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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0-11-01

蔚县取缔“一贯道”追记
                                           周清溪

    一贯道是反动道会门组织，以搞封建迷信为幌子，暗地进行反革命话动。
    一贯道曾在蔚县活动１０多年，先后经历了日伪侵占期的滋生阶段，国民党盘踞时的蔓延阶段，以及解放初期的肆虐阶段。１０多年来，一贯道的反动组织遍及蔚县城镇乡村，使一大部分群众深受其害。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蔚县人民政府开始对这一反动组织全面取缔。
    取缔一贯道，是建国初的一次重要政治运动。笔者经过深入采访，将一贯道在蔚县泛滥的始末追记如下。
历  史  演  变
    一贯道源于山东济南一代，起初称“东震堂”。到了路中一承办道务时，才改为“一贯道”。大概是取《论语》上“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的意思。二十年代，路中一死后，由山东济宁人张光璧继承了路的衣钵，并不断扩大道务，将一贯道由山东延伸到河北、北京、山西、绥远等地。“七·七”事变后，一贯道得到日伪头子的承认，改组为“中华道德慈善会”，道首张光璧还被聘为汪精卫伪政府的外交顾问。至此，一贯道由封建迷信组织演变为反革命组织。它披着道会门的外衣，却干着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的勾当。１９４５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一贯道转入地下活动，并积极投靠国民党，竟被反动派所操纵利用，又成为标有蒋记的反革命组织。全国解放后，一贯道虽活动在阴暗的角落，但其嚣张气焰与反动阴谋却变本加厉。
    蔚县滋生一贯道的历史，应追溯到１９４０年。
    １９３９年，一贯道首张光璧派宫到林、刘清泉等到张家口设坛传道。１９４０年夏，张家口“总坛”派人分别到宣化、阳原、怀安、张北等地“开辟”工作，设坛传道。
   １９４０年冬，由宣化恒顺成布店的蔺全刚、苏忠恕二道首到蔚县建立一贯道组织。他们先到县城，利用商业关系，在玉记布店设立第一个公坛，吸收韩荣根、苏恺、刘炳南、阎输等人入道，成为一贯道在蔚县滋生的第一批道徒。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一贯道在蔚县大力网络道徒，刘炳南、苏恺等人为发展道徒，不遗余力。到１９４２年，一贯道组织，已扩展到西合营、代王城、暖泉、白乐、北水泉等镇及部分农村。
　　由于刘炳南等效忠道务，被提拔为点传师，共有１７人被升为点传师，主要负责人有刘炳南、苏恺、史锦等人。他们通过种种关系与渠道，在蔚县发展道徒近１０００人。
　　蔚县的一贯道首，狼子野心不断膨胀，嚣张气焰不断升级。他们除在蔚县扩展组织外，并将一贯道组织延伸到广灵、灵邱、涞源三个县，在积极网络道徒的同时，并索取各种名目的费金。仅１９４３年就从涞源索费２００万元蒙币，用以开办“蔚县一贯道中心职业机关”。此时，蔚县的大道首已操持蔚、广、灵、涞县总坛成为察南地区四县的领导中心。
　　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蔚县的一贯道首变本加厉，扩大组织范围，网络道徒。据道首马振奎供认：到１９４７年末，在蔚县已发展道徒８万余人（此数字不太可靠，据调查考证实为近５万人）。
　　１９４８年春，蔚县解放，蔚县的一贯道组织，并未收敛其反动活动。他们一方面观望人民政府对一贯道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仍扩展组织，拉拢群众入道。
　　１９４９年５月，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包括一贯道在内的各种道会门组织，勒令一贯道首进行登记。此时，蔚县的一贯道首逃往外地，一贯道的活动也转入地下，多在暗室、地窖等隐蔽场所活动。
    就在人民政府广泛宣传，明令取缔一贯道的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间，又先后由山西省的代县、繁峙等地传入蔚县一贯道的特别组织——“金钱派”两个组。一个组由代县道首阎攀发操纵，以西合营的道首马瑞、谢子成等人为骨干。一个组由繁峙县道首杨润生操纵，以李向阳（应县人）、彭怀善为骨干。两个“金钱派”小组先后在县城、辛孟庄等地，网络道徒３０余人，并建立公坛多处。这个组织收取入道费高，吸收的道徒均系残余土匪和反动地主等。
    “金钱派”一贯道组织。还未来得及大肆扩展其组织，即被人民政府取缔。
    从一贯道在蔚县的滋生、蔓延扩展方面，可以看出：一贯道是由反动商人传入的。滋生一贯道的温床是富商乡绅，店铺的责任者，军警的头目等。
    这些人，家资殷实，饱食终日，而又患得患失，并存有诸多的妄想，很容易受到封建迷信的宣传诱惑而被笼络利用。
    １９４０年，一贯道传入蔚县城，先在玉记布店定点，巨商韩荣根、苏恺，前清举人的儿子刘炳南等人率先进入罗网，成为蔚县一贯道的开坛“元雄”。
    后来积极入道并成为骨干的阎家巷的李某，州后街的宁某，也都在县城开设面铺、盐店等字号，家庭生活也都很富有，他们有条件从事道会门活动。
    １９４２年，代王城北街首先设立了较大的佛堂（公坛），由同泰昌货店的当家的（经理）吴某担任坛主，福兴昌货店的二当家的（副经理）康某担任点传师。代王城的一大批商人，豪绅相继入道。道徒们每日早晚络绎不绝地去佛堂磕头礼拜，在小镇形成一股污浊的冲击波。
    西合营南场富商韩某，东庄富绅崇某，都是率先办起佛堂的。崇某的公坛，由当时驻西合营的伪宣化直辖警察队（后改为蒙古军）第二大队队长（团级）王俊峰担任副坛主。王利用其权势，把警察队的副官、文书、上士等许多伪军拉入一贯道内。使这个公坛，腰板更硬，成为具有军警后盾的反动道会门组织。
    四十年代中期，一贯道组织逐渐延伸到蔚县的广大农村。然而，不论何村，凡设立家坛，成为中，小道首者亦多为手工业主或小康人家。而生活拮据，只身度日者是无暇钻营这种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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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活动

    一贯道是反动道会门组织，除最高层的师尊（张光璧）、师母（孙素贞、刘率贞）、道长（又称老前人）等作为塔尖外，在蔚县的组织，有点传师、坛主、引保师、三才，直至道徒。其中点传师，负责网络道徒及领导一般道务活动，并解释所谓的道义。点传师分负责点传师与一般点传师。坛主负责佛堂香纸供品的陈设，接待来往道首、道徒，组织道徒礼拜并发展道徒。坛主有总坛主、分坛主、家坛主之分。引保师是道徒入道介绍人的称谓，有引师、保师之分。三才，分为天才地才人才，均选择年龄在２０岁左右，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男性青年担任，主要为“扶乩”活动服务。其最下层是不受数额限制的道徒，也是主要受骗者。他们成为塔座，承受着上面逐层沉重的压榨。
    一贯道以迷信邪说引诱入道，以扶乩训词愚骗道徒，以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以各种名义骗收财物，最终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而它的一系列活动，又以“扶乩”为最有效的欺骗伎俩。
　　所谓“扶乩”，又称“扶鸾”、“扶箕”，是由道首操纵，三才扮演的一套欺骗活动。
    扶乩开始时，在佛堂内摆设一个大方沙盘（约一米见方），三才站在方盘旁边，道徒跪在沙盘前。天才骤然浑身颤抖，霎时便摇头晃脑，假称有神灵附体，或称关公，或称济公，或称观音菩萨等。接着便由“天才”手扶乩笔（事先缚在沙盘上的木棍），闭目横书，将事先记住的“乩训”胡画在沙盘上。再由“人才”将熟记的“训词”当众念出。然后由“地才”记录下来，作为“神训”。其训词均为胡编滥诌，如“火灾大难要降临，赶快入道保平稳”、“入道就要心诚，超度父母亡灵，降福后代儿孙”等。大都编成押韵的四六句，让人易读易记。扶乩的把戏一次次周而复始，训词也一串串被记录下来，最后成为欺骗道徒，诈骗财物的重要“软件”。
    普通道徒难以识别出扶乩的骗局，竟信以为真感到神奇，更加深了对一贯通的痴迷与崇信。
    一贯道把所谓的“三阳轮换”作为反动宣传的核心，用以诱骗群众。说什么：“白阳世界”（国民党执政）已经过去，“红阳世界”（共产党专政）将要过去，“黄阳世界” （一贯道掌权）即将到来。到那时，入道者享受荣华富贵，不入道者遭受灾难，叛道者逃脱不了惩罚。
　　引诱、欺骗、恫吓三管齐下，迫使道徒任其摆布。
    入一贯道也有程序。
    入道须有两名道徒介绍“引渡”。缴纳一定数量的入道费（没有现钱，可用粮食抵替），然后到一处公坛跪拜烧香，并立下誓愿，当场发誓：永不退道，恪遵道规，严守道内机密等。再由点传师在入道者的上额印堂穴位，用食指一点，并秘授“无秦佛弥勒”五字真经，即为正式入道。五字真经成为绝密，不告父母妻子，不传亲朋知己。道徒每月初一、十五必须到佛堂烧香礼拜，听道义学道法，目睹扶乩等，以深化“修养”，，对道虔诚者，可每日到佛堂磕头礼拜。
    已经成为道徒，即不定期地缴纳“功德费”、“扩道费”、“心愿费”、“赎罪费”等诸多的费用，  费额可视家境贫富与对道的认识程度而定。当时，曾流传着谣谚：“一贯不一贯，先交两块半”、“谁交现银元，谁先到西天”。
    一贯道愚骗道徒，收敛财物的办法，还有“超度亡灵”、“舍身立愿”等。
    “超度亡灵”，是利用某些道徒愚忠愚孝的弱点，为其已故的亲人，举办道场，超度亡灵。在点传师的导演下，利用“扶乩”的欺骗手段，使道徒笃信不疑，情愿用一笔钱财，作为超度费，祈求亡亲能被救出“苦海”。
　　“舍身立愿”，是道首利用立愿的形式，用精神枷锁，将道徒的思想意识加以禁锢，以达到任其驱使，为其利用的目的。立愿的种类有“求道愿”，即遇有苦难，求助于道；“清口愿”即戒除荤腥、烟酒，甚至不吃葱韭芥蒜；“清身愿”，即男不娶妻，女不嫁人，已婚的男女要分室居，不同床；“守道愿”，即在任何情况，坚决严守道的机密，永不退道。
　　一贯道是有组织，有后台，有纲领，有活动的反革命道会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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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活动

　　一贯道在蔚县无孔不入地滋生蔓延，建立坛点，网络道徒，扩展其反革命组织。１９５１年取缔一贯道运动中，据蔚县治安委员会已经立案的各类坛主３６５人，点传师８４人，他们把一贯道组织遍及全县各村，道徒延伸到工人、农民、店员、手工业者以及公教人员等各个领域，发展道徒数以万计，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他们一贯造谣惑众，攻击政府，诋毁党的政策，破坏历次革命运动。１９４９年，蔚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贯道造谣说“挖了别人的眼，自己不会亮，白分人家的地，良心过不去。古人还提倡拾金不昧哩！”煽动群众退地。
　　１９５０年，蔚县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提倡婚姻自主自愿。一贯道又造谣说“婚姻大事应由父母作主，好女不嫁二夫。”鼓吹受虐待的妇女，不能提出离婚的要求。当我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时，一贯道四处造谣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当兵就是炮灰！”
　　一贯道在暗室里还建立“仙佛班”、“忏悔班”、“人事班”，网络一批死硬分子，成为破坏革命的先锋。对经过考验，确实可靠者，发给“佛号”，鼓励他们效忠于道，誓死不渝。蔚县共给“佛号”１７０００余个。
　　一贯道由宣传封建迷信到散布各种谣言，由收敛钱财到开办“中心职业机关”，由培训骨干到组织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已经发展到了赤膊上阵，公开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的地步。
　　１９５０年７月中旬，正值农忙季节，一贯道反动组织与美蒋特务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大肆散布“割蛋”谣言。胡说：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中国人多是原料基地，晚上红火弹入宅就是割蛋割乳房的……。
　　一贯道制造的谣言，由蔚县西部开始传播，从原十区的鹿骨、松树村等地，经二区的暖泉、十一区的苏贾堡、苏邵堡、苏田堡、苏官堡诸村蔓延到南山脚下石门峪一带，进而泛滥到全县各地。他们采用的手段，不光在夜晚装猫扮狗，投入红火弹，还网络当地的流氓坏蛋和地富反动分子四处传谣，制造恐怖局面。致使群众在心理上异常恐惶，晚上男人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稍有响动便乱喊乱叫。即使在白天，也是妇女不敢出村探亲，男人懒于下地劳动。由“割蛋”谣言造成的恐怖氛围，从７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续到９月末，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由于谣言惑众，个别人因思想疑虑，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庸人自扰”者，亦不罕见。他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而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
　　西合营梁庄上的沈某与傅某（女）夫妻均为教师。一天夜里，傅某下床小解，惊醒了沈某，沈睡眼朦胧看见床前蹲着一个人满脸紫色（因月光射进屋里，照在傅某面部），疑为红火弹入室，便大喊“来了，来了！”而傅某认为其夫已看见红火弹，不问青红皂白，也大喊大叫。他们的左邻右舍也闻声而响应，顿时喊声此伏彼起，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慌，后经公安巡逻队闻声前往，才得以制止。
　　白乐镇一村农民任某，种了２亩西瓜，长得特好，他和儿子夜间在瓜棚看守西瓜，心里总害怕红火弹。一天夜间，任某正在瓜棚打盹，儿子拿着“蒿约子”（驱熏蚊子的草辫）进了瓜地，任某梦醒，一见火光疑为红火弹，抓起腰刀边喊边杀过去。儿子在瓜地乱跑，等任某清醒过来，好端端的西瓜已被踩烂许多，任某悔疚莫及。
　　割蛋谣言在蔚县群众中所造成的恶果，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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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的破坏活动，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蔚县县委及时发出了《关于开展追谣，加强剿匪反特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区干部分别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区开展宣传，用事实揭穿谣言，并先后逮捕了散布谣言的首恶分子１７人，从而安定了群众的情绪，稳定了社会秩序。
　　１９５１年１月，蔚县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的指示，明令取缔一贯道。规定凡点传师以上的道首，均须主动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拒不登记并继续活动者，严惩不贷。对一般道徒要求从速声明退道，既往不咎，号召全县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贯道及其骨干分子的罪行。
    取缔一贯道的运动一经开展，各机关、学校、企业、团体均召开会议，宣讲政策揭露一贯道的反革命本质。
    当时，正值蔚县６１９名小学教师在西合营举行寒假学习班，取缔一贯道的宣传是学习内容之一。县教育科科员康良（张家口师范毕业）在大会上现身说法，用亲身经历进一步揭露一贯道的欺骗伎俩及其狼子野心。康良在学生时代曾误入一贯道组织，由于他秉赋聪敏，文才出众，曾被道首“训练”为“天才”，亲身搞过很多次“扶乩”活动。他在大会上淋漓尽故地揭露批判一贯道的机密、要害及其各种诈骗活动，全体教师深受教育，其中部分受骗的道徒，立即向政府登记声明退道。
    康良揭露一贯道的材料，曾编成一本小册子，书名为《一个天才的自述》，是揭露一贯道罪行的得力材料。
    １９５１年２月，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步展开，蔚县将取缔一贯道列为镇反的重要项目。蔚县治安委员会于２月２３日，分片召开区干部会议，严密部署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并摸排出应逮捕的道首及骨干分子２００人。２５日深夜，全县同时行动，分头抓逮道犯。除南深涧一名道犯外出漏网外，其余一网打尽。经过３天的审讯追查，共逮捕道犯３２２人，其中点传师７６人，坛主２１７人，骨干分子２９人。
　　在抓逮道犯中，少数道首负隅顽抗，充分暴露了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原九区李邻庄点传师李满拒逮，并鸣抢顽抗。原七区古守营点传师王兴，被窝里藏有大刀，准备抗拒，其母还用锥子猛刺区干部的手，以示报复。西合营点传师高云山与区干部大吵大骂，无理取闹，企图逃脱抓逮。
　　同时，从道首的家里搜查出许多不法实物。东太平坛主安会藏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南吉家庄坛主吕进明家藏有土枪、大刀、国民党旗两面，县城西关一点传师家藏有私刻的公章一枚。
　　蔚县治安委员会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并经过认真地调查取证，对已捕的道犯认真予以审查。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惩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分别予以处理。对大道首刘炳南、苏恺、韩荣根、王栋南等人给予严惩。对一些诚恳坦白，痛改前非而又民愤不大的中小道首，给予宽大处理，使其重新做人。对一般误入歧途，受骗入道的道徒，进行教育不予追究。
　　人民政府还将一贯道利用勒索道徒的财物，在蔚县各地开办的“中心职业机关”——蔚县城甄记药店、北水泉刘记杂货店、代王城孙记杂货铺等依法予以没收，以平民愤。
　　在取缔一贯道运动中，蔚县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在西合营、蔚县两处文化馆分别举办展览，用文字、图片、实物等进一步揭露一贯道的罪行，广大群众深受教育，其中被骗入道的部分道徒纷纷登记退道，仅西合营大巷一个巷就有７０余人声明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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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位网友空间的一点记录：http://user.qzone.qq.com/447102896/infocenter

先问个问题，你小时候不听话哭闹时，尤其在那黑魆魆的晚上，你妈妈拿什么话来吓唬你？其实我小时候够听话的了，我妈妈还是能找到使用那话的机会。晚上我躺进被窝，总爱问问这、问问那，偶尔问得妈妈烦了，就拿出她的杀手锏来，会吓唬我说：“悄悄的，再吵吵，毛耗来抓走你啊！”让我别说话，赶紧睡。那时候的窗户，只有最下面一行是大框，安玻璃；上面的窗棂都是用大张白纸（后来有种更薄更透亮更结实的叫油光纸）来糊。通常在右上角，开个“挽窗”（挽，家乡话读作mian，三声。譬如说挽起衣袖、裤腿），就是能卷起一格的窗户纸，为冬天生火散烟、透气用。妈一吓唬，我就紧张地盯着那挽窗，我知道那里最薄弱，能很轻易地打开。好像马上就会从那儿伸进来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或者叫爪子，来抓我！立马不敢吭气了，乖乖地安静下来入眠。

我想这“毛耗”，就是通常别的地区所说的“毛猴”、“马猴”。在这里，它已经不是指某种确切的动物，而是民间传说中一种可怕的怪兽，魔力无边。据说它经常夜晚入户背小孩、少女、少妇，作乱害人。80年代的人可能不知道，有代沟；那可是伴随着我们70年代的这辈儿人睡觉前的“精神恶魔”，是我们的梦魇。

但对我们当地人来说，那怪物，并不仅仅是传说，听村里的老辈讲，真的闹过毛耗，老家人管那个事件叫“嚷毛耗”。这也是我心中一直的谜，小时候多次听妈妈、二舅讲过那恐怖又迷幻难解的故事，这个暑假陪妈妈回故乡，我又特意询问了二舅当时的情景，终于算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解读。

二舅今年已经81岁了，那还是他结婚那年-----1950年的事，当时二舅22岁、我妈妈9岁。那年突然嚷起了毛耗。一种神秘的怪物，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会发出神秘的萤火，会给人下迷魂药，把一屋子的人都迷倒，晕过去毫无知觉。结婚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大事，可二舅的婚事不幸赶上了“嚷毛耗”。新娘子下轿，和送亲的人一起到西房休息。大白天的呀！毛耗说来就来了，把两个屋子的人都给迷了（撒迷魂药了？），其中一屋是来坐席的大姨家亲戚，只有一个人没被迷倒。

有时候则能看见那捅破窗户纸伸进屋里的毛爪，好像带着长长的指套，呼啦啦地转几圈。等人们反应过来，追出去，却早无踪影了。这院大喊着：“跑了跑了！”过一会安静下来，又会听得附近院里喊开了：“来了来了！”那边又乱成一团……整个村子此起彼伏、鸡犬不宁。后来，每户都有青壮年值夜班，譬如大舅、二舅，拿着镰刀之类在院子里巡逻，或者站到高高的房顶上，彻夜瞭望，各家彼此呼应。屋里院里彻夜灯火通明，窗户里面都挂上厚厚的棉被以防撒进迷魂药。就这样，还是会遭突然袭击，让人防不胜防！即使发现了它，也难以追住更从未抓住过，它会“飞檐走壁”，会轻功，脚下好象是特殊的鞋子，带弹簧，一弹就上房了、越墙而逃了。

这样的事在周围的村子、甚至全县范围都有发生。也倒没听杀害过人，要的好像仅仅是恐怖气氛。魅惑横行，恐怖情绪笼罩，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心惶惶！

这当然引起政府极度重视，全县彻底清查，紧接着就是对旁门左道、反对会道门-----一贯道的镇压：普通会众道徒教育改造，头脑则毫不留情地镇压，说是处决了许多一贯道的点传师……

嚷毛耗也终于成为了故事……生活复归平静。

……

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会学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可，我讲的这个故事，难道真是破坏方法里的一种？的确是一贯道作乱么？他们是有特异功能的人么？会功夫的？来无影去无踪？哪容易找到那么多呢？他们必定不是本村人，不然会被认出来；那他们不作乱的时候，又隐藏在哪呢？这事件发生的地域，除了我们县，还有别处么？……

还有更合理的解释么？