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两战的深远历史影响涿鹿论坛-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曲辰

张家口硕士

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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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鹿两战的深远历史影响

           涿鹿两战由于是发生在轩辕黄帝肇造神州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前夕。所以，这两战在黄帝思想中造成的巨大震撼，以及对问题的思考，就必然要直接地影响到他治国思想、制度建设、伦理道德提倡、严防某种问题产生等方面。而这些，必然都要从典章制度的层面形成一种历史文化，经过历史性的传播与传承，给后世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所以，对于涿鹿两战事实的澄清，性质的分析，对于两战之后黄帝治国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就极为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五帝时期的历史，解开诸如“禅让”之制、“谏言”之制等长期使学术界犯疑的问题有帮助，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华历史文化有帮助，同时，也对我们搞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建设好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涿鹿两战，对轩辕黄帝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对黄帝日后的国家建设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了黄帝肇造神州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历史进程。
      依历史记载，在涿鹿两战发生之前，轩辕黄帝的主要精力是在发展生产和建立有熊国内部社会秩序方面，并未主动发动战争开疆拓土。其有熊国疆域的扩大，主要体现在邻近部落方国服其德、慑其威的自愿“宾从”方面。有熊国在熊耳、龙门两山的垦荒，在空桑山的天文观察研究，在灵山的医药、哲学研究，都是在涿鹿两战之前进行的。而对于削平有熊国周围的大大小小部落方国，建立六合一统的国家，或未考虑，或不感到急迫，总之是没有这方面的行动。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熊国的国土面积已经相当广阔。同时又有黄帝、炎帝、蚩尤、应龙、风后、力牧等一大批政治、军事领袖及科学技术人才在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部落方国能与之抗衡。也就是说，两战之前的有熊国并不存在什么威胁势力。然而，在设立建典推进文明有序的建设当中，在有熊国的内部，却突然发生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惊天动地的大战！重臣手中有兵可叛，同胞手中有兵可成祸患，国内君臣、同胞手足之间尚且如此，而有熊国周围则有着大小林立的部落方国，它们都是拥有各自的军事力量的，不论是哪一个部落方国强大起来，时机成熟，都会威胁有熊国的安全是显而易见之事。《六韬》中所引的《黄帝经》中一段轩辕黄帝语，大约就是他此时心迹的一种体现：“日中不彗（暳），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①。于是，“养性爱民，不好战伐”的黄帝决定“以战去战”②，消除未来战争的隐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神州一统的国家制度。从这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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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望：《六韬•文韬•守土》。
②  《尚君书•画策》。
③  《史记•五帝本纪》。

度上说，涿鹿两战，对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之建，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两战是这一国家制度之建的“奠基礼”，而合符釜山，就是它建成的一个“竣工仪”。

          第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
    黄帝建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分封百官治理各地，降处其诸子于地方，不能说与涿鹿两战的影响无关。黄帝是中国上古历史上少有的伟大军事家，却极少谈论战略战术，而是明确地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得已而行”。倒是于《黄帝经》中专以一篇《亡论》以言“六危：一曰嫡子父；二曰大臣主；三曰谋臣反其志；四曰听诸侯之所废置；五曰左右比周以雍塞；六曰父兄党以拂”，申言“亡国之祸，莫大于乱”。正是这种从中华建国之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使中国在西周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朝代不断更替，但国家却始终保持着统一。此后的历史，虽然国家有时会出现暂时性的分裂，但终究又会统一。因为不论哪朝哪代的九州人民，都是赞成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的。这是历史和历史文化对于民族心理素质塑造所起的作用。这种民族心理素质是任何人都难以改变的，正是这种五千年的历史和历史文化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第三，实行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制度。
       整个“五帝时期”共历七帝国家权力交接，基本上不搞任人唯亲，父传帝位于己子，而都是本着以民为本，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按着选贤任能、诚信爱民的原则，由在位帝王选拔、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其选贤之中，还要征询民意代表机关的意见。待其所选者经过实际从政磨练，有了实际治国能力和经验、能独立执政后，举行仪式，昭告天下，完成权力交替。这种做法，并不是哪一任帝王的心血来潮，也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这种中国上古历史上独特的帝位禅让制度，在古代绝大部分的人信为史实，并尽情称颂，孔子即是对此进行积极历史评价者之一。

       虽然，自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以来，为了争夺帝位父子相杀、兄弟相攻的血腥权位之争，对“五帝时期”的禅让制度有怀疑其真实性者，但都拿不出任何历史的证据，来否定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近代兴起疑古学风，各种怀疑之说都有，也是仍然找不出历史证据，来否定这一历史记载。如今倒是有了一种既流行，又时髦，也无人敢驳的说法，就是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论，言之为野蛮时代“军事民主制”的选举。但在事实上，这种时下很流行的解说，既不符合恩格斯所论，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记载和考古研究证明的事实：恩格斯之论，说的是部落选举酋长，而中国的历史是帝王挑选自己的“接班人”；“选举”是下选上，含有“推而举之”的意思。而“选贤任能”则是上择下，且含有任命、任用之义；恩格斯说的是“野蛮时代”之事。而中国的“五帝时期”早已进入了文明时代；“野蛮时代”的选举，是人民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而“五帝时期”帝王挑选自己的继任者，则是帝王行使职权；多个氏族联合为部落，而采用民主选举的办法选举部落酋长，是因为原先的氏族没有相互隶属关系，由原来的哪一个氏族族长自己升为部落酋长，都不会被其他的氏族之人所接受，这种原始社会中“野蛮时代”的所谓“民主选举”同现代的民主选举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在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中，这种“野蛮时代”的“民主选举”，因其发生较晚，也可能会形成一种制度，存在过一定的历史时期。而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极早，原始社会的部落选举，一旦部落组织建立，此后用不了多久，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很快就会被破坏掉，而代之以世袭制，更不用说由部落相互兼并而形成的部落方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熊国，就不存在什么“民主选举”，其不仅是世袭制，而且还存在着嫡庶之分。不然，为什么有熊国之君少典的两个儿子——姬轩辕、姜榆罔，就双居帝、后军政领袖之职呢？就连整个“五帝时期”的选贤任能，也是有其规定的：其一，选贤的范围只在皇族中，这一条，在整个“五帝时期”都未作过改变；其二，存在着嫡、庶之分，轩辕、颛顼、喾，都姓姬。帝喾之所以传帝位于帝挚，而不传给帝尧，就是因为挚为嫡出，姓姬。而尧为庶出，姓伊。帝位的选贤任能中打破嫡、庶之分者，还是历史上一直不受称赞、甚至很少有人提及的帝挚办到的：帝喾将帝位传予挚，帝挚执政九年，自感政绩不佳，不如唐侯对唐国的治理。于是，就率群臣亲往唐国，将帝位禅让予唐尧。所以，用恩格斯依外国史料为据而推演的理论，硬套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不行的。更不能为了死搬这个框子，硬套中国的历史，就非要把“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文明以治的五帝时期说成是“野蛮时代”不可，这又何苦来呢？

       为什么黄帝要改变有熊国原有的君位世袭制，而建立一种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呢？事实上，这同涿鹿两战不无联系。黄、炎重臣蚩尤的叛乱，给黄帝思想上造成的冲击是不小的，这就是任人唯能而不辨贤与不肖造成的国家灾难，百姓涂炭；炎帝举兵发难，对黄帝思想上造成的震撼更大！“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楯，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①这段饱含着复杂情感、左右为难、乃至呼唤逝去的先神，“胡不来相教顺弟兄”的痛楚之语，正是在阪泉之战问题上发自心灵深处的悲愤之情。如果说任人不慎，虽有祸，可预而避之，可发而绝之。骨肉亲情之间如不择贤以传帝位，一旦让不肖子孙执掌国家大权，便祸患无穷而不好收拾。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不是某一帝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自黄帝做起的一种制度。这同汲取阪泉之战的痛苦教训有着极明显的直接因果性联系。因为还有一个极重要历史事实是这种情况的有力佐证：黄帝生有二十五子，但是，他生前并未将帝位传给任何一个儿子，当然，这也和他的“无疾而终”的突然死亡有关。有意味的是，黄帝最信任的青阳，也既不即帝位，也不帮其父立即挑选帝位继任者，而是过了许多年后，才将原先辅佐他的侄孙（此按《山海经》之载，若按《史记》为侄儿）高阳扶上帝位。这也正是后世有人总是不相信“五帝时期”如何会有四百年左右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帝时期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和弊端，它远不能与后世的某种制度相提并论。但是，中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执政者为国为民，就能够制定并实行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应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第四，以哲学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
轩辕黄帝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不惟肇造国家制度，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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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称经》。

其理论来制定法律、制度、典章、伦理、道德、礼仪，以此教化人民，以此指导天文、历法、音乐、医药、人体科学等一系列研究，建立有系统的科学理论，并重撰古《易》而有《归藏》，大力传播哲学思想，从而使中华文化从各个方面都浸透了唯物辨证的哲学思想精神，因此而使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勇敢之品德也由此而成，这才是轩辕黄帝得受文明始祖之尊的不朽功勋！

       轩辕黄帝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他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黄帝之所以如此重视哲学的传播，是同他应用哲理治理有熊而有熊强，用以为战而战争胜，更从蚩尤的由叛而亡、炎帝的重权利而无情等事实中，认识到人无正确思想对于国家、社会的危害之烈。他深有感触地说：“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为仁。行之者，见谓圣人。”只有以道治国而教化天下之民，才能“去私而立公”，人人变得聪明智慧，这样才能做到上下有其序，取财有其道，居而有法，动则循名，温、良、恭、俭，天下和平。

      虽然，黄帝所建立的选贤任能、以民为本的民主政体，由于虞舜选贤不当而被禹给破坏掉了，使中国的历史走了一大圈弯路。但是，经五帝时期大力弘扬中国古典哲学所形成的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则成了无论什么人都很难将其彻底改变的一笔民族宝贵遗产。

       第五，设立民意代表机构。
       为使执政者真正做到施政以民为本，五帝时期一直设有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其具体如何建立和对掌权者进行监督运作，我们难以知晓。现在只能从古史记载中知道它以四山而代表四方，叫作“四岳”，在国家大事上可以参政议政。尧在任人治水上，就被“四岳”否定过他自己的主张。在选贤让位大事上，也听从了“四岳”的意见①。

       五帝时期的这种民意代表机构之设，也是依照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互感、互动、互交、互为依存原理而采取的一项治国措施。《易》经对此是这么说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②，“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③。失邦灭国，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了执政做到真正知民情、顺民意，尧曾树“诽谤木”于通衢大道，舜置“敢谏鼓”在各级官署，鼓励人民随时向治国、执政的各级官员提意见。

       第六，建立巡视地方的制度。
       五帝时期，为了解民情、民意，以及地方治理情况，还规定了帝王凡五年一巡狩的制度。黄帝南巡，其正妃嫘祖病死于衡山；虞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等不见夫归而南下寻舜，也死于湖南洞庭，这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历史故事。然而，国家性质由“姓公”变“姓私”之后，一切就都走样而变味：尧时的“诽谤木”一变而成皇宫前面象征皇权至上的装饰品；舜时的“敢谏鼓”再变成为百姓哭诉申冤的敲击物；至于巡视地方之制，至夏禹起，就变成了向地方索要贡物、大摆帝王威风的鬼把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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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尧典》。
②  《周易•泰》。
③  《周易•否》。

       第七，开展学术研究。
      黄帝认为自然之力是强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应天地之生就可以养生，用天地之杀也可以伐死。在涿鹿之战中，蚩尤之所以败亡，不仅因其暴虐，用割耳、削鼻、黥面、毁坏人的生殖器官之类酷刑逼黎民为其叛乱卖命，这自然是不得人心的；更重要的是，蚩尤还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迷信之中，过分地迷信于他的作战勇猛、军势浩大、武器精良……在黄帝“战示不敢，能示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的策略之诱下，自陷于逆天时、丧地利、失人和的绝境之中。终被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用人和，善阴阳辨证之为用，借用强大自然之力以为兵的黄帝打败。

       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之后，为了富民强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组织各方面的人才，以哲学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仅按古籍之载，命羲、和负责观察日、月、星辰运行；令大挠造干支，容成制历法；使荣将铸钟，伶伦定音律；教岐伯、雷公等一帮人研究中医理论，以有效地防病治病；任风后等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著述以传世……这就给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曾经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八，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教材教化人民。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五帝时期如何？古代典籍中缺乏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我们认为，黄帝极其重视哲学理论的传播，是不能不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教材而对人民施行教化的。而且，有以下几方面的史料能够证明这个问题：

       其一，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曾经举甲骨文中 “教”、“学”、“卦”等字例，证明中国早在商代以前，就存在过用中国古典哲学的八幅卦画悬挂起来进行教学，以传播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事。夏、商两代都是搞“神道设教”，以对抗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愚民以治的。那么，这难道不是五帝时期发生的事吗？

       其二，黄帝对于传播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视，是念念不忘的。他说：“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正是由于黄帝的重视，五帝时期的帝王们，都将学习和传播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施政中的一件大事来做，以至于贾谊在《新书•修政语》中引录颛顼、帝喾等人的话中，他们都将中国古典哲学称作“黄帝之道”，并且谈到“学黄帝之道而赏之”。这奖赏，也该不是自己“赏”自己的吧？

       其三，按古史记载，都说是黄帝使其臣苍颉造字，那么，这些“道”、“德”、“卦”、“爻”、“教”、“学”等许多中国哲学名词、术语专用的字，以及与之相关的字，其在字形、读音、示义上，对中国古典哲学原理的理解、表达都是极其科学、准确的。我们依此有系统、有规律的古文字字形、字义，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准确表达，以及文字使用时代断限等方面，都证明：至少黄帝之际就开始以中国古典哲学卦画为教材，而办教育，以教化人民，应该是在史事判断上不致有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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