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国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从始至终都和人性的颠乱搅和在一起。它的出场非常华丽。一个传说认为"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绝旨酒"。请注意"遂绝旨酒",这四个字生动的传达出酒的魅惑和禹的圣明。接下来的中国历史不知疲倦地验证了禹的忧虑。酒在误事误国方面虽然让古仁人痛心,但至少它和人的关系还是率真的。把历史的灾难归罪于酒只是为了把有罪的人们开脱出来。我们的民族有这样的精神:事上者甘为刍狗,或者竟以此为荣,常谓"某君厚我!"。"饮酒"行为到晋变得面目全非,它直接把这一物质享受沦落为精神审美。精神审美的酝酿过程便是人和水份的缔结良缘。假如说阮籍的撒酒疯还是真实的情绪走板,那接踵而来的效访者就是精神伪劣产品的先驱了。在<<世说新语>>中, 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记录了他听到的那些高士的饮酒故事。当一种方式被认定为通向某个方面的某种捷径,近两千年前的国人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们赶集的热情:无法复制内在品质,就把表像推衍到令人作呕的境地。"佯狂"据此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封建社会的品质自荐书。而这单薄的现象无不依赖于饮酒的形态支撑。"佯狂"的表演效果和他的精神份量完全成正比。我们找两个极端的例子看看。刘伶是大家较为熟悉的人,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另外一个是阮咸,阮咸是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①。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到了唐朝,酒仍然是体现文人贤达高古的主要载体之一。当豪饮姿态疲惫已极,理应配套的政治待遇像水泡一样迸碎,他们声嘶力竭地喝出:"古来圣贤皆寂寞"。 9fM=5
在上述时代,酒的本体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只是作为一件道具,或者作为一个状语被挟持出现在饮者之前。不幸的是,直至今日,酒文化也没有从儒学中被分离出来。儒学加深了奴性,奴性深化了盲目崇拜和追攀,酒在这一层面成了人性最忠实的镜子,它用各种字体淋漓尽致地书写着四个大字:不知羞耻! 9fM=5
当封建社会的形式大门在中国被沉重地关上,"终南捷径"和迷惑人心的佯狂表演终于寿终正寝。倨酒自傲的名士风度除了文本便只在落魄贫困的伪国学者或其迷恋者的臆淫中奄奄一息了。 9fM=5
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从世界来说来的大晚,而对人性的启蒙来说又为时太早。如朱大可先生所说,中国除了流氓没有产生过一个合格的思想家和文人,所有贤达之士都是流氓游戏的忠实成员,社会的不合理和泯灭人性早以做为天命被压进母体和胚胎。两千六百年前西腊自由民民主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想起来都显得不可思议,对于中国,文明来得太晚了;两千六百年前西腊的哲学家已经在探求真理,而一百年前的中国还集体沉浸在儒学构建的社会秩序中打着呼噜,文明来的太突然了。我们仅仅是披上了一件现代的外衣,内里却是奴性和迷惘、愤恨和渴求。我们本看着儒学的心理底线去要求文明的社会底线只能体现出更多不可理喻的人性,以及更多不合逻辑的事情。此时的酒除了正常的饮用,主要成了一种交际手段。这是中国酒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9fM=5
大概是环境所限,我身边的人都酒量奇大,坐在一起喝酒是大家最青睐的事。喝酒时的谈话无迹可寻,东拉西扯,半小时后,一个个渐渐变得真诚,牵着你的手,掏心窝子地跟你说,然后情绪喷涌,慷慨陈词,再后来斜藐天下,老子最大。这里说话仅仅起到一个下酒、补充饮酒间隔时间空白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场景适合所有失落的人们:自艾自怨、自伤自恋,酒起到了大麻的作用,每个人通过向酒神祭献肉体和时间来获得肉体和时间上的狂欢,杂草和尘埃遍布的大脑被酒浪淘荡一清,虽然不比干涸的非洲草原迎来了它最盛大的夏季,但也足以令机械的思维世界忽然焕发了荣光;模糊的自我感知到精神向着一个大有深意的空间升腾,这感知立刻被蚀骨的需求放大,神态和言行同步把这种夸张的感觉忠实地放映出来。 9fM=5
饮酒者有两个现象总让人觉得不可思异。一是罚酒,二是干杯。如果酒是香甜的,怎么能够称之罚酒?如果是善意的,为什么不随饮者自便?喝酒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品鉴还是为了完成某种对于苦难的契约?我认为一定是后者,这是对现实中无法履行的道德承诺的一种诲涩的替代补偿,一种阿Q式的相互蒙痹,中国人就是在类似的相互蒙痹中最大程度的消解了道德的社会功用。 9fM=5
我喜欢喝酒,却常常被取笑酒量不大。从前每逢冬季雪后,便会起来酒兴。那时候能让我相信宣化也有四季只有两个证据,一是工程对面一个小院里的一树桃花,我长时间远远的看着这稀罕的色彩,在醒悟自己并非迟暮之年后努力的辨别青春的气息。色彩跟活力似乎和这个小城没一点关系,那仅有的绿只是时间在这里吐出的一口浊气;二就是雪。当万物被白雪覆盖,精神就会象出仓的鸟一样抖一下翅膀。现在,那桃花早就淡出了关怀和视线,雪也成了冬季最奢侈的东西。 9f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