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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3-01

邱会作父子心灵对话，林彪没有“两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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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文化大革命
九一三事件
武装政变
杂谈

分类：众说九一三事件

选自香港北星出版社《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书
作者：程光  文中的父即邱会作，子即程光（邱承光）
    父：1972年5月初向我宣布了审查意见以后，到1976年年底，近五年时间里无人问津，我只能苦闷地消磨日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子：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几年。毛泽东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浪一浪接连而来，上至国家总理周恩来，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无数的人被卷进政治漩涡，遭到批判和整肃。
    父：紧张的提审突然停下来，开始我还不适应，脑子里想的东西特别多，时间一久，就理出头绪了。当然，我反复思索的还是“九一三事件”。
    子：“九一三”很复杂，你主要考虑些什么？
    父：林彪是否有谋害毛主席和阴谋武装政变是“九一三”的核心。
    子：这两件事被官方说成是“两谋”。
    父：我考虑了很多，现在也还时常想，“两谋”令人难以置信呀！我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很多：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80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子：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父：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指挥解放军有程序，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子：指挥军队的程序，难道绕不过去吗？
    父：绝对不可逾越。细节就不说了，那是国家机密。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9月14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下令陆军管制空军。全国所有的机场，陆军都住入一个连或营。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还说有什么使用轰炸机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也是乖乖的！没有任何反应嘛！
    子：中央公布的材料说，林彪是武装政变失败后外逃的，否则为什么跑呢？说他“政变”失败后外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推导。
    父：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负责任。这么定罪，会害多少人啊！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再说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不能那样推导。
    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面对毛主席南巡中咄咄逼人先发制人，林彪可以找到出路。林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定要出走？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什么？以前说林彪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给林彪定的罪名反而说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真若如此，那么毛、林之间就没有根本分歧了，那么说，不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嘛！退一万步讲，即使林彪怕别人抓他什么把柄，也不需要出走，积极的出路是和毛谈一谈，消极的就是一言不发呆在那儿，看毛怎么办。林彪和苏联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联系，可能贸然行动吗？即使他萌发了出走之心，之前下几个命令，使国家乱上一阵，可以起到掩护作用，可是林彪并没有那么做。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以上那些道理，我都能想明白，毛主席、周恩来那么聪明睿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故，对林彪又那么了解，他们就更明白了。
    子：你提出八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再为你补充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专案组叫黄永胜的警卫员费四金揭发“九一三”事发前的晚上，黄永胜曾于“九一三”前一天在北京和林立果见过面。
    父：是小费呀，他可是和黄永胜寸步不离的警卫参谋，有什么事他最清楚。
    子：哪怕是纪登奎亲自审讯“动员”，小费也说没有那回事儿。只要他说“有”，后半生会荣华富贵，否则就要倒霉一生了。可是他坚持说，没有那回事儿！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揭发，林彪上了汽车后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它被作为林彪有预谋地外逃的证据。我听和李文普一起受审查的人说，是他得到中央承诺对其保留军籍和待遇等条件后才那么说的。
    父：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
    再说只有李文普一个人那样“揭发”，李有贴身保卫林彪的责任，可是他“玩忽职守”了。他那么说，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子：我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在法律上被称作“污点证人”。李文普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说，且与他本人利益相关，又是死无对证的“孤证”，从法理上讲，不应被采信。
    说到这儿我想，别人会不会认为你也是利益相关者，才说出以上那些理由？
    父：我敢说我就敢负责。我不能说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可能有说误的，包括以前和你说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时间、地点、人名字，可能有记错说错的。如果有，我负责。但是事件大的方面我没说错，专案组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我有意捏造的嘛。
    我是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不偏袒毛主席，也不偏袒林彪，面对历史说话。我对林彪的错误，毫不遮掩，对毛主席的错误，也毫不保留。但我不反对他，不骂他呀！我不反毛泽东！
    子：中央指责你们，说在这场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了林一边，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
    父：那可是冤枉我们了。我不否认我们是拥护林彪的，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林彪的重用而拥护他的。我们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历来都听毛泽东的！过去，毛泽东相信朱德，和他合伙干，那我们就拥护朱德；以后他把朱德摆在一边，用彭德怀了，我们拥护彭德怀，听他的指挥；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彭德怀了，把他打倒，用林彪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拥护林彪，跟着他干工作。如果毛主席不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亲密战友”，我们又怎么去拥护他呢？我对林彪的拥护同毛主席对他的重用是一致的。再说，我的拥护是有条件的，就是林彪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了，我也就不拥护他了。
    子：如果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反目了，你会站在哪边？
    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党，背叛毛主席。
    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你们定“政变”罪呢？其它罪名也可以把你们打倒嘛。
    父：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大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
    子：也就是说，这和毛泽东为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道理一样，如果不那样为刘定罪名，就不好处理他了。
    父：是这个理，但还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为林彪定这个罪，岂不是说林彪就是被毛主席逼走的，那可不得了啦！还有，毛主席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那么久，那么密切，如何解释？不定这个罪，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嘛！
    到了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子：作为政治家，他们那样作，不失为一个应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父：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子：中央专案组在“两谋”上的认定，没有直接抓林彪，抓的是林立果。
父：林立果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获释后才在中央发的材料里，在社会流行的书刊上看到，林立果和几个心腹发泄过对毛的不满，有的话很露骨。
    子：抓住了林立果的那几句话，可以为林彪定罪吗？
    父：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呀，只凭别人揭发的林立果的那些话，就为林彪定罪，恐怕不行吧！那时社会上就有私下议论和诽谤毛主席的事，我从公安的内控报告上知道，是一种社会现象嘛。何况那又不是林彪本人的，林立果的话也是事后从在押人犯嘴里搞出来的口供，还是孤证。那些人嘴上说说，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是两回事。
    退一步讲，林彪同他的家人是否搞了什么名堂，我不清楚。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中央专案组抓的“把柄”，那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暗中搞的贼路鼠道的名堂。要说是林彪在指示他们搞，或是知道他们搞，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我看没有什么说服力。
    子：林立衡说，毛泽东自庐山会议后整林彪，整解放军，林立果不满。他曾和心腹的几人关起门来议论，只是自说自话和乱涂写几句而已，形同儿戏，一出房间就没那回事儿了。何况，他们的这种议论话，对林彪是绝对保密的。
    父：犯罪主要是看行动，而不是看你怎么想。
    子：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九一三”的研究，只是在间接情节，在涉嫌小事上考虑，甚至拿个别人在事发很久后“交代”出来的“孤证”定案。而没有从大局上，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错误路线政策的根本原因上去考虑，结果只能是“剪不断，理更乱”。
    父：现在人们说的多是“九一三”的表面过程，背后的东西还没有亮出来。
    子：可是林彪走了是事实。林彪这一走，事情就复杂化了，被说成是“叛国投敌”。
    父：按照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是在林彪“外逃”前十几个小时回到北京的。如果毛主席要是知道林彪要“外逃”，十个林彪也跑不了啊！
    林彪究竟是怎么走的，先不管他。但无论如何，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的。林彪要同毛主席面谈，毛不接受，反而在南巡中讲了一路，杀气腾腾。林彪怎么办？找毛主席谈不行，别的办法一时又没有，总得找条活路吧？应当说，林彪是毛主席逼走的，没有毛主席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
    子：有历史学家认为，是毛泽东引起了“九一三事件”，甚至是制造了“九一三事件”，实质上和毛泽东整垮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彭德怀对毛泽东是申辩反驳，刘少奇是和平主义反抗，而林彪是离开避祸。
    当然，也有一种议论，任你毛泽东逼，林彪要是不走，就不会那样了。
    父：那是一个假设。但我认为，毛主席对林彪，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思想意识问题，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问题已经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他反悔了，开始南巡，逼出了“九一三”，这就是毛泽东啊！
    我再强调，毛主席对林彪，简单来说是他“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主要矛盾在毛主席方面。
    子：迄今中国没有公布“九一三”案情原始材料。甚至规定，相关材料一律绝密，不受《保密法》三十年后解冻的约束，轻易不许外人查阅，如一定要看，须经中央批准……我想，对这些材料一反常规不许披露，肯定它是不支持官方的立场和观点的，否则早就公布了，那样就把林彪“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平息了不绝于耳的非议。
    父：指责我们参与政变，也没拿出证据，如果有，那也是一颗“原子弹”，威力大呀！把我们参与政变揭穿了，林彪的罪也就定了，可就是不见他们拿出来。
    子：“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父：从侦察学来说，这就是没有证据。因为你只要犯了罪，就会留下痕迹，更不用说谋害毛主席这样大的事了。
    子：专案组从林彪家找出一些学习卡片，当作政变的证据，说什么林彪“尊孔尊儒”，提倡“克己复礼”。更有甚者，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孔孟思想的继承者，让人民把孔子思想当作“反革命”的源头批判。
    除了批判林彪的思想外，还对他的历史进行清算，说他反对毛泽东，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途中，以证明林彪的“两谋”是历史的必然。
    父：专案审查，过多地在林彪的思想见解和历史问题上搞，是对现实问题缺乏证据的无奈！要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和林彪进行斗争，根本不是那个历史。我很早就亲身感受了毛主席和林彪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调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管中央纵队的军务行政和生活保障，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了。我们四渡赤水，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我到职后发现，红一军团长林彪经常给毛主席送吃的用的东西和战利品，科里的人对我说，长久以来林彪一直那样作。红军过草地之前，林彪派他的管理员牵上他自己骑的驯良的骡子给毛主席用。毛主席不善骑马，一直没有合意的牲口，那林彪就解决了他的难处嘛！林彪还派了八名身强体壮、政治可靠的战士为毛主席抬担架，他想得多周到！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他们领回中央纵队时，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代表林彪送给毛主席二十几斤青稞面的干饼子和十几斤牦牛肉干，那可是珍贵的东西。他们说，林军团长交待，只能给毛主席用。那时毛泽东不是最高领导人，在他之上或差不多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好几个嘛，可是林彪关心的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纵队在草地上遭敌人骑兵袭击，到了陕北铁边城又被敌人冲散遇了险，都是林彪派的那个担架班抬着毛主席跑，才脱险！
    说的再早些，在江西时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打击，生了大病，心情非常压抑。在毛主席人生最不得意，很少被人理睬的时候，林彪对他一往情深，暗中保护着他。那些是我听说的，而长征中的事，我亲眼所见。现在为了把“军事政变”说得像那么回事，就把毛泽东和林彪亲密的历史关系说成是激烈斗争的样子，扯谎！
    子：有的材料被销毁或灭失了，但中央文档里还存留一些。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虽然受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有人看过一些原始资料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是怎么搞出来的，无需你们去辩解，只要把档案公布就真相大白了。在毛泽东和党犯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让在军队一线主持具体工作三年多的黄、吴、李、邱个人去承担那么多责任，有失公允。
    父：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把你搞“臭”吧！
    总后勤部在我们家里搞了个丑化我的“展览会”，影响很大。周恩来闻讯后，派王洪文去看了一下。周恩来听取汇报以后说，在高级干部家里办展览会，过去没有过，是个新创造。对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总要“算老账”、“挖祖坟”？添建的房子质量高了一点，那是作为总后战时临时指挥所建的。国务院、军委和各省市都建了这样的房子，大家都在里面住着，拿邱某住的办展览，不是对其他人的挖苦吗？周下令展览立即停下来，说“脑子发热，总是办不好事的。”
    子：我仔细梳理了一遍，要说“九一三”直接涉及到你们的“物证”，只有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或许它是对你们实事求是的一个障碍。
    父：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会上展示那封信，我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子：那封信和从周宇驰那儿搜查出来的字条，是当作林彪下达政变的“手令”，说什么“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有学者质疑，“盼”和“命令”两个用词很矛盾。既然是“命令”，就必须绝对执行。军事科学院保存着林彪所写的大量命令，从来没有说过“盼”的。何况同样内容的“林彪手令”居然有两个，一个字是横着写的，一个是竖着写的。
    父：那你还能说它是真的？！
    子：为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它的名字用了“武装起义”的谐音。
    父：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1981年我出来后，看到了，觉得以它为主要证据，蹊跷的地方很多。
    子：它是以影印件的形式在全国公布。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部队传达以后，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如排山倒海之势。
    《五七一工程纪要》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大胆地否定了毛泽东不健康的东西，也否定了当时许多错误政策。它针对文化大革命推行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如学生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党内残酷斗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等问题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纪要》里说的这些都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解决了。“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在描述林彪的书中，凡提及、引用、附录《纪要》的，都把它对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内容删掉了。只是把里面要除掉上海帮“兵谏”毛泽东的设想，当作了反革命政变的证据。
    父：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久经沙场的林彪所言，反倒是像没有指挥过军队的狂妄书生写的东西。
    在政治生活中，在共产党内采用暴力手段，我不同意。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的领袖，他开创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面旗帜不能砍倒，尽管他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和其他许多人，思想中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尽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子：毛泽东的错误是那个时代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造成的，但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面前，人们可以指点评论。
    父：《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林彪的手迹，也不是林立果、叶群的手迹，栽在林彪头上缺乏法律根据。仅从《纪要》的思想和文字风格上看，我说那绝不是林彪的。林彪的思想是中国式的、传统的，他的语言比较“土”，实在、古板，甚至有些涩口。
    子：《纪要》完全是西式的，现代的，词藻华丽、流畅，情绪化的东西很多。
    父：熟悉林彪的人看了那个《纪要》，都不会说它是林彪的“杰作”。
    子：这些年来，研究“九一三”的人很多，最近有举证，说林彪乘的飞机已经飞近了苏联边境，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中国飞回。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公开了那天飞机的航行图，林彪的座机空难时是在由北朝南飞的，向着祖国的方向。
    父：我当时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关了起来。但我可以肯定，苏军的雷达昼夜监视着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会有记录。中苏两国敌对，对于对方的活动，特别是异常活动都有严密的监视。
    子：邓小平复出后，1980年11月15日在回答美国记者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那架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妻子向中央提出申诉，之后给家属送来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称：“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按潘景寅原来副师级干部级别补发了抚恤金。当时正是公审林彪集团的政治环境，在一片严惩喊杀声中，如果没有对潘景寅有利的证据，不可能对他那样善后。这里有什么内幕，不得而知。
    父：说有“两谋”的证言证物纰漏很多，如同当初找刘少奇的把柄一样，更像是人为地在做文章。
    当然，以上那些所谓的“证据”对我们从严处理起到很大的作用。毛主席是驾驭全局能力很强的老练政治家，对于重要人物的处理，如果不是极为必要和影响大局，他总是喜欢放一放，挂在那一段时间再说。
    对于我们几个人，有了那几个“证据”也是不够的，不能马上就下断言涉入“两谋”。为什么毛主席采用了极端手段处理我们，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在关押我的日子里，有不少征候和传言供我判断，1981年公审后我和王洪文同监居住，他讲的情况有助于揭开我心头的一些“谜”。
    王洪文说的事，发生在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办公前的，是张春桥、汪东兴、李德生、纪登奎向他讲的，以后的则是王洪文亲身经历和经办的，主要的事情有这么几件：
    1971年9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把我们四个人暂时隔离，有三条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处理他们；2、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几天，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后来为什么对我们采取了专政措施，关起来不放了？王洪文说，康生、江青看毛主席有些犹豫，生怕他对你们宽大了，联合汪东兴等人把你们搞成了专政式监护。
    毛主席起初很慎重，说：“林彪的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影响都大，要是处理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人，会伤了党的元气。”他还问了周恩来一句，“林彪坏还是叶群坏？”周答，“从老婆专政这条来说，叶群是最坏的。”毛主席没有反对周恩来的话，默认了。“九一三”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同意以“集团案”来追究林彪的老部下，说：“按人头来办。只要一搞集团，好多人就会搞进去了。”
    但是汪东兴提出：“不给他们几个人起个名字，叫起来很麻烦，横竖林彪人已经死了，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由此，“死党”这个俗语就成了我们一大批干部的“专用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