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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大三

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1-19

汪曾祺在沽源何处画土豆？

丁启阵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和《沽源》两篇散文中，都深情地回忆了自己1960年8月下旬之后在张家口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沙岭子镇）设于坝上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的那一段“神仙过的日子”。为汪先生超脱的心态和温暖的文字所吸引，今年5月1日，借着去张北县采风调查方言的机会，顺便到沽源寻访了一下汪先生的“马铃薯研究站”。我的寻访之旅，午出晚归，当天晚上，就在张北县城的一家宾馆里写了一篇《参观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的地方》，贴到博客上。
我的寻访比较简单，先是路边停车问行人，被指引到沽源县农业局；然后，喜爱文学的“土豆专家”、农业局办公室主任刘茂清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一伙不速之客，并且熟门熟路地把我们带到了平定堡镇南沟村。他说：“这就是汪曾祺呆过的‘马铃薯研究站’。”在那里，我先后看了研究站的几座平房、试验田以及汪曾祺住过的村子，每个地方我都用数码相机拍了照。
出乎意料，我的博客文章引起了沽源一中语文老师李富荣的浓厚兴趣，她仔细观看我拍的照片后，觉得那几座平房不像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她认为那个年代应该是土坯房，而不是砖瓦房。李老师显然是一位敏于行之人（是否讷于言我不清楚，因为素未谋面），5月3日，她便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南沟村实地寻访去了。关于她的寻访情况，我偷一下懒，摘两节她的寻访日记：

向他们打听1961年是否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人在本村住过，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很肯定地说，1961年这里根本没有房子，是一片小树林。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领着我找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妈。从大妈口中得知，丁老师《参观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的地方》文中提到的那些被塞外庄园圈起来的房子，是沽源县农业局的一个下属良种场，她的丈夫就是良种场的工人；1961年本村根本没有房子，工人都住在场子里，不带家属，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困难才在这里盖了最初的三间家属房，其中就包括这位大娘家。具体是哪年盖的，她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在1961年以前，而是以后的很多年。她还建议我去找一个叫郭玉忠的70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是最早在这里落户的原良种场的老工人，现在已搬到县城去住了。她还告诉了我郭玉忠老人在县城的详细地址。

郭玉忠老人的家在县城最西头，并不难找，我很快就见到了他。老人已经77岁高龄了，戴着一副老花镜，背弯的厉害，可耳不聋眼不花，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据他讲，他是1964年才到沽源县良种场上班的，来了以后一直住在场子里，家属房是若干年后才盖的。他的说法与大妈的一致，应该是真的吧。问他听没听说过一个叫汪曾祺的人，他非常肯定地说“没有”，甚至没听说有过“马铃薯研究站”这样的单位，他们单位名称是始终都是“良种场”。

看样子，我到过的地方，并非汪曾祺当年画马铃薯图谱的所在。
5月8日，李富荣老师又踏上寻访之路，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原农业局书记贾明宝老人，在他的建议下，找了原农业局的老人张连。从70多岁的张连老人那里得知，所谓的“马铃薯研究站”，其实叫“马铃薯育种站”，不在南沟村，而是另有其地，在闪电和乡的沙梁子村。他说，马铃薯研究站是张家口市农科所的下属单位，而育种场是沽源县农业局的下属单位，不是一回事。可是，张连老人没听说过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人。李老师推测，可能是由于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不过，张连老人给她推荐了一个叫邓其贤的人。他说这个人1961年的时候正好在沙梁子马铃薯育种站工作，育种站撤了以后，就调到了张北的坝上农科所，后来又调回张家口市种子公司，有80多岁了，应该还在世。
5月11日，李富荣老师找到了贾明宝推荐的另一位农业局老人刘晨。刘晨的说法跟张连所说大体一致，他也推荐李老师去找邓其贤。但是，关于育种站所在地址的归属，刘晨老人有不同说法，他认为不属于闪电河乡，而属于察北牧区榆树沟牧场(塞北管理区）的二分厂。
5月20日，李富荣老师动员了她的先生相伴，冒着蒙蒙细雨去沙梁子寻访汪曾祺的足迹。李老师这一次的寻访比较浪漫，她的日志的文字，也清畅可读，这里我就借花献佛，再一次摘录她的几节文字：

今天是星期天，学校照例不休息，好在下午没课，于是带着借来的数码相机，冒着蒙蒙细雨上路了。有老公的一路陪伴，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我，不像上次南沟村之行那样孤独寂寞了。
沙梁子位于闪电河乡与二道渠乡之间，离县城大约有30里，在南沟村东北面，两村相去不太远。出县城顺着一条柏油路向东走二十几里，就到了闪电河乡政府所在地，继续向前走三四里后，出现两条岔道，右边那条通往丰宁，左边的通往二道渠，左拐走没几步正北方向，出现一条土路，路口有一座突出出来的小桥，过了小桥继续往北走不远就是沙梁子。
沙梁子属牧场塞北管理区二分厂，包括西南营子和沙梁子两个自然村。村子里的人大都是厂里职工，都以养奶牛为业。顺着土路向前走，首先进入的是西南营子，稀稀拉拉的几十户人家。村子的东北边有一个小树林，树林的尽头就是沙梁子村。
在一位阿姨的指引下，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位于沙梁子村的厂部，现在叫沙梁子管理处。因为是星期天，管理处工作人员都没上班，整个院子空荡荡的，只有一位看门的老人。老人名字叫黄金库，今年60多岁了。他告诉我马铃薯育种站旧址在西南营子西南端的一棵大榆树前面；原来有四排房子，最后一排房已经拆了；这排房子的下面是一个储藏马铃薯的大窖，窖还在；前面的三排房子现在是职工的家属房，历经修缮和翻盖，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问起他是否知道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人1961年在这里呆过，他说那个时候他还小，不太清楚，可是有一个人肯定知道，那个人就是赵喜珍老人。他还告诉我赵喜珍老人五十年代就在马铃薯育种站工作，育种站撤了以后，就到张北的坝上农科所工作了，退休后又娶了本村的老伴，现在在张家口儿子家，村子里还有他的后儿子和女儿（现在老伴的儿子和女儿）。

接着，李老师便找到赵喜珍老人的后女儿，并从她那里得到了赵喜珍老人的电话号码。然后是——

回到家以后，我拨通了赵喜珍老人的电话，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赵老是这样描述汪先生的，他说：“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姓三横一竖的‘王’，而是加三点水的‘汪’；这个人瘦瘦的，黄黄的；五十岁上下，性格温和，待人和气；住在第三排东边紧挨伙房的房子里；只呆了几个月，主要工作是画马铃薯的叶、花、茎、块茎，冬天没得画就走了”。他还告诉我那个时候单位人不多，没事干的时候就经常在一块，他经常站在旁边看汪曾祺先生画马铃薯图谱，画完整个的马铃薯再切开来画……

到此为止，李老师的寻访，似乎是解开了层层谜团（最早引起她的怀疑的，除了塞北庄园中所谓马铃薯研究站的砖瓦平房，还有我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不理解的是，曾经在散文里深情描写过水母庙的汪曾祺先生，为什么只字未提这座至今保存完好的‘萧太后梳妆台’呢？”）。但是，仍然有两个疑点：其一是，张连老人说，在闪电和乡的沙梁子村的叫“马铃薯育种站”，而不是汪曾祺所说的“马铃薯研究站”，到底是谁记忆有误呢？其二是，张连老人说“马铃薯研究站”是张家口市农科所的下属单位，而“马铃薯育种场”是沽源县农业局的下属单位，如此说来，“马铃薯研究站”更像是汪曾祺可能到过的地方。这两个疑点，跟李富荣老师调查到的南沟村60年代初根本没有房子、赵喜珍老人记得汪曾祺的情况两个证据，其间矛盾怎样解释，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好在，无论是南沟村，还是沙梁子，都在沽源县境内——沙梁子虽然属于河北省国营察北牧场，但是跟沽源县仍有托管关系。
在第四寻访日记的末尾，李富荣老师曾饱含感情地表示：“……沽源人是否也应该为这个理解她并对她有着美好感情的人做些什么呢？对，一定要做点什么！”
果然，今天，也就是6月4日凌晨，我就在她的腾讯空间里看到了她写给沽源县有关领导的《关于设立汪曾祺纪念馆的建议书》的草稿。我衷心希望，李富荣老师的美好愿望能够变成现实。我认为，对“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汪曾祺语）沽源而言，汪曾祺在那艰难时世的短暂逗留，无异于一场绵绵春雨，可以长久滋润那里热爱生活、爱好文艺的沽源人的心田！
20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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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大三

只看该作者 5楼发表于: 2011-01-20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编辑本段基本资料
　　姓名：汪曾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0—1997 　　籍贯：江苏高邮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0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编辑本段汪曾祺格言式名诗
　　
1989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博友们一读：我自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钻研文学，读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载。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世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关爱生命，平安世界。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汪曾祺在书房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1]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手稿《羊舍一夕》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著作目录　　　　《邂逅集》，1949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羊舍的夜晚》，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8月，北京出版社。　　《晚饭花集》，1985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和温暖》，1987年9月，台湾新地出版社。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　　《晚翠文谈》，1988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茱萸集》，1988年9月，台湾联合出版社。　　《受戒》（法文版），198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蒲桥集》，1989年3月，作家出版社。　　《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199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旅食集》，1992年4月，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小品》，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1993年6月，沈阳出版社。　　《菰蒲深处》，1993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榆树村杂记》，1993年9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草花集》，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汪曾祺文集》（4卷5册），1993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塔上随笔》，1993年11月，群众出版社。　　《老学闲抄》，199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1994年9月，甘肃文艺出版社。　　《五味集》，1996年1月，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矮纸集》，1996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　　《逝水》，199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独坐小品》，1996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去年属马》，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现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编辑本段《受戒》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  汪曾祺
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  汪曾祺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曾受业于沈从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随意漫谈
　　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编辑本段价值意义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