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复制链接]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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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罗志田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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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者按：此文原载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知识》2011年第1期卷首“特别关注”栏，因此，很重要，故转帖于此，与大家共享。 jn9KQe\3  
       中华书局是中国的第2家重要出版社，于1912年元月成立于上海，历史之久，仅次于清•光绪23年（1897）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关注教育，重在出版辞书；中华书局关注国学，重在出版古籍。 jn9KQe\3  
       《文史知识》是中华书局创办、编辑、出版的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今已创刊30周年，其特点是组织国家著名专家、学者写小文章，取其一生精辟见解。所以，其关注是站在历史的高度。 jn9KQe\3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一文，刊载于2011年第1期卷首“特别关注”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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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乱多于治，可以说没有十年的安稳日子；与两千年“传统中国”的治多于乱、总有一千多年的安定成鲜明对照。过去许多人爱说中国是睡狮，发展停滞，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狮初醒，似仍类虎落平阳，外遇强权，尚难自保；内则试图“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一般老百姓，恐怕还不如发展停滞那样宁静。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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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中国何以久乱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重要的是，“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矣”。胡适在同一时期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他在1919年感叹说：“十来年的人物，只有死者能保住盛名。”两人之所见，虽是民初数年之事，但揆诸后来的历史，这个现象基本是持续的。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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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环之中。君不见民初太炎说此话时，他本人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贤都还在壮年，就不得不让少年的胡适“暴得大名”吗？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的确，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的事。曾开一代风气的“新党”代表梁启超，就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不得不反过来“跟着少年跑”。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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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就曾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个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以温和著称的胡适如此，激进者自不待言。而胡适不久也重蹈梁氏的覆辙。他得名后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轻的新知识菁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莹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的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和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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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2年，胡适对于近代中国始终乱哄哄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知道了没有大家尊仰的“人物”在，乃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表象，大致与章太炎达成了共识。那时他认识到：中国那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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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何以久无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对君主制的信念又为堕落的清季朝廷所毁坏，再加上科举制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知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些道理，但也者有些“隔”。而且他说的有些因素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过去两千年之所以能有社会政治重心的重要基础条件。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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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解释更为深刻。他指出，这是因为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盖“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历史知识，素所诸备，故尚能得力。民国人不习历史，恰如不习谱而妄行棋，则“成败利钝，绝无把握”，遂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章氏所说的历史，其涵盖远比一般人所认知者更广大，约略即其在清季爱说的国粹，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化。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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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近代中国读书人因文化竞争失败，竟相学习西方，从西学为用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脚点一失去，就出现了国中人物“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重要的是，章氏所说的“历史”，要大家都习才行。曾国藩、张之洞的时代，全国大多数人都还未失其故，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入民国则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已不习“历史”，即使如章太炎等少数人习之，也不为大家所接受，自然不能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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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社会都不习“历史”，反映出国无重心的状态不能简单从任何一个方面解释。这一现象要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及西潮冲击之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能引起的思想转变，而时人心态变化也可以反观社会的变动。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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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巨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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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不仅一般老百姓要不断寻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其新和维持其新。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接受的持续象征，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现象就与近代中国同进退，成为一个持续的社会现象。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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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相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举考试内容已重“新学”胜于“旧学”，中国腹地不能接触新学书籍者，便难以通过考试。实际上，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已与传统的士大不相同。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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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逐渐消失，和后来的所谓“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士为四民之首，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的重心，集议政与参政于一身，并联络和代表其他三民以“通上下”。故像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则意味某种程度的疏离。前者使读书人只想议政而不欲参政，通常也只能议政而不能参政；后者使一部分读书人干脆走进象牙塔，彻底疏离于农工商三民。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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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本是养士以成“大夫”，可以治国平天下。有了士人这一思想社会重心的存在，历代由边缘人打天下后，便能转换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科举制废除的一个结果，就是士与大夫的分离。民国官场之滥，即从为官不要求资格始。由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原处边缘的各社群开始兴起，并逐渐进据政统。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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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读书人社群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与此同时，身处城乡之间和菁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则颇能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崇新自然重少，青年乃成为天然的“政治正确”者。一些菁英读书人反向边缘知识青年看齐，世风为之一变。在此大趋势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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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国的事情更因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外国在华势力广泛深入而进一步复杂化。近代中国任何重大的文化变迁和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屡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欺压者学习，究竟是文化失败所造成的对征服者既憎恨又摹仿，还是因领土主权基本完整而自信尚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很可能两者皆有之）。无论如何，近代中国人为了自救而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确有实在的轨迹。其学习的榜样最初是更接近中国的日本与俄国，后来又经由英美而转向苏俄。在这一进程中，“以俄为师”持续的时间最长。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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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代中国人虽尊西崇新，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传统的影响在。其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欧美之上。故趋新大潮与尊西的结合只是钱币的一面，中国人激进的攻击锋芒，也可随时转而西向。西方文化优势在中国的确立，意味着反西方的努力也要用西方的观念来使之合理化。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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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乃成一股大潮。从社会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菁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方向，可藉此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位置，也可说是一个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性。从这一层面看，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非其他主义可及。但是民族主义只能提供出路，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心既失，边缘人打了天下后，仍面临是以自己为中心“独治”，还是重建一个社会重心来“共治”天下的问题。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此语固有其特定的指谓，但多少透露出那种独治也难、共治又无所与共的窘境。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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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身也是在失去重心的情形下主要靠“收拾西方学理”而成型的。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即表现在其采取了包括激烈反传统和追求“超人超国学说”这样一些通常非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胡适在北伐统一之后仍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已失败，即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目标并未实现。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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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言，近代中国重心之失落，还是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即使“收拾”一些西方的学理，仍谈不上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消化、借鉴和利用；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和政治的重心。重心不立，则乱多于治的现象必然反复出现。胡适所谓“再造文明”，正是要重建这样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以今日的情形看，他提出的这个任务，恐怕仍有待完成。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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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n9KQe\3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过一年。1987年留学美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美优秀硕士论文。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jn9KQ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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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jn9KQe\3  
1,《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jn9KQe\3  
2,《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jn9KQe\3  
3,《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p@ NaD=9  
4,《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p@ NaD=9  
5,《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p@ NaD=9  
6,《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p@ NaD=9  
7,《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 p@ NaD=9  
8, (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p@ N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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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老师好几天没见了，大家都想您呢。

好帖子！

引用第1楼五台一散人于2011-01-07 14:43发表的  : p@ NaD=9  
曲老师好几天没见了，大家都想您呢。[表情] p@ N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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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上网也就是一周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这是一篇少见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高水平评论文章，建议网友细细把玩、思索一下，说不定您读此文章之后，再观察某些社会问题，就会产生“茅塞顿开”的效果！

顶上去，让有水平的网友看看！

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 p@ N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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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  思想文化和欲望的冲突使其难以并驾齐驱 ，何时能达成平行线的时候也就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时候了吧 呵呵  头脑有点简单个人言论 呵呵

引用第6楼栋哥于2011-01-13 11:17发表的  : p@ NaD=9  
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
再造文明  思想文化和欲望的冲突使其难以并驾齐驱 ，何时能达成平行线的时候也就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时候了吧 呵呵  头脑有点简单个人言论 呵呵 p@ N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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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说得很好！我欣赏！

引用第2楼我是fc1399于2011-01-07 17:42发表的  : p@ NaD=9  
好帖子！ p@ N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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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版主慧眼！

中国的重心是春节晚会，数亿人仰望荧屏

好在那时有暴起一时，小成即堕者，如今呢？

引用第10楼美丽在avon于2011-01-15 21:23发表的  : `}Ssc-A  
中国的重心是春节晚会，数亿人仰望荧屏[表情]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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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话，说得精巧、概括、幽默，好！

“重庆模式”yu两房退市字号：9pt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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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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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婵释禅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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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婵释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环节是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下“定义”的唯一的衡量和评价标准。对于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来说，其是具有“归属性或是阶级性”的。市场经济之“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是“没有”归属性或是阶级性的。也即任何国家、任何所有制企业、任何家庭和个人等，或是重庆，或是深圳等“生产”的商品，特别是在“过剩的市场经济”阶段，只要有“钱”，都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用来进行自主“消费”。只有社会财富的“分配”，那绝对是“谁的就是谁的，决没有半点免费午餐的味道”。所以，判断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和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的社会制度下“定义”，就只能以社会财富的“分配”环节来做为唯一的衡量和评价标准。为了“准确合理地解释”什么是“重庆模式”，以及其与“深圳模式”在发展方向和道路上的本质不同，我们先把听婵释禅 给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按公权力分配”等概念所下的“定义”罗列出来。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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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做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导和统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分配，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则处于“极为次要和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而形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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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 做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导和统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实现“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手里集中和转移”的社会财富分配，而“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则处于“极为次要和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而形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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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就在于“社会财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还是由少数人独享”的问题。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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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封建资本主义或是叫官僚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在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上同时采用“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按劳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基本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并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混合过渡”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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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按公权力分配”的定义：就是指代表国家、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行使社会财富分配职能和权力的政府、企业主、家长等的主导者们，根据各层级组织内部全体成员的意愿和诉求，运用“公权力”对各层级组织内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产资金资本利润等财产、国家安全、国家财政收入、国家外汇收入、基础设施等各层级组织里所有成员“共同所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公平正义性、均衡全局性、平等民主性、公正合理性、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性等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　　 `}Ssc-A  
    “按公权力分配”可划分为：一是按管理和安全的分配方式。二是按公平分配方式。三是按公益分配方式。四是按公共分配方式。五是按需分配方式。六是其它公权力分配方式等。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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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带偏见并理性的学人，都可以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实践中，看出他们主导的“社会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为主导且占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分配份额，并较充分地体现“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社会制度。我们把这种“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分配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这两种分配方式的根本载体和实现形式。 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则处于“极为次要和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这就印证了上面的那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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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庆模式”正是通过不断地强化和扩大“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尤其是“突出”强化和扩大“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并不断地压缩和限制“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尤其是“突出”压缩和限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动态式的“分配方式组合形态”模式。按着“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听婵释禅所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重庆模式”不正是在“进行着”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回归的伟大实践吗？而对于“重庆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回归“量变过程”的熟视无睹和庸俗化、虚无化，甚至否定化，对于一个真正思想者来说，都是不能原谅的，至少是需要其提高认识的。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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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拿出5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这种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就是“按公权力分配”方式。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就是实现“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分配方式之一。许多人一提“马列毛的社会主义”，就只认可“按劳分配”方式，而对通过政府、国有企业等“按公权力分配”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公益福利、公共基础设施、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活动、外交活动”等的财政支出却从来都熟视无睹，难道那个“毛泽东时代”这些方面的财政无偿支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而人们对当代那种“上不起学、看起了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水利等基础设施长期吃老本”等满腹牢骚的报怨，难道说不是在期待“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回归以修复这种“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缺失吗？重庆拿出5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难道说不是用于这些方面上吗？重庆做了，别的地方没有做，难道说重庆不是在“引领”社会主义“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回归吗？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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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圳模式”却是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不断地强化和扩大“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并不断地压缩和限制“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而走向了与“毛泽东时代和重庆”相反的社会制度发展方向。“深圳模式”的私有化道路，私有制企业发展已经达到了99%的份额和数量，发达了资本家，从而强化了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的“按资分配”方式。私有化过程又引发了“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泛滥成灾。以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涉贪20亿元人民币为例，就通常意义上的贫困县来说，一般一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一个亿，许宗衡一个人涉贪20亿元，就相当于20个贫困县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一个县按有30万人口计算，那就是许宗衡一个人侵贪的社会财富就相当于六百万人一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政收入。1：6000000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所具有的“占有社会财富份额”的巨大能量了。那无数个许宗衡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和无数个资本家的“按资分配”，又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地占有巨量财富份额啊！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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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圳模式”的市场化道路，就是把原来“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打碎，并通过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养老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市场化等等，压缩和限制“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空间和保障作用；通过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的“五种福利”的缺失和血汗工厂极低的工资来压缩“按劳分配”方式所占有的财富分配份额。这就是“深圳模式”在前三十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这就是“深圳模式”所走的并且也是已经走到尽头的封建资本主义道路。不信，你就用深圳三十年的实践，也即“深圳模式”与慈禧老蒋的社会制度，以及上面关于“封建资本主义”的理论定义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而在这里之所以说“深圳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因为必竟我们现在还是叫“社会主义”，不管某些人在“社会主义”身上加上多少“色”，“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实质是不会变的。既然仍然要搞社会主义，一旦人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那种滚滚洪流、追求和热望就会势不可挡。“重庆模式”已经诠释了这一切。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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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为了说话的方便，往往用一种模糊或是中性的语言来回避和挣脱意识形态束缚，用“模式”来说事，也许更能模糊那种意识形态争议，但明眼人难道说连这种大是大非的“道路和路线”之争还看不出来吗？妓女就是妓女，再怎么“失足妇女”，实质上的问题也改变不了的，这种语言上的投机取巧和瞒天过海，虽然已经成了当代的时髦和无奈，但不管叫什么，不管精蝇们如何变幻花样地造词忽悠，做为一个真正理性的学人，这点“实质的东西”总应该能把握吧。而“重庆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的正好相反的“道路和路线”也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叫“重庆道路”或是“深圳道路”可能更准确、更贴切一些。“模式”这种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万金油”，还是去他*的吧！所有的“模式”通过上面的有关“社会主义”等的定义去检验，都会露出他那 “路线和道路”的本质。左翼不是整于唠叨“路线和道路”吗？给你这样关于“社会主义定义”等的强大的理论武器你闲置他N年不用，却整天唠叨一些不堪一击，毫无理论说服力的“臭氧层子”，社会主义回归，指望你那连在理论上都说不清、道路上不明确的理屈词穷的废话，也只能是做做白日梦罢了，更不要说在完全没有“理论方向”的前提下进行你的社会主义实践了。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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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以“实证”的方式来证明“重庆道路”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伟大回归实践。薄熙来和重庆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通过“唱红打黑、五个重庆、民生十条”等的具体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并促进“城乡统筹，缩小城乡、贫富、区域三大差距的具体方式、路径、措施和操作方法。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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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唱红打黑”。“唱红”，就是倡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互助合作、公平正义、平等民主、以人为本、劳动光荣、公有制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也就是为实践“按公权力分配和按劳分配”方式铺平道路。因为“红”，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按公权力分配和按劳分配”方式。“打黑反腐败”和“开征房产税”等，就是压缩和限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和按资分配”方式的分配空间和财富占有份额。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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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五个重庆”。“宜居重庆”，“宜居”你得先有“居”。“公租房”：是延用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住房建设模式，土地政府出，税收减免等，虽然市场化一些，但大钱还等于是“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平、公益分配，才能比市场出租价低许多。廉租房：政府出的钱更多，更具有“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平、公益分配之特性。旧城改造等：政府有补贴，也体现一定的“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平、公益分配之特点。“房产税”：限制某些人多占有住房资源，是一种反向“按公权力分配”。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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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重庆”：那铁路、公路、高速、立交等等的建设，不是中央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国有企业等公有制单位出大钱，指望那些资本家，那是一样也别想干成。这无疑是“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共分配。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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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重庆”：种树、种花、种草、建设公园等等，那可不是靠捐几个小钱可以解决的，没有强大的政府财政投入，一年种十年的树，连想也不要想。这无疑也是“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共分配。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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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重庆”：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公安警察队伍，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也是“按公权力分配”。老百姓有了安全，就等于间接获得了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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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重庆”：政府投入建设的各种公共体育设施、公园、旅游地等，都是为老百姓健康服务的。也是属于“按公权力分配”。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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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民生十条”。重庆今后5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实现全面小康。基尼系数代表着贫富差距，目前重庆是0.42，要想办法降到0.35。城乡居民收入比要缩小到2.5：1左右，以人均GDP衡量的“圈翼”差距缩小到2：1左右。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个鸡蛋，有营养午餐。落实好医疗、教育等问题。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让500多万城乡老年人老有所养。要让老百姓享受到西部地区便宜敞亮的住房、优质的教育、充分的就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幸福指数居全国前列。要使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幸福感。3000字，3000亿。这3000亿元，肯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靠资本家那种想把“剥削压迫合法化”的假仁假义的汤汤水水的捐赠来解决，全要靠政府财政等的投入，这无疑又是“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在起作用了。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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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重庆通过发展经济，发展企业来扩大就业，就是增加“按劳分配”的份额，虽然还不能克服私有制“按资分配”的泛滥成灾，但重庆国有企业第三财政的支撑作用也在日益显现。这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重庆能积极地扩大社会主义的因素，跟“深圳道路”相比，又怎么不是一种向着社会主义回归的巨大文明进步呢！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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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掉所有纷繁复杂的外部表象，经过抽象、概括和总结，“重庆道路”的实质就这样简单并指向明确，那就是：“通过强化和扩大“按公权力分配和按劳分配”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通过压缩和限制“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分配空间和财富分配份额，向着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回归”。这就是“重庆模式”，或是“重庆道路”向着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迈进的全部历史和现实意义。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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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退市：一个醒目的标志 `}Ssc-A  
       时寒冰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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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房退市了。6月16日，美国两大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简称“两房”）表示，已收到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指令，将从纽交所退市。 `}Ssc-A  
    自此，本人6月8日判断的新周期及长趋势第二周期，得到了又一明确确认。 `}Ssc-A  
    两房退市，意味着次债危机在美国的结束，或者说，是次债危机在美国结束的标志。 `}Ssc-A  
    事态的发展证明：次债危机，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而中国成为最大的输家——中国已经习惯于扮演这种角色。《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的剖析，与现实的结局一一对应。 `}Ssc-A  
    中国的损失之惨烈，已让人无话可说——这种损失当然并非仅就中国所购两房债券而言，这种损失毕竟还是在台面上的，是可计量的，而且，两房即使股票退市其债券依然可交易，价值并非就此消失。 `}Ssc-A  
    但是，诸如此类的新闻，仍然一次次地让内心忍不住绞痛，并逐渐地麻木。 `}Ssc-A  
    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Ssc-A  
    新周期的起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Ssc-A  
    美国压人民币升值最强烈时，今年3月，我推断，中国可能以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这种最愚蠢的方式作为妥协，而一旦中国做此选择，全面狙击欧元就必然快速展开。 `}Ssc-A  
    2010年4月13日，国发〔2010〕9号文件下发。金融大开放。因果永远都是相伴的。5月，我此前推断的欧元狙击战全面打响。 `}Ssc-A  
    以金融市场开放作为妥协的中国，发现人民币对欧元快速升值，对欧出口企业遭受重创。 `}Ssc-A  
    赔了夫人又折兵。 `}Ssc-A  
    如果中国继续以某种条件换取人民币不升值，日元接下来将遭狙击，人民币对日元将间接升值……再接下来是东南亚。于是，有关部门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Ssc-A  
    犹如剧本，从开始起，结局就定了。 `}Ssc-A  
    一个完败。一个完胜。 `}Ssc-A  
    有百万裸官里应外合，这种结局是注定的。 `}Ssc-A  
    这种完败的根源，主要在于内因而非外因：以房地产投机为核心的不劳而获的资源配置、财富分配机制与逆激励机制，已经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与中国靠勤劳获取财富的价值观扼杀殆尽。政府对少数吸血鬼般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给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凝聚力及民生根基带来了毁灭性伤害。 `}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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