提供一个年度论坛。此外，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经济安全理事会等建议都关涉到全球性制度与机制的重构。与此同时，作用与日俱增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并不满足于仅仅参与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救援、环境保护以乏疾病防治等经济、社会事务。为国家所垄断的政治、军事、安全事务正成为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的新领域，比如对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施加影响力，推动并参与预防性外交，致力于国际人权保护等。
中国视野中的全球治理既然定位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那么所治理的对象就必须有所选择与限定，而在我们看来，最恰当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对象，莫过于那些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全球问题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公共性。全球治理指的是人类公共生活，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某一团体的事务，全球问题恰 恰符合这一特点。当代人类关切的生态、环境、发展、资源、毒品、艾滋病、难民、人权、国际恐怖主义、太空开发与海洋利用等全球问题既关涉整个人类，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无论其存在还是影响都是全球的，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全球问题无疑需要在全球层面，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确立一系列有效治理的机制、条约和规范，如全球气候变暖框架条约。但也必须同时重视这些问题在一个个具体国家、地区的改观与解决。全球问题在每个国家的表现程度、形式不尽相同，应对的方略和解决途径也会有差异，但正因为它的全球性和公共性，所以就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当一个国家借助于国际社会和世界公民运动的力量，治理本国存在的全球问题时，这无疑是参与、推动全球治理的一种好方式。另一方面，全球问题具有超意识形态性，便于进行跨国合作，也易于避免某些政治上的麻烦与冲突。全球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全球问题不因你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也不因你是发达国家就可避免，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更一般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全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它所关涉的利益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问题的这一显著特点，不仅有助于在全球层面达成合作的共识，形成有约束力的机制与条约，尤其适于在国内层面开展跨国合作，实施全球治理。道理显而易见，当他国、国际组织和世界公民运动试图介入一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务时，必然会触动敏感的主权问题，从而导致激烈的反应，甚至纠纷。但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指向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问题与事务，各国大都欢迎国际社会的介入，包括资金的投人、人员的培训、技术的支持，以及治理机制与方法的引进。对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将其治理对象锁定于全球问题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它既为全球层面的治理主体介入存在于一国，但却有全球影响的事务提供了可能，又能为主权国家接受。
如果说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世界公民运动潮流要求建立全球宪政共和主义的政治范式，那么中国则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突出其民主共和的特点，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将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豪迈宣言，也是全球政治范式之中国特色的最集中体现。根据世界公民运动要求世界秩序构建的发展趋势，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视角深刻阐释了中国主流文化哲学对未来全球共和秩序建构中的战略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公民运动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加强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世界公民运动在促进治理、善政和全球民主治理方面潜力巨大。为了充分挖掘这一潜力，提高全人类的生活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增加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代表性、责任感，并为世界公民运动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乐后圣先生

在《文化军事战略》的相关章节中论述认为，全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完全脱离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尤其让以非政府组织、各种跨国社会团体、全球公民网络、社会运动等为其组成成员的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和优势凸现出来。如果可以用一个有吸引力的概念加以描述这种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状况的话，那就是全球治理。“它是使相互冲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 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全球治理的好处在于它既涉及主权又与主权无绝对联系，它允许非政府组织及非制度安排发挥作用，有时是绝对作用。”因此，认为全球化已经导致国际共同事务存在并有必要进行针对性治理的人，自然认同全球治理，就是以威胁主权国家为由反对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人，也较能接受全球治理。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权威，所以，全球治理离不开权威。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和合法性不能用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加以解释，它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同时必须懂得，全球治理扩大了政治权威，但并未取消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从权威的扩展而言，曾长期垄断政治权威的国家和政府，其权力有所减弱，不承认这一点是非理性的;但从国家和政府应当行使和保留的政治权威而言，至今并未减弱，也不应该减弱，更谈不上过时。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以万马奔腾之势，将人类带到信息时代、微电子时代、生物工程时代和太空时代。随着新一代武器，如智能武器、激光武器、失能武器、次声波武器、隐形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等的大批出现并装备部队，军事学说和作战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的编制体制亦相应地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导致世界军事形势和未来战争样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国家间博弈方式的变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大，以文化军事为代表的新的作战方式已经产生。文化军事战略所告知人们的是人类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遏制暴力伤害性战争的希望。
《文化军事战略》是推动人类适应宇宙全息观、科学发展观、东方文明天人合一哲学观为基础的军事战略理论创新，283万字的军事理论巨著《文化军事战略》是北京资深战略思想家乐后圣先生著作，由新华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次出版并于2010年12月第四次印刷出版的献给人类伟大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建设事业的礼物。《文化军事战略》共8章，上下两卷。全书从文化战略的哲学原理、全球化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军事战略与世界新格局、文化军事战略协调人类共同利益、文化国防战略与伤害性战争的终结等8个方面对研究世界文化战争、世界新军事革命，以及世界防务的新发展、新趋势、新格局都具有全新的视角。《文化军事战略》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人类军事文明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提出了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意义与方法、研究对象与内容以及建立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科学基础及哲学原理。有评论家称赞《文化军事战略》可能是继《孙子兵法》之后，中国人在军事理论领域对人类的又一次较大贡献，《文化军事战略》对研究世界文化战争、世界新军事革命，以及世界防务的新发展、新趋势、新格局都具有全新的视角。我以为随着这部书的影响日渐深远，《文化军事战略》不仅将对我们的军事学术理论建设发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我国和平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着作者在这样一个领域开拓进取，为我国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建构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战略思想家乐后圣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间角逐对抗方式要进行有限控制，不仅对伤害性暴力战争的手段强度要进行有限控制，而且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和平手段的使用也要进行控制，为彻底摆脱人类伤害性暴力战争走向和善、和谐、和平文明导引方向。是而，文化军事战略开启了21世纪世界和平建构的灵魂保障和人类的和平文明思潮。
文化军事战略深刻透析了人类传统的国家要素在地球村运动中被文化符号、商标符号、货币符号所影响并产生新的革命战争形式；从而彻底的挑战了人类文明中传统意义上的神秘、神圣、权威，使人类走向透明、平等、娱乐的文明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传统的武力、权力、势力已经逐步让位给操纵力量、整合格局和执行符号的精英领袖的客观规律；在这样的客观规律中文化军事战略宣告了人类文明从大陆帝国时代走向了太空部落时代，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从而也在深刻地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和方式，由此我们必须勾勒出一种战争与反战争的智慧规则，而这种智慧规则就是文化军事战略需要服务人类期盼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的使命。《文化军事战略》全面诠释了文化军事战略的本质与使命，通过文化军事战略可以窥视在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21世纪有种种迹象表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人类的战争正在超出传统的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宗教领袖、文化领袖、科学家、企业家甚至银行家们未来殚精竭虑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