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在蔚县矿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张家口大事小情-张家口-张家口论坛-张家口第一生活消费门户网

二次开发

张家口大二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1-31

— 本帖被五一天下设置为精华(2011-01-31) —

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在蔚县矿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关于蔚县矿难，尤其是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在张家口一直是神秘化处理，媒体总是闭口不谈。二次开发早就想写一写此人，但无从下手。今日在二次开发任圈主的新华网圈子里新华社高级记者朱继东的这篇文章为我们多少揭开了一点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的盖子，特转过来大家看看！

说起此人二次开发还真和他正面打过交道：

（1）2003年5月份二次开发写了一篇反映非典期间有人发国难财（崇礼，张北强制体检收费）的文章，因采访非典指挥部，指挥部把此事上报给了市委宣传部，当时常毅峰是新闻科科长主管新闻报道工作。他恶狠狠的给我打电话，限我9点以前去市委宣传部不然就要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我到后他当着我的面给河北日报总编打电话，诬陷我破坏张家口非典指挥工作，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河北日报提出抗议（从那会儿起他就爱代表市委市政府）。再后来当然稿子没发成，我很气愤当场撕毁了河北日报发给我的证件，以公民的名义将此稿寄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白克明同志。五天后市委组织部长郑学碧同志召集我在市委组织部二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此事，我当时的条件就是常毅峰必需到会做出解释，郑部长说：算了，今天出席会议的都是各部领导，他不够这个级别。当然崇礼，张北设卡强制体检乱收费也就取消了。从此后我也就同河北日报彻底分手了！我当时曾和常毅峰说：你就是这样干好党的宣传工作的？你越俎代庖迟早要出事的！常毅峰冷笑着回敬：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2）2008年初，我写了一篇：事隔两年的市委决定竟然雷同（张家口十佳公仆）。批评市委写作班子的懒惰行为，此贴在张家口新闻网发表后被常毅峰指使连删三次，后来我寄给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宋太平同志，宋书记让他的秘书郭同志给我回了电话，电话中说：为此事他代表宋书记在宣传部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处理了当事人。后来得知此稿是常毅峰负责审批的，所以会上他挨了批。再后来有人和我说，常毅峰为此恼羞成怒动用国家安全部门监听你的电话，调查你的行踪，想给你定一个境外反华势力的罪名。我一开始不相信，后来还真有两位警察登门拜访，我一看一聊啥都明白了。2008年5月份网上大量攻击我为反华势力的不实言论无不和这些有关，不过二次开发那时常和人说：这小子太阴了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最后一次见到这小子是在2008年10月份17中的那场“欢乐中国行晚会”现场，当时他拿了个像机到处乱照，他一站起来后面的人就看不见了，后面的人都骂：那来的显货，人家录像的专职的记者这么多你照个球呀？真他*的是个显货！

果然老天有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坏人总归是坏人！抓这小子那天我特意喝了半斤五粮液，高兴啊，我为我党除了这一害而高兴！

忠告：张家口的有些县宣传部门别再充当灭火队了！常毅峰一天代表这个代表那个，好，灭火灭进去了，你们还想灭吗？好好想想党设你们这个部门是干啥的，别辜负了党对你们的期望。

网友呼吁公布蔚县矿难收红包记者姓名该引起怎样反思
国务院日前对去年发生在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特别重大炸药燃烧瞒报87天事故和四川巴中市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报告作出批复，对33名事故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另有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等4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瞒报事故，李家洼煤矿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经查明，10名记者涉嫌犯罪，待司法机关作出决定后，一并由党的纪检机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相应处理。由于涉嫌犯罪的10名记者的名单一直没有公布，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发出呼吁，很想知道这10名记者尊姓大名，在何媒体供职，媒体当给他们一次“露脸”的机会。几乎与此同时，《财经》记者曝出，广受公众关注的《网络报》记者关键被抓案，为掩盖矿难真相，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多次向媒体支付“封口费”，其中即包括关键所供职的《网络报》。蔚县方面在《网络报》做价值25万元的两个版广告，并订阅价值3万元报纸，作为《网络报》暂不报道矿难的交换条件。这使得涉嫌犯罪的10名记者的名单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封口费”这一新闻界的顽疾再次受到广大网友的强烈关注并引发众多思考甚至反思！

    《财经》记者的报道显示，《网络报》记者关键因卷入河北蔚县一起矿难的瞒报事件，涉嫌强迫交易罪，已于2009年3月27日由河北省康保县检察院起诉至康保县法院，后者将在近期开庭审理此案。这也让曾一度备受媒体关注的《网络报》记者被神秘抓捕一案开始逐步明了。自然，案情的一步步披露也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乃至反思！　　据报道，关键案发始自2008年12月1日，他在山西省太原市一家酒店被几名不明身份的人带走。14天后，关键失踪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坊间多有猜测。消息披露次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对外公布，关键已因涉嫌受贿被刑拘。一时间，舆论哗然。此后，《财经》记者获知，关键被拘，实与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7·14”爆炸事故瞒报事件（下称“7·14矿难”）有关。在这起发生于2008年7月14日的事故中，共有35人遇难。但直到85天后，这一特大事故才被曝光。
　　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在瞒报事件中充当了“灭火队”的角色，为掩盖矿难真相，该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多次向媒体支付“封口费”，其中即包括关键所供职的《网络报》。河北省康保县检察院针对关键案的起诉书，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起诉书称，2008年7月16日，《网络报》社驻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员冯虎、许俊刚，通过线人得知“7·14矿难”信息，他们遂将矿难材料告知报社负责人。随后，《网络报》总编任鹏宇安排该报首席记者关键赴蔚县采访矿难情况。2008年7月20日左右，关键与冯虎、许俊刚赶到事故煤矿进行采访，取得了“7·14矿难”确已发生的相关录像等证据，此后他们试图就矿难采访张家口市国土局、煤炭局未果。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关键写好了有关“7·14矿难”的报道，并通过网络传回《网络报》社。同时，他电话告知任鹏宇，自己第二天将去张家口，让报社将编辑好的矿难稿件报样直接传到张家口市，任鹏宇当即告诉关键，将马上安排编辑此稿。
　　起诉书记载，2008年7月24日下午，关键将矿难报样及核稿函交给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常在看过报样后表示，“7·14矿难”还没有调查清楚，等调查清楚后再与报社联系。关键则称，关于矿难稿件报社已走了程序，“是否刊发，我说了不算。”此后，蔚县主管煤炭工作的副县长王凤忠从常毅峰处看到了报样，要求常毅峰“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把这事压了”。《财经》记者获知，王凤忠事后已被有关部门调查，他是该矿难瞒报过程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
　　随后，常毅峰与关键联系，问其能不能暂缓报道。关键表示，自己作不了主。常毅峰于是与《网络报》总编任鹏宇取得联系。任鹏宇回复，可以暂缓报道，但具体事项要与关键协商。常毅峰再与关键联系，关键表示，既然总编同意暂缓报道，“我也没意见，但要花54万元在《网络报》上做三个版面的广告”。后经双方讨价还价后商定，蔚县方面做价值25万元的两个版广告，并订阅价值3万元报纸，作为《网络报》暂不报道矿难的交换条件。
    2008年8月1日，常毅峰等人来到位于北京的《网络报》社，他在见到关键后提出要见任鹏宇，关键则表示自己就可以办这件事。常毅峰遂将25万元钱交给关键，并索要发票。关键表示会计不在，发票只能以后再开。做完这一切后，关键取出一盘录像，扯断带子以后交给常毅峰。据他供述，这就是录有“7·14矿难”资料的录像带。从《网络报》社出来后，常毅峰当着同行者的面将录像带扔到垃圾箱里。此后，常毅峰和关键再无联系。
　　起诉书称，随着国务院调查组对“7·14矿难”展开调查，这起瞒报事件真相渐显。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急忙给常毅峰打电话，让常毅峰赶快做两个版面的蔚县宣传广告。常毅峰随后将此事交由下属承办，《网络报》在2008年9月25日和10月9日分两次刊出两个版的蔚县文化旅游广告。
　　在瞒报事件暴露后不久，常毅峰即受到调查，原因是涉嫌在瞒报矿难过程给相关媒体记者发放“封口费”，同时还收受贿赂。常毅峰很快供出了收受“封口费”的媒体记者名单，关键正在其中。张家口警方旋即对关键展开调查，并于2008年12月1日将其从山西太原带走。第二天，警方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将关键刑事拘留。2009年1月7日，张家口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关键，罪名更改为涉嫌“强迫交易罪”。2009年3月7日，警方将关键案向张家口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两天后，张家口市检察院指定此案由康保县检察院管辖。
　　康保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关键利用自己掌握的‘7·14矿难’资料作筹码，以向社会报道‘7·14矿难’真相为要挟，以精神强制为手段给蔚县方面施加压力，迫使蔚县方面拿出25万元‘封口费’进行了非法交易”，“应当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据起诉书显示，《网络报》社总编任鹏宇已将赃款退回，康保县检察院还取得了相关证据，证明《网络报》社其他人员近年来与张家口市各县区单位曾进行过强迫交易。《刑法》规定，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封口费，意指目睹或知晓了某人不可告人的秘密，此秘密一旦公之于众，将对当事人产生坏的结果，所以当事人给知情人的费用（据说可以与知情人的身份给与不同额度），叫知情人不要声张，此费用叫做封口费。去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1人死亡。为了隐瞒难情，矿方给各家媒体记者发了 “封口费” 。事件曝光后，矿方公布说：共有23家媒体28名记者前去采访，共发放“封口费”12万元，其中包括：山西广播电视总台 5万元；山西《科学导报》1万元；《绿色中国》杂志 1万元；《山西法制报》2000元；中国教育电视台1.9万元；假冒中央媒体3.45万元。披露这一丑闻的《西部时报》记者戴骁军表示，矿方隐瞒了“封口费”的数额和领取者的人数，他在现场曾目睹100多人排队领取“封口费”，在他拍下的名单上，除了以上6家媒体，还有《山西日报》、《记者观察》、《消费导报》、《山西工人报》、《山西科技报》、《中国财富》、《网络报》、《科学导报》、《科技报》、《摄影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及上百位记者。 9月25日，戴骁军与网友冒着风险，亲赴现场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和拍照。由于他们的报道无处发表，而不得不在博客上公布。

    记者，本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职业，老一代的记者，在旧社会封建反动势力面前不屈服，为正义而捍卫，为革命而呼喊，为百姓而请命，早就为这一职业作出了表率，当年的名记者邵飘萍，为革命大业而牺牲了生命；而作为名记者的夏衍，为最底层的包身工呐喊，写出了不朽名篇《包身工》。至于在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战场、抗美援朝战场等牺牲的记者，更是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楷模。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依旧要求记者守住这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操守，为共产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呐喊，为主流价值观做宣传，为新时期英雄模范进行表彰，为正义而伸张；同时反对封建落后颓废思想，鞭笞和揭露社会丑恶。但是，由于近年来社会风气受到污染，金钱拜物教横行，记者的队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腐蚀，一些记者收钱写报道已成为“行规”，在一些该伸张正义的地方，记者则常常“缺席”；有的记者甚至为了钱，不惜为丑陋的社会现象障目。山西“封口费”事件震撼全国。戴骁军本来为新闻界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西部时报》副总编辑张震栋却说戴骁军不是他们的记者，“他在网上披露‘封口费’属于个人行为，既没有向报社汇报，报社也不知道此事”。事实上，戴骁军已在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了3年，每月领取工资1600元，并且有署名的文章在《西部时报》上发表。显然，该报急于要撇清和戴的关系，因为戴违背了媒体界的潜规则，侵犯了该报与地方政府及企业界的共同利益。丑闻曝光后，山西媒体反应冷淡，除发布新闻外，没有跟进的报道。山西省书记、省长也未对之表态。戴骁军出山西的“丑”，引火烧到当地政府和媒体，自然“招恨”，也显示了媒体的尴尬以及……

    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就发表了《媒体腐败食物链调查》，揭露湖北一家晚报的新闻敲诈。《大河报》前副总编辑马云龙演讲中披露，2005年8月河南某次矿难后，数百名真假记者蜂拥前去领取“封口费”。在山西矿区长期活动着一支专吃“矿难饭”的“记者游击队”，每有矿难，他们就赶往出事地点“采访”。矿主为了息事宁人，就给他们发“封口费”。山西交口县某乡镇领导说，他们那里每吨煤的“封口费”是50元。假记者去了不给钱，就叫真记者来，随便就能卡住矿主的“七寸”。山西新闻界，流传着两个“封口费”故事。其一：一个记者下午6时进山，第二天一早下山，带回八、九十万。其二：一个记者打出租车进山，下山便开回一辆奥迪。 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发生特大矿难，37人遇难。矿主串通地方政府隐瞒矿难，包括给记者发“封口费”。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公司曾计划用300万元收买百度，要求百度屏蔽对其不利的新闻。众多事实表明，“封口费”已经成为新闻界的顽疾，究其病因实在一言难尽，并且至今没有治疗良方！

    正如网友评论所说，记者收受红包，尤其是发矿难财，虽为公众所深恶痛绝，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可一直禁而不止，如恶性疾患一般，一碰到“温床”就发作。2002年，山西繁峙一金矿发生矿难，多名记者收受矿主现金或金元宝；2005年，河南汝州发生一起矿难，当地政府竟然向前去采访的450多名真假记者发放近20万元的红包，导致记者集体失语；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为掩盖事实，煤矿向记者发放“封口费”，后被《中国青年报》公开披露，再次引发公众对记者道德的拷问。某些记者背弃社会“良心”天职，沦落为黑心矿主的帮凶，能不悲乎？山西煤老板曾鄙夷地称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为“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吃新闻饭的乞丐”。可见，这些记者良知的沦丧，连矿主都看不上眼了。这样的无良记者，还怎么去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媒体监督之所以常常被被冠以“第四权力”，新闻记者之所以被誉为“无冕之王”，其更大程度上不是说法律赋予了其特殊的“权利”，而是社会公众给予其充分的信赖和责任。只有担负了这份责任，不辜负这份信赖，媒体才被称为媒体，否则要媒体何益？我曾多次说过，世上财路千万条，但任你怎么发财，但灾难财千万不能发，死人财却万万发不得。正如很多网友所言，矿难多为人祸，作为记者，只有及时地予以曝光，报道煤矿管理上的漏洞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黑幕，才能使漏洞得以修补、制度得以完善，从而预防矿难的再次发生。假如隐瞒不报，安全隐患不能得到清理，无疑为日后矿难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此外，既是迫于某种压力不能作出报道，也千万不能收取钱财，否则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污点！

     一些网友的评论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有网友评论说，“带血的封口费”，是目前矿难中出现的最丑陋的社会现象，它呑食了记者的良心，掩盖了黑心矿主的罪恶，使死难的冤魂沉入地狱。“封口费”，现在已成为腐蚀记者的一剂最恶毒药，所以，每一个记者，都应该在“带血的封口费”前做到心不动、手不伸，守住正义和道德的底线。这些话值得我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深思！

     当然，“带血的封口费”何止山西？又何止新闻界？“封口费”的故事一直在“江湖”上传说着。就在《中国青年报》报道出街的同天，似乎为了印证这一“江湖规矩”，《南方日报》报道说：国务院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7·14”特别重大炸药燃烧瞒报事故调查组26日成立，目前已对63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员采取了措施。调查组组长彭建勋说，事故矿井的矿主行贿市国土资源部门个别负责人，相关工作人员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矿主为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还以高额赔偿遇难者家属、收买部分记者等手段，进一步实施隐瞒。更是给了某些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和公务员。这一点远比简单封堵一些记者的嘴巴更让人觉得可怕，因为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如果贪贿私人利益从而渎职，那么他完全可以动用权力将“封口”行为发挥到极致效力。比如，更多更高层次的一些“记者”可能会因官员的权力辐射二被拉入“封口费”的行列，从而影响媒体的正常舆论监督报道。这一点，事源地媒体应该是深有感触。据山西媒体有关人士分析，一些主流媒体的真记者，管的部门太多，大家工作战战兢兢，深怕踩“红线”、触“地雷”，基本放弃了社会舆论监督的使命。例如山西某晚报不让记者接触资源性企业的负面报道，除非经过编委会的同意。这里面固然有地方保护，统一新闻“口径”的原因，但并不能排除有个别官员因个人利益而施发“封口”淫威的因素。

    “封口费”是封住了媒体的口，却给整个社会的监督打开了一个大“豁口”。如何根治“封口费”这一新闻界的顽疾，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壮士断腕，更需要媒体管理、服务相关措施的完善，需要广大网友的持续关注和献言献策！毕竟，只有治愈“封口费”这一新闻界的顽疾，类似的问题才可以解决，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封口费”还会继续流行下去并且大有市场，只是运作方式更加隐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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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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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蔚县瞒报矿难续：涉案煤炭副局长被自杀

2009年12月14日18:08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王晓我要评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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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矿主想瞒，地方官员更想瞒。”张家口一位退休老干部认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官位，而且有些官员可能在其中还有股份。”

涉案煤炭局副局长“被自杀”
裹挟其中的，还有蔚县煤炭工业安全管理局原副局长任智斌在赤城县看守所的“自杀”。
该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7.14”矿难发生几个月后，调查组到煤炭局带走了局长平川和副局长任智斌，“调查组的人拿走了他们的身份证，可能是去查银行存款，最后定了受贿罪，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在任智斌妻子的博客上，有这样的文字，“??他还说纪检机关在没有掌握任何线索和证据的情况下轮流讯问他，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还跟他说既然来了，不说是不能让你回去的，这社会过时过节还不有点礼尚往来，说了就让你回家。他绞尽脑汁地想了几年来的两节交往，共收了礼金15.6万元??”
被羁押半年多后，任智斌的家人接到赤城县看守所的电话，说任智斌出事了。家属赶到后，被告知任于2009年7月12日凌晨4点35分上吊自杀。
任智斌的妻子在博客上称，死者任智斌体征如下：眼内出血，眼珠无外突，舌头无外露，颈部损伤严重，双肩至手臂、背部、阴囊、腿部及双脚伤痕累累，皮肤颜色上臂至手指发黑。
从7月23日到9月2日，任智斌的妻子频频在博客上提出质疑，认为任智斌是“被自杀”，并多次找到有关部门想讨个说法。
12月2日晚，本刊记者找到任智斌位于蔚县水西煤矿家属院的家里。家属院门口停着一辆警车，传达室内坐着一名穿警服的人。得知要找任智斌家，对方很警惕地问和任是什么关系，之后又让在一张单子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任智斌的家中只有他7岁的女儿和一位远房亲戚。这位亲戚告诉本刊记者，任智斌的妻子最近一直在天津。
“之前还找着要说法，后来对方给赔了49万元，就不找了。找也没意义，人都死了。”这位亲戚认为，“这事和他(任智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上面来查，拿他当了个替罪羊。”
随后，本刊记者多次拨打任智斌妻子的电话，均无人接听。对于49万元的说法，多位政府工作人员和矿主均给予证实。
后“7.14”时代的艰难重组
李志全记得，他刚上任的那段时间几乎没什么人上班，“从楼上走到楼下，再转上去，没人。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怎么就成这样了？”
矿难发生后，蔚县煤矿基本全部停产，搞资源整合。一个占县财政收入60%以上产业的停滞，对当地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李志全称，这一举动直接影响到30万人的生活，有67个塌陷村无法治理。
“刚开始老百姓还拍手称快，认为这次矿难终于被曝光了，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理了。”当地一名退休干部说，“到后来，不欢呼了，因为发现伤及他们的利益。买煤没地方买了，挖煤的失业了，酒店的生意也不好了。”
“甚至现在连我们单位用煤都要掏钱去买。”李志全有些无奈地说，以前，煤炭局用煤可以从国有煤矿弄些过来。
“7.14”事故后，当地政府提出，要改变过去“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搞多业并举。此外，酝酿于2005年的煤炭资源整合也被迫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李志全承认，“7.14”事故对蔚县规范煤炭秩序起到了根本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事，要发生良性转变可能还得若干年。”
李志全透露，资源整合最早可在明年6月完成。“如果再拖下去，偷挖私采、群体事件都可能出现。整合完成后，无论从资源的合理利用还是安全监管，都会得到改善。至于官煤勾结，不能说完全杜绝，但应该可以减少。”
“坐在这个位置上，压力太大了。”李志全称，有时甚至不想干了，“刚来时，新任的书记和县长找我谈话，说一定要抵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这一年多，有恐吓电话，我顶住了；领导的亲戚走后门，我也顶住了。但即便我抵御住了任何诱惑，也难免以后不出矿难啊。我认为，政府应该制订一系列制度，明确一下哪个煤矿归谁管。”
不久前，河北省专门就蔚县产业转型、规范煤炭秩序开了个专题会。李志全告诉本刊记者，会上，省长提出，蔚县必须吸取“7.14”的教训，不能再走老路了。
而今，李志全小心翼翼地提醒着自己，生怕“走了老路”，他指着院里停放着的几辆汽车，“看这些破车，我到煤炭局后，一辆都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